造成“六四”悲劇的原因，是共產黨的總書記“支持動亂和分裂黨”
《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指出，
“趙紫陽同誌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麵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趙五軍說，“他的父親晚年政治思想出現了變化，過去他相信在一黨專政下改革還是有可能的，但後來發覺，除了西方議會政治製度，改革就別無他途”。謎信“西方議會政治製度”能救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原來是一個“異議人士”或“精英”。
1989年4月24日至29日,趙紫陽在六四前夕訪問朝鮮，不僅是他個人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敗筆，也是他作為一個政客玩弄權術的重要表現。趙紫陽想借“學運”的燎原之勢，壓迫中央，為自己爭權。以為“天下舍我其誰”，要等他回國後收拾殘局。這一套趙紫陽在廣東省委，對付文革中的小將頗為成功。但在1989年，卻是老道失算。一方麵“4.26”社論出台，李鵬倔起，趙紫陽大權旁落；另一方麵，學運失控，趙紫陽無力回天。這一切，都是趙紫陽在國家危難之時，擅離崗位，玩弄權術，造成的惡果。
趙五軍說，他父親生前的遺憾，是失去了他的導師鄧小平的信任。他說他的父親“從來沒有講過鄧小平一句壞話”。趙五軍還說：“他經常覺得他欠了鄧小平，這是他晚年最大的精神負擔”。事實是，鄧小平對趙紫陽最後失去信任，產生於趙紫陽與當時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會談。趙紫陽出於政客的本質，再次玩了權術，極大的傷害了鄧小平。
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時候正值八九學運高峰，並匯聚了大批國際傳媒。5月16日上午，戈爾巴喬夫會見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午會見了趙紫陽。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你與我們的鄧小平同誌會麵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的正常化。因為鄧小平同誌雖然已經退休了，但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議，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還是由鄧小平掌舵。”
公眾從趙紫陽這番話中得到的資訊是，鄧小平雖然名義上已經退休，但還在垂簾聽政。社會對此的反響非常強烈。社科院政治所前所長嚴家祺和已故自由派知識分子包遵信等人發表《5·17宣言》，把矛頭直接對準鄧小平，呼籲結束老人政治。學生們也打出了“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等標語口號。
“六四”時期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後來在《李鵬六四日記》中認為，趙紫陽的做法是出賣了鄧小平。李鵬承認，“趙講的話本身雖然符合實情”，但他認為，“值此國家動亂危亡之秋，他選擇這樣一個時機，講這一段話，其用意就耐人尋味了。這就是趙紫陽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經濟混亂，小平同誌要負責；當前政治動亂，小平同誌也要負責”。
趙紫陽當然不會同意對他那番話的用意做這樣的解讀。?但是趙紫陽如果不講那番話，把鄧小平放在火爐上烤；而是挺身而出，振臂一呼，“你們可以反對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但不能反對鄧小平”，結果會如何呢？
曆史當然不能假設。但是曆史已經證明， 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支持動亂和分裂黨”，才是造成“六四”悲劇的根本原因。
鄧小平調動軍隊是迫不得已。有哪個國家容許反政府人士長期嘯聚首都的廣場？埃及、烏克蘭都是動用軍隊驅逐了。美國有人曾在遠離華盛頓的德州設立“營地”，搞什麽“獨立”，FBI照樣用武力解決。
中國今天的成就，得益於鄧小平“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調動軍隊，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