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外界對十九大的關注重點，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關心一些方向性的經濟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稱自己創造了一個堪與華盛頓共識媲美的北京共識，即中國模式。這一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共產黨政權主動與資本主義聯姻，讓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了數量超越美國的億萬富翁群體，與此同時則讓80%左右的中國人處於社會底層。但到了十九大前夕，北京在政爭硝煙彌漫之際，明確宣示了抑富政策，宣告中共政權與資本家聯姻的黃金時代將正式結束。
針對資本大鱷的超級金融監管機構
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的“戰場”清掃》一文中，我談到自2013年以來中國富商當中不少人因其政界靠山倒掉而跟著敗亡，指出今年以來的金融整頓，已將戰火燒向了近年被指“蠶食實體經濟、在資本領域興風作浪的官商勾結”的資本大鱷，即富豪中的高端。
自從2015年股災以來，中國當局發現，中國的資本市場幾乎成了資本大鱷上下其手的逐利天堂，不少企業通過國內星羅棋布的金融平台圈錢，再通過在海外投資的方式轉往海外，外匯儲備3萬億美元的底線幾乎要被擊穿。直到此時，當局才算是領教到一個相對獨立於政府的經濟利益集團的厲害。經過一番醞釀與持續的政策調整，今年7月，中國國務院成立一個領導並監管“一行三會”的超級架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意在終結“資本的暴力時代”。
這一機構成立的目的有二：1、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是一個行政常設機構，具有決策權，對行政執行結果具有監管、問責和處罰權。設立它的目的在於解決“一行三會”之間的監管“踢皮球”、金融機構和產品監管標準不統一、金融監管存在真空等問題。2、填補銀行、證券、保險三大業務監管縫隙。最近十年以來，中國金融行業實施“改革”，不少國企與私企巨頭均擁有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金融全牌照，但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大監管機構卻存在相當寬的監管縫隙。這些資本大鱷遊弋於金融、證券、保險三大行業，哪裏方便就在哪裏圈錢，再借著當局鼓勵海外投資之機大規模將資金轉移海外，而其債務風險卻留在國內。成立這個統一領導監管“一行三會”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意在彌合監管縫隙。
在試圖堵住資本獲取暴利管道的同時，北京終於將醞釀數年的本國居民海外資產管理方式（被稱為中國版“CRS”立法）推至前台。2017年5月23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和“一行三會”六部委共同發布《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宣布自7月1日開始於中國內地實施。該《辦法》規定，銀行、證券、信托、期貨、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開展對非居民金融賬戶的盡職調查。這裏的“非居民”，是指中國稅收居民以外的個人和企業。在2017年12月31日前，金融機構需要在國家稅務總局網站注冊登記，並且在每年的5月31日前報送上述盡職調查信息。國家稅務總局獲得這些信息後，將與賬戶持有人的所在國稅務主管部門開展信息交換。首次對外交換信息的時間為2018年9月。
目前，中國的金融機構對如何推進此項工作還一頭霧水，但都知道這藉由CRS立法將觸動兩類人：一是依托避稅天堂做生意的國際貿易商；二是借由地下錢莊等違規方式資金出海的富人們。財產披露在中國帶來的嚴重不安全感，除了新增的納稅負擔之外，更多源於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資產可能麵臨政府“秋後算賬”。
針對這些高端富人的措施出台，意味著中國富人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
中國模式：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聯姻
按照習近平的節奏，中國行將結束江胡時期創立的“中國模式”。對於中國模式，過去習慣定義為“專製製度+市場經濟”，國外研究者為了讓中共能夠接受，說成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但其實是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聯姻。說起來這也算是中共創造的“奇跡”，因為自馬克思學說創立以來，共產主義與資本家是天生的敵對關係，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共產黨宣言》斬釘截鐵地宣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隻有中共政權做到讓二者經曆過80年代的短暫摩擦後水乳交融，並且發揮“中國模式”的活力，讓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麽，該怎樣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製度呢？筆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製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問世，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政協，儼然進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級階段。這種“精英共和”的表象，讓近幾年外媒關於“兩會”的報道多了一個主題：中國“兩會”富豪的財富與美國國會議員財富之比較。以下是比較結果：根據追蹤中國財富的胡潤報告的數據，中國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個人資產淨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億美元，創下898億美元（折合5658億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國國會、最高法院及白宮的660名最高官員在同一時期的個人資產淨值為75億美元，低於70名中國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財富。2017年3月，據《胡潤富豪榜》數據顯示，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過去4年裏財富增加了64%，從2013年到2016年，他們的身家總和從1萬8千多億漲到3萬億元人民幣。
號稱共產黨領導下、體現了“民主集中製”的議會——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實成了富豪與官員的俱樂部。彭博新聞對這一現象發表評論：“全國人大偏愛億萬富翁，體現了中共和富豪之間的融洽關係。在這個體係的各個層級上都有當地官員與企業家串通合謀，發家致富”。
在“兩會”營造的“精英共和”氛圍中，中國富豪群體當中，不知有誰想到不久後將要麵對的命運轉折？
政府與商人關係將有改變的征兆其實早已顯現，但許多人是在肖建華被秘密押回北京、吳小暉失去自由之後，才願意正視這一事實。就算是先知先覺的王健林，幾年前雖預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來得這麽快。
資本大鱷被斥為“野蠻人、害人精”
習近平接任之後，麵對私企富豪坐大之勢，一直在考慮如何用“混合所有製”將私企中的優質資本吸納進國企，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混合所有製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製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公布以後，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我在《國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盤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當時民企普遍視“混合所有製”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公布之後，民企雖然普遍視混合為“陷阱”，但並不認為會出現“牛不喝水強按頭”的情景。當時許多海外評論者不看相關文件，以為要推行國企私有化了。針對這類看法，我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條剖析，指出該方案的目的是通過讓私企優質資本進入國企、但又不占主導地位，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嗅出危險氣味的人開始跑路。從2014年開始，王健林、吳小暉都走上了海外擴張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萬達係是通過國內舉債籌資，安邦係則是發行各種保險理財產品籌資；但二者本質相同，都是通過國內高負債走“金蟬脫殼”之路。二人 公司的高負債情況，我在此前評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過，不再複述。
中國當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這些把戲，隻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災之後，劉士餘被任命為證監會主席。麵對滿目瘡痍的股市，劉士餘說過不少讓富豪們驚心的話語，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劉士餘稱，“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杠杆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後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不可以的！”劉士餘警告說：“挑戰了國家法規的底線，也挑戰了做人的底線，當你挑戰刑法的時候，等待你的就是開啟的牢獄大門”。
業界當時普遍認為，劉士餘針對的是以恒大係、寶能係、安邦係為代表的舉牌最為活躍的保險係資金。還有大膽一些投資界人士，則批評劉士餘的言論不當，妨礙金融改革，但並未想到中國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與商界的關係。
中國政商關係之結在哪裏？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國政府相當在意，江澤民用“三個代表”理論將新富階層與專業人士納入社會基礎之後，有過不少官方調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期封麵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000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該文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 “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製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這篇文章以蘇南商人為紅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應該歸於此類。“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
有趣的是，該文對前兩類商人都列舉了代表人物，但對第三類商人卻未提及一個名字，隻是指出：“在國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現幾個特點，一是草根商人占絕大多數，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數。對比這兩個領域，中國商人家族的構成，存在很多隱憂。近年來日益被詬病的權力資本，權錢的聯姻，為中國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係的明暗兩個層麵擺上桌麵：表麵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係。這兩層粘在一起的關係，注定了中國政商關係有兩重製度詛咒。
中國政商關係的兩重詛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製度詛咒：官員們“家國一體”之利益輸送機製。
中共政治就是極權政治，以“三個壟斷”著稱，即政治壟斷、經濟（資源壟斷）與輿論壟斷。這種三個壟斷格局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但那時有權力無市場，大小掌權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與子女就業特權。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政府官員掌握的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即我講的“權力市場化”。這一點，注定了中國的官員必然會有尋租衝動。如果家人不夠能幹，就充當權力掮客，官商勾結；如果妻子兒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辦企業，因為向別人尋租遠不如自家人開辦企業安全可靠。這就是近幾年反腐當中，一個貪腐官員落馬，往往導致家庭成員及朋友圈同赴監獄現象的原因。
為了讓官員們能夠祛除這重詛咒，前些年國內很認真地討論過如何“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推動政改”。這類討論從本世紀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輪討論最為認真，而且加入討論的有一些頗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貪官推動政改”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過此論的來龍去脈。
第二重製度詛咒，則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由於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係是種“賜予”的關係。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準入、稅收、企業年檢，每道關卡都可以讓商界難過。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2005年開始，中國商界、學界曾興起一波關於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主要觀點匯集於《原罪：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贖》（2007年出版）一書當中。該書將“原罪”歸咎於三大原因，即製度不完善和社會轉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後天失調以及滋生原罪的社會環境，並列舉了對此的三種聲音——追究派、反對派和折中派。
這兩重製度詛咒，江澤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國高盛前董事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為全書標題，很傳神地道出了這一點。但江澤民在推出“三個代表“理論之後，沒來得及破除這兩重製度詛咒，就已經退休。胡錦濤雖然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願意著力破除這兩重製度詛咒。然後，中國迎來了習近平。
並非說笑：江澤民“改變了中國”，習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習王反腐以來，不少省部級高官紛紛倒下，依附他們的商界朋友也紛紛入獄。今年以來，炮口對準了中國富豪的極品——資本大鱷。
在中國三類新富家族中，對付草根型、紅帽型，當局不講客氣，均鎮以雷霆之威。對付紅色家族則隻能采取“春風化雨”的柔軟手段，在習近平的壓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鬆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對中共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則將其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目前，在該集團領導層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貪官則有獵狐行動。上榜“狐狸”已經被獵回不少，暫時沒被獵回的，不少人因應付官司而耗盡財產，正在體驗“海外居 ，大不易”。
中紀委本來在中央機關中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從王岐山任書記之後，對貪官及其朋友圈殺傷力特別大，“寧見閻王，不見老王”，成了中國官場流行語。郭氏推特文革中，參與者就有一些貪官家屬與情人。
上述權傾一時的官場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書寫不知道結局的《紅樓夢》，隻有那些前幾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與官員家屬，他們的“財富故事”可能會有個相對平安的結局。
但如果以為中國的富豪劫來自於王岐山，或者是習王聯盟，則是對中共政治製度缺乏深層認識的皮相之談。一黨專製政治最大的特點是不容他人分享權力。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曾有一個理論假設，他認為對於一黨製政權來講，主要威脅之一在於“控製自主性經濟權力來源的新興社會集團的興起，也就是說一個獨立的、富有的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發展，導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們考量自身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時，必須好好領會亨廷頓這一觀點。江澤民確實用“三個代表”理論改變了中國，但習近平正在把被江澤民改變的中國慢慢改回去。
王滬寧曆經江胡習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論化妝師，他曾經用“三個代表“取代了三個革命階級（工農兵），他今後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個代表”，為中共尋找新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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