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隨著西學東漸變成了西力東擊，最壞的情況還是發生了，伴隨著中國國土被瓜分豆剖，人民被肆意淩辱，曾經風光無限的中華文明被西方文明重重地擊倒在地，甚至踩在了腳下。而傳統“中國思想”也隨之淪為了一堆博物館文物，隻剩下考古的意義，不再具備現代的價值。
天翻地覆的結果，就是中華大地上一係列革命運動的大爆發，包括導致中央政權更迭的政治革命，以及導致精神世界大地震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
對於這段曆史的總結與回顧已經有了很多思考，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而集中關注“中國思想”這個領域時，會看到一個驚心動魄的鳳凰涅槃過程——偉大的“中國思想”通過自身的裂變實現了一次浴火重生。
一、前期的失敗
“中國思想”從來不是一個封閉排他的、傲慢自大的狹隘體係，它早年的孤獨崛起和獨步天下，主要是因為周邊的當時被稱作“蠻夷戎狄”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思想，導致“中國思想”高出“他者”太多，沒有可以互學互鑒的對手。
春秋戰國時期地圖
它與生俱來的包容性，最充分地體現在東漢以後與印度佛教的相遇過程中。在當時，這是一個完全單向的侵入過程，儒家經典沒有一字飛過喜馬拉雅山進入印度，反之，大量的佛經、佛像被來自西域的法師們帶入了中土，並一發不可收拾。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已成為全民接受的一大宗教。
縱覽中華曆史，佛教能容，回教能容，祆教能容，景教能容，天主教能容，新教也能容，為什麽偏偏這一套當時被稱為“西學”的東西卻無法相容，隻能拚出一個你死我活？
答案隻有一個：這個來勢洶洶的“西學”從根本講就不是聖賢之學，而且是對傳統聖賢之學的顛覆！不是嗎？這套學說不崇仁，而崇個體；不講敬，而講欲望；不重義，而重利益；怎麽看都是一套小人哲學！
的確是如此。近現代的西方哲學和近現代科學，放在與東方哲學的對比中，的確不屬於聖賢之學，也可以說就是小人哲學。這一點，並不是新發現，而是基本共識。在西方哲學傳統中，盧梭、尼采等人都激烈批判資本主義時代的西方現代人，稱他們為“野蠻人”、“末人”、“無恥之人”。
事實上，自從15-16世紀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的哲學出現之後，西方社會就發生了巨變。這個巨變是現代人與古人在觀念上的一次決裂，人們放棄了成為聖賢的抱負，不再追求“為政以德”，政治與道德開始分離，變成了謀求世俗權力和當前利益的一種技術。於是，“權利”代替了“道德”，“自由”代替了“自然”，“快樂”代替了“正義”，構成了個人生活的中心。這就是所謂的“現代性”。
而“道德人”和“權利人”的差別，“自然人”和“自由人”的差別，“正義人”和“快樂人”的差別，也就是聖賢和小人的差別，高貴者和卑賤者的差別。
但是，“現代性”隻發生在“西方思想”當中，“中國思想”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轉折，整個社會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巨變，中國人始終還在堅持著聖賢理想，從來未曾想過一個人人言利不言義、“上下交征利”的國家不僅不會亡國，而且還可以走向富強。
於是，隨著中西交流越來越深入，內在的衝突也越來越激烈。一群懂得科學、擁有技術、活力十足的野蠻人強行衝進了一個長期沉浸於“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理想的古老國度，在很多方麵都無異於中國曆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戎狄入侵，“五胡亂華”。
流行的近代史觀認為：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本質上是中華文明遇到了更先進、更高等的西方文明，所以不得不放棄原來的至尊地位，開始全麵向西方學習，並經曆了一個從“器物不如人”到“政製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這樣一個三階段的認識加深過程。
但這個近代史觀卻不能完全成立，甚至有錯誤。首先，用今天的觀點看，西方文明全麵強於中華文明這個認識不正確，因為其內含的現代性問題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仍被認為是人類社會很多重大危機的總根源，甚至有待於借助中華文明的複興來從根本上解決。而且，這個近代史觀難以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 為什麽 “五四運動”之後很快發生了馬列主義進入中國並與中國革命成功結合的情況？
2、 為什麽後來是共產革命取得勝利並完成了現代國家的建國？
3、 為什麽事實證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4、 如果說中華傳統文化在百年前就失敗了，被中國人放棄了，那為什麽到今天世界上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成功，而且越來越被認為是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結果？
5、 如果說“中國思想”在百年前就失敗了，沒有作用了，那為什麽又能夠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又能誕生出本土化的毛澤東思想？
事實上，清末士大夫圍繞“中學”如何應對“西學”、兩者如何結合的種種爭吵和討論，到了“五四運動”前後就結束了。半個世紀裏先後設計的“中學為政西學為藝”、“中學為本西學為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等試圖守住“中國思想”主體地位的應對方略，最後統統失敗了。“新文化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極端口號，也就等於宣布了自鴉片戰爭以來這一段自上而下尋求解決方案的曆史階段徹底終結，“中國思想”的大裂變也自此開始。
清末民初最後兩個“中國思想”大師是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康有為那裏，大清國危在旦夕，不僅因為它在“智學”上遠遠不如西方列強，甚至在“聖學”上也失敗了！“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製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製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1898年）。
到了這個時候，就隻有大革命這一條道可以走了。
1902年梁啟超發表《釋革》一文，區分改革與變革之不同：“中國數年以前，仁人誌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鹹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
改革是主體不變，革命則是更換主體。其時的中國，革命者矛頭所向的那個主體，並不是一個政權，而是一個被稱為“兩千年封建帝製”的東西，而“中國思想”也被視為是這個東西的主要組成部分，必欲一起打倒之、粉碎之。
二、大革命成為新型“中國思想”的助產士
最初的革命思想，是一種通過破壞而實現進步的新思想，是西方進化論思想的一部分。
梁啟超自1902年開始大談“破壞有理”論：“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
這可以說是“達爾文主義理論與中國變法實踐相結合”，但是他在這種結合中看不到出路，“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為對也。”（同上）
針對傳統的“中國思想”，他陷入了同樣的左右矛盾。首先他秉持進化論觀點對其進行批判：“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秦、漢而還，孔教統一。夫孔教之良，固也。雖然，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於一途，其害於進化也莫大。”（同上）
但是在他心目中，孔教卻絕對不能倒，而且還要保，因為這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那個根本。所以他隻能說：“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同上）
就是說，梁啟超看到了革命的必然（進化），也看到了革命的對象（國賊），但是他卻看不到革命的主體。在他看來，這個主體必須是進化論的接受者，但又不能淪為西方的附庸；必須是中華傳統的捍衛者，但又不能繼續被孔教所困。
打個比方，當時的中國，就像是一個從來沒有遊過泳的人突然來到了一個水塘旁邊。如果開始遊泳，麵臨四大難題：一是不知道能不能學會遊泳，二是即使學會也難免成為落後者，三是一旦開始遊就說明他以前隻走路不遊泳是錯的，四是不知道今後隻遊泳不走路會發生什麽。
但如果拒絕遊泳，非要保住他曾經健步如飛的本事和榮耀，那當然隻會麵臨一個難題：他很可能溺水而亡，因為大水已經淹沒了前方所有道路。
對於當時的誌士仁人來說，那個最大的白日夢就是：中國一舉放下所有包袱，擺脫所有束縛，縱身躍入水中並迅速成為遊泳能手！
可當時那個內外交困、積貧積弱的中國，卻是黑夜沉沉一眼望不到頭，連一點曙光都看不到。
然而，如果從今天的中國回顧地看這一百多年，竟然是這樣一個美夢成真的光輝故事：當初的中國肯定是勇敢地跳入水中了，雖然狠狠嗆了幾口水，但後來還是學會了遊泳，而且逐漸成了一名遊泳健將，現在的它越遊越快，幾乎就要在世界遊泳競賽中成為第一名了！
這被公認是個奇跡，因為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種事。而一旦中國最終真的成了遊泳冠軍，那麽它將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一的雙料冠軍——既是競走比賽的優勝者，又是遊泳比賽的優勝者。
所謂競走，比喻前現代曆史中的發展模式，所謂遊泳，比喻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模式。放在全部人類文明史中看，如果一個國家在兩個曆史階段中的兩種模式都成功了，這還得了嗎？
榮耀當然屬於整體。放在文明的比較上，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勝利；放在民族的比較上，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勝利；放在思想的比較上，這一定就是“中國思想”的勝利。
那麽，後來到底發生了什麽？百年前的“中國思想”到底是如何從已經被打倒、幾乎被消滅的絕境中又實現了一次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借用那句套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如果要在這一百多年的曆史中劃出一條沒有間斷的連線，那麽，這根線條就是馬列主義。正是借助了這個特別的思想體係，“中國思想”實現了一次與“西方思想”的順暢融合。
列寧在十月革命（資料圖）
三、毛澤東思想的誕生
首先一點，非常及時，馬列主義也是一種進化論，也講人類曆史的線性發展，也講文明的先進和落後。但是，馬列主義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恰恰相反，它號召被剝削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進行革命，在推翻一切剝削階級之後，實現全人類的徹底解放。
對中國來說，等於是送來了一個專門適用於“落後文明”的進化論版本，讓中國在接受進化論的同時又不必屈服在帝國主義等級秩序之下。這就為中國革命走出自己的道路、實現獨立自主提供了理論支持。
第二點，馬列主義是曆史唯物主義，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強調通過階級鬥爭打破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
對中國來說，等於有了一個可以推動中國走出儒家天道世界觀和循環曆史觀的強大思想武器，確保中國革命一直朝著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方向發展，逐步走出王朝循環的曆史周期。
第三點，馬列主義提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其中包括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公有製、計劃經濟、按勞分配。
對中國來說，共產主義理論就是一個適用於“勞苦大眾”的現代化方案，讓中國可以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不必跟著“民族資產階級”走，而是實現一種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工業化、現代化。
第四點，馬列主義強調政黨的重要性，強調無產階級要由先鋒隊來領導，通過有組織的行動進行革命。
對中國來說，政黨理論正好提供了一個讓知識分子直接投身社會並動員和組織下層民眾進行革命運動的有效方法。
當然還有很多，但是僅僅這幾點，對於當時深陷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困境中無路可走的中國來說，就已經足夠了，因為它提供了一係列與中國自身曆史運動邏輯的契合點，解決了外來現代化理論的適用問題。
接下來，就是本土的接受和結合的問題，這個任務又是如何完成的呢？為什麽“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變法實踐相結合”這條路沒能走通，“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條路卻走通了呢？梁啟超那個既要革命又要保教的困境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回答上述問題的線索，就隱藏在從梁啟超到毛澤東的這個過渡當中。
梁啟超雖然也倡言革命，但他的方案仍然是以上層社會為行動主體的，以上層社會儒家傳統為思想資源的，革命的步驟也是自上而下的。但毛澤東卻不是，雖然他深受康梁變法圖強思想的影響，但他卻選擇了一個相反的方案：以下層社會為行動主體，以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為思想資源，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
關於馬列主義和中華儒家傳統之間的關係，需要指出這一點：中華儒家傳統並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兩千多年來始終存在著一個“下層社會儒家傳統”，而這個傳統不僅不是束縛人民的枷鎖、麻醉人民的鴉片，反而是激勵人民改變現狀的思想動力。
統治階級利用“三綱五常”禮教對這個社會進行控製，但同樣也屬於儒家傳統的“天命”思想、“民本”思想、“家國一體”思想、“天下為公”思想、“大一統”思想、“譏世卿”思想、“三世說”思想等等，反而更多地保存在下層社會當中。而且正是這些被下層社會所守護傳承的重要思想，讓中國社會在每一次陷入“據亂世”後仍然能夠從農民起義運動中恢複過來，再一次重建大一統國家。
所以不妨這樣理解：馬列主義進入中國之後，越過了中國的上層社會，直接進入到了下層社會，並與下層社會保存完好的變革思想進行了對接。而這個對接，遠比與“上層社會儒家傳統”的對接順暢得多。
首先，中國下層社會自古以來就流行著各種以迎接理想社會的到來為號召的民間宗教，如祆教、白蓮教、彌勒佛教、明教等等。所以，摧毀舊製度、推翻舊學說，對於下層社會來說並不是問題。長期糾纏上層社會的那個如何在全盤西化和保國保教兩者間取得平衡的二難困境，在下層社會中並不存在。
其次，下層社會自古以來就有造反運動傳統，而且的確帶有階級革命的性質，馬列主義的共產革命與中國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在打天下和坐天下這兩個階段基本重合，前者的理論就是“造反有理”，後者的理論就是“天下為公”，所以無論理論是什麽，行動上都一致。
最後，下層社會自古以來就有反抗異族壓迫的傳統，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人反抗胡人的鬥爭、元朝時期南人和漢人反抗蒙古-色目貴族集團的鬥爭、清朝時期反清複明鬥爭等。由於上層社會往往與異族入侵者結為統治聯盟，所以隻有下層社會的反抗運動才最為徹底，才最有希望重新恢複國家的大一統。
正是在一係列的對接和融合中，馬列主義實現了中國化，傳統“中國思想”開始複活，在馬列主義與“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的結合中，誕生出一套全新的“中國思想”。其主體，就是被稱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
這就解答了前麵提出的為什麽近代中國走了一條馬列主義入國、共產革命建國、社會主義救國的特別道路。
而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思想”發生裂變之後的一個新生。由於馬列主義成為了新生“中國思想”的一部分，這就讓其區別於傳統的“中國思想”，具有了走向工業化、走向現代化的新內容。
於是，出現了一係列內涵深刻、意義深遠的中西思想結合：“順乎天，應乎人”的“天命觀”與“階級革命”，“天下歸仁”與“世界大同”，“天下為公”與“社會主義公有製”，“大一統”與“人民共和國”，“三世說”與“曆史階段論”，“民為貴”與“共同富裕”…
這就是“中國思想”死而複生並最終實現了中西結合的神奇過程。
下一篇《“中國思想”的古今貫通——“中國思想”係列文章之三》不久將刊出，敬請關注，並歡迎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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