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經濟公私之變：堅持國企“做混做大做強”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盡管國企盛產“僵屍企業”，但習近平仍然想將國企做大做強。關於這點，我從2013年開始，寫過不少文章。現在再回頭梳理這些文章的分析，隻能說習近平今天對國企的混合所有製改革、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一點也不突兀，基本是承接胡溫第二任期中國政府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而來。
中國政府“國企改革”思路淵源小考
我在美國之音發表的有關“國企改革”的文章甚多，其中分析的重點正好預示今天中國國企改革的方向：
2013年是習近平任中共掌門人後履政的第一年，那時候，關於國企的定位還正在爭論，批判國企的聲浪剛被反腐大業蓋過，因此，《改革60條》中關於國企的思路顯然是市場派們對國企定位的看法的延續。我當時在《國企改革：成敗關鍵在於結束黨管企業——對“改革60條”的疑問（二）》（VOA，2013年11月22日）一文中指出：在習近平宣布要不斷強化黨的領導的同時實行“政企分開”，就像“22條軍規”那樣荒唐且充滿矛盾：要消除國企的嚴重腐敗，就得結束黨管企業的體製，實行政企分開。如果實行政企分開，胡錦濤十年執政期辛辛苦苦在私企、外企建立的數萬個黨支部難道就此撤銷？加強黨的領導與國企改革的目標政企分開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的怪圈：撤銷黨支部，如何貫徹黨的領導？但不撤銷，又如何能夠實現政企分開？因而改革60條中有關“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是句空話。
等到習王反腐大業暫告一段落之後，帶有習氏色彩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製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於2014年正式出台。而其中“混合所有製”這一重點，在征求意見稿公布以前，就為社會熟悉。我在《國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盤算》（VOA，2014年9月6日）一文中指出：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普遍視“混合所有製”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杭州娃哈哈集團老板宗慶後對黨一直很貼心，但在2014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的發言中，他表示，現在搞試點僅拿出少量股份讓民營資本溢價進入，“實際上民營資本亦沒有那麽傻，以高昂的價格與代價獲取國企少量的股本，進入後既沒有話語權、決策權，亦改變不了國有企業的機製。”他認為，央企這麽大的盤子，民企、民間資本實際上也沒有能力進去，最後可能又讓國外的基金占了國企的股權，導致國企又被外人所控製。
曾參與過20多家國企改革的複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雖然比上述兩位委婉，但態度實質相同。2014年4月25日，他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周年係列論壇上發言，談到自己的經驗是“不能作為小股東進去”，“沒有管理權，所以跟原來的國有體製還是一模一樣，這樣基本沒有什麽用了”。“我現在非常明確一點，如果混合所有製在經營方式上不能以民營企業為導向，以市場為導向，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話”，不予考慮。
自2014年開始，這些對“混合所有製”表示不同意見的富豪們開始向外投資的資產轉移之路，但他們很快就踢到了石頭牆。上述幾位富豪，除了宗慶後之外，其餘兩位的命運，外界已經知道個大概。
通過“做混”讓國企“做大做強”
2015年9月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中，再次強調“混合所有製”，當時各種評論如潮水般湧動，有說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將國企做大做強；也有人說，政府要通過市場化推進私有化。同一個方案，居然引起兩極猜想，原因在於這個方案有極強的習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澤東、鄧小平兩人的治國特點，左右逢源，因此出現了許多互相矛盾的表述。我當時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VOA，2015年9月19日）一文中指出是要化私為公，而非化公為私。該文對方案逐條分析，本文隻摘要概述三點：
1、指出所謂“混合所有製”，就是私企可以拿錢購買國企股份，成為股東；但股權配置比例是以國有資本為大頭，私企隻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這一點，在8月份中國聯通的混改（國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製）方案中已經得到實現，BATJ等中國幾大互聯網公司每家投入幾十億至百億的資金入股中國聯通，實現了2015版國企改革方案的目標：將民營資本吸納進了國有企業，但又不讓民企有話事權。通過做混是否做強，目前不知，但至少做大了。
2、指出方案的要點是在培養國企的“市場化經營機製”的同時，加強黨的領導。《方案》共有14處提到市場化，奉市場化為主旋律，這點好理解，企業不市場化、不賺錢，拿來何用？真正的要害在於方案的第24條：“充分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將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國有企業章程，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黨領導一切”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生命線，“市場化”是鄧小平執政以來國企改革的主旋律。趙紫陽當總書記期間，千辛萬苦推出了政企分開，希望結束黨管企業的弊政，本來還打算在成功的基礎上推廣黨政分開，但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這一努力自然中止。
3、方案提到，“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民營企業將會成為國企改革光顧的主要目標。《方案》第18條稱：“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資本運作平台作用，通過市場化方式，以公共服務、高新技術、生態環保、戰略性產業為重點領域，對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非國有企業進行股權投資”。也就是說，發展前景不好的民營企業大可放心，國企不會光顧你；但如果效益佳、市場前景好，國企將不請自來，主動上門收購部分股權或殼資源，躲是躲不掉的。
中國當局為何要實施“公私合營”2.0版？
一個政府考慮扶持什麽企業，往往體現其利益考量的重點所在。民主國家對企業的考量一般是就業優先。比如中國雙匯2013年收購了美國最大的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雇員共計4.8萬人，其中新增約1,300人，當地居民與政府都很歡迎，並不在意資本所有者是中國人。
中國的私企為中國人提供的就業機會早就超過國企。據官方數據，2007年，在工業企業從業人員中，國企占9.2%，私企占44.4%；2011年1月，全國工商聯發布報告指出，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吸納了城鎮就業的70%以上和新增就業的90%；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個體和私營企業新增就業人員約占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90%。
如今，隨著外資撤退，農民工大量返鄉，逾半大學畢業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應當鼓勵發展私企，將提高就業率作為主要考量。為何當局卻要將吸納就業較少的國企“做大做強”，采取國進民退的“改革”策略？這是基於兩點考量：
第一、隨著經濟下行，中國政府麵臨極大財政困難。據官方數據，從公共財政貢獻看，目前在中國企業戶數、資產、主營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頭，國企皆處於劣勢，但在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僅為13.0%，國企高達70.3%。在原有的稅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國企是公共財政支柱這一條理由，就足以讓政府傾力扶持。至於國企是否提高就業率，已經不在政府優先考慮之列，李克強總理已經為數億待業者指出一條“自主創業”之路，盡管大多數失業者並不具備“創業”能力。
第二、《方案》中，整體上市才是最終目的。國企目前負債率很高，2015年7月末中國國有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5.12%，其債務來源單一，主要是國有銀行。這種銀企關係，注定國企如果好不了，國有銀行也會被拖垮。過去20多年以來，國企脫困的主要辦法就是前總理朱鎔基想出的高招，讓國企上市圈錢。但近年這一高招居然失靈，2015年股災中，國企這支“國家隊”在政府強迫其參與救市之後幾乎全數套牢。於是《國企改革方案》隻得另出新招：讓國企改革，與民企實現混合所有製後，“著力推進整體上市”。因為資產重組之後，企業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PO（首次公開募股）。
這個方案體現了習近平對待國企與私企的基本態度：國企是黨國之根本，私企必須幫扶國企。麵對私企富豪坐大之勢，他一直在考慮如何用“混合所有製”將私企中的優質資本吸納進國企，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可以預見的是：十九大之後，公私合營2.0版將持續推開。
（敬告讀者：中國經濟公私之變係列已經載完，關於習近平是否要走計劃經濟道路、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前景，合適時候再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