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或簡稱“西方”這一觀念，在歐美知識界，很多人是當神話來說的，其性質，類似於中國人說《山海經》。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神人，八首人麵，虎身十尾，名曰天吳”……，這類話語的關鍵，是要有人信，隻要有人信，就一定有人說。
任何神話，都是製造者和接受者的合作，缺一不可。人類具有自我神化的天性，曆史上大小神話層出不窮，但長時間屹立不倒的神話，一定是成功俘獲了人心、被信眾死死抱住不放、頑固地當作自己信仰中心和精神支柱的那一類。
從製造者方麵來講，“西方”這一神話，從西歐基督教諸國向東方的進軍開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曆史中逐漸成型，又伴隨著數百年來科學的發展，被一代又一代歐美知識分子東拚西補，逐漸成為一個完整的精神產品，服務於新老帝國主義的全球統治和霸權。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
其實無可厚非，換誰都一樣。不要說全球霸權，哪怕隻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最高權力，也都有與之配套的政治神話作為支撐。知識與權力的共生關係，很多哲學家都說過了，並不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一般來說，隻要本國有過一段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曆史時期，無論是美英法，還是德意日，其知識界都會經曆一次集體升華，進入到新境界，從此居高臨下，睥睨眾生。經過一段時間，共識自動形成：“西方”這個概念作為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共同的政治神話需要，應是一個集體創作，服務於共同的目的，就像是一個商品係列的總品牌，專門為消費者整體的心理接受和思維定式而打造出來，並服務於全係列的各個商品。
於是，需求推動，共謀合成，西方神話就此應運而生。
再看接受者。就以中國為例，一方麵，中國人是“西方”這個品牌最主要的消費市場之一，另一方麵，又由於中國沒有過自己的帝國主義時代，大多數人對於霸權與神話的關係不甚了了。
有客觀原因，中國的知識界早先忙於考慮如何救亡圖存，後來考慮如何奮起直追，再後來考慮如何與國際接軌，從大清國衰落之後就基本上沒再接觸過如何擴張和爭霸這類問題，“國際政治神話學”方麵的知識嚴重欠缺。結果導致很多人輕易就把神話當真理，把偽神當真神，尤其是知識界，“唯西主義”長期以來是絕對主流。
擁有龐大、優質、堅定的海外信眾，西方神話自然會長盛不衰、屹立不倒。即使製造者已開始放棄這個品牌，開始談論“西方的沒落”、“西方的衰亡”、“西方的崩潰”了，但由於其神話基礎在東方和南方的廣大親西方群體中依然牢固如初，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這個神話也還將完整如初，鮮活如初。
這就是關於西方神話問題的當前現狀。實際上，神話製造的高潮時期早已過去，除了西方大眾媒體還在拿神話當遊戲在那裏自娛自樂，很多嚴肅的知識分子正在當真地研究“西方衰落”問題和“後西方”時代了。而與此恰成對照，反倒是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界，嚴重落後於時代，出於某種目的甚至某種利益考慮，死守西方神話，死忠西方偽神。
這就意味著，西方神話將如何破滅，現在不再取決於西方知識界，而取決於非西方國家知識界將如何覺醒，如何放棄舊的觀念，重建新的認知。
鑒於此，本文試圖給出一個新的理解框架，即“西方”觀念的外造、新造和偽造三個方麵，以推動這一認知過程。
一、“外造”的西方
西方作為一個文明，被認為是當今人類社會的一個優勢文明，不僅區別於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等世界主要文明，而且被認為優越於所有“他者”文明。
這個認識，顯然與二戰後“西方世界”的全麵勝利有關。戰後歐美的知識界、文化界和輿論界，在樂觀精神的鼓舞下，通過大量的協同努力，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強化了西方文明是優越文明的認知，使得人們淡忘了“西方”這個觀念真正的來龍去脈。
被忽略的事實是：“西方世界”或簡稱“西方”的這個東西，其出現以及其定義，並不是基於其內在的同質性和一致性，反而是通過與“東方”、“南方”、“其他”這些“他者”地區的“他者”文化的觀念對立中被人為創造出來的。
從曆史上看，隻要出現了一個或幾個非常顯著地“他者”，“西方”的觀念就會出現，其定義也隨之清晰。“他者”的特征越鮮明、越真實，“西方”這個觀念也越鮮明、越真實。
反之，一旦沒有了顯著的“他者”，或者還沒有被創造出來，那麽“西方”這個觀念也會趨於暗淡，而內部的對立衝突則上升為主要矛盾。
曆史並未遠去，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二戰時，美英蘇同盟國集團與德意日軸心國集團進行了殊死搏鬥，戰爭被定義為“自由”戰勝“法西斯”，勢不兩立，絕無互相認同。那時的“西方”，像是一個過時的觀念被人們送進了曆史，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談論“盟國”的事業和“盟軍”的勝利，都在期待“自由”和“解放”的到來。
登陸諾曼底
但在戰爭結束之後，形勢突變，丘吉爾於1946年3月在美國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說，“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裏亞海邊的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到處構成對基督教文明的日益嚴重的挑釁和危險”。
曆史一夜之間恢複了原貌，“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被重新提起，一個新的國家集團又共同集合在了“西方”的旗幟之下，後來甚至還包括了日本這個地理上的遠東國家。這其中的邏輯就是：共產主義國家才是當下真正的“他者”，“盟國”關係結束了，“鐵幕”將其一分為二了。現在的“我們”又回歸為曆史上的“基督教國家”，“西方”必須通過與共產主義的“東方集團”和“第三世界”的“他者”對立而重新建立起來。
這就是“外造”，一個新的“西方”——以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美英加澳新）為主、包括了臣服者部分歐洲和日本的一個國家集團統稱——通過與非常真實的“他者”的對立，而獲得了自身的真實性和內在同質性。
由於二戰結束後被西方所確定的“他者”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鐵幕”以東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另一個是所有前殖民地國家即“第三世界”。所以，這個被雙重“他者”所決定的西方也被創造成了一個雙麵結構——一麵是“自由”或“正義”的化身，麵對“專製”或“邪惡”的敵人與之戰鬥；一麵是“先進”或“文明”的化身，領導“落後”或“野蠻”的世界走向光明。
鐵幕（圖/Final Review Project）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一樣。早在戰前，一些試圖阻止這場“歐洲內戰”的知識分子就努力致力於創造出關於歐洲“自我意識”的想象，試圖為其共同體所代表的價值標準給出某種定義。在那個時期，關於“西方”的前世到底是什麽？歐洲人的先祖到底是誰？這類問題，還處在嚴重的混亂之中。正如一位法國作家所問：“我們自己，我們歐洲人，如果我們不是寧願奉蘇格拉底和西塞羅、摩西和耶穌為我們的先祖而不願把那些曾經居住在凱爾特和日耳曼大森林裏的野人視為祖先的殖民地居民，那麽我們又是誰呢？”（菲利普·尼摩；《什麽是西方》）
這個設問，即反映了西方缺乏內部同質性而必須依靠外部“他者”來“外造”自我意識的困境。在當時，“德意誌民族”的自我意識正在蓬勃生長，而“歐洲民族”的自我意識卻還在各種理不斷剪還亂的觀念糾纏當中，前者壓過了後者，結果就是英法一方以“保衛文明”的名義投入到了針對“野蠻人”德奧同盟的戰爭中。
再往前追溯，還可以看到穆斯林世界在幫助“西方”完成自我建構的過程中所起的“外造”作用。
近代之前，西歐是一個處在文明邊緣地帶的地區，南歐的地中海城邦國家與北歐森林裏的蠻族部落，從文明上根本就是對立的，之間不存在任何相互認同，“西方”的觀念完全無從談起。所以可以說，如果沒有穆斯林世界這個“他者”的出現，“西方”還不知道要等到哪個世紀才能出現。
英國學者馬克西米·羅迪遜說：“遠在其成為一種問題之前，穆斯林就被當作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脅了”。“伊斯蘭的形象不僅僅是從十字軍東征開始繪製的，而是來自拉丁基督教世界逐漸演化的意識形態統一體。這就產生了一種更加鮮明的敵人的特征和形象，從而使西方把精力都集中在十字軍東征上。”（《歐洲的東方神話》）
這個看法可以得到很多支持。實際上，自從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之後，在大部分時間裏，主要是西歐基督教國家進攻東方，而不是穆斯林世界進攻西方。這不是因為別的原因，隻是因為其時的西歐對於東方世界毫無吸引力。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寫道：“在西歐的所有敵人當中，伊斯蘭世界實際上是最不具威脅性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高盧和意大利那些貧窮的城市，根本無法與繁華的巴格達或科爾多瓦相比。”（《封建社會》）另一位意大利經濟史學家卡羅·奇波拉也認為：“阿拉伯的地理學家對歐洲不感興趣，不是因為存在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是因為那時的歐洲沒能提供任何產生興趣的地方。”（《歐洲經濟史》）
“外造”不同於“內生”，由於“西方”這個觀念自身沒有什麽曆史文化根基，難以自然產生並自成一體，所以主要是通過與“他者”的對立而創造出來，而且隨著“他者”的變換不斷改變自身的定義和內涵。在曆史上，伊斯蘭世界、殖民地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都先後扮演了“西方”的“他者”對立麵，協助了“西方”神話的締造。而在“他者”形象並不顯著的時期，“西方”的觀念就會自行破碎，甚至根本不存在。
二、“新造”的西方
確切說，任何文明或多或少都具有這個性質，就像是人格心理學所揭示的，“自我”的很多特性都隻能在對照當中形成。例如中華文明也是在幾千年的“華夷之辨”中造就並凸顯了自身的特殊性。
但是有一點根本上的不同：“西方”作為一個整體而進入世界文明舞台，最早也隻能追溯到公元11世紀的十字軍時代。就是那一批以奪回聖城的名義湧向東方的基督徒掠奪者，構成了“西方”的雛形。
在此之前，羅馬教會和君士坦丁堡教會還處在沒完沒了的激烈衝突當中，誓不兩立，為了聖靈是來自聖父還是聖子之類的教義詮釋，互相威脅用地獄之火燒死對方。在這個野蠻愚昧的人群中，如果有人宣稱他們都屬於同一個文明，應該團結一致，估計也會被活活燒死。
但由於穆斯林這個異教徒“他者”的出現，形勢陡變。拜占庭皇帝的特使於1095年來到皮亞琴察麵見教皇烏爾班二世：“請求閣下傾基督教所有力量協助我們抵抗異教，以保聖教的安危。”教皇立即表示了同意，並來到阿爾卑斯山以北，開始不遺餘力地爭取各方首領的支持，哄騙和勸說他們參加對東方的遠征。
回顧地看，這是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統一。如果說，這就是“西方”的核心部分，直到1946年丘吉爾也仍然要用基督教文明來重新喚回“西方”的定義，那麽850年前對於“基督教所有力量”的這一次召喚，也就相當於是“西方”觀念的第一次誕生。“正是歐洲野蠻人與偉大的東方文明之間的碰撞，導致了西方文明的誕生。”1995年倫敦出版的《發明歐洲》一書中這樣寫道。
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幾萬人的大軍向聖城耶路撒冷進發。曆史學家彼得·佛蘭科潘認為：“為了地位、財富和尊嚴，被現實利益所引誘的歐洲諸國，即將在遙遠的疆土上展開他們的首場爭鬥。…西方正逐漸將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從逐漸將自己拖向中心到最終成為中心，這就是近一千年來西方崛起的曆史。而真實的西方，主要就出現在這段曆史時期，此前曆史裏的“西方”，都不是真實的。
中華文明的“華夷之辨”至遲從周公製禮樂就已成型。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種久遠深厚的內在同質性和一致性，在“西方”觀念的形成過程中是完全沒有的，因此這個新興文明實際上無法與其他悠久文明相提並論。
“新造”的文明，一定是“外造”的，因為它所借助的“他者”文明，是比它更悠久、更高級的文明，可以提供足夠的特性供其形成借鑒或對立。若進一步類比，就相當於中華文明外圍的次生文明，如朝鮮、日本、越南、西夏等。這些邊緣文明可以通過學習和借鑒跟隨中華而形成，也可以通過否定和對立踩著中華而蛻變，就像19世紀中期以後的日本的所作所為那樣。
三、“偽造”的西方
認識到“西方”觀念的“外造”和“新造”性質，也就解釋了為什麽關於“希臘偽史”、“羅馬偽史”、“文藝複興偽史”之類的觀點會層出不窮，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麽簡單地否定希臘、羅馬和“中世紀”曆史材料的真實性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而且在學術上也不能成立。
簡單說，當近代歐美學者試圖將古耶路撒冷、古希臘和古羅馬都說成是“西方”的前世，將摩西和耶穌、蘇格拉底和西塞羅都說成是“西方”的先祖時，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即將別人家的家譜和祖宗牌位搬到自己家的祠堂裏來了。
耶路撒冷（圖/以色列時報）
如果以十字軍東征時歐洲基督教諸國為“西方”的早期代表，那麽追溯曆史，在公元前的一千年裏，無論是早期的基督教，還是希臘城邦，都是典型的東方文化，而完全不屬於“西方”。
如果以十字軍東征時歐洲基督教諸國的第一次統一為“西方”觀念的第一次誕生，那麽追溯曆史，在公元前後各一千年的兩千年時間裏，從東地中海一直往東的整個亞洲大陸，先後出現過幾十個大的文明中心，都和“西方”毫無關係，因為它還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文明中心而出現。
所以說，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古黎凡特和古希臘，可以被歸類為地中海文明，或理解為是古波斯文明的外緣，但卻不能被解釋成是一個還沒有出現的“西方”文明的“古典時代”。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也不應該有“希臘-羅馬世界”Greco-Roman World這個合稱，更不應該有“泛希臘化時期”Hellenistic Period這個分期，這些“世界史”概念，實際上都隻服務於為後來“新造”的西方偽造出一個光輝的“古典時代”這個政治目的。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都不專屬於某一類型，由於它們出現得很晚，且覆蓋範圍不大，更有可能它們都是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蘇美爾、古波斯等文明的附屬部分，而不太可能成為主導文明和優勢文明。但是如前所述，由於近現代的“西方”是一個既與“邪惡巨人”作鬥爭又率領“黑暗世界”向前進的雙麵結構，就像是米開朗琪羅所雕塑的那個既麵對歌利亞巨人又引領塵世子民的大衛形象；所以帝國主義的史學家們也照葫蘆畫瓢，將這個雙麵結構引入了“西方”前世曆史的編造。
正所謂“所有的曆史都是現代史”，在這個“西方中心論”的曆史哲學框架之下，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被人為地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神聖的”耶路撒冷、“光明的”希臘城邦和“偉大的”羅馬共和國，第二部分是東方那個“邪惡的”波斯帝國，第三部分是南方“黑暗的”的迦太基、埃及和非洲大陸。
黑格爾在其《曆史哲學》中這樣來偽造早期基督教：“假如在腓尼基人當中，‘精神’仍然受到‘自然’方麵的限製，那麽，相反地，在猶太人當中，‘精神’卻完全淨化了，成為‘思想’的純粹的產物······現在，‘光明’這個觀念更進而成為‘耶和華’——純潔的統一。”實際上，包括古希臘和古羅馬在內的“古典時代”，無不是按照這種“山海經筆法”被創造出來的。由於那個時代的歐洲曆史學家，尤其是日耳曼史學家，是在完全不受任何挑戰、並壟斷了所有曆史材料的情況下編寫“世界曆史”的，因此，他們的偽造活動基本上是隨心所欲、肆無忌憚的。
除了“古典時代”，“中世紀”和“文藝複興”的概念也無非都是某種預設的“曆史哲學”框架之下的產物。由於“西方”在誕生之後的幾百年裏仍然野蠻黑暗，沒有多少文明之光，直到發現新大陸之後才成為暴發戶，所以“中世紀”或“黑暗時代”的分期一直延續到了“西方”可以名正言順地將意大利北部城邦共和國自成一體的文化納入自身文明範圍的時候，這就是所謂的“文藝複興”概念的由來。
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米蘭、比薩這些城邦共和國的曆史，每個人都可以去讀，能夠清楚地看到它們與東方的貿易，它們與整個地中海的文化聯係，它們自羅馬時代之後的連續發展，卻看不到它們與阿爾卑斯山以北凱爾特和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蠻人有任何文明上的同一性。將它們的獨特文化解釋為“中世紀黑暗”的結束和整個“西方”的文化大複興之開始，也是近似於“山海經筆法”的胡編。
總之，近代歐美史學家對“西方”自身曆史和“世界曆史”的偽造十分明顯，不能當真。但要認識到，這種偽造，主要不是體現在對曆史材料和曆史事實的篡改上，而是體現在曆史觀念和曆史哲學的預設上，體現在“所有曆史都是‘西方’現代史”這個潛在的荒謬邏輯上。也就是說，人們可以接受柏拉圖的著作是曆史事實，可以接受希臘早期的科學成就是曆史事實，但是這些史實與現代“西方”的優越性之間，並無必然聯係，也並不是“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因為根本就沒有一條從古希臘古羅馬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專屬於“西方”的、不屬於其他文明的偉大光明正確之路。
四、等待中國的知識界
外造-新造-偽造，這個關於“西方”的理解框架，對於今天的歐美知識界，應該不是什麽新發現。事情做都做了，當然不會在乎別人揭穿。但是對於中國的知識界，卻還遠遠沒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
不接受的情況分很多種，對於那些即使明白這是個神話也決不改變對“西方”的認知和信仰的人，需要單獨分為一類。本文的討論，隻針對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群。
一個頗有市場的流行觀點是：古希臘、古羅馬、文藝複興，無論是不是真實的，也無論是不是“西方”的，反正不是中國的，反正這些文明成就，尤其是科學成就是被現代的西方所吸收、所繼承、所發展了，反正你中國在這方麵是落後的。落後就要虛心學習，不必管到底是誰的。
這個觀點不算是大錯誤，但它不顧真假西方和真假曆史的區別這個態度卻是不能被接受的，因為這個態度恰恰構成了西方神話基礎的一部分，也恰恰是“西方”在偽造自身曆史時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
向西方先進的地方學習，原則上沒有錯，但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地將自身的文明神化，將自身的曆史神化，目的之一正是讓學生們永遠不能超越它，永遠追隨它，最好永遠屈服於它的偉大。而不分真假西方、不分真假曆史的做法，看起來是我們的謙虛好學，但同時恰恰也迎合了西方永遠當老師的潛在目的。
老師和霸主是一體兩麵，因為知識和權力是一體兩麵。揭露西方的知識之偽，就相對於是解構西方的權力；而盲從西方的知識建構，就相當於是在強化西方的權力。
努力學習是為了超越西方，不辨真假卻是在強化西方，所以這種流行觀點具有自相矛盾之處。
另一種流行觀點則是：將西方“古典時代”的所有曆史敘述都說成假的，說成是近世偽造的，無論是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還是古羅馬的法律和政治，乃至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建築雕塑，統統視為是偽史不予承認。
這種觀點，盡管其破除西方神話、解構西方話語的努力具有積極意義，但實際上是偏離了研究方向，搞錯了問題本質。如前所述，近現代的歐美學者的所作所為，就是將別人家的家譜和祖宗牌位搬到了自己家新建的祠堂裏。所以，可以否定它這個新建的祠堂，因為它並沒有自己的先祖曆史；也應該批判它的竊取行為，因為別人家的東西不屬於它；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將它的祠堂連同裏麵竊取的東西無論真假統統砸爛。
平心而論，西方知識界幾百年來的神話締造方麵成績斐然，其中包括了很多精巧的設計，精確的銜接，令人歎為觀止，並且有不少值得其他文明參考借鑒的地方。因此現在要徹底解構這個神話，也需要精細一些的操作，不能野蠻拆遷。
但無論如何，這個工作有待中國知識界的共同努力。希望本文能成為這一努力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