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之前先要複習一點中國曆史，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從來沒有一個成熟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前封建社會時因為科舉製，選擇官吏是考試為主，學而優則仕，連中共那種從低層做起的培訓過程都沒有，所有官員都是草包。但是與現在的中共官員一樣的斂財，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衙吏。
時至今日，一個沒有個體資本主義即民族資產階級徹底暢快發展過的國度，要發展現代資本主義談何容易？無論中共承認與否，中國現行體製是國家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混合體，一個怪胎。國家資本主義的比例近年來有極大削弱，轉而變成個人財富，進入貪官和權貴們的腰包，也有部分進入了民族資本家的袋子。不過在中國，一般意義的民族資產階級非為主流，典型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體係比重碩大。政府被那些利用權勢謀取私利、牟取暴利的權勢集團劫持，為紅二代、官二代們大開綠燈。因此滋長貪官汙吏，也有一些狡猾的平民商人趁虛而入，雖然沒權但是寄生於權利集團，或者拉攏腐蝕權利者和權貴利益者，為自己發家致富，甚至腰纏萬貫，腰纏億萬貫，老郭就是這種奇怪體製的衍生物。真正按自己勞動力堅苦卓絕奮鬥發家致富的民族資本家(沒有原罪者)，九牛一毛，十分罕見。
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 “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已經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所以，中國建國初期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比起農村的地主階級，人性得多。一個很小的地主可能被折磨的死去活來，甚至槍斃，其子女也逃不了厄運。然而，以腰纏萬貫的榮毅仁卻得到了中共的器重，如獲至寶，後來還當了國家副主席，真是位高權重呀。
解放初期，中共根據實際國情提出了適宜的政策，針對民族資產階級在不同時期的各種表現，采取“和風細雨”的攻心策略，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的改觀，心甘情願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說上當受騙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是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探索期，直到完成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在進行改造的過程中，內心世界經曆了痛苦、無奈、掙紮與新生的複雜變化，民族資本家由剝削者到勞動者的轉變使他們意識到必須服從中共領導，否則一事無成，甚至打入冷宮，成為反革命分子。
在不少人去了台灣和香港之後，剩下了很少的民族資本家開始也是對共產黨持懷疑態度，心驚膽戰過日子，因為中共的政策可能朝令夕改。榮毅仁在回答作為資本家為什麽接受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說: “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榮毅仁曆述他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一直夢想興辦工業，救國圖強，發財致富，可是在舊社會受盡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和勒索。雖然經濟有一定實力，但是發展不如意。解放初期由於政府貸款、委托加工和收購產品，才使企業擺脫窘迫局麵，盈利逐年增加。他說: “五年計劃開始了，全國興建了許多大工廠，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一切實現得比夢想還要快，多麽令人鼓舞! 沒有共產黨，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那能有今天?”瑓瑩時任宜昌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原聯華綢布號經理項克濤深有感觸地說: “作為近代中國最末一代的資本家，能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甘願交出資產，向自己的反麵奔，不是身臨其境的人是很難理解的。這歸根到底在於中國共產黨對工商業資本主義的忍讓和政策傾斜。可惜好景不長，資本家的好日子不過幾年光景，接下來就是倒黴透了。
1955年11月16日，周恩來在中央召開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榮毅仁先生時說: “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 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裏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兩種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實的。這種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現，如實地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心態。如果交出工廠，如棄敝屣，沒有一點痛苦，決不是資本主義了。
中國長期以來視商人為惡人，小人，無奸不商嘛！可能還不如戲子。共產黨心底裏並不喜歡民族資產階級，解放初也隻是利用他們。他們總是在政治上被嚴重醜化的一個社會階層，特別是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發展所應發揮的曆史作用和地位被人為的抹殺。中共執政後實行所謂的公有製，扼殺了還在發展中的民族資本，掀起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長期批判。尤其是三反、五反，57年反右，然後大躍進，到文革時民族資本主義幾乎滅絕殆盡。人們談資色變，視資本主義洪水猛獸，視資產階級為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另一方麵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各級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斂財，通過權力尋租、錢權交易，巧取豪奪將人民的財富據為己有，形成一個龐大的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官僚資本集團，從而嚴重混淆了官僚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區別，抹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客觀存在這一重要的曆史現實！
究其原因，原來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經曆過資本主義發展曆程的國家，而西方尤其是歐洲經曆了大約三個世紀的漫長演變壯大了資本主義。中國的曆代王朝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資本主義不能持續傳代。第二，中國傳統是三綱五常，孔孟之道。服從皇帝是上計。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後天弱小。第三，中國沒有很好的經濟和工業體係，讓大工業發展。第四，國人循規蹈矩，貪生怕死，富人為了保護財富，不願意輕易犧牲，更是缺乏造反精神，也是一個原因。
1949年之前隻有很少的手工業者和民族資本，基本是一個封閉的小農社會。嚴重的小農意識、追求絕對的平均主義、缺乏現代自由民主理念、是共產主義烏托邦能夠在中國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資本主義對於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封建主義文化積澱、封建專製意識根深蒂固、公民意識匱乏的民族而言是不可跨越的發展過程！沒有真正的資本主義就不沒有中國真正的現代化！沒有成熟的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就難以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法製社會！
另一個原因是隻進行經濟改革，沒有徹底的政治體製改革，民營經濟得不到有效的法製保障、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受到黨國體製的羈絆。而且，各級黨政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尋找個人私利，迫使民營企業要靠向各級官員輸送利益獲得生存。官商勾結是中國的一大特征，民營企業家無法擺脫的“原罪”，除非不想發財！特別集權體製下官場的派係鬥爭十分劇烈，一些官員因為找錯老板而落馬，選擇性反腐的奇觀。昨天還說孫是革命接班人，今天就遭到雙軌。問題是民營企業家也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陪太子讀書。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是兩重性、革命性和妥協性。在半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中成長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自身經濟實力的發展上依賴於外國資本主義，也被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輸出所遏製。本國的自然經濟與統治者則成為限製民族資產階級成長的內因。凡此種種，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夠發展成為與外國資本主義一樣強大的經濟實力。因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具有兩麵性，並自始至終存在著。反對外國資本主義與本國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具有革命性，生產發展依賴於外國資本主義與本國封建統治者，具有妥協性，希望改變為使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他們大部分是自身資金少、規模小，技術力量薄弱，既不敢也無力推動社會變革。但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民族資本主義已經在經濟上強大起來，但是仍然單打獨鬥，沒有擰成一股繩。他們仍然是明哲保身，但求無過。
如果遭到打擊，大部分人戲子逃命，逃之夭夭，沒有想到奮力反叛和反攻。他們極少有郭之流可以舍得一身剮，要把小皇帝(73)拉下馬。而老郭是個異類，不過他也是為了保命而抗爭，為保財、為報仇、為做人的尊嚴而抗爭。不過他也與一般人的民族資本家不一樣，也間接的呼籲14億人必須團結起來，和中共的腐敗做鬥爭，與官僚的黑暗勢力作博弈。
郭文貴在這個曆史特定階段的應運而生，郭文貴現象的出現應該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即使今天不出郭文貴，明天也會出現張文貴，李文貴，劉文貴！特別是“郭文貴現象”會產生一種社會效應，隻要權力淩駕於法律之上，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和生命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受到文貴的激勵和啟發，未來中國也許會湧現出更多的郭文貴式的英雄人物！
中國的體製是獨裁型，盡管口口聲聲是人民民主集中製。但是實際上很難實施民主。因為一黨專製，一黨獨打，什麽東西都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畸形社會催生了今天的郭文貴現象，可以說郭文貴現象是中國才有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奇跡，所以必須付出代價。惡瘤長大必須摘掉。否則國家要亡。
縱觀全球各國工業革命的發展曆程，還沒有出現過類似郭文貴這樣的社會現象！這一切都是中共現行體製造成的必然結果！如果中國有健全的法治體係，依法治國，有法必依，郭文貴就湧現出不來。大家都知道在國內發或者轉一個微信都可以坐牢，不是群主幹的也要代人受過。中國沒有起碼的言論自由，也沒有起碼的新聞自由，一切由黨說了算。全民腐敗，所有的官員也腐敗。不過我們黨的反腐是有選擇性的，是有的放矢，是為了維護黨的統治，也是為了維護那些權貴的利益。正是中國的政治體製、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土壤滋潤了郭文貴現象。
須知中國不可能依靠權貴資本家來推翻中共，建立民主國家。紅二代，官二代是既得利益者集團軍，他們即使個別受到打壓，排擠，也心甘情願，忍辱負重，不願意造反。因為他們自己還有不少親戚朋友，甚至與權勢內部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舍不得呀！家醜不可外揚的思想作祟，不可能出來打垮自己的政府。而也是民族資本家的賴昌期之流的倒黴資本家，則是出於貪生怕死和傳統思維，服從慣了，也不可能出來叫板政府(深層原因尚需繼續討論)。唯有長有反骨的郭老師膽大包天，與中共唱起了對台戲。這也是一個特例，不是每個人都吃了豹子膽的。我們希望中國民族資本家乘勢興起，大膽革命，形成自己的力量。彌補精英民主人士的經費不足，而且自以為是得意，自成一體，不團結的毛病。中國的民主需要各方麵勢力的匯合，而不是互相扯台，才能形成政治氣候。
注：部分內容取材於黨國文獻，十分可信，參考文：“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對鄉村社會的影響” “民族資產階級曆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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