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於驅逐低端人口的正確性問題
有人說這件事是合理的，是好事，因為首都北京太亂了，低端人口的租住屋安全條件不具備，隱患很大。把他們趕出去，然後首都就幹淨了。為此，我們必須說說這些低端人口是怎麽到北京的。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些人是進不了城市的。80年代以前，你要到北京去，即使是出差，是需要單位介紹信的。即使你是知青，家在北京，也不能長久呆著，要不然就會被當初盲流給抓起來。改革開放後，人民才有可能在沒有北京戶口的情況下在北京居住和工作，然後才有了暫住證的事情。這些事不僅北京，其它大城市都有。最厲害是廣東地區，深圳東莞廣州珠海等地在早年改革開放時期大量的聚居著這樣的人口，其數量還高於當地的有戶口的常住人口。可以這樣說，這幾十年之內中國經濟的騰飛凝聚著這些低端人口的血汗。好了，現在北京發達了。你要把這些人趕走，你如何正確了？ 即使北京從此整潔了，你心裏能怎麽正確？
好在這樣的事情被叫停了。如果不停，而且被“成功經驗”了，蔡奇立功了。結果會如何？ 天津為了向習核心考慮，一定會跟進。然後上海呢，廣州呢，深圳呢，重慶呢，估計為了向習表忠心都要跟進。於是，二線城市呢，南京，合肥，成都，石家莊等等，那裏的書記也想表忠心，都自然要學北京新經驗。三線城市？還要跟進。再到各地縣城，如果那裏的書記想升官，也會跟進。這樣一來，結果是什麽？我們的城鎮化是不是要倒退？ 還多小地方，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靠的就是這些低端人口的低工資，它們怎麽辦？ 靠中高端人口過去彌補因低端人口流走的空缺？
2. 關於一帶一路風險的問題
有人說，這個事情專家早就評估了，沒必要擔心。 就談談這個評估。舉個例子，三峽大壩。立項的時候，評估專家說那是百利而無一害。即能發電，還能防洪防旱。即使有個別專家黃萬裏說了不同意的話，也沒人理他。難道和黃萬裏有同樣想法的專家隻有幾個人嗎？ 當然不是，大家之所以不表達出來是因為不敢和上層唱反調，沒有黃萬裏那樣的膽子。現在呢，防洪防不了不說，江西鄱陽湖生態收到不可逆轉的破壞，湖麵年年萎縮，估計以後就成了陸地了。
好，這是國內項目。專家評估錯誤不能全是上層決策者的責任。再舉一個例子，朝鮮鴨綠江新大橋。那是金正日時期和中國簽談的項目。我們出錢出力把橋建好了。金正日死了，兒子接班。這家夥覺得這個橋一通對朝鮮不利，如是就把橋那頭封了，一個嶄新的大橋慘烈地插進了朝鮮的菜地。項目評估時專家考慮到這件事沒有？ 考慮了應策沒有？
說個外國例子。俄羅斯有個天然氣管道線通向西歐，中間經過烏克蘭。前幾年他們是不是因something讓這管道停擺了？ 建這個管道前，他們應該是簽約的吧，為什麽會毀約？
國際上毀約的事情多了去了。有時候毀約的理由堪稱可笑。一帶一路的評估者說，這個事情對誰都有好處，我不否認。但通路後各國得到了利益大小就不一樣了。如果有個國家覺得他們得到的好處應該更多些，他們的政客會不會出來做文章？ 所以我才說，這樣的工程必須要有強大的政治或軍事上的保障。
中國的專家最優秀的特質就是，隻要是上麵定的，他們一定會將項目的合理性前瞻性還有諸多好的什麽性說得美得不能再美。然後等事情出來了，他們便不吭聲了。近的例子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事情，一年前專家們評估得沒問題吧，說這個是中國金融曆史上有深遠意義的舉措吧。好，現在叫停了，他們檢討了嗎？
以前鄧大人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雖然不好聽，但至少這個口號有個“過河”的目標。現在呢，我們還在摸石頭，不同的是，我們失去了過河的目標，而是四處瞎摸石頭。有個石頭就去踏一下，如果石頭動了，就把腳縮回來，再找其他石頭，也不管這石頭通往哪個方向。
----- 改了個錯誤： 鄱陽湖 不是 洪澤湖，謝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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