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索爾仁尼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他將俄羅斯20世紀過往興衰起浮之經驗傳諸子孫，將之視為個人的曆史責任。1998年12月11日，索爾仁尼琴在俄羅斯度過了他80歲生日，為了表示慶賀，俄羅斯電視台第一頻道(OPT)播出了描述索爾仁尼琴一生的電視影片，“獨立電視台”(HTB)連續四天播出了“索爾仁尼琴的一生”專題影片。然而，索爾仁尼琴依然不改他“天生異議者”的本色，就在80大壽當天，他對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要頒給他的、象征俄羅斯最高榮譽的“聖安德烈勳章”嗤之以鼻，並說：“目睹俄羅斯從歐洲強權的巔峰，墮落到當前如此悲慘的地步，我無法接受任何榮譽。”索爾仁尼琴總是如此令當局尷尬，正如葉爾欽的回憶錄所言：“索爾仁尼琴的筆是受上帝指揮的”，其實應該說，“索爾仁尼琴的筆是以人類之愛為汁墨的”。麵對久違的祖國，麵對依然是一邊殘破、貧困另一邊卻是貪腐、奢華的俄羅斯，索爾仁尼琴除了不改他文學悲憫和“天生反對”的性格之外，在這段晚年的回歸之中，索爾仁尼琴依然故我，他從一個“舊社會”的反叛者變成了“新社會”的反叛者，沒有停止他那種“不受歡迎”的、嘮叨不休的批判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索爾仁尼琴就開始發表對俄羅斯政局的看法，1991年的《我們怎樣建設俄羅斯》(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1995年的《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以及返回蘇聯之後出版的《傾塌的俄羅斯》(Russia in Collapse)，流露了索爾仁尼琴返國前後對俄羅斯情勢的憂心與不滿。索爾仁尼琴堅信，一切的改革必須以人民的生活是否獲得改善來評斷。據此，他強烈反對前蘇聯總理、激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蓋達爾(Yegor Gaidar)的改革計劃─“休克療法”。索爾仁尼琴把這種“激進市場化”的政策看成是“劫貧濟富”的掠奪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後的另一次悲慘的試驗。
索爾仁尼琴提出了一種類似“農民公社”的土地私有化觀點，試圖扭轉俄羅斯人民生產意願低落和極度貧窮的狀態。1994年10月28日，索爾仁尼琴對“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議會下議院)發表演說，指出俄羅斯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一條通過最曲折、最病態、最荒謬的方式以擺脫共產主義的道路。鑒於長期以來蘇聯中央集權的無能和“泛斯拉夫主義”的流毒，他主張恢複一種“地方自治會”，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徹底放給人民自治管理的權利。索爾仁尼琴從根本上否認改革中的俄羅斯正在走向“民主製度”，因為隻要下層民眾不能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俄羅斯就依然沉陷在寡頭製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