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珍事：王母教子：不畏權貴！（三篇）
【*****2018年03月09日】
一、王義方之母教子：不畏權貴！
王義方(615—669)，唐代泗州漣水縣(今江蘇漣水縣)人，他自幼喪父，侍奉母親，非常恭敬。他飽讀詩書，通曉四書五經，是個飽學之士。王義方一生官位不高，最高隻任禦史台侍禦史，屬六、七品的監察官，但他卻名登國史，在《舊唐書》《新唐書》中均有他的傳記，北宋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鑒》中，也有關於王義方的記載。
當時的宰相，是名臣魏徵，魏徵很欣賞王義方的才華，也很看重他的為人，魏徵的妻子有個侄女，已到出嫁年齡，尚未婚配，魏徵便想將妻侄女，嫁給王義方，於是便托人帶話給王義方。按理說，王義方的官職-不大，正需要在朝廷裏找個靠山往上爬，而魏徵是當朝宰相，位高權重，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嗎?可是，讓人不解的是，麵對天上掉下來的這個大餡餅，王義方卻不為所動，他很堅決地謝絕了這門親事。
但是，故事到這裏並沒有完。過了不久，魏徵染病去世，而王義方又做出了一個讓人不解的舉動，他親自托人上門，表示願意娶魏徵的妻侄女為妻。女方當然願意，於是，兩個人結為連理。
魏徵在世時，健拒絕婚事；魏徵去世了，卻主動上門求娶，這是怎麽回事呢?大家議論紛紛，有人就問王義方為什麽,要這樣做？王義方說：“我之前拒婚，是因為魏徵正處在高位，我不想趨附權貴。如今魏公去世了，我要實現他生前的願望，以報答他的知遇之恩!”事情傳開，人們都紛紛讚揚王義方的正直為人。
而後，由於友人的事，王義方受到牽連，被貶為吉安丞，後又曆任洹水、雲陽二縣丞。656年，升為侍禦史，時間不長，因為彈劾宰相李義府的罪行而被貶斥。晚年，定居昌樂(今河北省南樂)，聚徒講學。
王義方任侍禦史時，經常到全國各地視察。侍禦史就是專門負責視察工作的官員。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王義方升任侍禦吏，當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掌朝政。李義府(614—666)是瀛州饒陽(今河北饒陽)人。當時正任右丞相，主管兵部、刑部、工部三部之事，手中握有相當大的權力。在任職期間，他依仗武則天的權勢，賣官鬻爵，中傷善良，欺壓淩辱百姓，可以說是無惡不作。此人表麵是待人溫柔和藹，同人說話時，總是麵帶笑容，暗地裏卻是進行陷害中傷，為人陰險毒辣。當時，人們都稱他為“笑中刀”。又因為李義府詭計多端，心狠手辣，害人時常不動聲色，很不容易為人覺察，所以，人們又稱他“人貓”。
上下官員雖然都很痛恨他，但無奈他身居要職，權力極大，一般人對他是敢怒而不敢言。
李義府憑借自己的權勢，要強行霸占良家婦女淳於氏，淳於氏不從，在李義府的威逼下，上吊自殺。雖然許多人早已知道此事，但沒有人敢告發。
這樁人命案，被王義方發現，他想向皇帝告發，這也是他的職責。可是，一想到是當朝大臣李義府所為，而李義府有權有勢，凶狠殘暴，他擔心會因此而招惹災禍。王義方心裏矛盾重重，一時還拿不定主意。
回到京城以後，王義方一直悶悶不樂、心事重重。母親發現兒子的情緒不大對頭，就詢問道：“兒子，你怎麽整天沉默寡言、若有所思的樣子，是不是此次外出視察，發現了什麽難以處理的案件?”
這真是“知兒莫如母”。王義方覺得母親是一個深明義理的母親，母親既然問到頭上，就不能再向母親隱瞞。他告訴母親：“母親大人，兒這次到外地視察，發現當朝大臣李義府，依仗權勢欺人，將一良家婦女，活活逼迫致死！我作為侍禦史，看到奸臣迫害無辜，而不告發，是不忠於職守；如果告發此事，李義府身居高位，誰都知道他心狠手辣，我很可能因此要遭到他的報複、陷害，讓母親受牽連，這是對母親的不孝。二者必居其一。我想來想去，總也拿不定主意。請母親大人幫我拿個主意，您看如何是好?”
母親聽了兒子的述說，對李義府的殘暴行徑，非常氣憤。她大義凜然地說：“兒子，過去王陵的母親，能舍身教子，堅持正義的事業；你能忠於職守，勇敢地同當道奸臣鬥爭，為民伸張正義，即便是我為之而喪生，也會死而無怨!你絕不要顧慮重重，不能姑息養奸!”
母親的態度，使王義方解除了思想顧慮，更加堅定了鬥爭的決心。在母親正義感的鼓舞下，他大膽地向皇帝揭發了李義府的罪行。
然而，昏庸的唐高宗，過於輕信奸臣李義府，為其花言巧語所蒙騙，不相信當朝丞相，會做出這樣的事。不但沒有懲治奸臣李義府，反而說是王義方攻擊誣陷當朝丞相，下令將王義方貶黜為萊州司戶參軍。
王義方的母親，雖有思想準備，但得知此事後，仍然義憤填膺。在奸臣當道的情況下，是無處伸張正義的。即便如此，王義方的母親，始終對自己的選擇不後悔，表現出了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信念。
二、瀧岡溪畔的賢母——歐陽修之母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慶曆中任諫官，歐陽修支持範仲淹，主張改良政治，革除時弊，結果觸犯政敵，被誣貶謫。後來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學上，他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事信”，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公集》遺世。
歐陽修是我國古代在艱難的成長環境中，苦學成才的典型文人，他的成長，與他的母親鄭氏，密不可分。
歐陽修四歲時，其父歐陽觀，在泰州(今江蘇泰州市)軍事判官任上，去世，家中生活的重擔，全部落在歐陽修的母親鄭氏身上。母親帶他投靠叔父歐陽曄。因其父為人敦厚，為官清廉，死後家中一貧如洗，買不起紙筆，母親隻好以蘆荻作筆，以沙灘作紙，教歐陽修認字。歐陽修也非常聽話，跟著母親的教導，在地上一筆一畫地進行寫字練習，反反複複地練，錯了再寫，直到寫對、寫工整為止，一絲不苟。這就是史書所傳的“鄭夫人畫荻教子”。鄭氏的這種教導，使歐陽修從小打下了良好的學習基礎。在母親的熏陶下，歐陽修的文學才華，很快顯露出來，十幾歲時，不但能把周樸、鄭穀的詩集，流利地背出，而且比較熟練地掌握了寫詩作賦的技巧。母親不斷地給他講如何做人的故事，告訴他為人為官，不要隨聲附和、隨波逐流。
歐陽修由於家裏窮，常外出借書看，他家裏附近有一個李姓藏書家，家中遍藏典籍。歐陽修不斷到這裏與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時間久了，就將李家的書，借回家看，無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還是赤日炎炎的盛夏，從不間斷，從不鬆懈。每見到書上一些好的內容，他都趕快把它抄下來。一天，他從李家舊紙筐裏，發現一部六卷本韓愈的文集，經主人允許，便帶回家裏。打開一看，如獲至寶，便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閱讀。他高興地說：世上竟有這麽好的文章！
當時歐陽修的年紀還小，對韓愈的文學思想內容，還吃不透。然而他卻為韓愈散文獨特的風格所感動。他痛切地感到宋初以來，社會上流行的那種隻講文法、華而不實的文章毫無用處，實在是誤人子弟。而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啟迪下，一個學習韓愈、革除當時文壇上那種壞風氣的念頭，在他的腦海裏油然升起。
良好的品德，是成長必須具備的條件。歐陽修的父親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過管理行政事務和司法的小官。他關心民間疾苦，正直廉潔，為民愛戴。歐陽修長大做官以後，母親還經常不斷地將他父親為官的事跡，講給他聽。她說：“你父親做司法官的時候，常在夜間處理案件，對於涉及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來覆去地看，凡是能夠從輕的，都從輕判處；而對於那些實在不能從輕的，往往深表同情，歎息不止。” “你父親做官，廉潔奉公，不謀私利，而且經常以財物接濟別人，喜歡交結賓朋。他的官俸雖然不多，卻常常不讓有剩餘。他常常說：不要把金錢變成累贅。所以他去世後，沒有留下一間房，沒有留下一壟地。” “對於父母的奉養不一定要十分豐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孝心。自己的財物雖然不能布施到窮人身上，重要的是心存仁義。我沒有能力教導你，隻要你能記住你父親的教誨，我就放心了。”母親的這些語重心長的教誨，深深地印在歐陽修的腦海裏。
景祐元年(1034年)，歐陽修任職已滿三年，回京述職，被留在京城編寫《崇文總目》。景祐三年(1036年)，範仲淹與權貴鬥爭失敗，被逐出京城。歐陽修雖與範仲淹並無交情，但自幼受母親教導，處處以父親歐陽觀為人處世的準則，來督導自己，不苟合於世俗。他眼見忠臣蒙冤，義憤填膺，毅然提筆，不顧“戒越職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論救範仲淹，指責諫官高若訥，諂媚權貴，利欲熏心，文過飾非，不主持正義， “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措辭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朝中權貴。很快，歐陽修受誣被貶，也離開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由於權貴們逼迫甚緊，歐陽修來不及收拾妥當，就匆匆上船離京。倉促之間，他落入水中，險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時的歐陽修，心情極度沮喪。他的母親鄭氏，這位飽嚐生活苦難的女子，堅決支持兒子的行動，麵對窘境，談笑自如，並不顧體弱多病，提出跟隨歐陽修前往夷陵。母親的理解和支持，在歐陽修人生極為低落的時候，再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歐陽修漸漸從被貶的落魄心情中，調整過來，重新燃起了對生活、對事業的熱愛之情，最終官複原職，開始了一段新的奮鬥曆程。
歐陽修為官清正，但也不忘孝敬為自己備嚐艱辛的母親。皇祐五年(1 053年)，歐陽修的母親，以七十三歲的高齡病逝於南京，歐陽修將母親遺體，運送故鄉安葬。母親慈祥的麵容，勞碌奔波的身影，時時出現在眼前，母親的諄諄教導，激勵他成就了一生的功業。
三、侯氏：教出兩位宋學泰鬥的傳奇母親
每一位母親，都是一個傳奇；每一位傳奇母親的背後，都有一些發人深省的故事。本文向大家介紹一位善於教育子女的母親，不是“三遷”的孟母，亦非“刺字”的嶽母，而是培育出兩位宋學泰鬥——程顥和程頤的母親侯氏。可以這麽說，二程之所以能成為開創北宋理學的曠世大儒，除了與他們自身的天賦異稟和淵博學識分不開外，也與他們母親的教育密不可分。
《世說新語》上，記載了一個關於孔融的典故。孔融十歲時，隨父到洛陽，時李元禮有威名，登門者須是俊才或有清譽，又或是中表親戚，閣人始肯通傳。孔融獨自到李府，向門官言道：“我是李府君親。”門官為他通傳後，請入府相見，李元禮問道：“君與仆有何親?”孔融對曰： “昔先祖仲尼(孔子)與君先人伯陽(老子)有問禮之誼，是以仆與君，亦世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個十歲幼童之口，李元禮及在座賓客，莫不奇之。時有太中大夫陳韙 後至，得聞此事，便道：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時候聰明，長大了未必能佳。這倒是很常見的事，不過卻是對孔融的不以為意。沒想到孔融應聲答道： “想君小時，乃當了了。”這個典故也被侯氏用於教育自己的兩個孩子。小時候的程顥和程頤，兄弟倆博聞強識，聰明絕頂，也常因別人叫他們“神童”而驕傲，母親侯氏，就經常告誡他們， “神童”如果滋生自得與懈怠的心理，是最終難成大事的，最終和普通人沒什麽兩樣。要想將來有大出息，就得苦讀不輟，養成好讀書、勤讀書的習慣。
侯氏不愧為一位出色的早教專家，她在激發、督促孩子讀書方麵，除了耳提麵命、嚴加督促外，還特別注意教育方法。縱觀曆代賢母，能做到這一點的屈指可數。如她在兩個孩子用的書本上，親筆寫上“我愛惜勤讀書兒”之類的話語，就是用母愛激勵兩個兒子讀書，誰愛讀書、勤讀書、讀得好，媽媽就愛誰、疼誰。
這一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程顥和程頤之間，為了獲得母親更多的疼愛，爭先恐後地刻苦攻讀，程顥手不釋卷，程頤經常苦讀到夜深人靜，兩人形成了積極的競學之風。
侯氏在程顥的書本上寫“殿前及第程延壽”的字樣（鼓勵他入仕當官），而在程頤的書本上則寫了“處士”兩字（鼓勵他做有才德的士人），這種不同的教子方式很值得我們思考。為何要這麽寫?為何作為母親，對兩個兒子的未來進行如此截然不同的激勵?細想一下，其實不難理解，所謂“知子莫如母”，侯氏認為程頤的秉性與程顥不同，他為人傲岸耿介，不適合做官，更適合做一個教書育人、專心治學的學者。通過誌向激勵，幫助孩子完成各自的誌向設定，為孩子讀書，設置可預見的目標。
結果果然如侯氏所料，程顥長大後，積極入世，努力應舉，並順利中了進士；而程頤呢，則對科甲功名不感興趣，而對辦學、搞教育，特別積極。對此，程頤曾經自嘲“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顯然， “不才”隻是他不趕獨木橋的借口和自謙之詞而已，其實他目窮千卷，才壓萬人，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才子。對於兄弟二人，截然相反的命運，程頤不無感慨地說：“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
仁宗皇祜四年(1052年)，四十八歲的侯氏，病逝於江寧(今南京)，因父親侯道濟、丈夫程坰，均在朝為官，且學問人品及官聲都很不錯，朝廷按舊例追封侯氏為壽安縣君。這個時候，程顥二十一歲，程頤二十歲，兄弟倆尚在南安軍(今江西省大餘縣)，跟著周敦頤求學，雖然才名俱已在外，而且程頤十八歲時，還上書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曾引起朝野學術界的巨大震動。但畢竟兩兄弟，均人微言輕，沒能在母親去世時，彰顯出母親的“教子有方”，而使母親獲得更顯貴的朝廷冊封。
五年後的仁宗 嘉佑二年(1057年)，情況發生了改變。二十六歲的程顥一舉高中，金榜題名，官鄠縣(今陝西戶縣)主簿；而二十五歲的程頤，以布衣之身，在京師(今開封)授徒講學，大力發展教育事業，致“斯文大興”。程家兩兄弟，一時間名聲大噪於京師，再加上父親程坰又從江西興國縣令榮升龔州(今屬廣西)知州，一門三傑，聲名震動朝野。
仁宗皇帝對二程的才名，早有耳聞，於是詳細詢問身邊大臣，打聽二人的成長環境與受教育經曆，得知皆程母侯氏教育之功，不禁心生欽佩，遂再次下旨，追封侯氏為上穀郡君，予以褒獎。
一位普通母親，教出兩位名留青史的宋學泰鬥，堪稱不朽之傳奇。二程成名之後，亦不忘母親的教育固基之德，曾專程由洛陽來到母親的出生之地——太原盂縣去講學，今盂縣肖家匯鄉興道村的“程子岩”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均據《淵鑒類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