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實的盟友
美國傳媒半譏諷、半尊敬地叫他作"Mr. Fix-It"（救火隊長）。在本年度中國的全國人大上，除習近平外，沒有人比他的這位69歲危機經理-王岐山更引起轟動了。這位政壇人物原本早該於去年10月就正式退休了。中共黨章規定，國級官員的最高年限是68歲。
然而，和其親密朋友習近平今年廢除實行了30年的國家領導人任職年齡限製的做法如出一轍，現有規定對王岐山也不再適用。雖無官方頭銜，過去數月，這位習親信繼續堂而皇之參加中國最高層政治局機構-常委會的會議。上周六，全國人大確定了習近平的再度當選翌日，王在潮水般掌聲中被任命為國家副主席。由此，很長時間來人們隻是私下所猜測的成了正式的東西：中國第二號最有權力人物--僅次於國家和黨首習近平。
習近平無意放棄其左膀右臂
作為副主席，他雖主要隻有禮儀性任務，但隨著他的上任，料想會發生不同於其前任李源潮的若幹變化。後者在其5年任期內未留下什麽痕跡，-順便說一句，對他而言，這也值得推薦，因為，他被認為是習前任的被保護人。
以下一點是肯定的：王的新職務首先昭告世人：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未來也不願放棄他的這個左膀右臂。到了退休年齡的王是否會繼續扮演角色，這在過去數月裏曾被視為習近平的權力到底有多大的指示標。現在清楚了：這兩名最高領導人的仕途無法分割。習和王從文革起便相識相知，同許多人一樣，倆人都被強迫上山下鄉。這樣的共同經曆把人焊在了一起。王是保障習近平大權在握的不貳功臣。過去５年裏，他以嚴厲手段，但也使用賄賂手法，實施了習的反腐戰役。
2012年，成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王預期，不管"蒼蠅還是老虎"-大大小小的官員們"臉紅、冒汗"將是常態。這位腐敗監管人超額實現了自己的承諾：在王的努力下，130多萬人受到調查，其中有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省長以及經濟界大佬。在遭清算的頂層官員中也有好幾個習的最大競爭對手，例如，周永康：從2007 至 2012和習一起坐鎮政治局常委會；例如，薄熙來：在一場作秀審判後，消失在了鐵窗之後。在這裏，人們本所希望的法治不扮演任何角色。過去和現在，習都能信賴王。
在經濟問題上天賦過人
1948年出生在山西的這位政客並非從一開始就能讓人看出會有飛黃騰達的一天：在政治上發跡前，王是曆史學家，研究末代中國王朝的沒落史和1912 到1949的第一個共和國的動蕩歲月。由此，至少在理論上，他深諳國家危機。1980年代初，他在北京的農業部擔任顧問，從此在政治上發跡。最後，他繞道進入經濟界，並在那裏展示出極大天賦。
一段時間裏，他曾任中國央行副行長，幫助啟動改革，實現國家經濟開放。時任總理朱鎔基對他大力提攜，任命他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此後，王分別在兩個省和一個省級市大刀闊斧整改。他曾擔任發展迅速的南方省份廣東的副省長。當地官員們誤以為，廣東遠離北京，無須謹守中央規定。王改變了這一點。亞熱帶島嶼海南亦然。該地無限製大舉債務。王在那裏擔任省委書記。此後，他上遷北京，擔任市長。該市官員鹹以為，因接近權力中心，自己有著特大活動空間。
無論走到哪裏，他都成了中共的救火隊長。與其它亞洲虎國不同，中國得以安然度過1997/98和2008/09經濟危機，這也同樣被記在他的功勞簿上。亞洲危機中，他在或多或少偷偷從外國銀行借錢的南方省份大力整頓，由此幫助防止了中國走上不得不下調本國貨幣幣值、導致亞洲淪入更深貶值螺旋之路。在主政北京期間，他有效應對了薩斯瘟疫爆發引起的公眾恐慌，2003年，他讓電視實況轉播了他在市場和醫院的訪問情景。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中，他出台刺激景氣一攬子計劃，幫助世界經濟振興，並也由此避免了世界經濟出現更糟糕局麵。據傳，對時任高盛總裁和後來的美國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王說過這樣的話："你曾為我師。不過，我不太有把握，我們是否還要繼續向你們學習。"在2008金融危機過程中，王和保爾森曾有過密切合作。
更多外交權限
也就是說，在國際舞台上，王也不讓別人占便宜。特朗普前顧問和中國仇視者班農（Steve Bannon）這樣談到他：他對美國的了解之細"令人歎服"。因此，作為擁有更多外交權限的國家副主席，王未來或將負責把同美國的關係導向較安靜的軌道，作為某種對華盛頓而言的"傳話人"。
幾星期後，王就有機會露一手了。據稱，本周內，特朗普就會對中國產品進一步征收最高可達60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他稱，這些產品奠基於對知識產權的侵犯。長期的條件是：中國要減少1000億美元之巨的貿易順差。會有何種結局，人們不得而知。北京有可能以反征懲罰性關稅作為反應。
王當然知道，特朗普需要對中國做出威脅姿態，以不失去自己選民的支持。他同樣知道，特朗普迄今宣布的對鋁和鋼的懲罰性措施的首要打擊目標並非中國，而是巴西或日本。這位曾被2015年去世的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所稱的中國"最有天賦的談判人"將試著以務實態度對這個行動主義的、朝令夕改的美國總統作出反應，努力達成外交妥協，既能使特朗普保住麵子，同時又不致在國際上繼續孤立。這樣，習就少了一個麻煩，從而能集中精力於中國國內的改革。
（本文作者20多年來在北京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