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百名平民將軍落馬和高考40周年之際
今年12月是中國大陸於文革後恢複入學考試整整40周年。大陸官方推出了紀錄片<<高考一九七七>>, 許多人認為高考改變了個人命運, 當然也為後來的改革和開放奠定了人才的基礎。 回顧中國封建時代的曆史, 每個朝代想生存, 都必須掌控知識階層, 連外族統治者也不能例外, 包括大元和大清。晚清末年, 朝廷的軍政已為漢族的文官所控製, 湧現出曾國藩, 李鴻章到袁世凱等這些”學而優則仕”的治國棟梁。
中華民國在最艱難的抗戰時期，也沒忘記培養人才。除了大學內遷，也動用公款向海外派遣留學生。至內戰完結， 已在美國儲備了約6200位學子。 毛時代的“新中國”為動員這批留學生回國，許願封官，做了大量宣傳工作，約有1200名左右學生曆經艱辛回到了祖國。眾所周知，除了參與發展“兩彈一星”的人員， 幾乎所有的歸國者最終都受到了整肅，自殺或被殺者眾多。國內培養的知識分子也沒好日子過，但工農家庭出身的平民子弟仍有上遷和改變命運的機會。除了”學而優則仕”這一途徑，參軍轉幹也是平民子弟脫離“低端人口”的選擇。因為普通民眾人仍有向上流動的空間，機會相對均等且有一定的透明度。雖然有“六四運動”等發生，但中共政權仍然受到部分底層民眾的支持。
但二十年來，尤其是近五年，中國社會已演變成權貴資本，封建專製和蘇俄邪教結合的怪胎社會。“低端人口”已成為被專政的對象，不但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子弟無發展機會，連過去40年靠學習和參軍趴高的工農子弟也被大量整肅。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出身於工人家庭，中學成績優異，畢業於著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鄧時代，他有了上遷的機會。 而剛自殺的張陽上將，也是平民子弟。而巨貪巨腐的所謂“紅二代“或“紅三代“卻高枕無憂，不但把持了各級黨政軍的要害位置， 還剝奪了“低端人口”的生存權和自由遷徙的公民權。
中共打壓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造就了一大批“假的真博士“或”真的假博士“充斥門麵。中共19大，21個現任政治局委員中, 大慨僅有4人的學曆未注水。有人報道19大前夕, 84%的省市一把手實際上僅有初高中學曆。這些事實並非偶然, 而是走專製集權愚民之路的必然結果。對頂層來說, 肚內墨水多的人, 不太容易掌控, 而且極有可能成為煽動民亂的黑手和組織者。”讀書無用論再次降臨中國，真是一個多難的國家。
我曾多次回憶過自己的下放和高考過程。這幾年又掌握了更多的資料，現補充發表。從出生到現在, 每一年都會有照片留下, 連艱難的文革早中期間也沒有例外。遺憾的是這兩年間, 未能有機會拍下任何照片, 僅能以此文紀念那些流失的歲月。離開農村十多年後的一個夏天，我隨當地行署領導及他的秘書再次訪問小南莊。剛剛經過洪水蹂躪的土地一片蕭條，當年住過的高級茅草房已被大水淹沒。全村老少見到我，朝著我和陪同的人員痛哭流涕，他們要向“縣裏的大領導”告狀。大家非常尷尬，望著這群衣衫不整的鄉親，我們不想添麻煩，婉拒了留下吃晚飯的懇求，在夜幕中悄悄地離開了。文中提到的小王，90年代開始在縣城街上賣冰棒，自食其力。小南莊的現況不清楚, 但她已成為我記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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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鄉村高考記
中國大陸於1977年正式恢複大學入學考試，延綿千年的現代版科舉製度終於得到恢複。曆史上“學而優則仕“和”書中自有黃金屋“等古訓深入到許多國人的骨髓，但文革期間是個例外。大約有超過十年的時間，“讀書無用論”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等論調支配著整個社會。任何埋頭紅寶書以外書籍的人，或者對科學知識有渴望的言論，都有可能遭到精神和肉體的批判或迫害。現在聽起來不可理喻，但在那個年代是全社會的共識。初中一年級，我已感受到去農村生活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將來。記得文革中期，在一個零下30多度的嚴冬日子，我與許多同學清晨在馬路邊站了兩個多小時，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一群扛著背包的大哥大姐通過時，我竭力想從他們的臉上找出對未來盼望的心情，可是失望了。大家早已凍僵，揮動著不由自主的小手，卻喊不出聲音出來。那些匆匆而過遠去的背影，把一片孤獨和迷茫留了下來。
為了躲避下放到嚴寒地區，俺後來隨爹媽去了南方。初中還未畢業，突然發現班上好幾個同學失蹤了。 一個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學在離開前悄悄地告訴我，他要參軍了。老師裝作不知道，但大多數同學都帶著羨慕的目光談論這些事情。可是也有意外的時候。一個平時和我較多交談的同學，突然遇到為官父親的去世，他被組織安排去參軍了。 臨走時，他眼裏滾動著淚水和我告別，顯然他不想放棄學校的生活。從此以後， 我再也沒有聽到這些同學的消息。
作為軍人和知識分子的後代，我對軍營沒有神秘感， 更沒想過自己可以作為一個初中畢業生走向社會。祖父輩是民國時期的早期大學生, 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 父母的兩個家庭都無任何人停止學業, 祖父還在敵後參與開辦了抗日中學。文革時期的高中，不停的“開門辦學”和搞政治運動，沒有多少文化課。但我心底裏還是向往著一張高中文憑，有啥用卻說不出來，這畢竟是文革時期無可奈何的唯一選擇。母親當時擔任征兵工作的體檢主管，家裏的門檻都被踢破了，但卻無人提起讓我參軍的事。 十多年後，我常為那些離開的同學惋惜，但聽說有人後來上了軍校。
文革後期，新政策已開始施行。比如家中可留一個子女在父母身邊。但我沒想過留在城裏，去廣闊天地看一看的誘惑力太大了。高中二年級，在學校安排下我們集體去農村“開門辦學”，睡山溝，走夜路，吃鹹菜。與見到的五彩繽紛世界相比，勞累和困苦早已忘在了腦後。那些是至今都讓人回味的日子。當然，沒學過多少數理化。
那時候還有一個新規定，下鄉第一年可獲補貼800元，第二年600元，第三年400元。在農村的每年最低口糧不少於600斤，這實際上是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如知青僅下鄉幾年，這些待遇還是相當誘人的。
告別城市的日子到了。我把所有的中學課本和作業本歸類擺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書架上。老爸看到後，歎了一口氣，我們相視苦笑了一下。我當時想，這些都該是紀念品了。因為我確實在祖父家，看到了父親的中學讀物。 當時它們已經屬於非法的封資修東西，已經經曆了從抗戰到文革的幾十年歲月。
1976年2月16日的早晨，我和一群年輕人被集合在市中心廣場。同幾年前看到的歡送場麵一樣， 戴上了大紅花，受到首長們的一一握手問候。當汽車駛離的時候，生死離別的場麵出現了。 看到許多人，尤其是女同學和父母抱頭痛哭。我暗自慶幸，多虧沒讓父母來。環顧四周，發現我是全車唯一沒有父母陪伴的知青。
汽車到了公社，又是一陣敲鑼打鼓的歡迎。由各級幹部陪同，走山路把我們送到了知青點。這時涉世不深的我還不知道，公社已傳遍了：“來了一個沒父母的知青”。
我們同來的三個人組成了新知青點：一個有三個隔間的茅草房。這是全村最高級的建築，由村民們集體興建。所有村民的草房全是稻草覆蓋，而我們用的是稻田邊的荒草。後者數量少，防潮防腐， 經久耐用。
傍晚的時候，來到了小南莊。一個比我們大約5, 6歲的老知青早已在草房裏等待了，他叫我們稱他為小王，話語雖多但態度冷淡 。包括碗筷在內，所有生活勞動的必需品早已準備好。似乎已了解我們的情況，他開口便說，自已在本大隊落戶8年了，是縣城的初中畢業生。我們的心都咯噔地跳了一下，彼此互望卻說不出話來。小王接著說：“今晚是大隊要我來的，怕你們不習慣，陪你們度過第一個夜晚”。天黑以後，小王仍在談他的經曆。煤油燈下，可以看到他悲傷的眼神和無助的表情。用現在的詞表達，就是負能量滿滿。他不停地歎氣：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同期來的知青都找到門路離開了。。。折騰了一天，沒聽他講完，我就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發現小王已坐在床頭，拚命地抽煙。他看著我，滿眼疑惑：“你昨晚睡得很香啊？我還以為你們都睡不著呢！” 見其他兩人沒醒，他又追問：“你的父母呢？”記不清楚我的回答了，顯然他流露出懷疑的表情。
早飯後，公社“五七”辦主任來訪。他宣布我為知青點組長，又順便問起了父母的情況，並突然問我：“為什麽他們不送你來？”“他們工作忙，沒空”，這是我的回答。我注意到小王吃驚的表情。
第一年非常幸苦， 我們也沒少幹偷雞摸狗的事，但村民們不以為然。我們那間茅草房成了隊裏開會的地方。一年後在這間房裏，因為各大家族間找不到互相能接受的人選，我被社員選舉為生產隊會計。終於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有了喘氣的機會。那時候鄉下也有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等悠職，但沒有關係幫忙，想都別想這些好差事。
其它的知青點，離我們都有幾裏路。農閑的時候，大家常互相探訪。那個和父母抱頭痛哭的女生，如今已生活自理。有一天，大隊開會。公社書記突然宣布，這個女生為新任的本大隊黨支部書記。過了一個多月，又宣布她入黨了。這個提拔順序，把大夥笑彎了腰。後來傳開這位知青在縣裏有很強的關係網。
在鄉下了解外界的方式隻有兩種：通信和有線廣播。每封信要十多天，最後的投遞點是大隊部。老母親的來信少不了“安心紮根”這類話。終於有一天，老隊長拿著拆開的信，衝著大夥說：“他要在這兒待一輩子了！”。到了這個時候， 我看得出來， 咱們三個學曆最高的高中畢業生已是全隊100多老少的負擔了。 我通知家裏不要再來信，這樣與外界的聯係就僅剩下小喇叭了。那是一根鐵絲，連接公社的廣播站，它每天會轉播中央台新聞聯播和放幾段樣板戲。
我們的村莊被河流圍繞，外出需要人工擺渡。每到這時候，我們都搶著撐船。船上常見到從河南逃荒來的災民。30多年後才知道河南數個水庫崩塌，洪水泛濫的往事。
77年的秋天，父親和一位長輩分別來訪，通知要高考了。文革前的最後一次高考，我才幾歲。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我對高考僅有模糊的認識。大家的心態是一樣的， 上大學肯定還是要憑關係，有好的表現和通過政治審查。作為生產隊會計，我認為在夏秋雙搶和生產結算時離隊會影響政審。拖了很長時間，在家人的反複催促下，我匆忙返城，僅帶回了所有中學課本（農業和工業基礎知識）及作業本，沒有找到一本可供考試用的書籍。至於各類各樣高考參考書的出現，那是1978年及以後的事情了。
回城後得知，文革十年積累的適齡高考青年近3000萬。很多地區實行了預考等篩選工作，以減少考場的壓力。最後正式上場的僅有570萬考生，錄取人數約為27萬。事實上，全國整體適齡青年中被錄取的機會低於1%。 相對來說，留城青年有明顯的資源和時間優勢進行複習， 大多數的下鄉知青卻麵對著更殘酷的竟爭局麵。
在搶收搶種期間，我們三個人每天都拚到半夜，回茅草房後還要在煤油燈下苦讀。僅有幾十個夜晚的複習時間，到了年底，我們三個終於走進了閉卷考試考場。如果沒記錯, 那是1977年的12月9和10日。 終生難忘，而且以後也未經曆的場景。持槍的民兵把守著每個教室，戒備森嚴, 嚴防考題泄露和考試舞弊現象。
漫長的等待開始了。有一天上午，正在田裏幹活。公社有線廣播開始反複呼叫“考取大學”者的名單， 共有7人被“錄選”， 包括老知青小王。全公社有200多位來自各地的知青，大家的神經都緊繃起來，社員們也在反複比較各大隊的錄取人數。聽到我的名字後，全生產隊歡呼起來，二話不說有人把我推向了去公社的路上。在通往公社的3，4裏山路，許多鄉民停下農活，指指點點，微笑地向我揮手。那時候周圍的鄉民都能叫出知青的名字，畢竟這些知青是外來人，是他們日常談論的話題。我當然清楚，沒有經過政審和體檢，不可能確定本科，大專和中專的最後錄取名單。到了公社，才知道這僅是立即去縣城報到體檢的名單。與此同時，公社召集“老中青”代表在候選人外出時進行政審。幾十年後， 我才得知，當時基層如此高的工作效率來源於上麵的嚴格督促。這畢竟是文革後舉行的第一次高考，盡管各省的考試和招生形式是不同的。
聽說考試初選者中，仍有3-7成的淘汰率。雖然是隊裏的四把手，我還是放心不下政審，便找到了一把手的隊長。那個年代，為爭取早日脫離農村，很多人找關係，互相拆台的事也不罕見。 老隊長拍著胸脯，講著一口粗話，向我保證：“誰敢政審時亂講話， 我找他祖宗八代麻煩。。。” 我也要求團支書和婦女隊長，記錄政審時, 在場代表的發言。其實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大家巴不得少一個分口糧的人，隻是當著知青麵不好意思講出來。
體檢回來後不久，一個副隊長送來了本科錄取通知書。看得出來，他喜憂參半，大慨正想著新的會計人選吧？ 公社裏還有兩人分別收到了大專和中專通知書。 有意思的是剛上任的本大隊黨支部書記，收到了那份大專通知書，小王沒有被錄取。我和書記本來就熟悉，突然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大家嬉皮笑臉口口聲聲地叫著“書記，書記”，讓她很尷尬。這樣的結局，大家皆大歡喜。應無疑問，我和書記有較多的複習時間，都贏得了人生的轉折機會。
在一連串的聚餐之後，我移交了會計工作。正好兩年，還是2月16日，我離開了農村。一周後回到了學校，是文革後首屆77級大學生。離開小南莊時，隊裏幾乎所有的鄉親們搶著幫我挑行李，朝包裏塞土特產。汽車要離開了，小孩們隨著大人在後麵追叫著：“會計， 要記得回來看我們啊！” 遠遠的，我突然發現了人群中的老知青小王。他深沉的目光和揮動著的雙手讓我的眼睛凝固了。。。直到今天，我還在為他默默地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