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續上一部分：談談共產主義（三（上）））
3.3 共產主義剝奪了人們基本生存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諸多選擇權。
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契約製度，它不是也不可能基於自願，它必須基於全局的強迫、強製。它不經論證，但正確性不容質疑，不容討論、辯論，它要求社會全體無條件地一致認可、遵循權力解釋下的“正路”設計，服從它的種種規劃，在方方麵麵取得它的許可。作為個體的人沒有機會自由選擇，沒有權利說不，否則就是違法、犯罪。共產主義對人自由選擇權的剝奪是普遍而廣泛的，首先受到影響的，就是人們基本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關的種種選擇權。
人有作於已有利的選擇，趨利避害的權利。自由，即是有選擇。利於人生存、生活的社會，一定是多樣生態，讓人有更多選擇餘地的社會；單一生態，讓人缺乏選擇的社會，一定是不利於人生存、生活的社會。
人各有所願、所能、所長，這自然地與社會分工和勞動形式的多樣性相適應著。勞動，不是一個狹隘概念，勞動，不是隻有體力形式，管理、投資、科學、文化、藝術、學術、等等等等，都是為人類文明奉獻重要價值的勞動形式，它們的從事者，都是無可置疑的勞動者。
當沒有共產主義的強製與強迫時，人們是可以這樣生活的：
自由地開創、經營自已的產業，實現個人價值，追求個人幸福，沒有公有係統的擠壓與欺淩，沒有公權力無處不在、無處不伸、無人不涉的層層幹涉、管製、控製、盤剝與勒索；
多樣化而非一支獨大的經濟為社會提供著更豐富的產品來源，經濟體之間的自由競爭讓消費者受益，讓優秀的生產者、管理者脫穎而出，令社會富有活力；私營企業的蓬勃為眾多人提供著工作、生活的機會；人們可以在眾多雇主中作出選擇，不必屈從唯一（同一體係）的雇主，任其無限度地盤剝和虐待也隻能無奈地忍受；更多的工作機會意味著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待遇，更好的生活條件，更多的生存空間、上升空間；
人們都有機會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種植作物、樹木，養殖禽、畜、魚，為自己，為他人提供食物，提供資源。食物和資源來源渠道的多樣性，為它們的充裕、安全、優質提供了更多保證，人們不必對某一特別的來源形成過度依賴；
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購買房屋還是自建房屋；人們的房屋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人們能自由地選擇居住的環境。在享有居住的充分選擇時，人們就有了更多遠離豆腐渣工程和種種安全隱患的機會；
人們能自由地流動、遷徙，選擇他們喜歡的，他們心中宜居的地方；他們能自由地不受限製地離開給他們帶來困境或生存危機的地方；
人們可以自由地提供，自由地選擇真善、真知、真質的教育，不受虛假、肮髒、敗壞的洗腦體係的荼毒、勒索；
文學藝術的從業者，不再受公權力的豢養，它們的研究與創作，不再把唱讚歌作為最大的使命；
。。。
共產主義把上述一切都變成了幻想。它控製了人們生存、生活的命脈，侵入到人們生活的最深處，滲透至社會的所有空間，扼殺了人們生存、生活的種種基本選擇權。
3.4 共產主義摧殘了人們自我發展、自我保障的能力
私有權是自我保障、自我救濟，自我發展，實現人生願望的基石，也是人應對生存危機的重要屏障。
人不能丟掉人自我拯救的能力。
公有製使民間財富、資源極為貧乏。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直接或間接地為公權力效力，極大地依賴著公權力的分配和賜予，他們的自我保障能力、自我救助能力前所未有地虛弱；公權力對資源、財富的極端壟斷，對社會的極致控製也使人們發展上升的渠道極其單一，賣身為公權力係統比較高級的成員，幾乎是富裕與成功的唯一道路。
生存空間，發展空間的窄狹、逼仄，生活的窘迫、艱辛、疲於奔命使得人們在救助他人上極為力不從心；人們甚至要激烈地競爭民間殘存資源，彼此間敵對、冷酷；當人們不得不以領取惡的賞賜來改善、提高自身生活時，他們也不由自主地成為惡的一部分。共產主義是一個充滿了生存危機的社會，生活、發展空間極為狹窄的社會，人際間溫暖互助貧乏的社會，一個惡無處不在，人與人互害的社會。
生存、生活方式選擇權，信息獲取權與透明知情權的缺乏，使人們在各種自然災難，人為災難發生時，難以趨利避害，難以自救、互救，他們的生命極為脆弱。
共產主義從政策到日常作為都表現出對（個）人權利和生命出於本性的忽視，共產主義不在意人的苦難。
共產主義極容易發生慘烈的大災難。災難起因可能是自然的，或人為的，係統性的，或政策性的。災難必然暴露被遮掩的共產主義的種種反人類罪惡。共產主義不能避免或減少災難發生，它能做的是全力封鎖災難真相，將災難變為作秀的舞台。
1959~1961 （或1958~1961）大饑荒，1976及2008大地震，是共產主義災難的幾個實例。
3.5 共產主義踐踏、剝奪了人們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本節是對上兩節的進一步展開。
強奸，是共產主義的核心思維，共產主義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對人的強迫、強製、控（管）製就是為了保證這一思維的順利實施。
社會範圍的掃蕩式掠奪需要對整個社會實施最小粒度的無遺漏的嚴密控製，它們應該是互為因果的。
與虛置的公有對私有侵犯相同時，共產主義以抽象、虛泛的代表公共、集體的名義屏蔽、碾壓著個體權利，所謂的公（共）權利（力）在每一個場合都淩駕於具體人的權利之上，公權力事實上成為廣大公眾權利的踐踏者，使人類社會，成了不講人權，隻講公權的公類社會。
共產主義的廣大民眾，名為社會的主人，事實上卻匍匐於地，與現代人應有的廣泛的，真實的自由權利無緣。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們都要屈從於公權力的安排與管製，他們是處處受脅迫、被決定的，個人意願與群體選擇，於他們而言，隻是一種奢望。
他們個人生活領域的自主權是殘缺的，如前麵提到過的，他們被剝奪了諸多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選擇權。
個人生活領域的自主權盡管不完整，但畢竟有一定的殘留。而在公共領域、社會領域，普通民眾則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自主權。普通民眾被剝奪了選擇、選舉權；在公共事務、社會事務當中，他們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決策權，沒有參與權（象征性的、表演性的除外），沒有話語權，沒有知情權，即使他們是該事務最直接的利害相關方。公權力的聲音處處回響，民眾卻沒有途徑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身意願，訴說不公、被掠奪、被欺淩、被傷害；人們也難於聽到彼此真正的聲音。共產主義的政治權力格局是絕對一元化的，公權力之外政治參與的可能被完全杜絕了，獨立於公權力的社會團體和組織沒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間。公權力自命為公眾完全永遠的代表者，自我授權，獨斷乾綱，肆意妄為；它自充所有民眾的唇舌，踢開公眾，代替民眾表達一切。他們不隻是濫用權力，他們不隻是背叛人民，他們不隻是肆意欺侮愚弄民眾，他們不隻是殘暴，他們不隻是視民眾如草芥。
保護人的生命，人的自由，人的各項權利，就必須保護人的私有財產權。約翰·洛克說，“生命、財產、自由是天賦人權，三者密不可分”。被掠奪的財產，被剝奪的自由，被戕害的生命之間的距離微乎其微。私有財產權的喪失或殘缺使民眾失去了對公權力的獨立性，失去了與公權力博弈、抗衡的後盾，他們的權利鏈條於是就分崩離析了，他們應有的各種自由和權利，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遷徙自由，謀生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學術自由，各項社會權力與政治權力，也都瓦解無存，他們隻能淪為公權力的附庸、工具與苦役，完全受製於公權力，任之擺布，任之宰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