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即神宗，明朝年號為萬曆皇帝，他9歲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曆史最長的皇帝。一個乳臭未幹的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孩子當政，卻在執政初期出現繁榮盛世，讓人嗟歎不已。神宗親政後，主要依靠忠臣也是曠世逸才的首輔張居正的大力扶持，屢建奇功。他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麵。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鞏固了漢家疆土。但是青壯年和老牛的神宗卻由於沉湎於酒色之中，疏於政務，不免出現了萬曆的逐漸衰落。
現代中國三十多年的持續繁榮和大步發展在中國曆史上罕見，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在世界曆史上也是鳳毛麟角，極其罕見的。不過，最近五年的發展很像明朝萬曆年間的初期十年，是另一個獨特的蓬勃發展時期。根據物極必反的原理，加之有一個換屆的不確定因素。在習的強勢領導下今後五年穩步發展是必然的。那麽十年呢？就難說了。因為中國的曆史是一個折騰的曆史。目前中國幾乎四十年的長足進步，已經讓人望洋興歎了！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中共對於自身矛盾的自我解決，和天時地利人和，國際國內多重有利因素的恰到好處的契合在一起來了。因此，隻要中共自己不亂，國際秩序不出現無法操控的大災難一般的劇變。中國發展還可能繼續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咱們習總不是已經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嗎？)。
盡管中共執政已經超過六十年了。已經超過明朝和其他朝代任何一屆皇帝可以承受的時間長度。但是穩定性，是逐漸加強而不是相對減弱。如果你是一個一般的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分子，而不是簡單反共人士和吹毛求疵的唯美主義者。您也許同意我的觀點，為中國的持續發展和進步點讚。而不是雞蛋裏挑骨頭，或是從意識形態和政治體製出發，怎麽看都不好。許多人對共產主義有成見，是中共不共戴天的敵人。那是不可能得到正確答案的。即使中國發展了，人民進步了，但是他們認為在輿論上沒有自由身(其實俺也是深惡痛絕)，還不如死，即不自由毋寧死。
盡管我本人也是中共獨裁和胡亂折騰的犧牲品，但是我真的以為目前的中國就像大明王朝的萬曆初期十年，一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氣氛。不僅有工農業的發展，經濟起飛，高新技術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軍事通過改革精勵圖製。國家是再也沒有見過的發達。對於西方的技術引進也好似萬曆末年，有了西學東漸之風光。
當前的王歧山好比張居正輔佐習總大力打擊貪夫殉財的壞蛋。把江山和社稷建設好的一塌糊塗。不過，王歧山可能比不上張居正的才華和魄力(隻不過時勢造英雄罷了-沒有更好的人選涅)。習總當然是老驥伏櫪，應該超過那出任時乳臭未幹的兒皇帝無商量。因此，嚴格意義上的對比，本文是有些牽強附會的！
至於今後五年能否持續發展，江山是否穩定，趙樂際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因為王書記的任務並不是坊間簡單的相信他是反腐敗英雄，他在多方麵影響了習的施政綱領和具體策略。同理，十年以後，像萬曆中興(張居正退位)之後有沒有人要秋後算賬，把王歧山和習總的豐功偉績一筆勾消也未可知。
咱們來浪費一點時間複習一下明代嘉靖(張居正成長於此時期，與奸臣嚴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最後勝出)和萬曆的一段曆史，不妨對中國的現狀有更新的認識。曆史可以重複，但一定不是簡單的重複。而今的世界已經非常發達，人類創造的新技術，把人類社會的幸福程度，方便便利推向了極致。而且旅遊的方便，人們一日千裏不是神話，一日旅走萬裏也是小菜一碟。所以學習曆史還要結合今日，才能學以致用，推陳出新。(下文是俺ZT加編緝的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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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登帝位人小誌大創造奇跡：雄心勃勃1572年7月5日，隆慶皇帝龍馭上賓，剛剛9歲的皇太子朱翊鈞即皇帝位。父皇剛剛駕崩，年幼的皇子即將坐擁大明的江山，對於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屁孩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是，小皇帝的身邊一些精明慈愛的長者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萬曆以後的執政路途，極盡關懷幫助之能事。慈聖李太後出生貧寒，有商人氣質，也有著寬仁的母愛，同時也有著處理內政的果斷與強勢。司禮監太監馮保同樣是萬曆處理內政的得力助手，而且也是小皇帝從小的伴侶，俗稱“大伴”。作為司禮監太監，馮保協助皇帝時他還經常向慈聖太後報告宮內外皇帝本人的各種情況，表現不好也會如實上報。然而，對小皇帝要求最嚴，幫助最大的當屬首輔皇帝稱為“張先生”的張居正，後者儼然以老爸自居(據說還與老媽李太後有一腿)。
張居正是萬曆皇帝的第一嚴師。1572年秋天之後，萬曆每天的功課就是經書、書法和曆史。背誦流利會得到張先生的誇獎；倘若背得結結巴巴甚至念出別字，萬曆也會受到張先生的嚴苛的斥責。在萬曆登基之初，高拱是當時的首席內閣大學士。是位高權重的前朝老臣他不把小皇帝放在眼裏。因為一句“一個不滿十歲真能管理天下大事麽？”被張居正抓住寶貴機會，協助皇帝下發聖旨，剝去了高拱的官銜職位。張先生教導皇帝要節儉清廉，關心民生，選賢與能，事必親為，在萬曆在位的前十年，這些施政綱領很好地約束了皇帝的行為。萬曆也充分相信張居正的領導能力，讓其在經濟上實行“一條鞭法”，在政治上則整飭吏治任用賢臣，在防守方麵則任用名將戚繼光抵禦沿海的倭寇，在水患上任命潘季馴四次治河，皆成效顯著。這種和諧的君臣關係，帶來了十年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萬曆中興”，《明史》也大讚道：“神宗衝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這陣在中華大地上久違的改革之風，讓年輕的皇帝在張居正去世之前一直對其充滿信任和尊崇，對國家的建設充滿了使命感和責任感。此時的萬曆雄心勃勃，勵精圖治的他仿佛即將創造大明王朝新的輝煌。但自從張居正去世，一切都變了。
這樣，王歧山好比張居正輔佐習總大力打擊貪夫殉財的壞蛋。把江山和社稷建設好的一塌糊塗。不過，王歧山可能比不上張居正的才華和魄力。習總當然是老驥伏櫪，應該超過那時的皇帝無商量。
首輔去世讓官場逆轉：心境轉折張居正在朝廷的專斷和權勢，以及與萬曆皇帝的緊密關係，在萬曆眼中是國家大治的必要。但如此獨攬的大權和可怕的私情，對於朝中其他文臣，無疑是巨大的威脅。其實早在萬曆12歲那年，他就已經接到彈劾張居正的本章，批判他專斷作威，任人唯親，更有人直接說他的這種驕橫完全是由皇帝一手造成。按照慣例，有氣節的大臣如果遭到他人的攻擊，應該在皇帝表態之前主動遞上辭呈請求解職歸田，當然，張居正也一定會這樣做給皇帝看。結果是，上奏彈劾的人遭到懲處，第一個攻擊張居正的人革去官職降為庶人，第二個攻擊者已經知道皇帝的意思卻執迷不悟，即被判決為蔑視君上，被押至午門外，受廷杖一百下。而此時的張居正懇請對犯官寬容對待，由廷杖改為流放，這樣的大度讓萬曆極為感動，反而對張居正更加信任。此時的皇帝顯然對自身大權旁落，內閣大學士和司禮監太監密切合作對未來朝廷的惡劣影響毫無預見。文官集團的第一次反張運動宣告失敗。兩年之後，機會再次來臨。1577年，張居正的父親在江陵去世。按照規定，張居正應該向皇上報告丁憂，停職回鄉為父喪守製三年。15歲的皇帝麵對張先生的離職請求顯然十分惶恐，於是向皇太後商量，決定奪張居正的情使其在職居喪。眼看著這一孤立張居正的大好時機又要失去，翰林院的幾十名官員聯合吏部尚書張瀚，勸告張居正放棄偽裝離職丁憂，以換回自身在文官集團中的威信。而張居正顯然不吃這套，冷笑著說這是皇帝的旨意，你們強迫我離職，莫非是想加害於我？沒過多久，吏部尚書張瀚就被別人參奏而下台，而這顯然也是張居正安排的。愈發憤怒的官員鼓起勇氣，索性直接向萬曆參奏張居正。先是由一些職位較低的人用平靜的語氣上奏，而後官員等級越高言辭就越激烈，直接批斥張居正貪戀官祿而違背孝禮。此時的萬曆龍顏震怒，彈劾張居正的官員一律受到嚴懲，削籍廷杖一應俱全，言辭最為刻薄的兩個官員被打得血肉狼藉。又過了五年，張居正死了。當時虛假丈量土地的行為被揭穿成為反張運動的導火索。大批嚴格辦理丈量的官員被彈劾，而他們都是張居正的人。張居正的死讓那些受到欺侮和壓製的官員徹底釋放了壓力，他們開始大量揭發事實，煽動社會輿論。但事實上，沒有了張先生的萬曆，不但沒有變得更加自主，反而愈發懶散怠政，人生的軌跡朝著另一個黑暗的泥淖絕望地延伸。而這種令人惋惜的失誤，與當時文官集團的集體脅迫脫不了幹係。
今後五年能否持續發展，江山是否穩定，趙樂際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因為王書記的任務並不是坊間簡單的相信他是反腐敗英雄。他在多方麵影響了習的施政綱領和具體策略。同理，有沒有人要秋後算賬，把王歧山和習總的豐功偉績一筆勾消也未可知。
國本之爭不立長子：習得性無助在執政的前十年，萬曆與文官集團的衝突基本上以張居正為中心。而文官與萬曆真正的徹底影響皇帝執政態度的衝突，是圍繞著立儲問題展開的。就在張居正去世的那年，18歲的萬曆皇帝愛上了一個14歲的鄭氏宮女，並且在鄭氏生下男孩朱常洵後，立馬封其為皇貴妃。而萬曆皇帝的王皇後僅有一女沒有兒子，其長子朱常洛係之前一王姓宮女（後被封為嬪妃）所生。萬曆皇帝有一天酒後亂性，不小心與王宮女發生了關係，而後王宮女也異常爭氣，沒過多久就生下了一個男孩。萬曆在冷靜下來之後一直以這個“私生子”為恥，對待王恭妃十分冷淡甚至厭惡。等到朱常洛5歲之時，問題出現了。根據傳統，皇帝的嫡長子即為太子，若皇帝沒有嫡子，則由長子繼承帝位。朱常洛身為皇帝的長子，況且已經到了5歲，理應被立為太子。可是萬曆實在是不想讓大明的江山落到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兒子手中。於是麵對內閣的上疏，萬曆以長子尚小身體羸弱為由，拒絕了各位大臣的請求，說等到常洛身體健壯之時，再立也不遲。隨之而來，一場腥風血雨的“國本之爭”拉開了序幕。先是內閣對萬曆的此般托詞絲毫不買賬，認為冊封太子與其身體健康沒關係。之後戶科給事中薑應麟率先上疏指出：首先，皇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是名不正言不順。鄭貴妃雖然聰穎賢惠，但她隻生了皇三子，而王恭妃卻生的是皇長子，那才應該是國家未來的希望。皇上怎麽能夠如此輕重不分呢？其次，皇上以皇長子身體不健康為由遲立太子，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第三，正是有這麽多的名不正言不順，所以結果是注定要失敗的，你這個皇上做得就是不稱職。萬曆害怕他們一旦辭職就沒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了，於是妥協說，如果一年之內大臣不談論立儲之事，他就在1592年春立常洛為太子。到了1591年底，公布一位官員開始籌備明年的立儲，將預算報告呈給皇帝批準。萬曆於是借口有大臣違反了一年之內不提冊封太子的規定，決定延緩立儲。這一行動又遭到文官們的聯名奏請，在文官和太後的雙重壓迫下，萬曆無奈在1601年立常洛為太子，皇三子常洵僅被派往河南封為福王。這場曆時10年的國本之爭，最後是以文官集團的勝利而告終。但從此之後，萬曆的心逐漸變得冰冷封閉，對待國家的政事徹底喪失了興趣。後來皇帝被罵的沒了脾氣，幹脆不加理睬，躲在宮中，開啟了臭名昭著的“萬曆怠政”。
蜷居宮後發禦旨：選擇性放棄 對於萬曆皇帝執政後期的30多年不上朝，人們歸咎於自身的懶惰。如果萬曆真的懶惰，執政前期的種種勵精圖治的現象又從何解釋？其實，萬曆皇帝的怠政，最大的原因在於他對文官集團的徹底失望。朝廷的文官，都經過了科舉考試的層層篩選，孔孟之道-自私自利，深深影響了他們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當時的首輔申時行懂得，想要把文官集團擰成一股繩，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多數的官吏都覺得，隻要在大是大非麵前擺正態度，平時的一些小恩小惠，收下也無傷大雅。但是總是會有一些例外，比如一些大貪官，像張居正；和一些極端清廉的人，像海瑞。這兩類人無法與整體的文官集團相融，於是下場都很慘。申時行不想重蹈張居正的覆轍，便采用和稀泥的手段處理糾紛，但這種和事老的角色又時常讓其陷入尷尬的境地，最後也隻能黯然辭職。與中國當今的官場一模一樣，那時候的文官集團永遠無法形成共識，永遠都在爭權奪利，還時常借助進諫這種冠冕堂皇的手段來為自己服務。張居正掌權的時候，大臣們彈劾批判的焦點全在他身上，他一死，皇帝便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七品官鄒元標曾經多次上奏謾罵皇帝不能清心寡欲，起初萬曆還是客客氣氣地在奏章上批“知道了”。然而鄒元標沒過多久又上一書，語氣更加尖刻，說萬曆皇帝缺乏度量，就是一個知錯不改的偽君子，根本沒有做皇帝的資格。這樣一來萬曆皇帝火冒三丈，但也隻是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頓。
平心而論，張居正之後萬曆大帝本來也渴望自己掌權處理國家大事。細細追究，萬曆蜷居宮後這30多年的時間，要是以“怠政”一言以蔽之似乎不妥當。我們甚至要懷疑，上朝這種表麵上看很有效但實際上形同雞肋，如此議政事倍功半，毫無必要。萬曆在位期間，上朝基本上成了文官們明爭暗鬥的場所，正經的國家大事被放在一邊，充斥全廷的都是誹謗和責罵(其實各朝代到如今何嚐不都是如此呢？)。萬曆不上朝，是為了眼不見心不煩。但是事情還是要處理的，是通過禦旨的發放。也許還一定程度上甚至提高了行政效率，能夠促使皇帝專心處理真正有意義的事情。即使萬曆執政後期，也有“萬曆三大征”成績。李如鬆(李成梁長子)獲得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戰役，李如鬆和麻貴聯合抗擊日本豐臣秀吉入侵的朝鮮大戰，還有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的勝利。保衛了領土完整，維護了國家的政治經濟穩定性。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親政，江南一帶的商品經濟發展孕育出了雇傭關係，出現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
但與之同時，文官集團的爭鬥(與現代中共集團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出於同一磨子)耗盡了政治的元氣，努爾哈赤壞分子女真族趁虛而入，國內階級矛盾嚴重激化，明朝氣色衰敗。因此對明神宗褒貶不一，有說他是千古一帝，創造出了輝煌的成就，甚至可以與康熙相提並論。亦有說他是千古罪人，“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趙冀《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害》)。1586年，萬曆皇帝主持殿試，試題的內容為“無為而治”。正如我曾經寫的博文評判胡錦濤同誌的執政十年。
朱翊鈞（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後李氏。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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