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一個什麽社會
【2017年12月15日】
前幾年，中國大陸“學術界”有人談到宋代的養老和社會福利時，就有“學者”質疑封建專製的朝代真有那麽好嗎，那我們還不如回到宋代。從五四以來在知識界有人一直在講，中國古代是封建專製，但對封建專製是什麽樣的狀態，也是從大陸媒體上知道的。
中國大陸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了解國外的知道那是個法治社會。認為中國大陸現在是人治，但對人治是個什麽狀態並不知道。
這個問題在中國大陸的很多人可能都說不清的，因為中國大陸很多人並不知道什麽是人治、什麽是法治。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大陸官媒在談論中國古代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基本都是一個論調：人治。這個結論使得很多中國人對中國古代的了解都是在大陸官媒製之下和引導之下的認識，認為中國古代是帝王製，皇帝九五之尊，一言九鼎，掌握一切生殺大權，皇帝一人說了算。而那些電視劇更是用財色誘人，好像皇帝的後宮都是窮奢極欲，天天就是淫蕩。
然而，古代皇帝是個什麽樣的人呢。《宋史》中記載了一個故事，書法家蔡襄是宋四大家之一，在《宋史》中記載，仁宗皇上任命蔡襄做起草詔令的知製誥，一次三位禦史向皇上議論大臣梁適的不是，仁宗一聽，下詔要貶梁適，讓蔡襄寫詔書，蔡襄認為這個不是在庭上公開議論彈劾，而是私下跟皇上講就下詔要貶人，不合理，蔡襄拒絕寫詔書。之後，每次遇到有這種不正當的解職情況時，蔡襄都不寫詔書，仁宗皇上沒治蔡襄的罪，還給蔡襄加官，並賜給蔡襄母親冠帔表彰她生了一個好兒子。
因為仁宗非常喜歡蔡襄書法，仁宗想給自己寵幸的妃子的父親寫個碑文，就讓蔡襄寫一個《溫成後父碑》碑帖，蔡襄一口回絕，說“這不屬於我的職責，是待詔的事”。蔡襄拒不奉詔。
這樣看來，拒絕皇上的請求的事還是有。
《曲洧舊聞》講了一個故事，仁宗寵幸的張貴妃一次提及給她自己伯父張堯佐個官職，仁宗就想任命張堯佐做宣徽使，到庭上議論沒有通過，仁宗隻好不打這個主意。過了好久，貴妃還是想給伯父張堯佐個官職。一日，仁宗準備上朝時，張貴妃送仁宗到了殿門，撫著仁宗的背叮囑仁宗：“皇上今日別忘了提宣徽使的事。”皇上答應。在朝上，仁宗就降旨封張堯佐做宣徽使，可是沒通過，包拯講了各種理由拒絕，包拯太激動了，走到仁宗跟前，說話時唾沫噴出，濺到仁宗臉上。仁宗沒辦法，隻得作罷。張貴妃心急，一直派小黃門過去探聽消息，得知包拯跟仁宗在庭上爭論，弄得皇上很沒麵子。當仁宗退朝時，張貴妃迎上去謝罪，仁宗用袖子一邊拭臉，一邊說：“中丞到我跟前講話，唾沫都噴到我臉上了。你隻知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你難道不知道包拯是禦史中丞嗎？”
《唐語林》中也講了一個故事，一次，唐太宗對一棵樹很是欣賞，讚美了幾句，站在邊上的宇文士及馬上順著皇上的意思不停地稱頌讚美那棵樹，太宗馬上嚴肅地說，魏征常常勸誡我遠離佞人，我不知道他說的佞人是誰，隻是猜測是不是指的你，今天看來魏征說的是你。宇文士及馬上謝罪說：“在朝上那些官員跟您爭執的時候，經常把陛下說得頭都抬不起來。今天臣有幸在陛下左右，若不多少順從陛下一些，陛下雖然貴為天子，有什麽意思呀。”
看來皇上不僅不是說一不二，還經常在朝堂上被大臣們指責的抬不起頭。
那中國古代不是“人治”，不是“法治”。到底是什麽治呢？
梁啟超先生在1904年《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引用了日本穗積陳重學者提到的古代宗法的“禮治”思想，提出“禮治主義”。《論語》中講“克己複禮”。外國人對當時的中國的認識、評價是“禮儀之邦”。
中國古代文化的“禮”，包含了習俗、宗教，敬天憫人，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等宇宙觀。這個“禮”，即講述了天人的關係，也規範了人的規矩，又是倫理，講“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是人倫天理，所以古籍中也有“理治”之說。
有人說，在古籍中沒有看到“禮”和“治”合起來的“禮治”這個詞。這是因為“禮”，不是治人，是教化人，讓人從道德方麵提升，自己約束自己。人治、法治都是從外麵來管人的方式，來治人，雖然法治保護了你，但同時也限製了人（這還得是良法，若為惡法那不隻是限製你，還得迫害你）。
這就是“人治”、“法治”與“禮治”的根本區別。
讀古人筆記看到那時的文人、官員言行普遍都是用道德約束自己，即使貧寒也不貪不義之財，才明白，為什麽會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那個社會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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