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
2017-10-20 22:45| 發布者: 水邊| 查看: 109| 評論: 4|原作者: 張玉林
摘要: 造成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產規模還不夠大，或者社會生產還比較落後，而是分配製度的失衡。如果繼續容忍強勢集團通過各種不合法的手段占有更大的利益，甚至進行肆無忌憚的公開掠奪，那麽對於隻能等待滴漏和救濟的無力者而言，再大的“蛋糕”都無濟於事。相反，貧富分化甚至會加劇，麵對用過量的奶油來塗抹自身的少數人的高蹈，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弱者以及社會整體，也就難以擺脫“仇官”、“仇富”的情緒，社會對立可能會加劇。 ...
社會主要矛盾，是一個國家在某一曆史階段客觀存在的根本性矛盾。準確認識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僅是執政者或執政集團確立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前提，也是凝聚全社會之力化解矛盾、維持社會安定的前提。在關於主要矛盾的認識上走眼誤判，必然會通過執政目標的偏差而將國家和社會引入歧途，造成矛盾的延續和激化，甚至形成難以收拾的局麵——比如社會動蕩和政權垮台，二者在中國經常同時出現。
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始終是執政黨高度重視並且曾經伴隨著路線鬥爭的政治問題，而從來未能成為真正的學術論域。正如對於社會性質、社會形態等重要問題的集體無意識，或者有意識懸置一樣，重建以來的中國社會學完全忽視了社會主要矛盾的存在。當然，集體無意識是因為在“現代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庫或概念堆中找不到同樣的字眼，有意識懸置則是由於這一中國式表述在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此隻能對不同形式的“社會問題”表現出有限的關心，而忽略了構成這些問題的核心。
關於19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執政黨的著名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它最早見於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繼而被寫進了十二大修改通過的新的黨章，十二大報告雖然沒再直接提及，但強調“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此後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都繼承了上述論斷，其中十三大到十六大的報告都不斷重複著同樣的表述，而十七大和十八大的報告則都在強調“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的基礎上，繼而強調“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
首先必須承認，關於主要矛盾的上述定位，雖然在邏輯上不無瑕疵（下述），但是基於以下兩點理由，應該看到它曾經起到的積極作用。第一，它對於執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從此前的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了理論總結，賦予了這一曆史性轉變以充分的正當性，中國社會也從此開始回複正常狀態。第二，在生產力水平和生產規模都難以滿足人民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的80年代初，它為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使數億人擺脫貧困，進而改善全國人民的福祉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並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而中國社會也逐漸步入消費社會和汽車社會、麵臨著沉重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的新形勢下，這種定位開始逐漸地脫離實際，它的邏輯瑕疵就變成了明顯的缺陷，它的當初的理論價值或曆史意義就完全成了過去時，它的實際影響更多地表現出負麵效應。這裏將從四個方麵加以論證。
第一，如果承認人的安康、幸福和尊嚴不可能建立在欲望的滿足上，那麽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就不需要“日益增長”；進而，如果承認“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必須遵循的共同理念，同時執政黨提出的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戰略目標是正確的，那麽“日益增長”也就不具有正當性。“需要”是一個伸縮度很大的概念，既包括個體社會成員滿足其生存和尊嚴的基本需要，也有超越了基本需要的奢侈性需要。在後一層麵，它等同於欲望，具有不斷膨脹的特征，容易受到攀比意識和外部蠱惑的刺激，受到生產商和廣告商為推銷產品而人為地“製造需要”行為的刺激。而膨脹了的欲望和對欲望的追求，通常會超越法律、道德和倫理的約束，不僅有損於人心、家庭及社會的安定與和諧，而且會對資源和環境造成沉重的壓力。印度聖雄甘地所謂“地球可以滿足人之所需，而非人之貪欲”，說的正是這個道理，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盛行及其相關後果，也已經提供了大量例證。
就此而言，執政黨和政府恰恰應該防止“人民”的（當然也有官員的）物質文化需要日益增長，而不是把滿足這種永遠也不可能滿足的“需要”當作自己堅守的義務，並繼而當作合法性的保障。實際上，任何一個政權或製度的合法性都不可能長期建立在對人民的欲望的滿足上。否則將會不斷地刺激他們的胃口、加劇人心和社會的不安，同時也是自找苦吃，因為那是任何一個執政黨和政府都難以承受的重負，甚至是“上帝”也難以承受的重負。
第二，盡管中國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競爭力仍然很低，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社會生產狀況已經不再“落後”。相關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的社會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都已經相當驚人：製造業的規模在2010年已經超過美國，許多重要工業品的產量近年來占到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也相當於20-30年前的全球產量。盡管中國的人口規模確實龐大，但許多產業的生產能力確實都超越了中國的正常需要，甚至超越了全世界的需要，普遍而嚴重的產能過剩就是例子。也正因如此，各級政府和學術界近年來都不斷地強調“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以滿足生產機器運轉的需要。
這反過來說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已經不再是內在的和自發的，而是外部強加的和人為刺激才滋生的。進一步說，“人民”要為維持生產機器的運轉服務，甚至被生產機器所綁架，變成了消費機器。這也就超越了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的異化，實現了消費者的異化，因此也是人的全麵異化。如果說生產是為了滿足消費者或者“人民”的正常需要，那麽，目的和工具的顛倒，顯然違背了執政黨的理念。
第三，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現代經濟體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演化的必然結果，而在中國，扭曲的市場機製同龐大的人口和令人無奈的製度缺陷結合到一起，更是將這種體係推向了極致，從而造成了異常沉重的資源壓力和生態環境代價，明顯不可持續。在資源和能源消耗、汙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麵，中國目前都是全球第一，從而既使國內的多種不可再生資源麵臨枯竭，也對全球資源供給造成了較大壓力；既嚴重破壞和汙染了國內的生態環境——使數以億計的國人難以喝上幹淨的水、呼吸新鮮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也必然會對全球氣候變化造成深遠影響。人們通常認為，這是由粗放式的生產、技術落後和監管不力造成，但是也不應該忘記，經濟體係越來越龐大本身也是客觀原因。技術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監管製度的改善也很難抵消生產體係的擴大為資源環境帶來的全部壓力。繼續承認“日益增長”的正當性，繼續擴大這一體係，必將造成更大的壓力和代價。
鑒於目前的生產規模已經足夠龐大，而中國和全球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又很有限，必須認真思考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這樣一個越來越龐大的體係能否維持到22世紀，甚至下一個三十年？更具體地說，當執政黨確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2049年（也即“初級階段一百年”的最後一年）結束、轉入“中級”或“高級”階段之時，中國以及世界整體的資源和環境，還剩下多大的支撐能力？
第四，考慮到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強勢集團和弱勢群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應該承認，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實現了能夠確保尊嚴的物質文化需要。但是也必須看到，造成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產規模還不夠大，或者社會生產還比較落後，而是分配製度的失衡。就目前中國整體的社會生產狀況而言，低收入群體基本需要的滿足，可以主要通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調整、通過擴大社會保障體係的覆蓋範圍和強度來實現，而不再需要主要依賴經濟增長。市場經濟體係本身就是一部增長機器，“把蛋糕做大”遠比均衡地分割它更容易。如果不能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更有效的製度手段來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如果繼續容忍強勢集團通過各種不合法的手段占有更大的利益，甚至進行肆無忌憚的公開掠奪，那麽對於隻能等待滴漏和救濟的無力者而言，再大的“蛋糕”都無濟於事。相反，貧富分化甚至會加劇，麵對用過量的奶油來塗抹自身的少數人的高蹈，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弱者以及社會整體，也就難以擺脫“仇官”、“仇富”的情緒，社會對立可能會加劇。
以上事實說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確已經不再是、也不應該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拘泥於教條式的理解，延續著路徑依賴，將會造成更大的後果，這對人民和執政者來說都非常危險。應該勇於承認這一客觀變化。順應時代的內在要求，從人心和社會安定的需要出發，從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出發，理應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行重新定位。基於個人的有限認識，我嚐試著把它歸納如下：
在現階段和今後相當長的曆史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原作者: 張玉林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是不斷擴大的生產體係和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同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能否盡快化解這一矛盾，不僅決定著中國的命運，也必將影響到全人類的前景。
為了避免誤解，最後有兩點需要強調。首先，承認這一矛盾，並不意味著反對進一步的“發展”，相反，它指向的是健康、和諧、可持續的發展，是有助於個體社會成員的身心健康，有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也有助於中國人與自然減少對立的發展，因此它與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完全一致，也並沒有違背“科學發展觀”。其次，承認這一矛盾是主要矛盾，並不等於否認其他矛盾的存在，也並不意味著忽視釀成了這一矛盾的製度和文化根源。關於後者，我將另文敘說。
（作者為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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