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與毛澤東 真相真因 新解細掰】

 

小序

1, 彭德懷與毛澤東 是中共曆史上的 兩大人物 一大事件

2, 以往的馬後炮 對廬山事件 對彭毛 非此即彼, 公允理性罕見

3, 此篇作者 著重從另一角度審視, 私人得失恩怨來解釋因緣, 有新意

4, 但此文此視頻此人的 評論 顯示 對真實的曆史和人物並不深刻知曉了解

因而, 眼界窄, 起點低, 事實渾懸, 論據論點結論 偏頗淺薄

但

仍不失一讀

5,  視頻人 江森哲,  文作者 崇新嶽, 基本同腔同調同文字

是同一人 抑或 彼此借挪, 您自判

6, 本文較長, 此篇30節, 能靜下心來, 可跟讀, 否則自便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

 

作者：崇新嶽　

 

http://blog.tianya.cn/m/post-79183102.shtml

 

 

人們都知道，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引發一場“路線鬥爭”。現在一般的解釋是，彭德懷隻是出於“為人民鼓與乎”的熱情與好心，而給毛澤東寫信。這樣的解釋是把曆史簡單化和戲劇化了，作為曆史真相，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的背景，並非那麽簡單。

彭德懷1898年出生在湖南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比毛澤東小5歲，與劉少奇和周恩來同歲。彭德懷早年因為家貧到軍隊當兵，由於表現優異，不幾年就升任營長。1928年4月彭德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7月率部發動平江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紅五軍，開辟了湘鄂贛根據地。1928年11月，彭德懷率紅五軍與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在井岡山會師。

此時，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與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是兩隻各自獨立的部隊，彭德懷並不接受毛澤東的領導，兩人是平級關係。1930年，中共中央對紅軍進行整編，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整編為“紅一軍團”，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整編為“紅三軍團”。這時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的人數相當，都是1萬多人。

1930年6月，在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指導下，中共中央要求各路紅軍進攻大城市，以配合當地工人暴動奪取政權，在短時期內奪取中國政權。中央要求紅一軍團進攻南昌，紅三軍團進攻長沙。毛澤東看到當時紅軍的實力尚不足攻打大城市，所以沒有執行上級攻打南昌的指示，隻是消極地應付了一下，所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軍團損失不大。而彭德懷認真執行了上級的指示，率紅三軍團短暫占領了長沙，但卻無法堅守，在受到極大損失後不得不撤出。

1930年8月，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再次會師，雙方決定組成紅一方麵軍。紅一方麵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紅一方麵軍下轄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紅一軍團由總司令朱德兼任總指揮，紅三軍團由彭德懷任總指揮。此時，彭德懷成為毛澤東的下級，接受毛澤東的領導。紅三軍團的人之所以沒有擔任紅一方麵軍的領導，是因為紅三軍團損失嚴重，實力已經大大遜於紅一軍團。林彪在這時擔任紅一軍團下屬的紅四軍軍長，比彭德懷低一個級別。

1933年，紅一方麵軍再次進行整編，下屬仍為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不過這次總司令朱德不再兼任紅一軍團的總指揮，由林彪升任紅一軍團的軍團長，而彭德懷為紅三軍團的軍團長。此時林彪與彭德懷平級了，兩人都接受毛澤東和朱德的指揮。

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都參加了長征。這時毛澤東已喪失軍權，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林彪和彭德懷都積極支持毛澤東複出，重新主管軍隊。

1935年7月，毛澤東指揮的紅一方麵軍與張國燾指揮的紅四方麵軍會師，並進行整編。這時紅三軍團因為損失巨大，所以取消了紅三軍團的番號，部隊歸紅一軍團指揮，編為紅一軍團第四師。此後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混編為左、右路軍兩支隊伍，共同北上。

長征途中，因為發生了張國燾分裂，張國燾不同意北上，而毛澤東堅持北上，從而導致紅軍的分裂。毛澤東率紅一方麵軍繼續北上，並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林彪任副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此時彭德懷再次成為林彪的上級。而朱德因與張國燾的部隊混編在一起，沒有與毛澤東的部隊一起行動。

1935年10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麵軍到達陝北，與劉誌丹率領的紅十五軍團會合。1937年國共合作開始後，紅一方麵軍改編為八路軍第115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紅二方麵軍改編為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紅四方麵軍改編為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而八路軍總司令為朱德，副總司令為彭德懷，此時彭德懷的地位仍高於林彪。

解放戰爭後，彭德懷任解放軍副總司令兼第一野戰軍司令員，而林彪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的地位仍在林彪之上。1955年評十大元帥時，彭德懷排名第二位，林彪排名第三位，彭德懷還在林彪之前。

 

可是到了1958年，林彪忽然躍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而彭德懷仍是普通政治局委員，不是常委。這是林彪的地位首次高於彭德懷，彭德懷成為林彪的下級。

對此，彭德懷當然有點“想不通”：為什麽林彪越過我進了政治局常委，我卻進不去？

如果說這是因為林彪立了大功，也能讓彭德懷服氣。可是林彪解放後一直養病，什麽也沒幹。相反，彭德懷卻幹了很多工作，還在朝鮮戰場立了大功，甚至還成為世界名人，因為他是打敗“美帝”的第一個土八路。立功的人沒有升職，養病的人反而升職了，這樣一想，彭德懷當然就不服氣了，對毛澤東心懷怨氣。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信，很大程度也是來自彭德懷怨氣的爆發。

不少人對此不解，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對待彭德懷呢？這其實與毛澤東對接班人的思考與布局有關。【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

 

在分析毛澤東對接班人的思考與布局之前，先看一下毛澤東給彭德懷的待遇。現在很多人評論彭德懷是被冤枉了，是冤案，這些都是站在彭德懷的立場或者角度上來評論的。但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會有不同的結論。如果站在毛澤東的角度上來看彭德懷問題，又會有不同結論。

先從彭德懷的角度來看問題。首先，彭德懷對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勞，特別是戰功。雖然在解放戰爭期間，林彪的戰功比彭德懷大。但從紅軍時代開始的整個期間來看，彭德懷的戰功要大於林彪。

彭德懷發動平江起義，創建紅三軍團，這些功績都是林彪不能比的。而且彭德懷還有在抗美援朝期間的戰功，這也是林彪不能比的。1955年評“十大元帥”時，基本是按照戰功來評的。彭德懷排名第二，林彪排名第三，這是比較公平的。除了朱德比較特殊之外，排名第二的彭德懷，可以說是在軍隊中的戰功第一位，這也是被人們一般公認的。

對於彭德懷的軍事才能，毛澤東也是十分肯定和讚賞的。毛澤東曾贈詩給彭德懷：【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除彭德懷之外，其他軍隊將領都沒有得到過毛澤東如此高的評價。

其次，彭德懷在生活上非常清廉，在男女關係上也非常正派，這是高崗等人遠不能比的。彭德懷在生活的艱苦樸素方麵，可以說在中共高層是第一位的。朱德曾在廬山會議上說：【彭總在生活方麵注意節約，艱苦樸素，誰也比不過他。】

原國民黨高官張治中，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有較好的私交，後來投靠了中共，擔任過不少名譽高職。在建國初期，張治中曾與彭德懷共事過，當時彭德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張治中任副主席。1959年彭德懷被批判後，張治中曾寫信給毛澤東替彭德懷說話。據張治中的兒子回憶：【彭德懷被打倒後父親寫的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寫了一萬多字的信為彭德懷講話。父親在信裏講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樸，對自己非常嚴格，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彭德懷艱苦樸素，他絕對不會反對您老人家。】

 

從“才”的方麵來看，彭德懷有過人的軍事才能，從“德”的方麵來看，彭德懷也有很好的私德，可以說是“德才兼備”的人才，似乎是理應得到重用的。但毛澤東為什麽不重用這樣的人才呢？

其實站在毛澤東的角度來看，彭德懷雖有“德才兼備”的優點，卻又有一個性格上的缺點，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剛愎自用，目空一切”。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彭德懷這樣的性格，不適合擔當更重要的職務。關於彭德懷的性格問題，後麵還要分析。

不過彭德懷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性格問題，他不認為自己有“剛愎自用”的缺點，反而認為是自己的優點。彭德懷對自己的評價是很高的，認為自己沒有大的缺點，所以對沒有受到重用，感到很不平。

 

從抗戰時期開始，彭德懷在黨內的地位就很高。在建國初期，彭德懷在黨內的排名是第六位，僅排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這“五大書記”之後。因此，在任弼時1950年去世之後，要補缺一位書記，當時人們最看好的就是彭德懷。可令人意外的是，被補缺的並不是彭德懷，而是功績和威望都遠排在彭德懷後麵的陳雲。

1953年8月彭德懷從朝鮮戰場回國後，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一般都應該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在彭德懷之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在彭德懷之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也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很多人認為，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這件事，預示著他不久將升任政治局常委。

1954年彭德懷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兼國防部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排名朱德之後的的第二位，這些都似乎給人們一個信息：彭德懷將在不久後的中共“八大”上，進一步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央決策圈。

可令人意外的是，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除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原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之外，又增補了一位政治局常委，但這個人不是彭德懷，而是排名在彭德懷之後的鄧小平。彭德懷的地位原地踏步了，在“八大”上絲毫沒有向前移動。到1958年的八屆五中全會上，再次增補一位政治局常委，但這個人又不是彭德懷，而是排名在彭德懷之後的林彪。

增補陳雲和鄧小平，彭德懷還可以理解為政治局常委采用“黨指揮槍”的原則，不接納純軍人幹部。因為陳雲和鄧小平一直是政工幹部，不是純軍人幹部。可是林彪進入政治局常委，彭德懷就無法解釋了。因為林彪和彭德懷一樣，都是純軍人幹部。

從彭德懷來看，他的才能不比林彪差，他的功績更大於林彪，而且他的個人品德也好於林彪。不管是“德”、“才”、“功”，彭德懷都是超過林彪的。林彪憑什麽超越他進入政治局常委，而他卻進不去呢？這樣一來，彭德懷心中的不平和怨氣，就自然大了起來。

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進入政治局常委，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6月在中南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兩個人提出辭職：一個是“反冒進”受到毛澤東嚴肅批評的周恩來，另一個則是彭德懷。政治局會議討論後，否決了兩人提出的辭職，決定維持現狀。

1959年3月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再次提出辭去國防部長的職務，毛澤東很不高興地對彭德懷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德懷無語，暫時收回了辭職要求。

 

不少人認為毛澤東有意用林彪來“壓”彭德懷，是怕彭德懷“功高震主”。從曆史上的經驗來看，這種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這件事放在毛澤東身上，卻並不符合事實。下麵就此進行分析。【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3）

 

在中國曆史上，大臣因為“功高震主”而篡奪皇帝大權的事情屢屢發生。比如後周時掌管禁軍的大臣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逼後周皇帝柴宗訓“禪讓”，自己當上了皇帝，即宋太祖。不過大臣因“功高震主”而篡位，必須有一個前提：大臣的實力和威望要大於皇帝，這才有篡位的可能性。

後周時趙匡胤掌管著保衛皇帝的親兵禁軍，而當時的後周皇帝柴宗訓是年僅7歲的孩子，由皇太後代理執政。一個老練的大臣，對付一個孩子皇帝和一個女人，當然很容易得手。如果當時的後周皇帝是一個年長有威望的皇帝，趙匡胤要想篡位就不太可能了。

彭德懷與毛澤東的威望相差很多，即使是在軍隊中，支持毛澤東的將領也是壓倒多數。彭德懷要想發動兵變，像趙匡胤那樣奪毛澤東的權，根本是不可能的。這點毛澤東本人也很清楚，他根本不會擔心彭德懷搞“功高震主”篡位。

 

不過從另一方麵看，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擔心還是有道理的。雖說毛澤東不必擔心在自己生前，彭德懷會幹出什麽事來。但毛澤東擔心自己死後，自己的接班人沒有能力“製”住彭德懷，這樣毛澤東的接班人就不能順利接班了。

據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回憶說：【有一次，主席對彭德懷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

彭德懷與劉少奇同歲，都比毛澤東小5歲。但與劉少奇不同，彭德懷的身體非常硬朗，不比毛澤東差，彭德懷活到毛澤東去世後的可能性很大。毛澤東對此當然也非常清楚，因此毛澤東才會對彭德懷說：“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

在毛澤東生前，彭德懷是沒有實力“造反”的，而在毛澤東身後，那就很難有人製服得了彭德懷，彭德懷就有了“造反”的實力。大家知道，毛澤東對接班人非常在意，為了自己的接班人順利接班，毛澤東必須在自己生前，把彭德懷先“解決”掉。

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也可以讓彭德懷接班呀。不過大部分人應該不同意這種看法。彭德懷打起仗來是一員猛將，但彭德懷隻是將才，不是帥才，讓彭德懷來領導國家，那是很危險的。

彭德懷的性格桀驁不馴，做事的風格霸道武斷。有人稱讚彭德懷反對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其實彭德懷做事的作風，比毛澤東獨裁得多，對下級動不動就罵，有時候甚至是不講道理。比如當時的總參謀長粟裕，要寫報告給毛澤東時，為了表示尊重彭德懷，在報告上麵寫“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主席”的字樣，彭德懷就發脾氣說：“我不是你的通信員”；如果粟裕不轉給彭德懷，直接把報告上報毛澤東，彭德懷又發脾氣說：“你這是越級上告。”

彭德懷不僅罵自己的下級，就是對自己的上級，他也敢“發脾氣”。周恩來與黨內大部分高官的關係都相處較好，可是他與彭德懷的關係卻不太好，彭德懷經常對周恩來發脾氣。據原後勤部長邱會作在回憶錄中寫道：【周恩來說：“軍隊後勤工作和國務院有密切的關係，過去彭德懷就知道問我要錢，向我發脾氣。現在你把軍隊的事情辦好，讓我省事放心了，就是對我很大的幫助。】

當然，彭德懷不僅敢對周恩來發脾氣，就是麵對毛澤東，他也敢當麵發脾氣。朱向前在《毛主席詩詞的另一種解讀》中提到：【在廬山會議，彭德懷的原話是這麽說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現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嗎？”】

【這是彭德懷對毛澤東說的，毛說：“在延安華北座談會操了40天娘，補足20天，這次也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

【我這個書上原話還有，這是經過中央文獻審查了半年之後，這個話沒有刪掉，這個確實是當時的會議記錄。大家想想，這個話說到這個程度，廬山會議為什麽後來開到那樣結果來，就是毛澤東沒法下台了，彭德懷已經逼得他沒法下台，所以這個事情你不把他搞定，不把他擺平就收不了場了。】

 

不過，把毛澤東與彭德懷的衝突，理解為單純的意氣用事，感情用事，這是不恰當的。但不管怎麽說，彭德懷這樣的人，隻有毛澤東，才能用和平的辦法製住他。如果換了別人，隻有用粉碎四人幫的辦法把彭德懷關起來，不可能和平地解決。

彭德懷死於1975年，隻比毛澤東早一年。如果在毛澤東去世後，彭德懷還活著，恐怕就沒有人敢給彭德懷平反了。把彭德懷放出來，誰能管得住他？因此，毛澤東不得不在自己生前，把彭德懷的問題解決掉，給接班人鋪路。【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4）

 

 

為了深入理解毛澤東與彭德懷的矛盾，這裏舉一個張三和李四的通俗例子來說明。這裏之所以要用張三和李四來說明，是因為這種矛盾很普遍，很常見的，不是僅僅局限於毛澤東與彭德懷兩人之間的特殊矛盾。如果把張三換成毛澤東，李四換成彭德懷，就容易看出，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實也是一般人之間經常發生的矛盾衝突。

假如張三是一個公司的董事長，李四是這個公司的員工。李四的工作表現不錯，張三對李四很重視，一直提拔他，直到升為技術總監。在這一段時間內，張三和李四的關係很好，兩人沒有矛盾。

過去毛澤東對彭德懷很重視，很重用，彭德懷也不辜負毛澤東的期待，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在這期間，彭德懷與毛澤東之間，也基本上沒有矛盾

 

在李四升任技術總監之後，兩人卻發生矛盾了。張三認為，李四雖然很有能力，但他的能力最高隻能當技術總監，所以再給李四升至技術總監之後，就不再給李四升職了。可是李四卻認為，自己的才能很強，完全可以當總經理，希望繼續升職為總經理。張三不再給李四升職，李四卻希望繼續升職，這時兩人之間就發生矛盾了。

彭德懷從朝鮮戰場回來，主管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之後，彭德懷就沒有再繼續升職了。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雖然有很大的軍事才能，但他隻能管軍事，不能管政治，最多隻能當一個國防部長，不能進入政治局常委管政治；而彭德懷則認為，自己隻當國防部長是屈才了，還希望進一步晉升進入政治局常委，成為國家政治的最高決策人物。這樣一來，彭德懷與毛澤東之間，也就開始發生矛盾了。

 

張三和李四的矛盾發展下去，最後怎樣解決呢？無非是五種結局：第一種結局是張三讓步，提拔李四當總經理；第二種結局是李四讓步，屈從張三的意誌，繼續當技術總監；第三種結局是張三和李四都不讓步，李四主動辭職離開公司；第四種結局也是張三和李四都不讓步，但是張三把李四從公司開除出去；第五種結局是李四聯合其他人共同扳倒張三，換一個新的公司董事長，這樣李四就有可能升任總經理，甚至有可能自己當公司的董事長。

毛澤東與彭德懷的矛盾發展下去，最後也是上述的五種結局：第一種結局是毛澤東讓步，這似乎是很難的；第二種結局是彭德懷讓步，從彭德懷的性格來看，這也是很難的。彭德懷的性格，不是能伸能屈，而能伸不能屈。要彭德懷讓步，安分地繼續當他的國防部長，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是在天下大亂的時期，彭德懷還可能選擇上述第三種結局的辭職離開。當年就有不少國民黨的高官，因為對蔣介石不滿，選擇投奔共產黨。可是天下統一之後，彭德懷要想選擇第三種結局，已經是不可能了。這樣一來，彭德懷與毛澤東之間的矛盾結局，隻剩下上述第四種和第五種了。

前麵提到，彭德懷與毛澤東的實力相差懸殊，彭德懷要想單獨造反扳倒毛澤東，是不可能成功的。不過彭德懷可以聯合其他人，群起向毛澤東發難，這樣就會有一定的成功可能性。當然，這個可能性並不大，除非遇到極好的天時地利條件。因此，彭德懷與毛澤東之間的矛盾結局，可能性最大就是上述的第四種選擇，毛澤東把彭德懷開除出去。

當1958年林彪升任政治局常委，超越彭德懷之後，彭德懷多次提出辭去國防部長。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提出辭職，就是向自己施加壓力，逼自己讓步，逼自己提升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因此，毛澤東反問彭德懷：“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麽？”

毛澤東這裏其實也是明確告訴彭德懷，你最高就是這個職位了。如果此時彭德懷讓步，不再有非分之想，安分當國防部長，這就不會有被打倒的結局。但彭德懷不是那種能夠委屈讓步的人，當毛澤東不肯讓步時，彭德懷又會怎麽想呢？

 

1959年，中國經濟上發生了一定的困難，而彭德懷就在這個時候，給毛澤東寫信了。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的信有四大疑點，這些疑點將在後麵分析。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就會認為彭德懷試圖要用上述的第五種結局，來解決矛盾。

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寫信的動機，是試圖趁著國家經濟困難的天時，趁著眾高官出席中央全會的時機，聯合一批高官，共同向毛澤東發難，一舉扳倒毛澤東。

彭德懷是不是有這樣的想法，我們不得而知。但不管怎麽說，從邏輯推理的角度來看，不能排除這樣的嫌疑。因此，如果站在毛澤東的角度，他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此毛澤東做出打倒彭德懷的決定，徹底解決兩人之間的矛盾。

關於彭德懷寫信的四大疑點，將在後麵分析。【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5）

 

在分析彭德懷寫信的疑點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彭德懷這封信的原文。當年，彭德懷給毛澤東寫的信，號稱“萬言書”。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謂“萬言書”，應該有1萬字左右，才能稱得上是“萬言書”。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彭德懷自述》書中，附了彭德懷這封信的原文。可是書中公開出來的彭德懷“萬言書”原文，隻有3500多字，不符合“萬言書”的標準。

這裏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彭德懷的信本來就隻有3500字，被人誇大稱為“萬言書”；第二種可能是，彭德懷的信本來有1萬字左右，但是出於某些原因，公開出來的版本刪去了7000多字，隻剩下3500字。

筆者認為，第二種可能性比較大。因為在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時候，就稱彭德懷的信為“萬言書”。如果彭德懷的信有8、9千字，四舍五入一下誇大為“萬言書”，倒也說得過去。可是把一封3500字的信，誇大說成是“萬言書”，總讓人感到說不過去。

不少人看了彭德懷信的原文後，說：“這封信沒有什麽問題呀。”但如果是上述第二種情況，得出這樣的結論就為時過早了，因為有問題的部分，或許我們無法看到。所以，在分析彭德懷這封信之前，我們頭腦中要有這樣一種認識。

 

這裏把《彭德懷自述》書中附的彭德懷信的轉載如下：

【主席：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

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１９５８年較１９５７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４８．４％，其中工業增長了６６．１％，農副業增長了２５％（糧棉增產３０％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４３．５％。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

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

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製，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

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

對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麵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麵的被動局麵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４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１９５８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製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係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裏，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２０餘億）。即在這一方麵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誌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麵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３０多年來領導曆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麵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麵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另一方麵，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隻１８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衩）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麵，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１、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

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係列問題的起因。

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

當時從各方麵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相。

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隻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衝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誌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１５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

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

在這些同誌看來，隻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

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麵。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係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誌，又沒有損傷同誌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誌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

我覺得，係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誌，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

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麵，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

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

今年明年和今後４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１５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４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敬禮！

彭德懷，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讀了彭德懷的這封信，毛澤東自然會提出第一個疑點：主管軍事的彭德懷，為什麽要在經濟建設方麵，提出這麽多意見？

作為常識，國家機構是有明確分工的。負責經濟建設的主管部門，當時主要是國家計委，原來由高崗任主任。高崗倒台後，由李富春繼任主任。彭德懷是國防部長，負責主管軍事，並沒有主管經濟建設部門的權限。

無論古今中外，軍事和經濟都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部門，由不同的人分別主管。國防部長不會兼管國家計委，國家計委主任也不會兼管國防部。比如漢高祖劉邦，讓韓信主管軍事，讓蕭何主管經濟。韓信不應該過問蕭何的事，蕭何也不應該過問韓信的事。如果韓信給劉邦寫信，隻字不提軍事問題，卻對蕭何主管的經濟問題提了很多意見，劉邦自然會產生疑問：韓信這是想幹什麽？

同樣，彭德懷是主管軍事的負責人，他不應該過問經濟方麵的事。如果彭德懷過問經濟方麵的事，那就是越權行為了。一般來說，國家機構是有明確分工的，不允許越權的。如果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一封長信，大談軍事方麵的事，這是他職權範圍內的正常事情。可是彭德懷偏偏寫給毛澤東的信中，隻字不提軍事問題，全是談經濟問題，這並不是彭德懷職權範圍之內的事，這是一種越權行為，是不正常的，所以毛澤東要對彭德懷寫信的動機產生疑問。試想，如果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給毛澤東寫一封長信，不談經濟問題卻大談軍事問題，毛澤東自然也會對李富春寫信的動機產生疑問。

 

當然，彭德懷出於一片愛國熱忱，看到有問題就要提出來，不管什麽越權不越權，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彭德懷寫信的動機，可能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完全出於好心，向毛澤東提出意見；第二種則是別有用心。關於彭德懷別有用心的可能性，在前麵的部分提到過，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推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必須要對彭德懷寫信的動機做一個分析：彭德懷是出於好心？還是別有用心呢？

要分析彭德懷寫信的動機，要從兩個側麵進行：第一個側麵是彭德懷的信的內容；第二個側麵是彭德懷寫這封信的背景。首先說一下彭德懷寫這封信的背景，第一個需要說的是蘇聯對中國搞人民公社的態度。

中蘇關係在1958年之前，可以說是蜜月關係，但是到1958年，中蘇關係出現了裂痕。毛澤東後來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製中國，我們不幹。”毛澤東這裏說的主要是蘇聯要求在中國建設長波電台和組成聯合艦隊的事。但與蘇聯鬧翻，不僅僅是這兩件事，蘇聯反對中國搞人民公社，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國從1958年開始大搞人民公社運動，當時蘇聯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中國本指望蘇聯會對中國的人民公社運動予以支持，可是蘇聯不但沒有支持，反而持反對態度。

在開始階段，蘇聯對中國的人民公社采用冷處理，報刊上很少報道中國的人民公社運動。相反，西方各國媒體，都在大量報道正在中國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蘇聯官方也遲遲不發表對人民公社的看法，直到1958年底，沒有任何蘇聯高官公開提到過中國的人民公社。

不過西方媒體卻開始報道蘇聯領導人私下發表的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8年12月，美國報刊發表一位美國參議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在談話中赫魯曉夫對中國的人民公社持否定態度，赫魯曉夫說：“無論如何，中國的製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很久以前就曾嚐試過公社製度，但是行不通，而現在蘇聯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

後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解釋為什麽要反對中國的人民公社運動。赫魯曉夫說：反對中國的人民公社，是為了給蘇聯幹部“打預防針”，避免他們對中國“盲目效仿”，而給蘇聯的經濟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6）

 

大國往往有一種傲慢，認為自己的模式和經驗是最好的，要求其他國家學習和效仿自己的模式和經驗。比如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廣它的模式和經驗，你要是不效仿學習它，它就不高興。

蘇聯當年也曾是大國，它也要求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都遵循蘇聯的模式和經驗，聽從蘇聯的指導。因此，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都不喜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不僅不太聽蘇聯的指導，而且還不學習效仿蘇聯的模式，自己創新一套“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這就讓蘇聯人不高興了。

二戰後，東歐各國都是效仿蘇聯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模式。在蘇聯看來，中國也應該效仿蘇聯的農業模式。現在，毛澤東又要撇開蘇聯模式，創新一套“人民公社”的模式，蘇聯當然更不高興了。因此，蘇聯對毛澤東是不喜歡的，不滿意的，很想有機會搞掉毛澤東，在中國重新扶一個比較聽蘇聯話的領導人。

蘇聯也知道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巨大威信，所以他們也試圖要扶的那個人，也應該在中共黨內有相當的威信，才能對抗毛澤東。在蘇聯看來，中共黨內有希望扶起來的，也就是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林彪這麽幾個人。在周恩來訪蘇期間，某蘇聯高官裝作醉酒，向周恩來試探性地提出反毛澤東的建議，結果遭到周恩來的當麵駁斥。那麽在彭德懷訪蘇期間，蘇聯人會不會向彭德懷也同樣提出反毛澤東的建議呢？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彭德懷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國，而就在一個月後的7月14日，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信。在彭德懷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正好遇到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訪問阿爾巴尼亞，於是彭德懷與赫魯曉夫在阿爾巴尼亞見了兩次麵，會談了兩次。因此，有人懷疑彭德懷在與赫魯曉夫談話時，受到赫魯曉夫的某種暗示，因此回來之後，就借著廬山會議的機會，向毛澤東發難了。

 

英國人瓊斯寫的《中蘇關係內幕紀實》一書中，有“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一節，這樣記述道：【1958年4月至8月間，把農業合作社變為工農聯合的人民公社的運動席卷了中國大地。中國政府的新經濟政策，沒有得到蘇聯共產黨的同意，蘇聯新聞界和廣播電台對於這一政策保持了異常沉默的態度。《華盛頓郵報》於1958年12月17日報道說：赫魯曉夫在與美國參議員赫伯特的最後一次會談中，把人民公社製度說成是“反動的”和不適當的。】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批準了毛澤東為了集中精力於理論工作，要求辭去共和國主席職務，隻保留黨的主席的建議。人們普遍認為，毛澤東是由於人民公社運動，鋼產量翻一番的計劃以及中國對沿海島嶼政策的失敗，而被迫辭去共和國主席這一職務的。1959年4月，劉少奇接替毛澤東擔任了共和國主席。】

【在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魯曉夫正式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會見了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據後來透露，彭德懷元帥讓赫魯曉夫看了一個強烈抨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備忘錄。其後，彭德懷向7月和8月舉行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這份備忘錄。會議於9月17日宣布，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已被林彪元帥接替。這一新的任命標誌著中國軍事政策的一次曆史性轉變，正如彭德懷元帥傾向於蘇聯人關於現代武器是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的理論一樣，林彪元帥則是毛澤東關於決定戰爭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這一理論的主要鼓吹者。】

 

《中蘇關係內幕紀實》的記述有需要質疑的地方。在中方的資料中，並沒提到過彭德懷有什麽“備忘錄”，所以不應該存在所謂彭德懷向赫魯曉夫提交“備忘錄”一事。但對彭德懷與蘇聯有聯係的懷疑，也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在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之後的幾天，蘇聯忽然打破沉默，也向毛澤東“發難”了。1959年7月21日，蘇聯《真理報》上第一次公開報道了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中國人民公社的看法，赫魯曉夫委婉地批評了中國的人民公社。

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悅，7月29日，毛澤東批示把赫魯曉夫的講話印發參加廬山會議的代表們，並說：【請同誌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麽。不合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誌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個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

8月1日，毛澤東又批示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或許蘇聯公開發表赫魯曉夫的看法，與彭德懷寫信隻是巧合。但這樣的“巧合”，自然會引起人們的懷疑，懷疑彭德懷得到蘇聯的某種暗示，配合蘇聯一起向毛澤東“進攻”。

在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上，隨同彭德懷一起訪問東歐的蕭華上將揭發說：【彭德懷同誌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還有人質疑彭德懷說：“他是不是洋人的影響？對他有支持和促進的作用？在他出國期間，恰巧我們的外國朋友對人民公社有意見，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另據後來揭發彭德懷的材料稱：【彭德懷等人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行動，與當時的蘇修赫魯曉夫集團是有聯係的。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曾率領代表團訪問東歐，赫魯曉夫等蘇修頭目在會見時多次當著他的麵誹謗毛主席、攻擊三麵紅旗。他並不反駁，事後也不匯報。在告別宴會上其又耐人尋味地宣稱：“我回去以後要大幹，這套軍裝不準備穿了。】

【1959年6月下旬，彭德懷與張聞天密談：“去年九月的錯誤情況嚴重，會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紅軍來。”】

【1959年6月30日彭德懷與賀龍、張聞天同車往廬山開會時說：“隻要我們一起來，大家一響應，蘇聯一出兵，就成功了。”】

 

上述揭發材料的可信性，是值得商榷的。但不管怎麽說，盡管彭德懷一再解釋，但始終沒有擺脫“裏通外國”的罪名。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中這樣寫道：【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最近時期，他們利用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某些暫時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點，加緊了他們的攻擊。我們黨內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著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動了對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的矛頭，是針對著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針對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講話中，繼續堅持彭德懷有“裏通外國”的罪名。劉少奇說：【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信中所說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問題在於彭德懷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7）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專門講了彭德懷的問題，劉少奇說：【彭德懷同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誌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隻是因為彭德懷同誌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

【僅僅從彭德懷同誌的那封信的表麵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誌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裏。】

【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誌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他們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誌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彭德懷同誌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

【必須在這裏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誌和彭德懷同誌區別開來。有些同誌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麽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麽食堂不好、供給製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誌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沒有國際背景。】

【彭德懷同誌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誌，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誌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劉少奇對彭德懷事件的評價，說彭德懷的關鍵問題不是那封信，而是他們的“反黨活動”，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劉少奇的這個說法，並不僅是他個人的觀點，而是代表了黨中央的觀點，當然也是毛澤東觀點。這就是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寫信的第一個疑點：是不是與蘇聯有關？

劉少奇講話中說的“某些外國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這個“外國”指的就是蘇聯。為什麽會說蘇聯在中國搞顛覆活動呢？這與蘇聯共產黨喜歡幹涉其他國家共產黨內部事務的傳統有關。在新中國建國前，蘇聯就多次幹涉中共的內部事務，扶持王明等代理人，這對於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來說，是不會忘記的。就是在新中國建國後，蘇聯也多次試圖幹涉中國的內部事務，比如1958年赫魯曉夫提出與中國組建聯合艦隊，修建長波電台等，都讓毛澤東很惱火。

毛澤東心裏也清楚，蘇聯人很不喜歡他，想把他搞掉，換上王明式的聽蘇聯話的人物。不過，王明經過延安整風之後，在中共黨內已經“臭”了，所以毛澤東就一直擔心和懷疑，蘇聯試圖在中共高層尋找新的代理人，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推理。

當然，當時中共黨內能與毛澤東並肩的人物是沒有的，任何人想單獨挑戰毛澤東，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外部有了蘇聯的支持，來一個“內外夾攻”挑戰毛澤東，這樣情況就會大不一樣。特別是蘇聯有出兵幹涉別國內政的先例，比如1956年出兵匈牙利。如果蘇聯出兵中國，扶持一個代理人上台，還是有可能成功的，這也是毛澤東最為擔心的事。

因此，毛澤東不得不懷疑：彭德懷是不是要充當蘇聯的代理人？毛澤東的懷疑，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第一疑點是來自別人的揭發，比如蕭華上將揭發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有與赫魯曉夫單獨交談的嫌疑，賀龍元帥揭發彭德懷曾在1959年6月30日來廬山的火車上說：“要不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

彭德懷這裏說的“紅軍”，可能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可能是指蘇聯紅軍，另一個意思可能是指過去的中國工農紅軍。如果是第一個意思，那麽就是說彭德懷內心裏有試圖請蘇聯紅軍來中國的意思，至少是他讚成請蘇聯人來幹涉中國的事務，這當然是毛澤東不能容忍的。彭德懷的這句話被揭發出來後，也在黨內高層引起“嘩然”，這是彭德懷被扣上“裏通外國”帽子的重要原因。

 

當然，單單憑著上述揭發的證據，再加一個“合巧”，就是蘇聯在彭德懷寫信後，很快發表批評中國人民公社和間接批評毛澤東的文章，但這些還不足以證明彭德懷真的與蘇聯人有“勾結”。然而彭德懷寫信的時間，又引起毛澤東的懷疑，這就是毛澤東對彭德懷寫信的第二個疑點。

毛澤東在1959年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提出了這個疑點。毛澤東說：【我們這些犯錯誤的同誌，不在北戴河會議對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提意見，而到廬山來提意見。】

【如果是站在正確方麵，有獨到見解，比我們高明，就在北戴河會議及以後一些會上提出來嘛！不，他們不，等到大部分問題解決了的時候，他們才來提。他們感到這次廬山再不提就沒機會提了，再過幾個月更不利於提了，目的更難達到了，想擴大隊伍，招收黨員，辦不到了。】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把這個疑點講得更清楚。劉少奇說：【彭德懷同誌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誌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在彭德懷同誌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後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

 

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什麽要提出這個疑問：“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彭德懷都參加了，但彭德懷為什麽都不講呢？”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和中央都做了些什麽。【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8）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正式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就在全國熱火朝天地展開起來。1958年7月，《人民日本》刊登了一則令人震驚的新聞：“湖北省長風農業生產合作社，早稻畝產15361斤。”這個新聞成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明星和榜樣，以後全國各地開始效仿。1958年10月，《天津日報》報道：“天津市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達12萬斤。”該報道並聲稱在田間的稻穀上可以坐人，付有照片，並讓人們參觀。這樣一來，持懷疑態度的人也相信起來。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於是全國各地又掀起了辦“人民公社”的熱潮。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99%以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正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迅猛展開，四處喜報頻傳的時候，毛澤東又感到有些不自然。形勢大好，好得讓人都不敢相信了。毛澤東本人開始出現疑問：形勢真像報紙上說的那麽好嗎？

1958年10月，毛澤東派自己身邊的人去一些人民公社作調查，不久就發現了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浮誇風”：虛報糧食畝產，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說成是一個村子的養的，弄虛作假。第二問題是“共產風”，人民公社把社員們的所有個人財產統統“共產了”，分配上實行完全的供給製。對此，毛澤東感到運動的方向有點不對勁了。

1958年11月上旬，毛澤東在鄭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會上有人提到10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毛澤東說：【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麽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把它們提得過高，而實際上不是，就不好了。這是客觀規律。】

毛澤東進一步談了他的顧慮，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子，說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即由集體所有製搞成全民所有製，像工廠那樣，是不是開了海口，講快了？北戴河決議要有點修改才好。】

在談到商品問題時，毛澤東也感到憂慮地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

毛澤東進一步說：【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

 

鄭州會議是毛澤東發現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出現的問題後，第一次提出需要“糾左”。1958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武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認為在幹部中存在一種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趨勢，對此毛澤東十分擔心。在11月21日上午的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講話說：【我有一些想法，請大家斟酌斟酌。第一是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現在我們鄉級以上的幹部，沒有一百萬，也有幾十萬，就是要過渡得快，越早越好，搶先於蘇聯。】

毛澤東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5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現在吹得那麽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長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

毛澤東又說：【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我是受了河南同誌的影響。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隻好改一下。】

彭真插話說：【農村公社化了，工業化了，向全民所有製轉得太慢了。到農民很富了以後，再轉也不利。】

劉少奇插話說：【農民窮一點好轉。在北京討論的時候，我的意見是，農民的年收入達到150元到200元，就轉全民所有製，就發工資。達到一批轉一批，再達到一批轉一批。彭真主張兩年轉完，發工資。】

毛澤東說：【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要犯冒險主義錯誤了。】

劉少奇插話說：【如果這個時候不搞，農民什麽東西都搞起來了，再發工資，那就很難包了。】

彭真插話說：【轉慢了不利。】

毛澤東說：【按照劉少奇和彭真兩位同誌的意見，是趁這個窮來過渡，不然農民就不想過渡了。這個問題今天不討論。】

 

毛澤東轉而談1959年的任務，說：【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譚震林、廖魯言同誌搞的那個文件，要求全國今冬明春水利工程要搞1900億土石方，還說一定不能少。我看這樣搞下去，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

毛澤東接著說：【中國5億農民，十分之一就是5千萬人。如果死了5千萬人，那個時候至少我的職要撤掉，你們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職問題，我這個頭也沒有了。1900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

 

關於大煉鋼鐵問題，毛澤東說：【1959年的鋼產量究竟以什麽指標為好？8月份北戴河會議定的是2700萬噸到3000萬噸。究竟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不搞那麽多？現在才搞800萬噸，就是6千萬人上陣；明年搞3000萬噸，要多少人上陣？這3000萬噸鋼，還聯係到焦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

毛澤東繼續說：【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就有斷弦的危險。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實現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把1959年的鋼產量定為3000萬噸，而僅在三個月之後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把1959年的鋼產量降到1800萬噸，這是一個很大的調整幅度。這時毛澤東已經發現問題，頭腦也冷靜下來。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變熱鍋上的螞蟻為冷鍋上的螞蟻。”

關於針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毛澤東專門講了一個“作假問題”，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綠化，年年綠化，年年沒有化，越綠化越見不到樹。上麵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

毛澤東又說：【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

會議期間，雲南省委有一份報告說：今年春夏之間雲南發生因浮腫病等引起嚴重死亡的情況，主要原因是持續的苦戰，對群眾生活缺乏注意。毛澤東立即把該《報告》印發會議，並寫了一個題為《一個教訓》的批語：【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麵性。】

 

1958年12月，毛澤東在武昌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會的重點放在兩個文件上：即《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和《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運動存在兩個突出的傾向：第一個是急於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第二個是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對此，《決議》指出：【同誌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畢竟還是很低的。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現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

《決議》又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製定了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壓得不很徹底。

這次全會還通過一個重要決定《同意毛澤東同誌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決定》。《決定》指出：【毛澤東同誌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並不妨礙他對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

《決定》還補充說：【毛澤東同誌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就開始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一事。1957年4月毛澤東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時，又提出這個想法。對此，一些民主黨派人士聯名致信劉少奇和周恩來，表示不讚成毛澤東辭職。1957年5月，毛澤東本來計劃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但因為發生了“反右派鬥爭”，就把這件事擱置下來。到1958年的這次中央全會上，通過了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一事。

當時很多人以為，毛澤東辭職後，應該由朱德擔任國家主席。為此，毛澤東解釋說：【為什麽國家主席的候選人是劉少奇同誌，而不是朱德同誌？朱德同誌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誌也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誌是管日常工作的，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十年了，由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合適。同時，朱德同誌極力推薦少奇同誌。】【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9）

 

毛澤東從1958年11月開始，就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出了“左傾冒險主義”的偏差，出現了“浮誇風”和“共產風”兩種不良傾向，這讓毛澤東十分擔心。毛澤東在1958年11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在1958年12月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武昌會議），目的都是為了“糾左”

毛澤東召開這兩次會議，做出了一些決議，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扭轉這股“左傾冒險主義”的風氣。1959年1月開始，全國開始出現缺糧、缺油的情況，大中城市蔬菜供應很少，肉也很少。這些情況讓中共高官們感到不解：不是說1958年大豐收，糧食多得吃不了嗎？怎麽會出現缺糧呢？

這時候，廣東省委發來廣東雷南縣的報告。該《報告》說：【雷南縣去年糧食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農村生產隊瞞產，私分糧食七千萬斤。】

廣東省委對該報告的批語說：【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當時中共高層看了廣東省委的報告，以為找到了“豐收年鬧糧荒”的原因：原來是由於普遍存在農村生產隊瞞產私分而造成的，並給農民瞞產扣上一頂帽子“本位主義”。高官們認為，隻要展開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把農民私分的糧食“挖”出來，就可以解決糧荒的問題。然而毛澤東認為事情並不那麽簡單，他要進一步了解農村生產隊瞞產私分的背景。

1959年2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南巡，在調查了一些情況後，毛澤東對農村瞞產的問題有了一定的認識。1959年2月底，毛澤東在鄭州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也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目的，還是“糾左”。

毛澤東在會上的第一次講話說：【右傾的不是我一個人，山西同誌也相當右傾，天津同誌也右傾，到了山東，聽說先左傾，後來右傾了。還有李先念，他也覺得過去‘右傾’不夠。我一到河南，河南同誌讚成我這個‘右傾’。我才敢於下決心召集這次會議。】

毛澤東說：【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誌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

毛澤東繼續說：【生產隊有窮隊、中等隊、富隊三種。生產隊有經營好壞的不同，收入多少的不同，糧食產量的不同，生產水平的不同，分配不能一樣。不要砍富的補窮的，而是要把窮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則就是無償剝奪別人的勞動。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就都積極起來了。】

毛澤東說；【我是替農民說話的，我是支持“本位主義”的。農民瞞產是有原因的，是怕‘共產’，怕糧食外調，這種本位主義基本上是對的。講全國一盤棋，光你國家算棋，農民不算棋？大隊、小隊不算棋？你國家是半盤棋，而那半盤棋人數最多。他們反對，我們就坐不穩。】

毛澤東最後指出目前農村問題的原因，說：【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外調；銀行方麵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係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1958年秋收以後，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

毛澤東批評一些幹部的“左傾”作風，說：【一些領導幹部，他們誤認人民公社成立後，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目前的問題不是農民的“本位主義”，而是領導者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的第二次講話說：【我準備講幾個問題，想征求意見，看對不對？也許你們全部反對。】

毛澤東這麽說是有背景的，因為當時很多高官認為應該“大幹快上”，不讚成毛澤東的保守“右傾”主張。據參加這次會議的王任重《日記》記載：【（1959年）2月28日下午到鄭州，晚上主席找我們7個人去談話。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顆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3月1日上午繼續開會，由小平同誌主持進行討論。看來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當天晚上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談，談到晚上9點多鍾。】

王任重說毛澤東的談話像“丟了一顆炸彈”，毛澤東談了什麽呢？毛澤東說：【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讚成反“本位主義”，但我走了三個省，就基本上不讚成反“本位主義”了。不是農民搞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全都被你拿走了？】

 

毛澤東說：【我們和農民的關係，現在有點緊張。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險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麵，我反對平均主義，反對左傾冒險主義。】

毛澤東說：【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基礎是生產隊，我們得承認生產隊是基礎，跟它做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你同它是買賣關係。】

毛澤東繼續說：【從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六中全會搞的《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開頭我放炮，一定要那樣做，不然扳不過來。】

李先念插話：【2月27日以前是反對“本位主義”。】

毛澤東說：【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複農民的名譽。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是極其正確的，那股共產風一來，他幸得瞞產。】

 

毛澤東很擔心目前這股“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繼續下去，會造成很大的破壞。當前是春耕在即，必須要趕在春耕前解決問題，否則會出現更大的破壞。1959年3月2日，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等人，說：【鑒於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3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0）

 

1959年3月2日晚，毛澤東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德懷等人到會。毛澤東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心裏硬是跳不轉，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幹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

毛澤東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當時大多數高官“大幹快上”的熱情很高，對毛澤東的唱“低調”，持不同態度。據參加該會議的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3月2日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麵宣布幾項結論，征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主席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麵。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幹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

 

3月5日，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話，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麽行？這是搶產主義，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

毛澤東又說：【頭一天我放一炮，我說：什麽瞞產私分，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在座的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是我們的政策要他們這麽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5億農民和1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如果你們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麽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

毛澤東之所以說這麽很重的話，是因為他感到這股“共產風”刮下去太危險了，必須及時刹住。毛澤東接著說：【因為我要把問題講徹底，所以一些不好聽的話都講出來了，比如什麽搶產之類。現在，六中全會決議很多東西沒有實行。現在這種辦法，人民公社非散夥不行。這樣搞下去，什麽大躍進，肯定沒有了，任何躍進都沒有了。】

在這次會議上，中央做出了解決農村問題的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十四句話，是為了糾正“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確定以生產隊為基礎，否定了過去“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製。這是“糾左”很重要的一步。薄一波回憶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症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發表長篇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共講了18個問題。毛澤東說：【要善於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北戴河會議決議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後，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提出意見。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萬噸。但到武漢，我就改了，我說不行了。我經過河北，經過河南，特別是經過河南鄭州會議，形勢不對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萬噸，隻搞兩千萬噸，或者還少一點。】

 

1959年4月18日到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這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選舉朱德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林伯渠等16人為副委員長；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

雖說毛澤東在二屆全國人大上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但黨中央的大事，還是由他決定。就在二屆全國人大召開時，有15個省送來“春荒缺糧”的報告，特別是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這5個產糧大省，發生缺糧，這是過去沒有過的。毛澤東給這份文件起了一個非常醒目的題目《15省2517萬人無飯吃大問題》，立即轉發有關部門。毛澤東給周恩批示說：【在3日內，用飛機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同時，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每人分發文件一份。】

毛澤東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指示：【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

 

在全國出現了普遍的春荒，使毛澤東震動很大。毛澤東除了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做出指示之外，又專門寫了一封《黨內通信》，直接寫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幹部，一直發到最基層。毛澤東在該信中提出了六個問題：第一，包產問題；第二，密植問題；第三，節約糧食問題；第四，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第五，機械化問題；第六，講真話問題。

關於包產問題，毛澤東在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3百斤的，今年能增產1百斤、2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6百斤、1千斤、1千2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關於密植問題，當時有一種傾向，認為種植越密越好。對此毛澤東在信中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不對。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

對節約糧食問題，毛澤東在信中說：【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最後對講真話的問題，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的事業有利，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在該信的最後，毛澤東寫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

毛澤東的這封通信，用通俗生動的語言跟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講話，引起很大的反響，對解決當時農村“共產風”的問題，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之後，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兩個重要文件：《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和《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指出：【一、各級黨委第一書記，必須在5月6月兩個月內，以抓農業為中心。二、必須加強小麥後期管理，保證豐產豐收。三、擴大春播麵積。四、恢複社員的自留地，鼓勵私人養豬。五、在群眾中普遍傳達和執行毛澤東的《黨內通信》。】

毛澤東在審定《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稿時，加寫了一句話，強調恢複自留地的必要性，說：【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1959年6月13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將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降到1300萬噸，對基本建設項目也作了較大幅度的壓縮。毛澤東針對工業生產高指標的問題，講話說：【許多問題是料不到的，誰知道吹‘共產風’？根本不管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一辦人民公社，‘共產風’就吹出來了，沒有料到。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鋼，我也沒有料到，許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糧食那麽緊張，去年大豐收，今年大緊張，也沒有料到。】

毛澤東繼續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那麽一高，每天處於被動。什麽兩千萬噸鋼，多少萬擔棉花，根本不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明年的工業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

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縮小了1959年的工業生產計劃。

 

就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當初毛澤東也是熱情洋溢，想大幹一番。可是幾個月之後，毛澤東就發現，這場運動的走向，與他當初的設想完全不一樣，“大躍進”搞成了“浮誇風”，“人民公社”搞成了“共產風”，這些都不是毛澤東想要搞的東西，可以說是“事與願違”。

在此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努力糾正這場運動的走向，也就是所謂的“糾左”。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6月廬山會議召開前夕，這半年多的時間裏，毛澤東一直在努力“糾左”，試圖把這場誤入歧途的運動，扭轉到健康正確的方向。

通過這半年的“糾左”，已經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但毛澤東認為“左”還有很大的市場，一部分幹部頭腦發熱，對“左”的危害沒有深刻認識。因此，毛澤東決定與1959年7月，在廬山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總結經驗，統一認識，繼續“糾左”。

按照毛澤東的本意，廬山會議是這半年多來“糾左”路線的延長線，是為了克服和解決工作中“左傾冒險主義”的問題。可是沒想到，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寫信，使會議的主題由“糾左”，變成了“反右”。【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1）

 

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大上，毛澤東卸掉國家主席的擔子，事務性的工作減少，毛澤東似乎輕鬆了一些。為此，毛澤東準備在1959年6月，回一趟故鄉韶山看看。自從毛澤東1927年發動秋收起義以後，他再也沒有回過韶山，已經闊別32年了。

去韶山的路上，毛澤東在專列上召集一部分省市領導人談話，毛澤東說：【過去的雄心太大了，其誌可嘉，就是辦不到。認識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頭腦熱，上上下下一起熱，一熱就充公。這個教訓大了，公社教訓，糧食教訓，農業教訓，工業教訓。公社教訓就是群眾路線問題，脫離群眾，刮“共產風”。“共產風”刮起了容易，收回去就難。】

毛澤東又說：【要抓小集鎮和城鄉商品交流，搞點自由市場。開頭難免混亂一下，無非是有黑市、高價。也沒有什麽可怕，然後來一個適當的管理。現在搞得這樣死，不論哪一個省，公社化以後，小東西買不到了。要把家庭副業，手工業搞起來，把小市場恢複起來。】

毛澤東還說：【我們有的同誌思想方法比較固執，辛辛苦苦的事務主義，不大用腦子想大問題。有的部門、有的部長不大向我反映情況。】

有人說：【大概他們怕主席太累。】

毛澤東說：【不向我反映情況，我才最累。你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我，我就不累了。】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到達韶山，住在韶山招待所。毛澤東在韶山回顧了發動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等舊事，說：【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讚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而散去。革命才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要犯錯誤的。去年刮“共產風”，也是一種“左”的錯誤。沒有經驗，會犯錯誤，碰釘子，不要碰得頭破血流還不肯回頭。】

離開韶山之後，毛澤東開始考慮召開廬山會議之事。據《毛澤東年譜》記述：【1959年6月28日，毛澤東從長沙給在武昌的周恩來打電話，商量在廬山召開會議的具體問題。毛澤東同周恩來分析黨內的思想情緒，認為人們頭腦有些發熱，需要冷靜下來學點政治經濟學。同時提出這次會議不要搞得太緊張，要適當注意休息。毛澤東說他選了一些供討論用的題目，周恩來作了補充，意見基本一致。】

劉少奇1959年4月升任國家主席，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劉少奇受到毛澤東絕大的信任。可是毛澤東在召開廬山會議之前，卻沒有打電話找劉少奇商量，而是打電話找周恩來商議開會的事，這件事又好像毛澤東對劉少奇有些“疏遠”。而且廬山會議期間，在彭德懷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信之前，毛澤東又有兩次找周恩來單獨談話，卻沒有一次找劉少奇單獨談話。據《毛澤東年譜》記述：【1959年7月9日晚8時，同周恩來談話。】【1959年7月13日，晚上，同周恩來談話。】

這些情況，似乎反映出毛澤東對待劉少奇和周恩來，有一個微妙的溫度差。或許是因為劉少奇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表現得比較“左”，與毛澤東的思想相差較大，而周恩來則是一貫“右傾”，正好與毛澤東當前“糾左”的思想一致。

 

前麵提到，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與周恩來商議了討論題目，共14個：(一)讀書；(二)形勢；(三)今年的工作任務；(四)明年的工作任務；(五)四年的任務(五年計劃)；(六)當前的宣傳問題；(七)食堂問題；(八)綜合平衡；(九)工業、農副業中的群眾路線；(十)國際形勢；(十一)生產小隊的半核算單位問題；(十二)基層黨團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十三)糧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過日子。後來毛澤東又提出增加4個問題，共提出18個討論問題，供參加廬山會議的高官們討論。

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對上述18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關於第一個“讀書”問題，毛澤東說：【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誌，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誌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

關於第二個“形勢”問題，毛澤東說：【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現在形勢在好轉，我看了4個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

毛澤東繼續說：【今年這時的形勢，與去年這時的形勢比較，哪個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地刮起了‘共產風’，今年不會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隻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說：你大躍進，為什麽糧食緊張？為什麽買不到頭發夾子？現在講不清楚，促進派也講不清楚。說得清楚就說，說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頂住，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毛澤東又說：【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的積極因素。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隻想好的方麵，沒有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

關於第三、第四、第五個問題，也就是“今年的任務、明年的任務、第五年計劃”，毛澤東說：【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增加三成？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

毛澤東繼續說：【這一年來，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忽視了農業，吃了大虧，造成十分被動的局麵。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鬆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

毛澤東又說：【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後，就不會造反了。怎麽才會不造反？就是要使他們過得舒服，少說閑話，不罵我們。這樣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

關於第六個“宣傳”問題，毛澤東說：【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後來沒有這麽做。現在看來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

關於第七個“公共食堂”問題，毛澤東說：【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辦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的積極維持，一為湖北的提倡自願。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暫時回去了。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種，供給部分要少些，三七開或四六開，可以靈活些。食堂和供給製是兩回事。】

關於第十四個“如何過日子”問題，毛澤東說：【包括農村、城市，要留有餘地，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增產節約。】

最後，毛澤東強調黨內的團結問題，說：【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

 

毛澤東之所以強調團結問題，是因為此時中共遇到了重大挫折。凡是事業順利的時候，人們比較團結一致，沒有什麽分歧；然而當事業出現挫折時，人心就容易渙散。因此毛澤東認為，在目前黨的事業出現重大挫折的時候，如果黨內不統一思想，黨就有分裂的危險。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在此時寫信，有意製造黨內的分裂氣氛，所以非常生氣。

毛澤東對形勢和前途的認識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毛澤東希望用這個看法，把高官們的思想認識統一起來，繼續“糾左”，把今後的工作推向前進。

 

前麵提到在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召開了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這些會議的主題都是“糾左”，與這次廬山會議的主題一樣。彭德懷也都參加了上述四次中央會議，為什麽彭德懷不在上述四次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而是等到從蘇聯訪問回來後再毛澤東寫信？

再進一步，彭德懷參加了上述四次會議，對毛澤東“糾左”的意圖應該是很清楚的。毛澤東在上麵的幾次會議上，公開聲明自己是“右傾”，多次說“我是右傾，我是唱低調”，彭德懷應該親自聽過毛澤東的這些話。可是彭德懷在信中，基本上沒有讚揚毛澤東在這半年來一直在“糾左”，相反卻批評毛澤東是“左傾”，並說是“小資產階級狂熱”。這樣一來，毛澤東能沒有想法嗎？【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2）

 

前麵講了毛澤東自從大躍進以來的日程行動，再看看彭德懷同時期的日程行動

1958年5月7日，彭德懷參加中共八屆二中全會，這是發起大躍進的先聲；8月17日，彭德懷參加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央發出發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決議。8月23日，根據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示，解放軍發起了著名的“炮擊金門”戰役。

當時彭德懷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1958年8月18日，毛澤東給彭德懷寫信說：【準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請叫空司注意，台灣方麵可能出動大編隊空軍（例如幾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擊，奪回金、馬製空權。因此，我應迅即準備以大編隊擊敗之。追擊不要越過金、馬線。】

據當年直接指揮金門炮戰的葉飛回憶說：【8月21日下午3點鍾，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處，我知道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見到主席，我先匯報了炮擊的準備情況。彭老總、林彪參加了，少奇、總理沒有在。】

【主席聽我匯報時，精力非常集中。匯報完了，他別的沒有說，突然提出這麽一個問題：“你們用這麽多的炮打，會不會把美國人打死啊？”】

【那個時候，國民黨軍中的美國顧問一直配備到營一級。我說：“那是打得到的。”】

【聽我這樣一說，主席又考慮了十多分鍾沒有說話。後來又問：“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國人？”】

【我說：“避免不了。”】

【主席聽後，再也不問其他問題，也不給我指示，就宣布休息。這是主席要進一步考慮問題。】

【第二天繼續開會。這個時候，主席下決心了，說：“那好，照計劃打。”】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時30分，炮擊金門作戰正式開始。炮擊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發射炮彈3萬發，擊斃擊傷國民黨官兵6百餘人，兩名美軍顧問也在炮擊中喪生。

8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從這幾天的反應看，美國人很怕我們不僅要登陸金門、馬祖，而且準備解放台灣。其實，我們向金門打了幾萬發炮彈，是火力偵察。因為登陸金門不是一件小事，問題不在於那裏有9萬5千蔣軍，這個好辦，而在於美國政府的態度。美國同國民黨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防禦範圍是否包括金門、馬祖在內，沒有明確規定。美國人是否把這兩個包袱也背上，還得觀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禦，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

毛澤東對炮擊金門戰役的方針作了四點規定：一、繼續炮擊封鎖金門，但目前不宜進行登陸作戰。二、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軍、空軍不得進入公海作戰。四、我軍不準主動攻擊美軍。如果美軍侵入我領海、領空，我必須堅決打擊。

 

1958年10月15日至11月8日，彭德懷去西北地區視察軍隊和地方大躍進的情況。11月21日至12月10日，彭德懷參加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12月15日至12月29日，彭德懷到湖南等地視察，了解農村人民公社運動的情況。就在彭德懷的這次視察中，出現一個著名的插曲。《韶山檔案》一書中，這樣介紹彭德懷的這次行程：

【彭德懷在參加了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會議和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之後，想了解一些第一手材料，去了湖南。彭德懷在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的陪同下，於1958年12月16日上午，先到達湖南湘潭縣的黃荊坪。黃荊坪是周小舟的老家，和彭德懷老家隻10華裏路，屬一個公社。】

【彭德懷上午在黃荊坪召開了公社幹部座談會，中午在公社食堂吃的飯。然後回到老家湘潭縣烏石鎮“彭家圍子”，輕車簡從，彭德懷隻帶著一個警衛員。彭德懷親自到地裏去了解收成，發現1958年的畝產量是假的，不可能超過1957年，中央公布1958年生產的糧食翻了番，一定有水分。烏石的糧食數字就是虛報的，其他地方虛報的又有多少呢？】

【第二天上午，周小舟從黃荊坪趕來，彭德懷和他與烏石的社隊幹部一起到公社食堂、敬老院看了看，核實了一些情況。離開家鄉時，彭德懷針對問題給當地幹部提出了“八不準”：不準搞瞎指揮，不準浮誇，不準說假話，不準搞強迫命令，不準打人，不準罰口糧，不準拆社員房屋，不準毀風景林。】

【1958年12月17日中午，彭德懷和周小舟在烏石公社食堂吃的中飯，飯後沒有休息，兩人一起去韶山瞻仰毛澤東故居。專車進入韶山境內。彭德懷吩咐停車，和周小舟兩人下車走在韶山衝的土路上。離毛澤東故居不遠有個小招待所，韶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張維國等人高興地迎了上來。】

【據張維國回憶，彭德懷沒有休息，當天下午就要張維國“吹一吹”韶山公社的一些情況。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湘潭縣委書記王三明和大大小小的秘書都參加了。彭德懷邊聽邊問韶山公社的生產情況和社員的口糧標準，問得非常仔細，連幸福院老人的生活情況和獅子山鐵礦石的含硫量都問到了。】

【聽到幸福院老人生活水平不高時，彭德懷直截了當地說：“現在的幸福院還算不得幸福，隻能算飽肚子院。”】

【回去的時候，彭德懷突然對周小舟說：“我們不慌回長沙，我還想到平江去一趟，了解一些那裏的情況。”】

【專車從花明樓開始改變方向向平江進發。在平江彭德懷發現了比湘潭更為嚴重的問題，在座談會上，一位起義退伍的老紅軍遞給他一張紙條：“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獲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呼’。”嚨呼是當地的土話，大聲說話的意思。彭德懷的濃眉凝得更緊了。】

【1958年12月彭德懷的湖南之行，凝聚了廬山會議彭德懷向主席反映情況的決心，但以什麽形式以什麽機會反映，彭德懷此時心裏還沒有譜……】

 

1959年3月3日至3月5日，彭德懷參加了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按理說，彭德懷應該把1958年12月在湖南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向毛澤東匯報或寫信，或者在會議上提出意見。因為這是關係到餓死人的緊急情況，早匯報一天，就會少餓死一批人。可是彭德懷卻沒有急於匯報，他要等待時機，或者按照《韶山檔案》書中說的那樣：“彭德懷此時心裏還沒有譜……”

那麽彭德懷到什麽時候心裏才有譜呢？一個月之後，1959年4月2日至4月5日，彭德懷在上海參加八屆七中全會。在這次會上，彭德懷仍然沒有向毛澤東匯報或寫信，也沒有在會上提出意見。按照上述的推論，此時彭德懷心裏“還沒有譜”，還要等等。

 

彭德懷“為人民鼓與呼”的故事，是一時間廣為流傳的美談。不過仔細分析一個這個故事，又會產生疑問。老紅軍是在1958年12月，就給彭德懷寫了條子，請他為人民“鼓與呼”。彭德懷在1959年3月參加鄭州政治局會議，見到毛澤東的時候，他沒有“呼”；彭德懷在1959年4月參加上海中央全會，見到毛澤東的時候，他也沒有“呼”；直到1959年7月參加廬山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彭德懷才“呼”了。

從老紅軍請彭德懷為人民“鼓與呼”，到彭德懷真的“呼”出來，彭德懷等了半年多的時間。彭德懷為什麽要等到半年後才“呼”呢？

按照一般的邏輯推理，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彭德懷沒有“呼”；而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呼”了。這樣一來，就應該是1959年4月到7月這段時間內，發生了什麽事情，促使彭德懷下決心，由“不呼”變為“呼”了。

 

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之後，彭德懷身邊發生了什麽大事呢？1959年4月18日至23日，彭德懷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彭德懷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波蘭、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

不過這次彭德懷去東歐各國訪問，並不是毛澤東或中央派他去的，而是彭德懷自己提出要去的。據《毛澤東年譜》記述：【1959年2月18日，毛澤東閱彭德懷2月16日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準備在4月下旬派一軍事代表團到東德回訪，然後到東歐六國回訪，返回途中訪問蒙古。到時候如果我能去，我就去。”毛澤東批示；“退彭德懷同誌照辦。”】由《毛澤東年譜》可知，彭德懷這次去東歐訪問，是他本人主動提出來的。

這樣看來，從1959年4月到1959年7月，彭德懷身邊發生的重大事情，隻有去東歐訪問這件事。於是，一個疑問自然就會出現了：彭德懷從東歐訪問回來，見過赫魯曉夫之後，就由“不呼”變為“呼”了。那麽，是不是彭德懷訪問東歐這件事，促使他在“呼”與“不呼”的問題上，態度發生了變化呢？【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3）

 

一個人做事總是有動機的，彭德懷寫信，當然也是有動機的。從邏輯分析的角度來看，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的動機，不外乎是“好的”和“壞的”兩種。如果是“好的”動機，那是為了挽救黨的事業，是為了告訴毛澤東農村情況的真相，是為了提醒毛澤東意識到左傾的危險性。如果是“壞的”，那就是試圖對毛澤東進行報複，試圖打擊毛澤東的威信，甚至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雖說有不少證據，似乎證明彭德懷的動機是“好的”，但也有不少證據，似乎證明彭德懷的動機是“壞的”。“壞動機”證據的最重要之一，就是彭德懷為什麽不早提意見、為什麽不早寫信的“時間問題”。

 

彭德懷在1958年12月到湖南農村調查時 ，就發現農村的問題很嚴重，一位老紅軍還給他寫條子說：“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呼。”老紅軍明確告訴彭德懷，明年的日子很難過了，要餓死人了，請彭德懷向上麵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為人民“鼓與呼”。

如果彭德懷的動機是為了挽救黨的事業，是為了告訴毛澤東農村情況的真相，是為了提醒毛澤東意識到左傾的危險性，那麽彭德懷就應該盡早向毛澤東反映，盡快給毛澤東寫信。從“好的”動機出發，似乎無法解釋彭德懷為什麽要把老紅軍對他寄予希望的“鼓與呼”，一直拖了半年多，直到1959年7月，才給毛澤東寫信。

從1958年12月到1959年7月，彭德懷有兩次與毛澤東一起參加中央會議，一次是1959年3月的鄭州政治局會議，另一次是1959年4月的上海中央全會，這兩次會上彭德懷都見到毛澤東了，和毛澤東一起開會，但彭德懷卻什麽也沒有說。因此，這個“時間問題”，成為彭德懷證明自己“好的”動機的最大難點之一。

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對彭德懷寫信的“時間問題”，提出質問說：【我們這些犯錯誤的同誌（彭德懷），不在北戴河會議對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提意見，而到廬山來提意見。如果是站在正確方麵，有獨到見解，比我們高明，就在北戴河會議及以後一些會上提出來嘛！不，他們不。】

劉少奇也說：【彭德懷同誌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誌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麽呢？】

 

還有，彭德懷在信中，並沒有提到什麽不為人知的事實，也沒有發現新的情況。彭德懷在信中提到的各種事實，毛澤東都是已經知道的，這些對於毛澤東來說，並沒有幫助他解真相的作用。就像劉少奇說的那樣：“彭德懷同誌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

在這種情況下，後來批判彭德懷的時候，不少人質問彭德懷寫信的“時間問題”，但彭德懷都沒有給出合情合理的解釋。這樣一來，從“壞的”動機出發，倒是容易解釋彭德懷的行動了，可以這樣推理：彭德懷這麽做，是為了尋找最佳時機向毛澤東發難。這也就成為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寫信的第二個疑點。

 

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寫信的第三個疑點，是他與張聞天的關係忽然密切起來。在說這個問題之前，先需要說明一下，有一篇偽造文章《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在廬山會議揭發彭德懷》，在網上流傳頗廣，使不少人對廬山會議有所誤解。該文章說李銳“夜闖美廬”，說李銳要為廬山會議負很大責任等，都是編造的無稽之談。已有不少人撰文，證明該文章是偽造的，這裏不再贅述。

不過為了提醒讀者，這裏把《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在廬山會議揭發彭德懷》附在後麵，以供參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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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在廬山會議揭發彭德懷

 

張 傑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於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複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複出以後，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幹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後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製的一句名言。

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隻知道有萬裏，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後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曆過黨史上重大曆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隻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曆。“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裏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裏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曆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麽？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麽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裏，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於“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後，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麵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誌來說，相當於一記當頭棒喝。

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裏去發牢騷，後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麽，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裏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誌。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裏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後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麽？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麽，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後，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裏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製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後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後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於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麽要撒謊？是不是心裏有鬼？還隱瞞了什麽？究竟在搞什麽陰謀？由於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於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麽陰謀，但我們並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後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麽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後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裏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後家英跪在主席麵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麽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

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裏，怕什麽？”（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裏）；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幹擾了主席，大家今後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麽，也許隻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於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麽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裏知道啊！隻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係很好，和田家英的關係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後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後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後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係，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複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還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會議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裏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誌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麽遭到那麽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複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並不明白是什麽意思，幾年後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麽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附文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4）

 

廬山會議上“軍事俱樂部”的第二個人物是張聞天，彭德懷和張聞天組成一個反黨集團，這有點讓人意外。因為彭德懷與張聞天，兩人是一武一文，也沒有曆史淵源。在江西蘇區時代，張聞天的地位高於彭德懷，後來張聞天又當過一段時間的中共總書記，但當時是毛澤東主管軍事，彭德懷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所以張聞天與彭德懷，並無直接的工作關係，也沒有多少私人交情。

從1935年1月遵義上張聞天當選中共總書記，到1938年12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在這段時間內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當時中共的組織、宣傳等黨務工作，都是張聞天主管的。毛澤東主管的軍事，張聞天一般不插手，這樣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維持了一段時間比較良好的合作。

但是，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的性格相差很遠，毛澤東不喜歡張聞天，張聞天也不喜歡毛澤東。比如毛澤東的原秘書胡喬木，在《回憶張聞天同誌》中說：【毛、張在長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講過一個例子：張聞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六點鍾起床，到時候吹號。毛主席是在夜裏工作的，早上怎麽起得了床？毛主席就發脾氣說：“哪裏來的新兵？朱總司令也沒有禁止過我！”】

【張聞天敢管事，本來這類事可以不管，張聞天的知識分子氣太重。張聞天喜歡刻板的工作方式，開會要有準備，有議程，按事先計劃進行。列寧下過命令，開會發言不能超過五分鍾，一位工程師發言長了，被他製止。張聞天也學了這種辦法。毛主席非常不習慣這種開會方法，經常在會上轉移話題。】

張聞天與毛澤東最大衝突之一，是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據《張聞天年譜》記述：【1938年11月，張聞天寫信給毛澤東，反映黨內一些同誌對他本人生活的意見，規勸他不要和江青結婚，毛澤東見信不悅。】

另據楊尚昆回憶說：【在延安我覺得毛主席最忌恨張聞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對他同江青結婚。我是看到過張聞天寫給毛主席的那封信的，張聞天的態度很堅決的，不讚成毛主席同江青結婚。毛主席看了信後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結婚，誰管得了，後天就結。”以後不是經常毛主席開會就罵麽，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麽我不能夠？”】

根據楊尚昆的說法，毛澤東做事似乎很霸道。不過考慮對楊尚昆在文革中被打倒，對毛澤東可能會有一些恩怨看法。毛澤東本人在1950年代曾對他青少年時的好友周世釗，談過當年他和江青的婚事。據說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有天晚上我們開會，我記得是開到半夜十二點半鍾，周恩來同誌突然對我說：“主席請你出去一下，我們要討論研究一個問題。”】

【既然恩來同誌臨時有事要我退出會場，我就隻好走出會場，在另外一間房子看書看報。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討論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問題。據我所知，在中央討論研究我和江青婚姻問題時，意見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來同誌明確表示不同意見。但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結果，中央還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這樣，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結了婚。】

 

延安整風之後，張聞天名義上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實際上已退出中共高層，擔任一些不重要的閑職。1949年建國後，張聞天一度擔任駐蘇聯大使，考慮到當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這個職位還是相當重要的。張聞天在這段時間，與蘇聯高層接觸多，有了一定的“交情”，這也是後來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被懷疑與蘇聯有關係的因素。

張聞天1955年卸任蘇聯大使回國，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當時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這個職位也不算低。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張聞天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對張聞天有看法，認為他書生氣重，不足擔當重任。據胡喬木回憶說：【1941年我調任毛主席的秘書。毛主席曾經問我：“對張聞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毛主席卻對張聞天很不以為然，他說：“你不了解這個人，這個人做不了什麽作。”毛主席批評張聞天：“‘狹、高、空、怯、私’，沒有工作經驗，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眾中去少，對有經驗的老幹部請教意見少。張聞天就是開會，議程一、二、三、四。”毛主席這些批評也不錯。】

 

張聞天的地位一度高於毛澤東，而張聞天心中對毛澤東，似乎也有“不服氣”的感覺。張聞天雖說對毛澤東的指示都是貫徹照辦的，但他對毛澤東的態度，一直缺乏“崇敬”。張聞天寫的文章，一般都不引用毛澤東的語錄；張聞天的講話，也很少提到毛澤東的功績。在中共高層都能看出，張聞天心中對毛澤東有所不滿。

1958年4月，張聞天到上海、杭州參觀，之後給周恩來、毛澤東寫了三份報告，稱讚形式大好。在這三份《報告》中，張聞天很難得地稱讚了毛澤東領導下出現的新氣象。張聞天在《報告》中說：【我這次下來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廠和農業合作社，最深的感覺是，中央的全民整風、反右鬥爭和最近雙反運動的政策已經產生了十分豐碩的果實，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工業產品數量趕上英國的口號和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已經深入人心，變成了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到處都可以看到人們正在幹勁十足、信心百倍地勞動和工作。我們的幹部也正在從根本上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種實驗田、實行跟班勞動，大大密切了同群眾的聯係。】

【總之，千年的陳規積習已經被打破，人們的精神麵貌起了根本的變化，到處出現了一種蓬勃的革命朝氣。我們的民族確實是大有希望，前途無量。我這次下來雖然時間不長，隻是走馬觀花，但是畢竟增加了不少知識，對於國內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群眾的進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

 

毛澤東看了張聞天的報告，十分高興，親自給張聞天寫信，說：【洛甫同誌（張聞天）：三個報告都看了，第三個最好。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

【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狹、高、空、怯、私），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好像也對你當麵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了我對你熱情歡迎。】

【我對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對，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

【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的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你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賀！ 毛澤東。1958年5月8日上午3時】

毛澤東專門給張聞天寫這封信，同時也表現出毛澤東對張聞天的重視。在毛澤東看來，張聞天過去這個高高在上的書生，現在終於走到群眾中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所以特別寫信給張聞天表示祝賀。不過張聞天心中對毛澤東的不滿，並非就此打消，在一年後的廬山會議上，終於公開出來。

 

前麵提到，彭德懷以前對毛澤東並無太大的不滿，但1958年林彪增補政治局常委之後，彭德懷就開始對毛澤東不滿了。而張聞天自從延安整風以來，一直就對毛澤東有所不滿。這樣一來，彭德懷與張聞天就有了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這就是“對毛澤東不滿”。

據廬山會議後揭發，張聞天和彭德懷廬山上曾私下批評毛澤東。張聞天自己交代說，他曾對彭德懷說過這樣的話：【毛澤東同誌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誌從中國曆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

彭德懷也揭發張聞天說：【張聞天在廬山三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誌厲害，講過是斯大林的晚年，講過獨裁。】

張聞天又揭發彭德懷說：【彭德懷談到中央常委會上隻有毛主席一個人講得多，別人很少講話，他一個人說了算。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對反冒進的同誌，是否一定要采取那麽個鬥爭方法，是否隻注意了個人威信，而沒有注意集體威信。】

 黃克誠也揭發說：【彭德懷對他說過：“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彭德懷還對他說過，各省都給主席蓋房子，對各地修房子不滿；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歌，對喊毛主席萬歲。】【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5）

 

 

後來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回憶說：【廬山會議中間發生180度的轉變，實在很遺憾。為什麽會這樣？我認為有很多因素。】

【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象。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誌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製造原子彈的設備。聯想到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幾個國家，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有國際背景。】

 

另據曾擔任過劉少奇秘書的鄧力群回憶說：【廬山會議前期，是“糾左”。彭德懷意見書印發以後，“糾左”中斷了，來了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本來的困難沒有克服，經過這麽一搞，更加困難了。從我看到和聽到的情況和材料來看，有多種因素。】

【一種因素，小平同誌對此也講，彭老總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當的地方。當時有人揭發，說他在從北京出發到廬山的火車上講了這樣的話，說：“中國問題的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隻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這種講法，雖然是氣話，但是讓毛主席聽了這個話，不能不反感。】

【恰在這個時候，駐蘇使館發來一個情報，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又大同小異。因此引起一種懷疑：裏外互相呼應。】

【在廬山會議期間，北京留守的隻剩下陳毅。一次，陳毅見到蘇聯大使尤金。陳老總說：“他們都開會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於什麽意思，是否開玩笑，竟說：“這樣你就可以搞政變了。”】

【陳毅同誌很警惕，馬上報告毛主席。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使，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說這樣的話，問題尖銳了。加上會議之前，蘇聯政府正式通知我們，停止提供原子彈製造的設備。聯係起來看，可是不一般呀。】

 

還有《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幹曆史問題》一書中，楊尚昆談到廬山會議時說：【有這麽一個故事，你們可能不知道。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陳毅留守北京。有一次蘇聯大使尤金跟陳毅開玩笑，說：“現在他們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個人，你可以獨攬大權，你可以搞政變嘛。”】

【陳毅把這件事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去了，毛澤東就認為蘇聯有一個顛覆我們政權的計劃，正在尋找黨內的赫魯曉夫。】

 

前麵也提到，蘇聯一直對毛澤東不滿，因此毛澤東懷疑蘇聯有一個顛覆計劃，正在尋找中國的赫魯曉夫，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與張聞天的表現，讓毛澤東產生了懷疑：這兩個人莫非就是蘇聯要找的“赫魯曉夫”？

 

常言道：“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彭德懷和張聞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是一類人。從工作角度來看，彭德懷負責軍事，張聞天負責外交，兩人無工作關係；從個人經曆來看，彭德懷是從來沒有出過國（建國以前）的大老粗“土包子”，張聞天則是留過美、留過蘇的洋書生“洋包子”，據說張聞天“開口必稱希臘”，與彭德懷兩人在文化水平上相差很大；從性格來看，彭德懷是典型的武夫性格，張聞天則是典型的書生性格，在他們兩人之間，應該沒有多少共同的語言。

可是在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和張聞天這兩個相差很大的人，忽然走到了一起，這自然會讓人有所聯想：這兩個人是因為某種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來了。

 

彭德懷與張聞天相互接近的契機，大概是在1959年4月，彭德懷去東歐訪問時，恰好張聞天去波蘭參加華沙會議，兩人同乘一架飛機。據與彭德懷一起去東歐訪問的原國防部外事處長朱開印回憶說：【會下，有人追問過我，問得很細，兩個月出訪哪天到哪，見什麽人，什麽人在場，談什麽……。他們也問過：“彭德懷和張聞天在飛機上談了什麽？”】

【張聞天同誌曾和我們同機由莫斯科去華沙,他是作為中國派出的觀察員去參加華沙條約一次會議的。我說：“他和彭德懷坐在一等艙，談什麽我不知道。就是我和他們坐在一起，我也不會去注意兩位領導人的談話呀。”】

 

大概就是在這次飛機上，彭德懷與張聞天兩人談話投機，建立了一定的信任關係。彭德懷從東歐訪問回來後，他與張聞天在北京又見過幾次麵，談過幾次話。等到上廬山的時候，彭德懷與張聞天兩人的關係，已經達到“無話不說”的密切程度了。

雖說彭德懷說話大大咧咧，但張聞天說話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不會對不熟悉的人隨便講話。然而在廬山上，張聞天對彭德懷講：【毛澤東整人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試想，在當時那個年代，張聞天要不是對彭德懷有絕大的信任，怎麽敢對彭德懷講這樣露骨批評毛澤東的話？

 

據後來彭德懷在檢討中說：【張聞天到我那裏去，我與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時我們談過幾次，也談論過南寧會議的問題。張聞天說：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什麽情況也不了解，他不滿意。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問題，是張聞天講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時講的，我聽到講沒有表示態度。】

【張聞天為什麽到我那裏去？因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為我腦子裏反動的一麵升起來了，加上過去的不滿，聯係在一起。張聞天在廬山三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誌厲害，講過是斯大林的晚年，講過獨裁。】

張聞天也在檢討中說：【為什麽同彭德懷來往較多？一方麵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點。】

 

張聞天敢對彭德懷講“心裏話”，敢對彭德懷表示他的“不滿意”，這就證明兩個人的關係，已經達到非常信任的程度。因此，把彭德懷與張聞天劃為一個小集團，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據張聞天的秘書何方回憶說：【1959年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裏散了一陣步。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幹嗎對國內問題發起言來了？”】

【張聞天的回答是：“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著張聞天還做出失足狀。】

 

彭德懷是主管軍事的，張聞天是主管外交的，兩人都不分管國內經濟，可是兩人從蘇聯東歐回來之後，卻聯合起來對國內經濟問題提出了批評。這不免會讓人感到：其中是不是有什麽文章？是不是兩人從蘇聯那裏得到什麽暗示或指示？是不是他們準備當蘇聯的代言人？【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5修改版)

 

後來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回憶說：【廬山會議中間發生180度的轉變，實在很遺憾。為什麽會這樣？我認為有很多因素。】

【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象。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誌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製造原子彈的設備。聯想到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幾個國家，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有國際背景。】

 

另一位前中央領導人則回憶說：【廬山會議前期，是“糾左”。彭德懷意見書印發以後，“糾左”中斷了，來了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本來的困難沒有克服，經過這麽一搞，更加困難了。從我看到和聽到的情況和材料來看，有多種因素。】

【一種因素，小平同誌對此也講，彭老總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當的地方。當時有人揭發，說他在從北京出發到廬山的火車上講了這樣的話，說：“中國問題的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隻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這種講法，雖然是氣話，但是讓毛主席聽了這個話，不能不反感。】

【恰在這個時候，駐蘇使館發來一個情報，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又大同小異。因此引起一種懷疑：裏外互相呼應。】

【在廬山會議期間，北京留守的隻剩下陳毅。一次，陳毅見到蘇聯大使尤金。陳老總說：“他們都開會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於什麽意思，是否開玩笑，竟說：“這樣你就可以搞政變了。”】

【陳毅同誌很警惕，馬上報告毛主席。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使，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說這樣的話，問題尖銳了。加上會議之前，蘇聯政府正式通知我們，停止提供原子彈製造的設備。聯係起來看，可是不一般呀。】

 

還有一位前中央領導人在書中談到廬山會議時說：【有這麽一個故事，你們可能不知道。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陳毅留守北京。有一次蘇聯大使尤金跟陳毅開玩笑，說：“現在他們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個人，你可以獨攬大權，你可以搞政變嘛。”】

【陳毅把這件事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去了，毛澤東就認為蘇聯有一個顛覆我們政權的計劃，正在尋找黨內的赫魯曉夫。】

 

前麵也提到，蘇聯一直對毛澤東不滿，因此毛澤東懷疑蘇聯有一個顛覆計劃，正在尋找中國的赫魯曉夫，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與張聞天的表現，讓毛澤東產生了懷疑：這兩個人莫非就是蘇聯要找的“赫魯曉夫”？

 

常言道：“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彭德懷和張聞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是一類人。從工作角度來看，彭德懷負責軍事，張聞天負責外交，兩人無工作關係；從個人經曆來看，彭德懷是從來沒有出過國（建國以前）的大老粗“土包子”，張聞天則是留過美、留過蘇的洋書生“洋包子”，據說張聞天“開口必稱希臘”，與彭德懷兩人在文化水平上相差很大；從性格來看，彭德懷是典型的武夫性格，張聞天則是典型的書生性格，在他們兩人之間，應該沒有多少共同的語言。

可是在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和張聞天這兩個相差很大的人，忽然走到了一起，這自然會讓人有所聯想：這兩個人是因為某種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來了。

 

彭德懷與張聞天相互接近的契機，大概是在1959年4月，彭德懷去東歐訪問時，恰好張聞天去波蘭參加華沙會議，兩人同乘一架飛機。據與彭德懷一起去東歐訪問的原國防部外事處長朱開印回憶說：【會下，有人追問過我，問得很細，兩個月出訪哪天到哪，見什麽人，什麽人在場，談什麽……。他們也問過：“彭德懷和張聞天在飛機上談了什麽？”】

【張聞天同誌曾和我們同機由莫斯科去華沙,他是作為中國派出的觀察員去參加華沙條約一次會議的。我說：“他和彭德懷坐在一等艙，談什麽我不知道。就是我和他們坐在一起，我也不會去注意兩位領導人的談話呀。”】

 

大概就是在這次飛機上，彭德懷與張聞天兩人談話投機，建立了一定的信任關係。彭德懷從東歐訪問回來後，他與張聞天在北京又見過幾次麵，談過幾次話。等到上廬山的時候，彭德懷與張聞天兩人的關係，已經達到“無話不說”的密切程度了。

雖說彭德懷說話大大咧咧，但張聞天說話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不會對不熟悉的人隨便講話。然而在廬山上，張聞天對彭德懷講：【毛澤東整人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試想，在當時那個年代，張聞天要不是對彭德懷有絕大的信任，怎麽敢對彭德懷講這樣露骨批評毛澤東的話？

 

據後來彭德懷在檢討中說：【張聞天到我那裏去，我與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時我們談過幾次，也談論過南寧會議的問題。張聞天說：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什麽情況也不了解，他不滿意。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問題，是張聞天講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時講的，我聽到講沒有表示態度。】

【張聞天為什麽到我那裏去？因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為我腦子裏反動的一麵升起來了，加上過去的不滿，聯係在一起。張聞天在廬山三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誌厲害，講過是斯大林的晚年，講過獨裁。】

張聞天也在檢討中說：【為什麽同彭德懷來往較多？一方麵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點。】

 

張聞天敢對彭德懷講“心裏話”，敢對彭德懷表示他的“不滿意”，這就證明兩個人的關係，已經達到非常信任的程度。因此，把彭德懷與張聞天劃為一個小集團，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據張聞天的秘書何方回憶說：【1959年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裏散了一陣步。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幹嗎對國內問題發起言來了？”】

【張聞天的回答是：“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著張聞天還做出失足狀。】

 

彭德懷是主管軍事的，張聞天是主管外交的，兩人都不分管國內經濟，可是兩人從蘇聯東歐回來之後，卻聯合起來對國內經濟問題提出了批評。這不免會讓人感到：其中是不是有什麽文章？是不是兩人從蘇聯那裏得到什麽暗示或指示？是不是他們準備當蘇聯的代言人？【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6）

 

1959年毛澤東打倒彭德懷，表麵上似乎是為了“反右傾”，保衛“三麵紅旗”，但從實質上來看，應該說是為了“防止政變”。

前麵說到，蘇聯一直對毛澤東不滿，不斷給毛澤東製造壓力，所以毛澤東也自然地產生出一種預感：蘇聯想要搞掉自己，正在尋找和物色一個親蘇聯的中國的“赫魯曉夫”。在這種預感的背景下，毛澤東自然也就會時時防範，提防蘇聯可能出這一步棋。

在中國形勢大好的情況下，蘇聯沒有機會搞掉毛澤東；可是當中國形勢不那麽好的時候，蘇聯搞掉毛澤東的機會就來了。1959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惡化，特別是農業全麵減產，一部分地方甚至發生餓死人的情況。這種形勢不好的情況，正是蘇聯動手的絕好時機。因此毛澤東也就在這個時刻，特別要提防蘇聯趁機在中國搞一場“政變”。

正好在這種緊張氣氛下，彭德懷“跳出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意見書》。聯想到在這之前，彭德懷剛去蘇聯東歐訪問，見過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那麽彭德懷是不是與蘇聯做了什麽“交易”，要試圖充當中國的“赫魯曉夫”呢？毛澤東對此不能不防。

常言道：“不怕一萬，隻怕萬一。”人們總要設想最壞的情況，並對此做出防範。可是人們這種“防患於未然”的心態，又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這就是引發“冤案”。

 

比如我們懷疑一輛汽車的刹車片有問題，雖說沒有肯定的證據，但為了“防患於未然”，我們還是堅決把它換掉。可是在檢查換下來的刹車片時，發現它根本沒有問題，是我們估計錯了。這對於刹車片來說，就是一個“冤案”。

再比如，有人密告一家公司的總經理，說他準備帶走公司一大筆資金卷逃。對於這家公司的董事長來說，雖說隻是密告人的一麵之詞，沒有確鑿的證據，但為了“防患於未然”，董事長還是趕緊撤掉了總經理的職務。然而事後查證，總經理是無辜的。這對於總經理來說，無緣無故被撤職，當然感到冤枉，是一個冤案。

 

有人也許會說：董事長應該把事情查證清楚之後，再對總經理進行處理，這樣就可以防止冤案了。這種說法是典型的書本之見，實際上根本行不通。因為要查證清楚是一件相當費時間的事情，法院要把一個案件的真相調查清楚，少則幾個月，多則幾年。

董事長不可能花幾個月的時間去調查，然後再確定對總經理的處理。因為萬一在這幾個月時間內，總經理真的卷逃的話，公司就要垮台了。所以，董事長為了防止公司垮台的危險，也就顧不上是不是冤枉了總經理，先把總經理撤了職再說。

 

一個典型的真實例子，是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美國得到一些不太確切的情報，認為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以此為開戰的理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可是美軍占領伊拉克後，始終沒有找到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就是說，薩達姆被冤枉了，這是一個冤案。

當然美國不會給薩達姆平反，因為美國這麽做，也是出於“防患於未然”的思考。萬一薩達姆真的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麽就可能導致大量的美國人“人頭落地”。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最壞的情況，美國就要先發動伊拉克戰爭，先推翻了薩達姆再說。“防患於未然”的另外一種解釋，就是“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

 

有人說西方法律采用“無罪推論”，法院先不對嫌疑人定罪，花幾個月或幾年時間把案件調查清楚之後，再對嫌疑人定罪。但“無罪推論”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先要把犯罪嫌疑人抓起來，關起來，然而再進行調查。等慢慢把案件調查清楚之後，再對嫌疑人進行審判，或者無罪釋放，或者有罪判決。

在法院調查期間，雖然不對嫌疑人定罪，但必須把嫌疑人監禁起來，至少是把嫌疑人監視起來，不可能讓嫌疑人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的活動。

前麵說到的董事長對總經理的“冤案”，這也是因為董事長不可能先把總經理監禁起來，然後再進行調查。這種情況下，董事長隻好采取“有罪推論”的方式來處理總經理了。同樣，美國也不可能先把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先監禁起來再進行調查，所以美國也隻好采取“有罪推論”的方式來處理薩達姆了。

 

對於彭德懷的案子來說，毛澤東得到不少情報，顯示彭德懷有充當蘇聯代理人搞政變的嫌疑。

第一個嫌疑是：彭德懷以前不提意見，在東歐見過赫魯曉夫之後，突然提意見了。

第二個嫌疑是：彭德懷說：“中國問題的嚴重，也許隻有靠蘇聯紅軍幫我們解決問題。”

第三個嫌疑是：在彭德懷寫信之後，蘇聯的報刊突然公開批評中國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蘇聯的說法與彭德懷信中的說法基本一致。

第四個嫌疑是：在廬山會議期間，蘇聯大使對陳毅說：“你就可以搞政變了。”

第五個嫌疑是：在廬山會議之前，蘇聯正式通知中國，停止提供原子彈製造的設備。

……

當然不隻是以上五個嫌疑，還有一些別的嫌疑也都指向彭德懷。把這些嫌疑聯係起來，毛澤東不可避免地要懷疑彭德懷。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懷疑了，為了避免最壞的情況，“防患於未然”，也就顧不上是不是冤枉了彭德懷，不得不對彭德懷進行“有罪推論”，把他撤職處理。

 

再轉回到前麵的總經理和董事長的例子。董事長接到總經理有可能卷逃的情報，為了防止萬一，要對總經理進行撤職處理。然而，董事長撤總經理的職，總要有個“理由”才行，不能無緣無故地撤職。可是，總經理有可能卷逃這件事，隻是一種可能性，並不是一件事實，是一個“說不出口”的理由。

用“可能性”來定罪，當然是說不通的。所以董事長必須找一個其他的“借口”，來做為對總經理撤職的理由。比如董事長聲稱：“總經理不聽我的指示，不跟我合作。”以此作為理由，對總經理進行撤職。

這樣一來，不僅總經理感到不服和冤枉，就是公司裏的一些員工，也感到董事長冤枉總經理了。因為他們感到，總經理基本上還是聽從董事長的指示。但員工們沒有意識到，董事長的這個理由，其實不是真正的理由，隻是一個借口。真正的理由是說不出口的。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右傾主義”，這也是一個借口。真正的理由並不是因為彭德懷“右傾”，而是為了“防患於未然”，防範彭德懷充當蘇聯的代言人，防範彭德懷“篡黨奪權”。

為此，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彭德懷同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誌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隻是因為彭德懷同誌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

【僅僅從彭德懷同誌的那封信的表麵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誌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裏。】

【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誌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他們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誌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彭德懷同誌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

【彭德懷同誌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誌，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誌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要當政治家，就要有被“冤枉”的思想覺悟。你擔當的職務越高，被冤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民日報》原總編吳冷西，披露了毛澤東對他的諄諄教誨。1957年6月，毛澤東告誡準備上任《人民日報》總編的吳冷西說，在黨內擔任高級職務，被“冤枉”是常有的事，要做好思想準備。

吳冷西回憶說：【毛主席嚴肅地告誡我說：“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最壞的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

【毛主席說：“共產黨內，撤職和開除黨籍並不罕見，要準備著。現在的中央在正確路線的領導下，不同於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也不同於張國燾，所以殺頭大概還不至於，但對坐牢要有精神準備。”】

【毛主席說：“共產黨內一時受冤屈的事，還是有的，不過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終究會平反糾正的。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可能這樣對自己反而有益處。”】

【毛主席接著舉例說：“屈原流放後而有《離騷》，司馬遷受腐刑乃發憤著《史記》。我自己也有這個體會。那時我被解除了指揮中央紅軍的職務，就利用空閑看了不少書，《孫子兵法》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都是那時看的。”然後，毛主席笑著問我：“你怕不怕老婆離婚？”】

【我回答說：“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話，我想不至於。”】

【毛主席接著說：“不怕老婆離婚是對男的說的，對女同誌就應該不怕丈夫離婚。總之，這‘五不怕’總得準備著。”】

 

毛澤東這裏告誡吳冷西，搞政治當官是一個高危職業。要不然你不要來當官，要當官就要做好“五不怕”的思想準備。

毛澤東對吳冷西的告誡是真誠的。毛澤東沒有對吳冷西誇口說：“在我的領導下，不會出現冤假錯案，你可以放心大膽地工作。”如果毛澤東這麽說，那就是欺騙吳冷西了。因為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為了整體和大局的利益，有時候不得不冤枉一些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冤假錯案是不可能避免的。

毛澤東對吳冷西說：“共產黨內一時受冤屈的事，還是有的。共產黨內，撤職和開除黨籍並不罕見，要準備著。殺頭大概還不至於，但對坐牢要有精神準備。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

毛澤東這裏暗示吳冷西：即使在我的領導下，冤案也還是會有的，你要做好準備，說不定哪天你會遭到撤職、開除黨籍、甚至坐牢的處分。毛澤東給吳冷西做出的唯一保證，就是“殺頭大概還不至於”，也僅此而已。

毛澤東告誡吳冷西“五不怕”，不僅是針對吳冷西說的，也是針對彭德懷、劉少奇等人說的，甚至是針對他自己說的。從後來的事情看，彭德懷和劉少奇等高官，也都是做好了“五不怕”的思想準備。

 

理解了“當官”和“冤案”辯證關係，對彭德懷事件的實質，就會有另外一種理解。【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7）

 

 

上麵講了廬山會議的背景，下麵講一下廬山會議的具體過程。關於廬山會議的具體過程，李銳寫的《廬山會議紀實》，算是目前最為詳細的披露廬山會議的文章。雖說李銳文章的觀點傾向性很強，但他講的具體事情，還是比較可靠的。因此，這裏就以李銳的《廬山會議紀實》為藍本，介紹廬山會議的具體情況。

 

廬山會議於1959年7月2日正式召開，原計劃開15天左右，在7月16日結束。可是彭德懷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信後，會議被延長，一直開到7月31日。

廬山會議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廬山會議的人，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外，還有各省委第一書記、國家機關一些主要部門負責人。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7個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到會，剩下3人缺席。林彪和陳雲稱病請假，鄧小平卻是因為腿骨折，沒有來參加廬山會議。

關於鄧小平的腿為什麽會骨折，文革時揭發鄧小平的材料說：【鄧某早在長征時，當時打的是麻將牌，後來鄧某升了官，可是麻將牌一直沒斷過。解放後，鄧某也許覺得打麻將有點土裏土氣了，想學點洋玩意兒，於是練起台球來了。沒想到1959年打台球時不慎被地毯絆了一跤，摔壞了腿，鄧某從此談虎色變，不敢再玩台球了。為了填補靈魂的空虛，鄧某又迷戀於橋牌。】

【1959年鄧某因為打台球，被地毯拌了一跤，摔壞了腿，住院治療，卻正好“因禍得福”。因為這時，廬山會議鬥爭正激烈，鄧某與彭德懷一向就十分密切，這時卻樂得躲在病房裏，既不檢查，又不揭發，連個書麵發言都沒有，混過了廬山會議這一關。】

 

關於陳雲請病假的問題，《陳雲傳》介紹說：【1959年6月8日，陳雲致信毛澤東，說前一段心髒病發作後，躺了兩個星期，現已能坐起來，但說話仍感吃力。醫生說要使心髒功能恢複需要3個月，故擬離京休息一段時間。毛澤東批示：“我認為首先應堅決易地完全休息三個月，然後看情況決定是否恢複工作。”還批示：“放心休養，不要顧慮。”此後，陳雲先後到江蘇的無錫、蘇州，山東的曲阜、濟南、青島等地療養。】

7月14日彭德懷寫信後，毛澤東於7月16日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等，讓他們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陳毅等人上廬山來開會。同時毛澤東也征詢正在大連休養的陳雲的意見，毛澤東在信中說：

【少奇、恩來、尚昆：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若幹部長，三委若幹副主任，（不要太多，10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請他們來此參加最後一星期的會議？以上請酌。又，陳雲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請他來此參加7天會，請征詢陳雲意見，能來則來，不能則不要來。此點亦請酌。毛澤東。7月16日上午7時】

毛澤東讓彭真、陳毅、黃克誠等人上廬山，是采取積極態度，但對陳雲則是采用消極態度，“能來則來，不能來則不來”。當然，陳雲也就順水推舟，不來了。

 

人們都知道，林彪最初沒參加廬山會議，是中途廬山上的。然而，關於林彪上廬山的過程和時間，卻很不清楚，讓人有些迷惑。首先，毛澤東在7月16的信中，隻是提出讓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上廬山，並問陳雲能不能上廬山，卻沒有提到讓林彪上廬山。

那麽毛澤東是怎麽通知林彪上廬山的？林彪又是什麽時候上廬山的？這些目前都沒有材料披露出來。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借周恩來之口，說林彪是7月17日上廬山的。

然而，如果林彪真是7月17日上廬山的，而林彪在會上的第一次發言是在8月1日。那麽林彪從7月17日到8月1日這十幾天時間內，居然一直沉默，一言不發？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分析的問題。不過這裏暫時不談，後麵再做分析。

 

下麵摘錄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劉少奇和朱德是6月30日上山的，周恩來是7月1日上山的，陳雲和鄧小平因健康原因沒有上山。7月2日開過一次常委會，確定了要討論的18個問題。】

【7月3日開始，按大區分6個組開座談會。中央各部委同誌分別參加各組。我被分在中南組。組長是陶鑄。按照18個問題，擺情況，談看法，提意見。白天開會，晚上自由活動，星期天休息。當時討論的情況，大概是各人根據自己的思想認識來談。小組會並沒有按照問題逐個討論，多是一攬子發言。】

【陶鑄首先談廣東情況：“今年廣東洪水災害，早稻約損失30億斤。廣東糧食一向寬裕，多給群眾留一點，挽回在港澳的影響。去年向港澳吹過牛。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不能光看這一年、半年中發生的問題，要看三五年，看長遠些，看積極方麵。廣東有了年產500萬噸煤，5萬噸鋼的能力，也有了水壓機。去年苦戰一下，不後悔。不要光看消極東西，不要有埋怨情緒。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沒經驗。”】

【劉建勳也多少講了點廣西的情況：“感覺有壓力。去年許多措施、作風，使幹群間有隔閡。再不搞什麽八百斤、千斤省之類虛名了，給農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定。政策三定，糧食歸戶，群眾最滿意。”】

【周小舟發言，他不僅談了湖南情況，還對總的形勢提出了看法。周小舟說：“不可估計太樂觀。去年底，湖南號稱糧食翻了一番，達450億斤，估計隻330億斤（按後來落實到245億斤，隻增產約8%）。湖南糧食情況較好，是由於我們沒有搞敞開肚皮吃。公社問題，當時似乎是因為農業、工業形勢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幾股風一刮，越包越多。小自由範圍放寬些，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去年變化不大，隻顧了吃穿用，再沒人蓋房子了。現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轉彎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轉。”】

【接著吳芝圃發言：“河南共產風刮得厲害，虛報浮誇也最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基層幹部嚴重違法亂紀者3600人，堅決清洗。農民的工具、樹木、房子等，都算了細賬，退賠了。由於得到群眾諒解，已有95%的幹部連選連任。春節時有幾萬人浮腫。由於糧食大調動，比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1斤，鞏固食堂，勉強支撐下來。去年600萬人上山搞鐵，從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鐵廠，算是有了工業。鐵今年可完成60到70萬噸，鋼5萬噸，就是質量難保證。總路線完全正確，大躍進是事實，隻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來。”】

【吳芝圃講的精神，同周小舟的顯然不同。大家覺得他對河南嚴重形勢太輕描淡寫了。實際上在1958年12月河南省委召開的會議上，糧食產量虛報、幹部違法亂紀嚴重等問題，即已發現，尤其密縣已經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件。】

【王任重談了湖北許多實際情況，心情是沉重的。首先對1958年看法，王任重說：“成功與失敗都尖銳，取得的寶貴經驗，從經濟與政治兩方麵說，都有長遠意義。今春500萬人幾兩糧，吃稀飯，已死了1500人，15萬人患浮腫病，早稻下來才能好轉。這是全黨全民教訓，很難過。”】

【王任重說：“對所謂勝利估計錯誤，是盲目性，主觀主義，衝昏頭腦。糧食隻產200多億斤，卻按450億斤過日子。今年1月還相信有400億斤（反了浮誇，公社上報，仍說有430億斤）；3月還說有350億斤。去年追求密植、高產，放衛星成風，領導隻抓了小麵積樣板田，隻抓了公路邊看得見的。”】

【王任重說：“說真話真不容易，縣委書記、勞模當麵說假話，假象掩蓋了真相。芝麻100斤可說1萬斤，大半年冷不下來，大家老老實實在說假話。總之，1958年有豐富經驗，也有深刻教訓，要作充分估計，不要怕錯誤說多了，影響積極性。講清楚，出點冷空氣，說右傾，我也不怕。”】

【7月4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有不少插話，最後還講了這樣一大段話：“1958年躍進，吃了1957年的庫存，預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補課。1958年最大成績是得到教訓，比躍進的經濟意義大。全黨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訓，也證明了可以大躍進。另一方麵又出現了這麽多亂子，是破壞性的。”】

【劉少奇說：“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沒碰釘子就知道轉彎，是難以辦到的。不要犯長期性、全國性錯誤；暫時性錯誤非犯不可，犯了有好處。對去年問題，當前形勢，毫無悲觀抱怨之必要。因為有了教訓，認識就大大提高了一步。大家注意，不要泄氣，泄一點也難免，以不泄為好。要不要革命？革命就是要出問題，不能怕出亂子。”】

【這時劉少奇雖然談到教訓深刻一麵，仍是以“革命”的名義來為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辯解。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講了如下一段語重心長的話：“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麵。對農民私有製要看得重些。供給製是共產製，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樣願意共產嗎？食堂自負盈虧，公家吃總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麽？總之，要讓農民富裕起來，不會成富農路線，這是有關5億人口安定的問題。】

【7月6、7、8、9日幾天，轉入討論食堂問題和農業問題。7月9日下午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綜合平衡問題。由此可見，大家頭腦基本上是清醒的。】【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8）

從李銳的回憶來看，在廬山會議初期，高官們基本上是比較上敢講話的，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左傾”問題，給予了比較激烈的批評。就如李銳所說的“由此可見，大家頭腦基本上是清醒的。”

高官們之所以敢講話，敢對“左傾”問題給予激烈的批評，也是因為毛澤東在開會的第一天，確定了這次會議的“糾左”精神。1959年7月2日是廬山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召集到會的中央主要負責人開會，商討這次會議的議程，確定討論的話題。彭德懷參加了這次會議，但並沒有會議的議程和討論的話題提出什麽異議。

在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批發了不少會議材料，主要是揭露黑暗麵，都是意在“糾左”的。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也說：【7月10日以前，神仙會階段，發的文件不多，大體是有關速度和比例關係的資料（主要是國家計委編的），以及幹部和黨外人士對大躍進的看法。（《內部參考》、《經濟消息》、《零訊》等內部刊物所載）這些都同18個問題“糾左”有關，從這方麵也可以看到會議原來的目的。】

 

7月4日，會議印發了《幾篇論述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文章》，發給參會人員。其中《天津一些同誌對1958年大躍進的看法》，這樣寫道：【在1959年5月間討論經濟形勢時，天津市各區黨員幹部對1958年大躍進有以下種種看法，部分人抱有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1）否定大躍進。認為全民煉鋼得不償失，糧食不夠吃，市場出現空前未有的緊張。（2）工業躍進了，農業沒有躍進。國家重視工業，輕視農業。（3）政治躍進了，經濟沒有躍進。經濟損失很大，集中表現在煉鋼上。大煉鋼鐵的害處是：影響秋收，影響整個工業生產，煉出的鐵不能用，國家賠了23億。（4）生產上躍進了，生活上倒退了。（5）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帶來了副作用。】

另一篇《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緊張有抵觸情緒》（這個材料是彭德懷提供的），這個材料寫道：【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他們認為經濟緊張是全麵的，長期不能解決的。】

【有的人講怪話：“現在除了水和空氣以外，其他一切都緊張。中國大躍進舉世聞名，但我懷疑，市場緊張就是證明。”有人甚至認為我們的事業後退了，說：“1956年好，1957年較好，1958年成問題。”他們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優越性，說“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規律。人民的覺悟沒有跟上來，工人、農民和軍官都對成立公社有意見”。】

【他們認為經濟生活緊張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說：“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

【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有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這支歌時，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什麽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長講怪話：“在公社勞動，還不如給地主幹活，給地主幹活有飯吃，還給錢。”】

 

《國務院所屬十幾個部委的黨外人士對國內經濟情況的綜合反映》寫道：【少數人仍有懷疑和不同看法。有人說：“1958年的成績，說大也大，說沒有也沒有。”有人說：“去年大躍進，還不如前幾年沒有躍進。”有人甚至說：“現在物資供應緊張情況，比日本統治時期還要嚴重。”】

【不少人對去年糧食增產仍有懷疑，認為“糧食增產每年絕不可能超過50%”。一位工程師說：“煉鋼損失了23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拿這筆錢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鋼都買來。”一位一機部的工程師說：“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說產量可以翻一番、兩番、甚至七番、八番，隻要群眾說行，群眾是多數，你說不行也不行，走群眾路線的結果走錯了。”一位人大代表說：“我在思想上有一個矛盾沒有解決，就是如何對待運動。我很怕運動。對有些意見，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幹。不說真話，怕說真話，都是怕戴帽子。”

【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也都對去年大躍進和當前市場供應緊張情況，持有批評性的看法。章伯鈞說：“19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製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後隻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複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於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裏長城。”】

 

毛澤東把這些批評性的，揭露黑暗麵的材料在會議上印發，一來是為了讓參會人員了解人民群眾的不滿，認識到左傾的危害性；二來是為了統一認識，統一思想。也就是說：為什麽會出現這些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在這種的“糾左”的氣氛下，會議上高官們對“左”的做法提出激烈的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也說：【各省市領導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從思想認識上扭轉過頭的東西，連柯慶施也帶了一些“糾左”的材料上山。廬山會議初期批發這樣一些會議材料，自然是為了澄清思想，統一認識，使廬山會議開出個比較好的結果。】【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19）

 

毛澤東召開會議，有一個“三步曲”的慣例：第一步，先指定會議精神；第二步，放手讓大家討論；第三步，最後統一思想。毛澤東召開這次廬山會議，當然也是按照這個“三步曲”來的。

第一步是確定這次廬山會議的精神。在會議前，毛澤東就提出了18個問題讓大家討論。在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又召集主要領導人談話，把這次廬山會議的精神定為“糾左”。

第二步是放手讓大家討論。毛澤東當初預訂的廬山會議，是從7月2日開始，到7月15日結束。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這次會議初步安排開到15日，延長不延長到時再定。會議討論的問題，整理成會議紀要。】

毛澤東的原計劃，這次廬山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59年7月2日到7月10日，這個階段主要是大家在會議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展開討論；第二個階段是從7月10日到7月15日，這個階段主要是統一思想，使大家對當前的形勢和今後的任務，有一個統一的思想認識。

在第一個階段的7月2日到7月10日之間，毛澤東批發了不少會議資料，主要都是著眼於“糾左”方麵的。毛澤東批發的這些會議資料，在前麵已有介紹。關於這個期間的會議分組討論，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有比較詳細的介紹。高官們的發言也主要是談經驗教訓，大家對“左傾冒進主義”的危害性，都提出了比較深刻的批評，對“糾左”的必要性，也基本上有了一致的看法。

 

毛澤東等大家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討論之後，於7月10日召集各小組組長開會，做了長篇講話。這篇講話主要是意在讓大家“統一思想”，然後製定出一個會議文件，作為今後工作的指針。

毛澤東所謂的“統一思想”，其實主要是對兩個問題的看法：第一個問題是對當前形勢的看法，第二個問題對今後任務的看法。

毛澤東之所以非常重視大家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是因為人們對當前形勢的看法，直接影響到對今後任務的看法。人們對當前形勢的看法，無非是三種：“形勢大好”、“形勢大壞”、“有好有壞”。

如果大家對當前形勢是第一種看法，也就是“形勢大好”，那麽就說明現在方針路線是正確的，沿著這條路線繼續走下去就行了。

如果大家對當前的形勢是第二種看法，也就是“形勢大壞”，那麽就說明現在方針路線是錯誤的，必須摒棄現在的方針路線，改走新的道路。

如果大家對當前的形勢是第三種看法，也就是“形勢有好有壞”，那麽這裏麵又可以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主流是好的，支流是壞的”。如果是這種情況，說明現在的方針路線總體上是對的，隻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調整，仍可以沿著當前的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第二種情況是“主流是壞的，支流是好的”。如果是這種情況，就說明現在的方針路線總體上是錯誤的，所以有必要摒棄現在的方針路線，改走新的道路。

 

在廬山會議前期的討論中，高官們沒有人認為“形勢大好”，社會上也沒有人認為“形勢大好”，所以不存在持第一種看法的人。對於持第二種“形勢大壞”看法的人，在廬山會議前期，高官們也基本上沒有這種看法。但社會上有不少人持這種看法，比如前麵提到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認為“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製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裏長城”等等。

還有一些黨員幹部，軍隊幹部，也對當前的形勢持“形勢大壞”的看法，這些看法在前麵提到的“天津幹部”和“廣州軍人”的材料中，都有介紹。後來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其論調也是“形勢大壞”。

 

在高官中，基本上是持第三種看法，即“形勢有好有壞”。問題是，當前形勢的主流是好的？還是主流是壞的？這個看法大家並沒有統一。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自己的看法：“當前的形勢有好有壞。不過主流是好的，隻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調整，仍可以沿著當前的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

所以毛澤東在7月10日，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試圖把眾高官對形勢的看法，統一到自己的看法上來。毛澤東在7月10日的講話中，這樣說道：

【對形勢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龍雲、陳銘樞說我們人心喪盡，天安門工程如秦始皇修長城；說曆代開國之時，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所謂“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就是農民、工人都不讚成了。】

【黨內天津的科局長對去年有議論，大躍進是得不償失。他們不了解全麵情況。“得不償失”，可舉幾十、幾百上千件，無非頭發卡子、菜、肉、蛋不夠，有的買不到了。對這些同誌要講清道理，要幫助他們認識整個形勢。上海有一個黨委書記，否認去年的大躍進，辯論之後，殺頭也不承認大躍進好。後來到家鄉調查，仍增了產。可以不殺頭，進行教育。龍雲多活10年好，否則到閻王處還造謠。】

【去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人心高漲，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動。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分缺點錯誤。去年四件事：第一件是1959年要搞3000萬噸鋼；第二件是基建1900多項；第三件是糧食翻番；第四件是辦了人民公社。這四件事搞得很被動。】

【對農業生產的確估計過高，並且據此安排生活，有浪費。工業基本建設項目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業生產指標過高，缺乏綜合平衡。為了3000萬噸鋼，引起各方不滿。不管右派“左”派，黨內黨外，要是說缺點，確實有，都承認。總不能說“糧不緊張，肉多了，計劃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認有些被動，但並非全麵被動，也不會垮台。】

【有人說就是總路線搞壞了，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即否定總路線。所謂總路線，無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會錯。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是誇大了一些，使我們被動的問題，是不該把四大指標公布。】

【有這麽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黃炎培的兒子黃萬裏寫詩說，中國修的路，路麵出水，不如美國。經過調查，美國的路麵也有出水的。農業發展，通過合作社到公社，我們總是增產的；不管增多增少，合作社、公社化總是推動了生產的。蘇聯集體化後，很長時間糧食減產。】

【現在證明一條，社會主義國家中，過去總是說農業合作化以後總是要減產，但是我們的經驗證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減產。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說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打仗，世界上沒有從來不打敗仗的將軍。打三仗，一敗二勝，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勝二敗，就建立不起來。對去年一些缺點、錯誤要承認。從一個局部、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一個指頭或七個、九個指頭的問題；但從全局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的問題。成績還是主要的（彭老總說一個指頭多一點），沒有什麽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北戴河會議後，一部分問題被動，特別是四大指標，當時不公布就好了。自己立個菩薩自己拜，很被動，當時人心高漲，心是好的，形勢很好，但埋伏了被動。經過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逐漸認識客觀實際後，腰杆才硬起來；但是還有一部分軟，還被動。副食品總還是不夠吧，北京有一個時期每天四兩蔬菜。在這些方麵，腰杆子還不硬。】

【人家對此有意見，講得對。要認識這方麵的缺點錯誤。這也像打仗一樣，有繳獲，有損失，一個連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總賬不能說得不償失；有的問題是得不償失，這屬於缺點錯誤部分。斯大林講過，關於規律，人們適應時感覺不到，一破壞才感覺到了。這句話對，但不全麵。】

【我們要從勝利、失敗兩方麵來認識規律。去年確是破壞了一部分規律，才提高了認識。人的經驗從兩方麵來：成功與失敗。如打仗，首先從勝仗來，其次從敗仗來。經濟建設亦如此，要從成功與失敗兩方麵學習，這樣才能認識與掌握客觀規律。我們要接受斯大林遺產，要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我們為什麽搞一套兩條腿走路方針，這是鑒於斯大林走的彎路，農業長期腿短，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

【張奚若講我四句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陳銘樞講我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麽不好呢？去年1900個項目，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

【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左中右，總有所偏，隻能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在一邊。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沒有一點誌氣，還是不行的。還是要偏聽偏信，要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而不能偏聽偏信資產階級。再過10年到15年趕上了英國，那時陳銘樞、張奚若這些人就沒有話講了。這些人希望他們長壽，不然，死了後，還會到閻王那裏去告我們的狀。】

【北戴河會議以來，雖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但總是抓工業了。一年中有很多經驗，我負有責任。1953年批評薄一波，後來批評計委，這次自己負了責任。從去年起，雖然出了些亂子，但是大家都抓工業了。所以，還是湖南那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有的省，鋼已超過蔣介石時代，十萬零一噸就超過了。這樣看，成績是偉大的。】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蘇聯經驗寫的書。以前他們有公社問題；斯大林講過，集體農莊加食堂就是公社。斯大林吃虧就在說他辦的事，一切都很好。從不講缺點，聽不進不同意見，所以有錯不能很快改正。】

【我總是同外國同誌說：“請你們給10年時間，再來看我們是否正確。”因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應該說，我們對建設還沒有經驗，至少還要10年。建國後10年，第九年度在北戴河開會，第十年度在廬山開會。我們這一年來的會議，總是把問題加以分析，加以解決。】

【糧食如果今秋確實大豐收，可以征購1100億斤。假如不如去年，也可以減少一點，如甘肅、湖北，可以減少一點。過日子問題，要好好給大家講一講，有些地方去年增產不多，今年糧食倒不緊；增產多的地方反而糧食緊，主要是估產高了和安排不當。各地都有很多例子，要用以教育鄉、社幹部。“糠菜半年糧”改為“瓜菜半年糧”好，原來隻是極而言之。】

【大家要記住：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常分析問題，腦子不要僵化，不要強求人家硬相信我們這一套。黨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不在製定之時，而在執行之後。過去的革命路線，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的建設路線，要再看10年。從具體事情來說，有些得不償失問題；但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一定學費的。（劉少奇插話：大辦鋼鐵花了20多億，全民學了，值得。）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出了學費。】

【講到報酬，要按勞付酬。把“共產主義”引導到“平均主義”是不好的，過分強調物質刺激也不好。報酬以不死人、維持人民健康為原則。這話是黨內講，對先進分子講的。國家建設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鋒分子、積極分子。我們為革命死了多少人，頭都不要了，還給什麽報酬？天天講物質刺激，就會麻痹人的思想。錢多了，物質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養共產主義風格，不計報酬，為建設事業而奮鬥。】

【宣傳問題。關於已公布的指標改不改？兩種意見：一種是這回改，1958年、1959年的都改；另一種是現在不改，一律不改，明年再改，甚至等1962年計劃一起改。也有一種意見，1958年不改，1959年就不好說實話了。到底如何改好？五年計劃改不改？明年拿不拿出來？有人說上海會議是一個機會，可以改，但那時指標很難說，改了還會被動。是否這四個指標，索性就不講，明年腰杆子硬起來再說。實際工作上我們要逐步采取措施，取得主動。】

【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把問題擺開，也不戴帽子，什麽觀潮派、懷疑派、算賬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總可以有70%的人讚成總路線的。這樣的形勢分析，是關係全黨，全民的問題。有無信心，也是這次會議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全麵闡述了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毛澤東試圖用各種道理說明：當前的形勢雖說是“有好有壞”，但“好”是主流，“壞”是支流，“好”與“壞”之比，9個指頭比1個指頭，最多是7個指頭比3個指頭。因此，毛澤東認為現在的路線方針，基本上還是正確的，所以號召大家要有信心，采取各種措施，努力在明年把形勢扭轉過來。【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0）

 

前麵比較長篇地引用了毛澤東1959年7月10日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著重分析“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當前的形勢”這個問題。筆者相信，很多人對毛澤東的這些話，隻是表麵上看懂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理解。筆者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筆者自己在10年前，也是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的話，直到這些年才逐步地理解了一些，但也還談不上完全理解。

要理解毛澤東，首先要理解毛澤東的地位。前麵也多次提到過，高級領導人與一般的基層幹部，在思考方式上是不同的。我們不能用基層幹部的思考方式，去理解高級領導人的所作所為。

 

高級領導人的思考方式與基層幹部有什麽不同呢？為了便於理解，這裏還是用公司的例子來說明。公司老總和基層管理幹部的第一個不同，是思考的範疇不同。基層幹部想的是“怎樣把事情幹好”，而老總想的是“應該幹什麽樣的事情”。用英文說，前者是How to do，後者是What to do。

比如一家皮鞋公司，基層幹部想的是“怎樣把皮鞋做好”的技術問題，而老總想的是“做什麽款式皮鞋”的策劃問題。基層幹部的努力在戰術方麵，思考如何提高皮鞋質量的問題；而老總的努力則是在戰略方麵，思考這種款式的皮鞋，能不能賣掉的問題。

如果老總策劃的款式不對路，生產出來的皮鞋質量再好，也賣不出去；相反，如果基層幹部采用的製作皮鞋的方法不對路，生產出來的皮鞋質量很差，那麽老總策劃的款式再好，同樣也賣不出去。

假如上述皮鞋公司，本來是生產普通皮鞋的，可是老總認為生產皮鞋已經沒有前途了，認為生產運動鞋有前途。為了讓公司更上一層樓，於是老總大膽策劃，讓公司從生產皮鞋轉為生產運動鞋。可是公司在開始生產運動鞋後，卻遇到了困難，生產出來的運動鞋賣不出去，公司賠錢了。

此時，基層幹部的想法是簡單的：運動鞋賣不出去，就是因為老總的策劃錯了，不應該改產運動鞋，應該繼續生產過去的皮鞋。然而同樣在此時，老總則會從兩個方麵來思考問題：運動鞋賣不出去，究竟是因為基層幹部的戰術問題，因為過去沒有生產運動鞋的經驗，製作運動鞋的方法不對路，生產出來的運動鞋質量不夠高？還是因為老總的戰略問題，生產運動鞋的策劃本身不對路？

有人也許有疑問：老總為什麽不親自參與解決具體生產的技術問題呢？對於小公司來說，老總還有時間和精力過問技術問題，可是對於大公司來說，老總就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過問技術問題，隻能把技術問題交給基層幹部去搞。如果老總過分陷入解決技術問題的技術性事物中，就會“隻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對於公司來說，反而是更危險的。

因此，在一家公司中，老總和基層幹部是有分工的：老總負責戰略問題，基層幹部負責戰術問題。一家公司是否成功，既取決於基層幹部在戰術上的努力，也取決於老總在戰略上的策劃，二者配合好才能成功。這就像打仗，要元帥的戰略和將軍的戰術配合好，才能取勝。如果將軍的戰術不行，元帥的戰略再好，也無法取勝。

 

從上述公司的例子，來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道理也是一樣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策劃者是毛澤東，而實施者則是基層幹部；毛澤東負責戰略，基層幹部負責戰術。那麽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出現挫折和失敗，這是因為毛澤東的戰略錯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本身不該搞？還是毛澤東的戰略本身並沒有錯，但因為基層幹部的戰術錯了，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方法不對，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失敗了？

現在很多人分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用基層幹部的思考方式，簡單地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理解為毛澤東這個領導人的錯誤，認為毛澤東不應該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繼續搞過去的老一套就行了。

但基層幹部的思維方式，是近視的，隻看眼前利益，沒有看到長遠的利益。他們沒有想過，世界是在不停變化的，過去好的經驗，將來可能會變成過時無用的東西；過去成功了，不等於將來也會成功。基層幹部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繼續沿用中國過去舊的一套老辦法，中國又會怎麽樣？中國會有前途嗎？

有人或許會說：毛澤東可以像現在這樣，搞“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發展經濟。持這種觀點的人，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引進外資，對外開放的前提，是中國放棄計劃經濟，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樣外資才有可能進來。如果中國繼續堅持搞計劃經濟，即使想引進外資，外資也不會進來；即使想對外開放，那也是一廂情願。

 

毛澤東的建國理念是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公有製，在計劃經濟和公有製的前提下，是不可能用引進外資、對外開放的辦法來發展經濟的。我們不妨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智力測驗題來思考一下：在堅持計劃經濟和公有製的前提下，提出一個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辦法？

認真思考過上麵智力測驗題的人，不難得出這麽一個答案：除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辦法，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經過這樣一種思考之後，我們就會理解，毛澤東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並不是簡單地頭腦一時發熱，因為並沒有什麽更好的辦法可以選擇。【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1）

 

毛澤東在1959年7月10日的講話中，比較多地談到了怎樣看待“失敗”這個問題。“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諺語的字麵意思，連小學生都很清楚。然而，真正能理解“成功”與“失敗”之間辯證關係的人，卻並不多。這裏先引用幾個著名人物對“成功”與“失敗”的看法：

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說：【你要做一件困難的事，結果無非是兩個：“成功”和“失敗”。但你在開始做這件事之前，是無法預知結果的。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不敢去做困難的事。其實做事情“失敗”了，並不算是羞恥。真正羞恥的是“害怕失敗”之心，不敢挑戰困難。】

發明家愛迪生說：【失敗了並不值得後悔。真正值得後悔的，是沒有試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有999次失敗，隻要有一次成功就行，這樣你就是發明家了。】

蘋果公司前總裁喬布斯說：【大多數人的弱點，是遇到一、兩次的失敗，就放棄了。失敗雖然在眼前沒有價值，它卻是構築將來成功的財富。很多東西隻有從失敗中才能學到，沒有失敗，就沒有成功。人生最大的挫折，並不是挑戰失敗，而是不敢再挑戰了。】

科學家愛因斯坦說：【一個永不犯錯的人，也不會嚐試任何新的事物。永遠不要害怕犯錯，隻要利用得當，錯誤隻會讓你變得更好，更聰明。如果你想成功，就讓你的錯誤再多來一點吧。】

 

看完上述幾位著名人士對“成功”和“失敗”的看法，再轉回來看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不由讓人有“英雄所見略同”的感覺。

“創新”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當然也就不會有任何前例可以學習或參考。如果中國搞資本主義，有美國等不少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如果中國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也有蘇聯的經驗可以參考。但毛澤東認為，蘇聯體製的弊病很大，不能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所以，毛澤東就想要創出一條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路。

中國要創新一條新路，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沒有任何經驗，所以犯錯誤，遭遇失敗的可能性很大。走新路，誰也不能保證一次就會成功，必須建立不怕“失敗”的思想。失敗了，總結經驗，再次挑戰，繼續前進。

幹一件新生事物，如果嚐試遇到一、兩次的失敗，就放棄的話，那麽新生事物也就不會誕生了。那些著名人士獲得的成功背後，也都經曆過無數失敗的辛酸，所以他們才對“成功”和“失敗”擁有一個辯證的看法。

搞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創新，犯一些錯誤，遇到一些失敗，走一些彎路，不應該算是“恥辱”的事，更不應看成是毛澤東不懂經濟，不會領導搞建設的證據。因為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新生事物，就是蘇聯對搞社會主義也在摸索中，也犯過很多錯誤，走了不少彎路。如果換個別人來領導中國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難免要犯錯誤，犯錯誤是搞新生事物，搞創新的必然代價。

如果毛澤東不搞創新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搞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學習的資本主義經濟，那麽以毛澤東的威信和手段，中國可能早就實現“小康”了，說不定還能建成一個清廉的資本主義。因此，把搞社會主義經濟的失敗和挫折，作為毛澤東隻會打仗，不懂經濟，不能領導中國建設的論調，是非常片麵的。

 

還聽到這樣的說法：“你搞創新自己去搞，不要拿國家和人民當實驗品。”這種說法完全是形而上學的。國家難道不需要創新？難道不需要進步？如果我們不拿國家當試驗品搞創新的話，那麽現在中國人還梳著大辮子，對滿族皇帝山呼萬歲呢。

辛亥革命後，中國廢掉皇帝製，建立共和國，不就是創新，拿國家當實驗品嗎？如果算死了多少人，辛亥革命後，中國幾十年內戰，死了多少人？又因為中國的內戰和內亂，日本乘虛而入侵略中國，中國又死了多少人？至少幾千萬人吧。如果按照“不要拿國家和人民當實驗品”的標準，搞辛亥革命造成中國死了幾千萬人，這筆賬應該算在孫中山頭上。如果不是他要創新，發起搞共和國的革命的話，中國就不會死這麽多人了。

 

這裏溫習一下毛澤東7月10日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打仗，世界上沒有從來不打敗仗的將軍。這也像打仗一樣，有繳獲，有損失，一個連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我們要從勝利、失敗兩方麵來認識規律。去年確是破壞了一部分規律，才提高了認識。】

【人的經驗從兩方麵來：成功與失敗。如打仗，首先從勝仗來，其次從敗仗來。經濟建設亦如此，要從成功與失敗兩方麵學習，這樣才能認識與掌握客觀規律。】

【我總是同外國同誌說：“請你們給10年時間，再來看我們是否正確。”因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應該說，我們對建設還沒有經驗，至少還要10年。黨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不在製定之時，而在執行之後。過去的革命路線，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的建設路線，要再看10年。】

 

毛澤東這裏說的意思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所謂的“總路線”，是需要通過“實踐”來驗證。但這裏的“實踐”，不應該僅僅是一、兩次的嚐試，而應該是一個較長時間的嚐試，至少是10年時間。在10年內，不斷發現問題，遭遇失敗挫折，然後在失敗和挫折中總結經驗教訓，繼續挑戰，繼續前進。如果到10年之後還是搞不成，那時候再判它的“死刑”。而現在隻是剛開始遇到了一些困難，不應該馬上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判“死刑”，至少要通過10年時間的實踐來檢驗它。【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2）

 

這裏再回到廬山會議的過程。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中，對毛澤東7月10日的講話評論說：【縱觀毛澤東7月10日這個講話，仍是18個問題的精神，是想使討論盡快結束，大家取得一致意見。廬山會議原來傳說開半個月左右，即7月16日大體要結束，這次講話前後，就安排寫《會議紀要》了。】

毛澤東在7月10日講話後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11日晚，找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和湖南省委副書記周惠談話。在談話的過程中，又把李銳叫來一起談話。毛澤東為什麽要找周小舟和周惠談話呢？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並沒有說明。按照常理來推論，似乎應該是毛澤東特別關心自己家鄉湖南的情況，所以專門找了湖南省的正副兩個書記詢問情況。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寫道：【7月11日夜晚，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談話，當他們談到在小組會上我的發言被人“頂住”，馬上就通知我也去參加。（所謂“頂住”，是前述中南組的會上，我的發言被羅瑞卿頻頻打斷。）】

【我一進門，毛澤東就笑著說:“我們來開個同鄉會”，可見氣氛之融洽。大概小舟是同情我的觀點，看到我被人無理打斷，而難以暢言，這樣向毛澤東作反映的。談話完全是四個人輕鬆愉快地交談，有時相互插話。我的記錄本上分別記了些簡單要點，現照抄如下：】

【周小舟談：“農業是根子。糧食‘高產’引起鋼鐵高潮。”】

【毛澤東說：“也不盡然。”】

【周小舟談：“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麵。哪裏有什麽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去年傳主席的話，有些亂傳，更增加了紊亂。譚老板（譚震林）有的講話和文件，湖南壓下了，沒有向下傳。”】

【周惠也插了話：“都說許多問題應當攤開來談，互相交鋒，才有好處。”】

【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就向毛澤東建議，最好將大區組打亂，各組人員互相穿插，這樣更便於交流情況、交換意見，免得一個地區總是唱一個調子。】

【這個意見毛澤東當時就欣然接受。隨後就通知了秘書處，從16日以後，開會人員就打亂平分，但組長沒動，仍分6個組。】

【南寧會議之後，我有多次同毛澤東單獨談話的機會，從未感到過拘束，心裏有什麽就說什麽。這次同毛澤東談話，我還是照舊。我主要談冶金部的問題。關於各地大煉鋼鐵中的情況，冶金部一點風不透澗不出消息，不如計委內部，還能及時知道點實情。關於綜合平衡問題，這時我談到蘇聯經驗，以及列寧、斯大林的說法，隨手將1959年第9期《宣教動態》送上，請毛澤東過目。上麵有一篇引證蘇聯經驗和斯大林語錄的文章，社會主義如果發生經濟危機，會比資本主義嚴重得多，因為社會主義是集中計劃體製。】

【我說：“去年是唯心主義、小資產階級急性病大發展的一年，敢想敢幹起了許多副作用。‘以鋼為綱’等口號不科學。】

【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說：“以後可不提這些口號了。”】

【毛澤東談的主要內容如下：“提倡敢想敢於，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麵，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

【說到這裏，毛澤東自己和三個聽者，一齊哄堂大笑起來，久久不息。】

【關於公社的由來，毛澤東說：“在河南七裏營，記者問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誰知馬上就都登上報了‘人民公社好。’接著談到亂傳講話，傳得快。”】

【我們說：“還是形成文字為好。”】

【毛澤東說：“講得不對，文字也一樣不好。鋼翻一番，誰知道當成了法律，黨比人代會厲害得多。”】

【毛澤東接著談到自己的性格，回憶起江西時代的往事，說：“一次向毛澤覃大發脾氣（或者還要動手打人），毛澤覃回嘴：‘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我這個人四十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裏。現在還有肝火。鄭州會議後，我開始右傾。】

【毛澤東說：“關於下麵講了假話，可以轉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麽沉重。誰知道搞鋼鐵這麽複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基礎，不能憑手氣。去年的問題就是抓了個‘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這是本末倒置。去年農業是否增產了三成？還很懷疑。全國各地很不平衡，有各種災情，有豐收有歉收，增產三成很不易得。”】

【毛澤東還談到他自己就是個對立麵，自己常跟自己打架，說：“有時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

【毛澤東這夜同我們的談話，對糾“左”的許多看法，比頭天在組長會上的講話還要明確。關於對糧食與鋼鐵的增產和高指標的看法，同我們是很接近的。因此，我們三人談完話出來，都覺得心情舒暢，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膽講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句話直接批評了毛澤東，不僅絲毫沒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談笑風生了。】

 

【這時，毛澤東似已多日沒有找下麵的人個別談過話，大家都在摸風向，不知他的意圖何如。我比較謹慎，許多人向我打聽（包括總理的秘書），我都沒吱聲。劉瀾波同我住隔壁房，我也沒有向他透露什麽。】

【可是後來才知道，小舟隨意向人流露了高興之情，於是有的話就傳到柯慶施這些人耳朵裏去了，他們正在窺測方向。他們對去年的所作所為，興風作浪，迎合抬轎，不僅沒有絲毫內疚，認真檢討，反而觸動不得，一觸即跳，過於護短，過於護身。他們打著保衛總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旗幟，將“神仙會”變為“護神會”，將中國繼續推向大災大難之中。】

【我寫的《廬山吟》第三首“初登樓”，即寫這晚奉召談話的輕鬆愉快情景：“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話到曹營事難辦，笑聲震瓦四心通。”】

 

從李銳的回憶來看，毛澤東在7月11日的談話中，繼續堅持要“糾左”，並承認出現各種問題，“上麵”也就是中央這一級，是有責任的。在7月14日彭德懷寫信之前，廬山會議的氣氛是比較自由的，人們對各種缺點也可以隨便講。不過談缺點的“自由”程度，每個分組的情況不一樣，有的分組裏說話比較“自由”一些，有的分組裏“自由”則少一些。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寫道：【在彭德懷的信沒有印發之前，根據毛澤東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6個大區小組會的討論。大體上，西北、東北和華北3個組，較能敞開談，成績大講，缺點也隨便講；但中南、西南和華東3個組，則有所不同，缺點多講了一點，就會有人不高興，甚至打斷發言，護短的人還是比較多。】

 

關於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情況，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寫道：【前麵談到，神仙會階段，人們遊山賦詩，雅興不淺。彭德懷卻沒有這番心情，除開會外，整天關在房內閱讀文件。在會議後期查清，彭德懷在7月3日到7月10日，西北組的小組會上共有7次發言（或插話），幾經校對，印發出來。這些零碎的發言，談了一些情況和問題，有的措辭較嚴厲。】

【彭德懷認為去年出問題有一個原因，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眾性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隻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麵的東西。彭德懷也談到自己的4次錯誤，還提了一些全局性的、尖銳的意見，歸納為8條：】

【一、人民公社辦早了一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驗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二、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

【三、“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麽辦？】

【四、每個協作區、省要搞個工業係統，這不是一兩個五年計劃能辦到的事情。】

【五、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六、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間（去年9月至11月的3個月）發生的，而影響則不止3個月。】

【七、換來的經驗教訓是寶貴的，要把認識問題搞一致，就團結了。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八、現在不是黨委的集體領導作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此外，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會上，彭德懷鄭重地講到：“要高度重視糧食生產，東歐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國高得多，還出了匈牙利事件。”彭德懷又講全民煉鐵，說：“國家與地方補貼共50多億，比一年的國防開支還大，用這筆錢去買消費物資，堆起來怕有廬山這麽高呀。”】

【毛澤東說：“不會有廬山這樣高。”】

【彭德懷說：“那就矮一點吧。”】

 

【這個期間，周小舟曾找彭德懷兩次談話。第一次談話是7月5日，小舟談了關於湖南情況的十來個問題，如人心思定，農民怕變。去年湖南糧產還是估計過高了，今年也隻能爭取300億斤，等等。】

【彭德懷除了重述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外，還對周小舟談及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組織和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

【彭德懷對周小舟說：他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匯報說：“鐵托左右有幾十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此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

【彭德懷對周小舟談到：“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展開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

【彭德懷自己對某些工作缺點，倒是敢於說話的，並且還常給毛澤東送上些反麵材料，例如這次送的廣州軍區材料。】

【彭德懷對周小舟說：“毛澤東凡事總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則，不願轉彎或回頭。我有些意見想找他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

【彭德懷對周小舟說：“由於我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會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以當國防部長。”】

 

【周小舟和彭德懷的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也就是毛澤東找我們三人談話後的第二天。周小舟體會毛澤東是願意聽人談缺點的，周惠鼓動周小舟再去找彭德懷談一次，告知毛澤東跟我們談話的精神。】

【周小舟於是向彭德懷介紹了這次與毛澤東談話的情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及蔣幹故事等等，小舟都談了。】

【周小舟說：“我們講話很隨便，毛澤東都聽進去了。”周小舟希望彭德懷能去找主席談談。】

【彭德懷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小組會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我想寫一封信。”】

【小舟很讚成寫信，說：“將那些發言加以整理充實，就很好了。”】

【彭德懷欣然同意，還對小舟說：“你當了我的參謀。”】

 

【在廬山時，張聞天的住處與彭德懷很近，早晚散步常見麵。由於觀點相同，張聞天到彭德懷的住處交談過多次。張聞天對小高爐土法煉鋼特別不滿，認為浪費人力、物力太多，並影響秋收，歸結為“得不償失、或損失很大”。】

【彭德懷則認為：小高爐土法煉鋼“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彭德懷認為：小高爐土法煉鋼搞得太多，有很大浪費，但也發動了群眾，取得了經驗，還普查了地質。彭德懷讚成大、中、小並舉和土洋結合的方針。】

【張聞天認為今年鋼產1300萬噸很難完成，造假報告，誇大成績現象仍然嚴重。報紙上公布的超過國際水平產品，實際是仿照人家的樣品。有些產品質量不好，出口後不僅賠償損失，而且影響國家信譽。】

【張聞天還談到：“廬山會議壓力很大，隻能講好，不能講壞。”】

【彭德懷則說：“西北小組的情況還好。”】

【彭德懷和張聞天也議論說：“政治局開會，大事缺乏充分討論，為瑣事占去時間太多。”】

【張聞天還談到對毛澤東的看法，話很尖銳：“毛澤東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毛澤東從中國曆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

【彭德懷則有不同看法，說：“毛澤東同斯大林晚年不同，解決了社會主義時期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而斯大林是否認有敵我矛盾的，後來又把主次顛倒了。】

【彭德懷說：“毛澤東對於中國曆史的熟悉，是黨內其他任何同誌遠不及的。曆代開國之君都英明而厲害，無產階級領導也要厲害才行，這同皇帝有本質不同。列寧很英明，對資產階級則很厲害。”】

【彭德懷還對張聞天說：上海會議時，毛澤東批評了一些人，包括對他的批評，他是不滿意的。彭德懷說：“毛澤東自己犯了錯誤，不認賬，不檢討，反而責備別人。”】

【彭德懷和張聞天兩人都談到，由於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有些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毛澤東也有些驕傲了等等。】

 

【就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懷還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覺得寫信不易，還是當麵談談算了。可是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這時傳說會議可能幾天內結束，於是彭德懷決心還是寫信。7月13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後，彭德懷親筆修改兩遍，參謀謄抄兩次，於7月14日下午送與毛澤東。後來追逼這封信起草過程時，都懷疑周小舟參與過其事。為了避免連累身邊工作人員，彭德懷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間寫出來的，從來不講隨從參謀作記錄之事。】

【彭德懷為什麽要寫這封信？《彭德懷自述》說道：“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所以我7月14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盡早地糾正當時存在的那些問題，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什麽‘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誌’的目的。那封信，隻概括地提出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並沒有論述那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我也論述不出許多的原因。我想：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他會斟酌的。”】【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3）

 

前麵長篇引用了李銳對1959年廬山會議的記述。這些記述，乍看上去似乎頗為客觀，可是仔細分析起來，問題卻不小。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雖然說的基本事實都是真實的，但李銳卻常常對事情進行“修飾”，而這樣的“修飾”有很大的誤導作用，誤導人們對毛澤東的看法。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銳記述1959年7月11日晚，毛澤東與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和副書記周惠，以及李銳的談話。李銳記述的毛澤東與他們的談話內容，基本上是真實的，問題在於毛澤東找他們談話的背景。

李銳這樣寫道：【這時，毛澤東似已多日沒有找下麵的人個別談過話，大家都在摸風向，不知他的意圖何如。我比較謹慎，許多人向我打聽（包括總理的秘書），我都沒吱聲。劉瀾波同我住隔壁房，我也沒有向他透露什麽。這是從田家英那裏得來的經驗：常有反複之變，不可輕易傳話。可是後來才知道，小舟隨意向人流露了高興之情，於是有的話就傳到柯慶施這些人耳朵裏去了，他們正在窺測方向。】

 

人們讀了李銳的這段敘述，會對毛澤東產生這樣的感覺：

一、毛澤東搞秘密政治，他的意圖不對眾人講，隻對身邊幾個“寵臣”講，其他人要通過這些“寵臣”來“摸風向”。所以李銳這樣說：“毛澤東已多日沒有找人個別談話，大家都在摸風向，不知他的意圖何如。……柯慶施他們正在窺測方向。”

二、毛澤東說話不算數，經常“反複”。所以李銳這樣說：“許多人向我打聽（包括總理的秘書），我都沒吱聲。這是從田家英那裏得來的經驗：常有反複之變，不可輕易傳話。”

 

毛澤東的人格，真像李銳這一段描寫的那樣嗎？不是的，真實的毛澤東不是這樣，而是李銳在這裏顛倒黑白了。先看李銳說的“毛澤東似已多日沒有找下麵的人個別談過話”，真是這樣嗎？

據《毛澤東年譜》記述，在廬山會議期間，1959年7月2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並作長篇講話；7月4日下午，毛澤東找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浙江省委書記江華等人談話；7月9日晚，毛澤東找周恩來談話；7月10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並作長篇講話；7月11日晚，毛澤東找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和副書記周惠談話，談話中間李銳參加；7月12日，毛澤東找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話；7月13日晚，毛澤東找周恩來談話……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期，並非僅僅隻找了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李銳等人談話，而是也找了安徽省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浙江省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等人談話，周小舟和李銳根本算不上毛澤東的“寵臣”，所以人們根本用不著特別向周小舟和李銳“打聽消息，摸風向”。

而且，毛澤東在7月9日和13日兩次找周恩來單獨談話，周恩來應該比別人更清楚毛澤東的“風向”，所以周恩來的秘書完全用不著去向李銳打探消息，摸風向。

 

先看第一問題：毛澤東搞秘密政治嗎？毛澤東的工作作風，不但不搞秘密政治，反而是非常反對搞秘密政治的。毛澤東找人談話，一般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了解事實，第二種是做出指示，第三種無關政治的私人談話。

先說毛澤東找人談話的第一種情況：了解事實。毛澤東並不是一年到頭坐在北京的辦公室裏聽取匯報，而是一年中有幾個月的時間，都要離開北京到外地去外巡，毛澤東這麽做是有理由的。

雖說毛澤東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他的權力並不能直接行使，而是需要通過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間接地行使。因此，毛澤東特別關注各級官員，是不是認真準確地執行自己的指示，還是出於私利搞“欺上瞞下”的一套。中國曆代皇帝的最大煩惱之一，就是皇帝經常被大臣蒙蔽和欺騙，貪官汙吏通過“欺上瞞下”以權謀私，蒙混過關。

所以，毛澤東經常出去外巡，就是要防止自己被蒙蔽和欺騙。毛澤東直接聽取地方官員的匯報，一方麵了解第一手的情況，另一方麵也給掌握重權的“權臣”們一種無形的壓力，讓他們不敢輕易向毛澤東提供假消息，不敢輕易蒙蔽和欺騙毛澤東。

在毛澤東外巡的時候，經常找地方官員談話。這種所謂的“談話”，其實隻是毛澤東聽取地方官員匯報情況，毛澤東並不對他們做出指示。這樣一來，從毛澤東談話過的地方官員那裏，根本摸不到什麽“風向”，因為毛澤東做出方針指示的“風向”，絕不會對這些地方官員私下說的。

因此，李銳說在毛澤東跟他們三人單獨談話之後，很多人向他們打聽消息，摸風向，完全是編造出來的無稽之談。事實上，周小舟、李銳他們這次與毛澤東談話，完全是匯報情況性質的，毛澤東根本沒有對他們做出什麽指示。就是根據李銳本人的回憶資料，毛澤東也沒有向他們做出什麽指示，李銳沒有什麽可值得“炫耀”之處。

 

再說毛澤東找人談話的第二種情況：做出指示。毛澤東對部下做出指示，除了極個別的情況（比如與周恩來單獨談話），基本上都是當著眾人的麵，公開做出指示，而不搞對某個人單獨秘密做出指示的“秘密政治”那一套。

中國古代的皇帝喜歡搞秘密政治，經常對某個寵臣單獨做出指示，這樣這個寵臣就很容易“假傳聖旨”，誰也不知道他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皇帝本人的意思。

毛澤東為了避免出現“假傳聖旨”的情況，所以不單獨向某個部下做出指示，這樣不僅避免了假傳聖旨的情況，同時也避免了寵臣的弄權。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算是他的寵臣，就是“親密戰友”林彪，毛澤東也很少與他單獨談話，更不會單獨向林彪做出指示。

再者，毛澤東從來不越級對部下做出指示。蔣介石指揮軍隊，經常喜歡越級指揮，越過前線的司令官，直接向軍長、師長下命令。而毛澤東指揮軍隊，從來不越級指揮，都是把指示傳達給前線司令，再由司令層層傳下去。

毛澤東建國後的領導工作，也不搞越級指示的那一套。要得到毛澤東的指示，至少是政治局常委這一級別才行，周小舟、李銳他們根本不夠資格直接得到毛澤東的指示。周小舟隻是中央候補委員，李銳連中央委員都不是。

對照毛澤東7月10日的公開講話，與7月11日與李銳等人的私下談話，兩者基本上一致的，毛澤東對李銳他們說的話，沒有超過7月10日講話精神的東西。李銳唯一能說得出的亮點，就是毛澤東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句話哈哈一笑。毛澤東的這哈哈一笑，能算做什麽“指示”嗎？因此，即使李銳把毛澤東的談話公開說出去，其中也沒有什麽“風向”可言。

 

至於第三種情況：無關政治的私人談話，那是毛澤東與一些黨外朋友的私人談話，這裏不做評述。

 

從上麵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7月11日毛澤東找周小舟、李銳等人談話，本來是一次正常的匯報情況性質的談話，絕不是什麽秘密談話。毛澤東既沒有對他們“交底”，也沒有對他們做出指示。所以，李銳“修飾”出來的“毛澤東搞秘密政治”、“大家都在摸風向”，嚴重地誤導了人們對毛澤東的看法。【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4）

 

李銳在書中，多次宣稱他與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田家英關係最好，引用了很多據說是“田家英單獨對他說的話”。可是田家英早在1966年去世，因此李銳引用的田家英的話，就成為“死無對證”。人們無法證實，是不是田家英真的對李銳單獨說過這樣的話。

不過，李銳引用的田家英評價毛澤東的話，基本上都是說毛澤東的“壞話”。如果真是這樣，這就意味著，田家英不喜歡毛澤東的工作作風，甚至可以說田家英不喜歡毛澤東這個人。這種結論，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田家英一直當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當了幾十年之久。如果田家英不喜歡毛澤東，他早就可以申請調離這個工作崗位。比如田家英可以用身體不好的健康理由，或者用不能勝任工作的能力理由，申請調離，毛澤東肯定會同意的。例如胡喬木就是以身體健康為由，申請調離毛澤東的秘書，也沒有受到毛澤東任何的刁難。

而且，如果田家英真的不喜歡毛澤東，毛澤東也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用不著田家英自己提出，毛澤東也早就把他調走了。因為強扭的瓜不甜，毛澤東要找個秘書，容易得很，又不是非要田家英不可。

再假設，如果田家英內心裏不喜歡毛澤東，但在表麵上又裝出非常喜歡、非常崇拜毛澤東的樣子，使毛澤東看不出田家英不喜歡他。那麽田家英這個人的人品，就是“兩麵三刀”，見什麽人說什麽話，這樣的人說的話，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所以說，田家英不喜歡毛澤東，是不符合邏輯的。這樣一來，李銳聲稱田家英經常說毛澤東的“壞話”，也就是不可信的了。前麵提到，李銳聲稱田家英對他說：“毛澤東常有反複之變，所以不可輕易傳毛澤東的話。”田家英說這樣的話，是很不可信的。

 

再退一步說，毛澤東真像李銳說的那樣，“說話不算數”嗎？

一個人說話是否“算數”，絕不能用本人過去說過的話，來證明他說話是否“算數”。因為，外部的客觀形勢是在每時每刻變化的，所以我們的一言一行，也要跟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這才能適應世界，才能與時俱進。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自己今天的言行，否定了自己過去的言行。這絕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更不是什麽可恥的事。

比如一對夫婦，結婚時宣誓：“我永遠愛你”。可是後來兩人又離婚了，我們不能指責這對夫婦說話不算數。因為客觀形勢變化了，我們就需要修改過去說過的話，這不能作為“說話不算話”來批評。

再比如毛澤東在1945年重慶談判時，曾當著蔣介石的麵說：“蔣委員長萬歲！”。可是4年後的1949年，毛澤東又把蔣介石作為頭號戰犯通緝。誰也不會因為毛澤東喊過“蔣委員長萬歲”，就要求毛澤東“說話算話”，並以此作為毛澤東不應通緝蔣介石的理由。

 

在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的講話立場是“糾左”，在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的講話立場是“反右”。這能作為毛澤東“經常反複”，說話不算話的證據嗎？顯然不能。這是因為出了彭德懷寫信挑戰毛澤東這件事，客觀形勢發生了變化，所以毛澤東講話的立場也要發生變化，這是很正常的事。

不能因為毛澤東說過“反左”的話，就不能再說“反右”的話了，這是形而上學的僵化思想。形勢需要“反左”，就說“反左”的話；形勢需要“反右”，就說“反右”的話，這才是領導人應該做的事。因此，李銳對毛澤東“說話不算話”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

 

再看回過頭來，看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的表現。李銳說：【神仙會階段，人們遊山賦詩，雅興不淺。彭德懷卻沒有這番心情，除開會外，整天關在房內閱讀文件。】

據李銳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前期，好像是心事重重。但彭德懷究竟是為了什麽事情“心事重重”呢？李銳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說彭德懷因為農村的形勢而憂心重重，並把這作為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的起因。

但前麵也提到過，彭德懷早在1958年底到農村調查時，就已經發現農村的形勢很嚴峻，有位老紅軍還給彭德懷寫紙條，讓他為人民“鼓與呼”。如果彭德懷真是對農村的形勢憂心重重，那他早就應該“呼”了。為什麽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的時候，彭德懷沉得住氣“不呼”，到半年多後的廬山會議時，彭德懷又憂心重重地沉不住氣，要“呼”了？這不符合邏輯。

因此，彭德懷的心事重重，並不是單純因為農村形勢不好，而是另有原因。後來有人揭發彭德懷，說他上山前就計劃準備寫信了。這樣看來，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前期，心事重重地考慮，究竟要不要給毛澤東寫信，這才是比較符合邏輯的推測。

 

李銳繼續說了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8條意見，但其中隻有兩條意見，是指向毛澤東的：【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現在不是黨委的集體領導作決定，而是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李銳這裏似乎是故意沒有引用彭德懷在小組發言中，說的一些直接指向毛澤東的“過火”的話，讓人看不出彭德懷有“反毛”動機。其實，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遠不止李銳說的這8條。

彭德懷說：【毛主席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麽多嘛。我去了解了，實際隻增產了13％。我又問了周小舟同誌，他說那個公社增產隻有14％，國家還給了不少貸款和幫助。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麽樣？”他說：“沒談過這件事。”我看是談過，何必隱瞞呢？是什麽就是什麽嘛！】

彭德懷說：【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萬噸鋼’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

彭德懷說：【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吧？為什麽搞了？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彭德懷說：【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從彭德懷的上述發言來看，彭德懷對毛澤東進行批評，挑戰毛澤東威信的意圖是明顯的。但李銳的書中，偏偏不提這些彭德懷的這些話，這就是為彭德懷“避諱”了。用彭德懷的話來說：“何必隱瞞呢？是什麽就是什麽嘛！”

 

李銳繼續說：【這個期間，周小舟曾找彭德懷兩次談話。第一次談話是7月5日，第二次是7月12日。】李銳提到的“周小舟找彭德懷談話”，這是分析廬山會議非常重要的“案情”，值得進行一些深入的分析。

第一個值得分析的，是周小舟找彭德懷談話的“動機”。從曆史上看，周小舟和彭德懷既沒有什麽私人交情，也沒有什麽工作關係。周小舟比彭德懷小14歲，完全是晚一輩的人。周小舟是搞學生運動出身，曾一度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是典型的文人幹部；而彭德懷是典型的武將幹部，兩人在性格上相差很遠，難成為好友。而且，周小舟在建國前長期擔任宣傳工作，而彭德懷一直負責軍事工作，兩人沒有工作關係；建國後，周小舟當湖南省委書記，負責地方行政工作；而彭德懷負責軍隊工作，兩人同樣沒有工作關係。

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是彭德懷的老部下，如果黃克誠兩次主動找彭德懷談話，是很正常的事。而周小舟對彭德懷是相當生疏的，所以周小舟兩次主動去找彭德懷談話，就是很不正常的事了。

後來和劉少奇一起被打倒的彭真、薄一波等人，都是劉少奇的老部下，他們和劉少奇結成一個“反黨集團”，並沒有什麽意外之處；後來和林彪一起被打倒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也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他們和林彪結成一個“反黨集團”，也沒有什麽意外之處。

可是1959年和彭德懷一起被打倒的，除了黃克誠是彭德懷的老部下之外，張聞天和周小舟，都與彭德懷幾乎沒有私人關係。他們為什麽會和彭德懷結成一個“軍事俱樂部”呢？這是比較不尋常的。【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5）

 

彭德懷後來在《彭德懷自述》中，對這次給毛澤東寫信的動機，解釋說：【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所以我7月14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盡早地糾正當時存在的那些問題，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什麽‘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誌’的目的。】

彭德懷的說法，似乎是很誠實、很中肯的。但分析曆史事件，我們不能隻看一個人的“言”，還要看一個人的“行”，隻有言行一致，才能證明是這個人說的話是真實的；相反，如果言行不一致，那麽這個人說的話的真實性，就要打折扣了。

彭德懷說：“我對那些‘左’的現象非常憂慮，給毛澤東寫信是為了盡早地糾正那些問題。”按照彭德懷的“說法”，他對當時的形勢發展非常憂慮，有一種緊迫感和責任感，為了盡早解決問題，所以給毛澤東寫信。可是縱觀彭德懷的“做法”，卻看不出他有這樣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前麵提到過，彭德懷早在1958年底到湖南農村調查時，就發現‘左’的現象很嚴重，有位老紅軍還給彭德懷寫了紙條，期望他為人民“鼓與呼”。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在這期間中央召開過三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彭德懷也都參加了。如果彭德懷真的對形勢有一種緊迫感和責任感，真的為了盡早解決問題，那麽他就應該在這幾次中央會議上，盡早把問題提出來，為人民“鼓與呼”。

可是彭德懷在這幾次中央會議上，都沒有提出這些問題，沒有為人民“鼓與呼”。由彭德懷的行動可見，彭德懷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看不出像自己說的那樣：“對形勢非常憂慮”。

 

進一步看，就是這次廬山會議，彭德懷原本也是不準備參加的，隻是受到了別人敦促之後，他才山上來開會。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由於出國的疲勞，彭德懷原不準備上山開會，後來還是黃克誠的敦促，他才上山的。】

如果彭德懷心裏有“緊迫感和責任感”，他就應該急著到廬山來開會，不應該錯過這次中央會議的機會。彭德懷原本不準備參加廬山會議，也說明他心裏沒有“緊迫感和責任感”。

再者，彭德懷原本不準備參加廬山會議的理由是什麽呢？據李銳說，是因為“出國的疲勞”。與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相比，個人的“出國的疲勞”能算得了什麽？如果彭德懷僅僅是因為“出國的疲勞”，就放棄了盡快解決問題的機會，辜負為人民“鼓與呼”的期待，那豈不是把個人的利益，放在國家人民的利益之上？這不是典型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嗎？

 

不過按照黃克誠的說法，彭德懷原本不準備參加的理由，並不是因為“出國的疲勞”，而是因為在上海會議上，彭德懷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誌，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幹恨。我對彭德懷同誌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過去我對我兄弟也是這樣。】

據黃克誠回憶說：1959年6月底接到上廬山開會通知後，彭德懷不想去，準備自己留在京值班，讓黃克誠代替他去廬山開會。可是黃克誠不同意，他認為彭德懷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上麵又指名通知彭德懷去參加會議，所以黃克誠極力勸說彭德懷去開會了。

如果彭德懷因為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就甩脾氣，發牢騷，不參加會議了，這也是個人利益第一，把個人的榮辱放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至上，這也是典型的“個人主義”的表現。這樣看來，後來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是“個人英雄主義”，似乎並沒有錯。

 

從上麵的分析來看，彭德懷的“言”和“行”是不一致的。彭德懷嘴上說“對形勢非常憂慮”，“為了盡早解決問題”，但從彭德懷的行動來看，卻看不出這種緊迫感和責任感。

另外，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的行動，也看不出他有特別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廬山會議從7月2日召開，預計7月16日結束。如果彭德懷心裏有緊迫感和責任感，那麽在廬山會議一開始，他就應該急著給在毛澤東寫信，盡早解決問題。可是彭德懷一直拖到7月14日，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才給毛澤東寫信。而且，彭德懷對“是不是應該寫信”這件事本身，也一直很猶豫，直到最後才決定寫信。這些事也說明彭德懷心裏不急，他在觀望，看時機。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就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懷還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覺得寫信不易，還是當麵談談算了。可是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這時傳說會議可能幾天內結束，於是彭德懷決心還是寫信。】

李銳說本來彭德懷想找毛澤東麵談，可是毛澤東正在睡覺，所以“沒有談成”。李銳這種敘述的言外之意，是把彭德懷與毛澤東“沒有談成”的原因，解釋為毛澤東在睡覺，把責任推到了毛澤東身上，這種說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毛澤東是個大忙人，想要找他談話的人很多，不可能是什麽人都可以一推門進來，就找毛澤東談話。要找毛澤東談話，應該先跟毛澤東的秘書聯係，約好毛澤東有空的時間，再去跟毛澤東的談話，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中央的高官們都要遵守這個規定。可是彭德懷不跟毛澤東的秘書約時間，就直接到毛澤東的住處去找他談話，這本身就是違規的。

彭德懷沒有事先跟毛澤東約時間，就直接到毛澤東的住處，正趕上毛澤東在睡覺，這並不是毛澤東的責任。如果彭德懷真的想要跟毛澤東談，那麽彭德懷應該對毛澤東的秘書說：“我想跟主席談話。請你轉告主席，等他有空時叫我過來談話。”

或者彭德懷也可以對毛澤東的秘書說：“等主席睡醒了，你打個電話給我，我過來找主席談話。”但彭德懷這樣的話也沒有說，就走了，不談了。這能說是毛澤東的責任嗎？

如果彭德懷跟毛澤東的秘書約時間，想要和毛澤東談話，毛澤東不理睬他，那麽這是毛澤東的責任。可是彭德懷並沒有這麽做，所以彭德懷和毛澤東“沒有談成”，就不是毛澤東的責任了，而是彭德懷自己的責任了。

然而，李銳卻還要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把毛澤東描繪成高高在上的傲慢脾氣。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記得1958年4月從武昌到廣州開會時，當夜我同彭德懷住在一起，在廣州又同住一層樓。彭德懷除同我談過平江起義的情況，想專門寫戰史這些事外，還談到在江西時，同毛澤東一起生活時的如何隨便，說：“有事就到他屋裏去，如果他還睡在床上，把被窩一揭就是了。”於是彭德懷慨歎道：“現在可不行了。”】

李銳寫書時，彭德懷早已去世，所以是不是彭德懷真的對李銳說過這樣的話，是“死無對證”之事。就算彭德懷真的這麽對李銳說過，這也不能成為毛澤東勝利以後，變“驕傲”了，不再平易近人的證據。

 

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隻是一支小部隊的領導人，沒有太多事情，想要找毛澤東談話的人也不多，所以彭德懷可以“有事就到毛澤東屋裏去，把被窩一揭”。

現在，毛澤東已經變成幾億人口大國的國家領導人，事情非常多，想要找毛澤東談話的人也非常多。如果人人都可以隨隨便便地“有事就到毛澤東屋裏去，把被窩一揭”，那麽毛澤東根本就無法睡覺了。

找國家領導人談話，要通過秘書預約時間，這是每個國家都一樣的。所以，毛澤東的身份變成國家領導人之後，不可能隨便去見他了，這是很正常的事，絕不能隻有毛澤東是這樣，別的國家領導人不是這樣。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人們可以隨便“有事就到他屋裏去，把被窩一揭”？

 

因此，李銳說【彭德懷慨歎道：“現在可不行了”】，這種慨歎是毫無道理的。假如毛澤東對彭德懷這樣的老戰友，給予特別的優惠，別人要見毛澤東，需要跟秘書約時間；唯獨彭德懷見毛澤東，可以不用通報，直接進去。那麽，彭德懷就有了別人沒有的“特權”，同時這也成為毛澤東做事“不公平”的體現。

在這方麵，毛澤東做事是公平的。不論官員的級別高低，要見毛澤東，都要通過秘書約時間，沒有一個人可以不用通報，直接進去。就是劉少奇、林彪這樣的“親密戰友”，也跟別的小官一樣，需要通報之後，才能進去見毛澤東。這種做法，體現了毛澤東對部下“一律平等”的公平，難道不值得提倡嗎？【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6）

 

促成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周小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期間，7月5日和12日，周小舟兩次找彭德懷談話，對彭德懷的寫信，起到了促進作用。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周小舟和彭德懷的第二次談話，是7月12日上午，也就是毛澤東找我們三人談話後的第二天。周小舟希望彭德懷能去找主席談談。】

【彭德懷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小組會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我想寫一封信。”】

【小舟很讚成寫信，說：“將那些發言加以整理充實，就很好了。”】

【彭德懷欣然同意，還對小舟說：“你當了我的參謀。”】

 

分析李銳上麵這段記述，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彭德懷初上廬山時，還沒有決定要寫信，也沒有準備跟毛澤東談話。彭德懷當初是想通過小組發言，把問題“挑”出來。

彭德懷在西北組發言時，似乎是故意說了不少大膽“有刺”的發言，把當前的問題與毛澤東聯係起來。彭德懷本以為他的這種“大膽”發言，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小組的熱烈爭論。但結果卻讓彭德懷失望了，西北小組的人對彭德懷的大膽發言，既沒有表示讚成，也沒有表示反對。大家對彭德懷的發言，沒有表示出“興趣”。

更有甚者，西北小組負責會務的人員，在編纂《小組簡報》時，或許是出於好意，把彭德懷的尖銳發言全都刪掉了（直到後來揭批彭德懷，這些人才把彭德懷的小組發言作補充整理，重新完整地印發出來，成為彭德懷“向黨進攻”的證據）。這樣一來，彭德懷的大膽發言，就像是泥牛入海，無聲無息了。

在此情況下，彭德懷才想到用給毛澤東寫信的方式，把問題提出來。因此，李銳引述彭德懷這樣說：“有些意見在西北小組會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我想寫一封信。”

這裏，彭德懷說出自己寫信的一個主要動機，是他的意見在《簡報》上沒有登，所以想到了寫信。

對於彭德懷寫信，周小舟是很讚成的。周小舟說：“將那些發言加以整理充實，就很好了。”這就意味著，周小舟是讚成彭德懷說那些“帶刺”的，指向毛澤東的大膽“發言”。

彭德懷很高興周小舟支持自己寫信的做法，對周小舟說：“你當了我的參謀。”

 

上麵的材料還可以看出，彭德懷決定寫信，是在7月12日。周小舟本來建議彭德懷去找毛澤東談話，彭德懷卻說：“怕談不好”。這時彭德懷自己決定要寫信，說：“因此我想寫一封信。”

後來黃克誠上廬山後，很不同意彭德懷寫信的做法，對彭德懷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讚成，但信寫得不怎麽樣，有刺。有意見當麵提嘛，寫信幹什麽？”

據說周恩來曾對黃克誠說：“你來晚了一步。如果你在７月14號以前上廬山，彭老總那封信就不會拿出來了。”

 

黃克誠是個典型的軍人，並沒有多少敏銳的政治覺悟。但黃克誠也本能地感覺到：“寫信”的方式不合適。本來周小舟也隻是建議彭德懷找毛澤東談談，並沒有建議彭德懷的寫信。可是，在彭德懷提出“寫信”後，周小舟這個書生，卻不如黃克誠這個軍人有政治眼力，他不僅沒有反對彭德懷寫信，反而是大力支持。這樣，周小舟不僅坑了彭德懷，也坑了自己。

有人說黃克誠與彭德懷是“父子關係”，可見兩人關係之親密。可是周小舟與彭德懷並無深交，也無工作關係，那麽為什麽周小舟要兩次去找彭德懷談話呢？這件事有些不尋常，這將放在後麵分析。這裏先看彭德懷寫信的過程。

 

《毛澤東與彭德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書，這樣記述說：【這時，彭德懷眼看會議就要結束，便想盡快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情況。7月13日中午吃完飯後，彭德懷叫來軍事參謀王承光，隨手拿起桌上已寫好的幾頁提綱對王承光說：“過兩天就要散會了，好多問題都沒有怎麽討論，那麽多嚴重問題，由於會議存在‘護短’的現象，硬是沒有多少人講，會議開得平平淡淡，實在沒味道。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反映情況，請你幫幫忙。”】

【王承光怕一個人寫不好，提出：“是否從北京召來一個秘書一起寫？”】

【彭德懷不假思索地說：“不用了，我來說，你來記，抓緊時間整理出來。”】

【為寫這封信，彭德懷放棄了午休，與王承光兩人趕緊加班寫。寫的過程中，由彭德懷係統口授內容，王承光記錄整理，起草初稿。然後，彭德懷加以修改，交王承光謄寫。經過幾次反複，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於7月14日下午寫好抄正後，於當天下午5點多鍾送給毛澤東的機要秘書。】

【這就是觸發了黨內空前政治風暴的彭德懷給毛澤東上書的簡要過程。後來彭德懷受到批判時，為了保護身邊工作人員，一直堅持說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工夫寫成的。】【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7）

 

 

據《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記述：【1959年7月12日，彭德懷從周恩來那裏開會回來，對身邊的人說：“這次會議開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組會上盡講些一般性問題，聽不到思想性問題。我在西北小組講了一點，簡報上還沒有看到，恐怕還不會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問題不好在小組會上講，想給主席寫封信，讓主席講一下才有作用。”】

【信送出去以後，彭德懷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估計有幾種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談一談；也許會找常委同誌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發大會。如果印發，就會傷一些人。印發也好，會刺激各地都作點檢討。”彭德懷還說：“信中有些問題講得過火一點，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可以不寫。不過講得重一點，刺一下主席有好處。”】

由這些材料可見，彭德懷本來是不準備寫信的，隻是因為他的發言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所以才想到寫信。因此，彭德懷說：“我在西北小組講了一點，簡報上還沒有看到，恐怕還不會引起大家注意。……想給主席寫封信。”

而且，彭德懷信中寫‘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樣的話，自己也覺得重了一點，但他似乎是“故意”要這麽寫，意在“刺”一下毛澤東。特別是，彭德懷事先已經預計到，這封信如果印發的話，“會傷一些人”。彭德懷說的這個意思，一下子不容易理解的，將在後麵分析。

 

上述彭德懷說的這些話，是後來批彭時，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揭發”出來的，編入了《廬山會議資料》。李銳寫書時，當然應該是看過這些資料的，可是李銳卻把彭德懷說的這些重要的話，偏偏略去不提。因為彭德懷的這些話，對於那種主張“彭德懷是寫給毛澤東個人的私信”的說法，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根據上述彭德懷的話，彭德懷在把信發出去之後，就估計到他的信可能被印發到大會，他是有這個思想準備的。7月17日，彭德懷的信被印發大會時，毛澤東沒有做任何表態，彭德懷當時也沒有對印發他的信提出異議。可是在7月23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信做了批評性的發言之後，彭德懷在散會後，卻向毛澤東提出了異議。

7月23日散會後，毛澤東走出會場，彭德懷迎上前去，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麽把它印發了？”毛澤東愣了一下，說：“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這就是“彭德懷是寫給毛澤東個人的私信”的說法的來由。

後來不少人批評毛澤東不該把彭德懷的“私信”公開出去，但這些人都有意無意的地回避了上述彭德懷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的話。因為彭德懷本人的話，正好否認了所謂“私信”的說法。

 

彭德懷的信，是屬於不該公開的“私信”嗎？中共高官給毛澤東寫信，本來是很多的，絕不算什麽新聞。高官給毛澤東寫信，主要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是“匯報工作”的信，匯報自己主管工作領域的事情；第二種是“告狀訴冤”的信，上告對某些人的不滿，申訴自己的冤屈。

對於第一種情況的“匯報工作”信，隻要不牽扯到有關軍事部署、國防建設等國家機密問題的信，毛澤東是盡量公開的。毛澤東這樣做，有兩種用意：第一個用意，是杜絕一些影響黨內團結的“無益猜想”。如果毛澤東不公開某個高官的來信，其他高官就會猜想：他的信裏到底寫了什麽？是不是毛澤東特別寵幸他？

第二個用意是不想與某個高官建立某種特殊關係。毛澤東把高官的信公開出來，同時也是說明：我和你沒有特殊關係，隻是工作關係而已。而且，毛澤東把某個高官的信公開出來，也是向其他高官表明：給毛澤東寫私信，不能成為對毛澤東“吹牛拍馬”，跟毛澤東“拉攏感情”的特殊渠道。

這樣一來，沒有特別的事情，高官們也就不會給毛澤東輕易寫私信了，因為寫私信沒有特別的好處，收不到特殊的效果。這對於“一碗水端平”，處理好人事關係，搞好黨內團結是重要的。

 

第二種情形的“告狀訴冤”信，很多情況的確是不易公開的，因為信中直接提到某個人或某些人，公開出來影響不好。事實上，毛澤東從來沒有把高官寫給他的“告狀信”公開過。當然，對於地方的小官和群眾寫來的告狀信，毛澤東卻是酌情公開的。比如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印發公開了一個名叫“李雲仲”的小官寫給他本人的“私信”。

李雲仲當時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副局長。副局長的級別到了地方上，算是相當大的官了；可是在北京城，這隻算是一個芝麻官而已。1959年6月9日，李雲仲給毛澤東本人寫了一封2萬多字的長信，信的開頭就說：【很早就想給您寫這封信，一直到現在才發出。我是一個普通黨員，根據個人在實際工作中的體驗，我想對目前經濟生活中發生的問題，聯係到一些思想作風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供參考。】

 

李雲仲的信是直接寫給毛澤東個人的，而且信裏說得很清楚，這封信是供毛澤東“參考”的。這種說法，與彭德懷的信的說法，是完全一樣的。可是，並沒有看到什麽人指責毛澤東，不應該公開李雲仲的這封“私信”。李雲仲的信主要是揭露黑暗麵，其說法比彭德懷的信激烈得多。

李雲仲在信中說：【（一）我覺得最近一年來，我們在工作中犯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其原因主要是，我們在思想戰線上忽略了兩條戰線的鬥爭，即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時，忽視“左”傾冒險主義的侵襲。因而在一個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潮曾形成一個主流。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辦水利……；第二，以鋼為綱……；第三，人民公社……；第四，建設項目……；第五，職工增加……。】

【（二）主觀主義在一些工作領域暢行無阻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夠在黨內形成一種堅持原則的氣氛，在有些場合下，以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為特征的迎合情緒卻很濃厚，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潮能夠滋長的思想根源。】

【（三）關於農民問題和工農關係問題。……；（四）關於計劃工作問題。……；（五）關於體製問題。……；（六）關於樹立節儉、樸實的風氣問題。鋪張浪費，最近又有發展。具體表現在：第一，豪華的高級賓館、飯店建得太多。第二，會議夥食標準太高。第三，領導幹部生活上過分特殊的風氣，有些地方仍未改變。】

 

毛澤東在7月26日，印發李雲仲的信同時，做長篇批示說：【收到一封信，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們的經濟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專門屬於缺點方麵的。作者隻對這一方麵的材料有興趣。而對另一方麵的材料，成績方麵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發生興趣。他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他做出結論：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

【作者李雲仲同誌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某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

【這個同誌的好處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他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誌，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願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係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誌。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級上告。】

【因此，我建議：將此信在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省、市、自治區）共兩級的黨組織中，特別是計劃機關中，予以討論，加以正確的分析，以利統一認識，團結同誌，改善工作，鼓足幹勁，奮勇前進，爭取經濟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新的偉大勝利。】

 

關於李雲仲的這封信，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這樣寫道：【從李雲仲的一封信及毛澤東對此信的批示（盡管這個批示是發動批判彭德懷以後寫的），就在當時也可感到：廬山會議本身和毛澤東本人思想的發展（兩者密不可分），是多麽矛盾，多麽不可理解啊！】

毛澤東對李雲仲的批示，真的像李銳說的那樣：“多麽矛盾，多麽不可理解”嗎？其實毛澤東的批示說得很清楚：（一）李雲仲提出的觀點是錯誤的；（二）李雲仲提意見的動機是端正的。毛澤東說：“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誌，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

一個人提意見的動機良好，但觀點不正確，這是很正常的事，很容易理解的。毛澤東對李雲仲的批示，不過也是這樣的觀點。這有什麽“矛盾”之處？有什麽“不可理解”的呢？

 

再來對照彭德懷的信，與李雲仲的信區別在哪裏呢？毛澤東認為：（一）彭德懷提出的觀點是錯誤的，這點與李雲仲的信是一樣的；（二）彭德懷提意見的動機，是別有用心。彭德懷大膽提出自己的觀點，盡管這些觀點是錯誤的，但這並不是打倒他的真正原因，關鍵問題是在動機，也就是“別有用心”上。

當然，對彭德懷是不是“別有用心”這個問題，毛澤東並沒有立即做出結論，他要繼續觀察一下。7月14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後，7月15日，毛澤東沒有什麽動靜，似乎是在思考；7月16日，毛澤東才把彭德懷的信印發出去，但沒有做任何評論。

據《毛澤東年譜》記述：【7月14日下午，收到彭德懷本日寫的來信。7月16日晚上，在廬山住處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開會。毛澤東講了幾點意見：一、總的來講，我們對過去幾年工作的總的估計是得多於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償失，應該承認這一點。二、總的來講不能泄氣，要鼓幹勁。當然有一部分氣要泄，一部分基建項目要下馬，這就要泄氣，這部分氣非泄不可。三、現在有沒有右傾機會主義？我說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誌是糊裏糊塗地往前闖，碰了釘子還不知道掉頭。四、現在事實上就是反冒進，隻是不公開講，反冒進的司令就是我。】

【7月20日晨，在廬山住處聽取楊尚昆匯報各組討論的情況。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杆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我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那些不願意認真總結去年經驗教訓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麵的意見。】

 

從《毛澤東年譜》可知，在彭德懷的信印發之後，毛澤東開了兩次會：第一次是7月16日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這3名政治局常委開會。但在這次會上，毛澤東並沒有評論彭德懷的信，也沒有提出“反右”，而是繼續堅持“糾左”。毛澤東甚至說：“我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就是嫌右傾的朋友太少了。”這樣的說法，似乎是在支持彭德懷的信。

7月16日，第二次毛澤東召集楊尚昆等分組的組長開會，繼續堅持“糾左”的立場，毛澤東說：“我準備和那些‘左派’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麵的意見。”這依然還是“糾左”的立場。

毛澤東的立場的突變，是在7月23日。毛澤東這天召開全體大會，一反“糾左”的立場，開始強調“反右”了。是什麽原因造成毛澤東立場的突變呢？【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8）

 

 

前麵說過，毛澤東對彭德懷的寫信提意見，有四大疑惑：

第一個疑惑：彭德懷與蘇聯有什麽關係？

第二個疑惑：彭德懷有意見，為什麽不早提？而要在這個時間提？

第三個疑惑：彭德懷與張聞天這兩個素無交情的人，為什麽會聯手起來提意見？

第四個疑惑：彭德懷的這封信，是他提意見的“開始”、還是提意見的“結束”？

 

前三個疑惑，前麵的文章基本上提到了，這裏重點說一下第四個“疑惑”。

彭德懷的信裏“有刺”，這點彭德懷自己也承認，並認為：“刺一下主席有好處。”但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彭德懷發過來的這種“刺”，並沒有什麽好處。

進一步，毛澤東必然要思考這麽一個問題：彭德懷的這封向自己投“刺”的信，是彭德懷向自己發難的“開始”？還是向自己發難的“結束”。

如果彭德懷的這封信，是發難“到此為止”，今後不再向自己發難了，那麽毛澤東處理彭德懷的辦法，不妨寬鬆一些；可是如果彭德懷的這封信，是發難的“開始”，今後還要繼續不停地向自己發難，那麽毛澤東處理彭德懷的辦法，肯定就是另外一種形式了。

 

關於“發難”這個問題，我們要樹立一個觀念：一個組織的領導人，是有很大權力的，特別是有權對組織裏的人進行“懲處”。例如一個公司的老總，他是“公司”這個組織的領導人，他有權對違反公司規章的職工，對有可能危害到公司利益的職工，進行降職、降工資、罰款、開除等處罰，這與國家的“法律”無關。

比如一個高級經理，雖然沒有違反國法，隻要違反了公司的規章製度，公司老總就可以撤銷他高級經理的職務，對他進行降職和降薪的處理，這樣的做法是無可指責的。毛澤東是“中共”這個組織的領導人，他有權對違反黨規的黨員進行“懲處”，也有權對有可能危害到黨的利益的黨員進行“懲處”，輕則降職和降薪，重則開除出黨，這樣的做法也是毫無問題的，這就領導人的特權，古今中外都是一樣。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所謂“打倒”，其實也就是降職和降薪的處分，這隻是一種“黨紀”處分，並不是“國法”的處分。

“黨紀”處分和“國法”處分的最大不同點之一，是前者要追溯曆史，後者不追溯曆史，隻是就事論事。比如一個皮鞋廠的工人張三，把皮鞋的號碼打錯了。如果張三是第一次、第二次打錯號碼，那麽批評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第三次、第四次打錯號碼，那麽就要實施扣工資罰款的處分；如果是第十次打錯號碼，那麽公司老總追溯張三犯了10次錯誤，就要對張三進行開除處分了。

相反，法律是不追溯曆史的。比如張三開車撞壞了別人的車，對張三的處罰，也僅局限在這一次的事故。雖說張三過去曾有10次撞壞過別人的車，但這些都不能成為加重對張三處罰的理由。

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這種看法批評毛澤東喜歡“翻老賬”，批判彭德懷時，又把他的“曆史問題”翻出來。這種看法，有“有意無意”地混淆了“黨紀”與“國法”的區別。

進行“黨紀”處理，就是要“翻老賬”，新帳舊賬一起算。比如上麵皮鞋廠開除張三的例子，就是一種追溯曆史的處分。張三打錯一次號碼的錯誤，並不成為開除的理由；但追溯曆史，把張三過去10次錯誤累加起來，就可以構成開除的理由了。如果張三對別人說：“我隻是因為打錯了號碼，就被開除了。”很多人會同情他；但如果人們知道張三是因為10次打錯號碼被開除，同情他的人就不會那麽多了。

毛澤東對彭德懷“翻老賬”，也是要向大家聲明一個問題：如果彭德懷過去沒有犯過錯誤，隻是現在這一次的錯誤，也不會對彭德懷做這麽重的處罰；可是追溯到彭德懷過去曾多次犯錯誤，這次是新帳舊賬一起算，所以就要加重處罰了。毛澤東對彭德懷進行“黨紀”處分時，“翻老賬”是必不可少的。犯一次、兩次錯誤，可以容忍，如果再第三次、第四次地犯錯誤，就不能容忍了。

 

這裏再回到毛澤東對彭德懷的第四個疑惑：彭德懷的這封信，是提意見的“開始”？還是提意見的“結束”？

在7月14日收到彭德懷的信之後，毛澤東一直“按兵不動”，他在觀察彭德懷和其他人的動靜。7月21日，張聞天做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接著彭德懷的話題，繼續“提意見”。

這時候，毛澤東做出了判斷：彭德懷的這封信，是提意見的“開始”，而不是提意見的“結束”。這樣一來，毛澤東就會認為：“自己如果不反擊的話，彭德懷等人還將繼續進行發難。”因此，在7月23日，毛澤東停止了“按兵不動”的靜觀，開始向彭德懷等人反擊了。

可以說，張聞天7月21日的發言，是促成毛澤東最後下決心批彭德懷的一個要因。張聞天的發言使毛澤東感到，彭德懷寫信不是個人的行動，而是一個小團體的行動；並且，彭德懷的這封信，並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標誌著他們對自己發難的“開始”。

基於這樣的判斷，毛澤東的立場自然也就發生了變化，不再強調“糾左”，開始強調“反右”了。【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29）

7月16日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印發大會之後，並沒有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表態，隻是讓大家討論。不僅是毛澤東，黨內的第二把手和第三把手的劉少奇和周恩來，也沒有對彭德懷的信“表態”。既然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沒有表態，其他高官也更不便“表態”了。因為彭德懷的地位高於絕大多數高官，人們對自己的上級當然是不便表態的，所以人們對彭德懷的信隻是“就事論事”，或者幹脆“不論事”。

高官們說的話都很圓滑，一方麵肯定彭德懷敢於發表自己意見的精神，另一方麵又認為一些提法不夠確切，比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失有得”等等。據彭德懷在廬山的日記中寫道：【我7月14日寫給毛主席的信，7月16日由中辦印發到會同誌，7月22日各組經過6天討論，對信完全同意的隻有一個同誌，基本上不同意的也隻有一個同誌，其餘在發言中大多數同誌是基本上同意的，但還有一部分同誌還沒有發表意見。】

 

在這樣的情況下，7月17日晚，毛澤東再次找周小舟、李銳等人談話。其實此時毛澤東並未察覺周小舟等人與彭德懷有特殊關係，周小舟與彭德懷的特殊關係，是後來才揭發出來的。當時毛澤東找周小舟等人談話，可能是考慮到周小舟比較敢講話，不是那種一味迎合奉承的人，毛澤東認為從他那裏或許可以聽到一些別的官員不敢反映的實情。比如在上次的談話中，周小舟敢對毛澤東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樣的話，毛澤東欣賞這一點。

關於這次談話，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述道：【如果要說得形象一些，當時廬山會議的形勢，正是密雲不雨，氣壓很低；或者如每天常見的窗外景觀：雲霧繚繞，不識廬山真麵目。】

【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7月17日下午5點到夜10點，毛澤東又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和我5個人去談話。胡喬木與田家英不消說，在毛澤東身邊已十多年，其他3人，應當說，當時也是很受毛澤東信任的或看重的。】

 

李銳說得不錯，上述這5個人，都是毛澤東的秘書或者曾經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因此，他們受到毛澤東“信任”或“看重”的，是理所當然的，否則毛澤東也不會讓他們來當秘書。李銳繼續說：【這次談話，還是毛澤東談得多，也談得很融洽，最初大家還議論了他的《返韶山》、《登廬山》那兩首詩，一起吃晚飯，喝茅台，還敬了酒。下麵是毛澤東談話的要點，按記錄本上一條條記的（括號中的話是筆者加的）：】

【毛澤東說：“昨天晚上我在組長會上談了：‘現在的情況，實質是反冒進，我是反冒進的頭子。我要有幾個右派朋友，我是機會主義的頭子。’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孫悟空偷桃子，隻有這個辦法，開廬山會議之類。過去不懂得管理經濟之複雜。革命是搗亂，而且敵人有隙可乘。”】

【毛澤東說：“六個地區大組人員打亂（這是7月11日夜談話時，我們三人的建議），使之不成體係，免得談來談去一個腔調，問題展不開。權力集中很不容易，過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指井岡山時期），權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敵委員會，當時許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毛澤東接著反複講1300萬噸來之不易，說：“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喪考妣。隻要真正鼓足了幹勁，指標沒有完成也沒有關係。成績講夠很重要。他們（指各省頭頭們）在當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都有保衛自己勞動果實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擔子的人，容易有脾氣。我提倡過密植，（關於密植）現在是中間偏右派。】

【關於密植這段話，是由田家英的插話引起的。1959年初，田家英在四川他舅舅的家鄉蹲點，才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在西南組開會時，田家英談到下麵受壓而虛報產量這些問題時，他受到組長李井泉的批評，以致講不下去了。毛澤東不能不相信在自己身邊工作了十多年的人講的話，但又還得維護那些最忠實地、勇敢地執行總路線、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的威信，認為他們是身挑重擔的人。】

【毛澤東接著說：“現象與本質有時不容易看清楚。萬人檢查團（這是大躍進時各地流行的造聲勢的方法）是形式主義，不能深入了解情況，群眾不會當眾說真話。”】

【關於糧食產量的估計，毛澤東比7月11日夜談的更為謹慎。毛澤東說：“真正高產的恐怕隻有5%，一般水平的是95%。而我們做工作，隻能立足於95%。因此，年增產30%是不大可能的。”】

【此時彭德懷信剛發出。毛澤東便從彭信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華北軍委分委發的小冊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遊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這個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

【這是7月17日，彭德懷的信剛剛印發。從這天談話內容以及情緒來看，特別是飯桌上頻頻舉杯，談笑風生，應當說，這時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一場反擊，上述兩封信也可為證。】

 

李銳也認為，從毛澤東那天與他們談話的內容和氣氛來看，在印發了彭德懷的信之後，毛澤東也還沒有決定要發起一場反擊。這時候，毛澤東還在觀望，看看彭德懷到底要幹什麽。

李銳繼續寫道：【毛澤東這次找我們幾個人再次談話，關於彭德懷的信並沒有多說，隻是順便提到洛川會議，應當說是含有深意的：讓我們知道，彭德懷這個人同他在曆史上不一路，啟發我們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懷那一邊去。】

【總之，事後細細想來，7 月17日毛澤東找我們5個人作如此長談，而且有些話可說是“知心話”、“私房話”，其原因可能是，聽到“左派”們對我們有議論，希望我們能同他一條心，照顧到各方麵，以大局團結為重，這樣使會議能較快圓滿結束。當時人們都知毛澤東找我們談過兩次話，都想探問，摸摸風向，這時我是守口如瓶的。】

 

李銳這裏的評論過於高估自己了，說毛澤東“希望我們能同他一條心，以大局團結為重，這樣使會議能較快圓滿結束。”這幾個秘書，隻是毛澤東的秘書而已，在黨內的地位是很低的。即使這幾個秘書的態度與毛澤東“不是一條心”，也根本不會影響到會議的大局。人們試圖向他們探問“摸風向”，更是“自我拔高”之談了。

李銳繼續說：【7 月16 日重新編組之後，彭德懷的信也分發下去了。從7月17 日起，開新的小組會。胡喬木、周小舟和我的發言，是很支持彭德懷的信的。下麵錄出的一些人的發言，對這封信，有的是明顯的支持或反對的；有的沒有直接表態，言內之意也好，言外之意也好，究竟是支持或反對，讀者可以自加體會。】

【黃克誠是17 日上山的，19 日黃克誠在第五組發了言，沒有談彭德懷的信，他說：“同意主席講的三句話和少奇講的“成績講夠，缺點講透”。檢查缺點使我們前進，不會使我們後退。毛主席教育我們要天天掃地、洗臉，檢討了缺點，我們就會更加健康，就會幹勁更足，更踏實。”

【黃克誠認為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在發言中，黃克誠還指出：“去年興了鋪張浪費之風。中央出來開會，也很鋪張，我雖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帶戲班子的辦法不好。對群眾講勤儉持家，幾個月不吃肉。幹部吃那麽好，行嗎？”】

【黃克誠最後談到缺點造成的影響：1、糧食緊張是解放以來沒有的；2、黨與群眾的關係受到影響；3、黨在國際上的威信也受到影響。】

【趙爾陸（一機部部長）和陶魯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都在第四組，他們21 日的發言，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後來都引起非難，受到批評。賈拓夫（在第三組）也覺得彭德懷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精神是同意的；還有萬毅等人的發言也是基本同意彭德懷信的內容和精神的。】

【從7月18 日到21 日，第三組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不同意見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陳正人不同意彭德懷信中“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這一點，他認為大部分地區的糧食並不緊張，隻有小部分地區緊張，而且緊張情況正在逐步好轉。虛誇現象過去是存在的，現在已大力改進了。】

【程子華認為：“認識過遲”的說法不符合實際情況。從北戴河會議到現在，許多重大問題都已得到解決，並非“認識過遲”。】

【賀龍認為：“我們的缺點還不到一個指頭。這麽大國家，這麽多人，工作上有一點缺點、錯誤，有什麽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既是這樣，就談不上什麽小資產階級的瘋狂性和什麽難於克服的錯誤。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

【餘秋裏的發言中，也對彭德懷的信提了兩點不同意見：第一，不同意“浮誇風吹遍各地區各部門”這種說法。他認為，浮誇作風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點是有的，不能說是吹遍各地區各部門。第二，“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不能這樣說。群眾也的確承認我們去年的成績了不起，群眾是高興的。】

【柯慶施 17 日的發言，根本沒有對彭德懷的信正麵提任何意見；李井泉也沒有對彭德懷的信發表意見；22 日下午，陶鑄在小組作了長篇發言，他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著絲毫懷疑；王任重在第四組也作了發言，王任重說：“得不償失”的說法必須批判，總的說來，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

【彭德懷在第四組，就在7月21 日討論到他的信時，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話。彭德懷說：“大躍進的成績是偉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對派）也推翻不了，一些缺點也已經基本糾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風上的毛病，還需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績之後，必須正視缺點，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全黨。”】

【彭德懷說：他聽說15 日要閉會，有些意見未講完，心裏放不下，倉促寫了這封信，文字上、邏輯上有些缺點，沒有能準確表達本意。建議會後把他的信收回。】

【以上扼要地記錄各組討論情況，盡管對彭德懷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執一端的，但總的說是正常的發表意見，不過有了更多的、甚至較尖銳的爭論。應當說，這是很好的也是正常的現象。其實，當時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安排好今明兩年計劃，有個“安民告示”，快點通過《議定記錄》，以便下山去抓工作。會議已經開了20 天了，都想快點下山。】

【因此，導致7 月23 日毛澤東那篇講話的原因，除開他本身的主觀原因外，還有眾多的客觀原因。毛澤東當時除找我們幾個人談過話外，當然還找各大區負責人談過話。究竟柯慶施等人怎樣在毛澤東麵前攻擊彭德懷以及我們這些“右派”的，詳情雖不得而知，但上述這些傳言，肯定都是或多或少講過的。】

【在7月22日之前，毛澤東同中央常委同誌，肯定沒有交換過有關23 日講話內容的意見。7 月19 日或20 日，晚上跳舞時，我坐在周恩來的旁邊，我有意問道：“你看彭總的信怎麽樣？”】

【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麽吧。”意思指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況。周恩來一直在主持國務院會，在抓計委，急著安排好今明兩年計劃。7 月 22 日下午，政治局還開會修改《議定記錄》草稿。】【待續】

 

 

 

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30）

 

周小舟和李銳，曆史上與彭德懷並無關係，更算不上彭德懷集團的人。相反，周小舟和李銳受到毛澤東的器重，與毛澤東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如果要劃分派係，這兩個人也應該算是毛澤東集團的人。因此，1959年廬山會議上，周小舟和李銳與彭德懷一切被打倒這件事，總是讓不少人感到困惑不解：毛澤東對周小舟和李銳“不薄”啊。這兩個人為什麽要背叛毛澤東，突然去投靠彭德懷，加入“軍事俱樂部”呢？

不過，從辯證法的角度來考慮周小舟等人的行為，其實也並不奇怪，這就是所謂的“野心”在作怪。對於追求“仕途”當官的人，當然希望自己的官越當越大，這種“野心”本身並不是什麽壞事，但問題是通過什麽樣的手段，來讓自己的“野心”得以實現。

通常情況下，有職有權的所謂“實官”，都被占得滿滿的，並無空缺。當然還有很多有職無權的所謂“虛官”，這是具有安慰色彩的職位，當然不會有人去爭搶。一旦“實官”出現了空缺，比如有人因病退官，有人犯錯誤被撤職，需要“補缺”的時候，各種人就紛紛出來活動了，明爭暗奪這個官職。

越是高級別的官職，出現職位“空缺”的機會就越少。對於一些有“野心”的人來說，讓他們在家裏坐等出現“空缺”，他們是等不及的。因此，他們就試圖“人為地”製造空缺，把上麵的官員搞倒，自己上去“補缺”。

把某個官員搞倒的最簡單辦法，是向上級領導人“進讒言”，說壞話，讓這個官員“失寵”而下台。但如果遇到比較英明的領導人，“進讒言”說壞話的辦法就行不通了，而反過來會成為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時候，就要用更高明的辦法，就是所謂的“順勢利導”，順勢坐順風車上去。

要想“順勢利導”，首先是判斷將來事情的走向。這就像買股票，要判斷好股票的走向，這樣押寶才能贏。對於周小舟來說，他是湖南湘潭人，不僅與毛澤東有同鄉之誼，而且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年紀輕輕就當上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大有繼續向上躥紅的趨勢。此時，周小舟需要觀察和估計毛澤東下一步的走向，這樣他才有可能“順勢利導”坐上順風車。

從1958年底的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都一直強調“糾左”。因此毛澤東下一步的走向，是繼續強調“反左”，這點應該是絕大部分官員都能看到的，周小舟也不會判斷錯。但問題是毛澤東的“糾左”，隻是停留在“批評教育”階段，還是要進一步進入“檢查處分”階段，這點周小舟就需要判斷了。

 

一般所謂的“運動”，大致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批評教育”階段，隻對官員的錯誤進行批評教育，並不作任何行政處分；第二個是“檢查處分”階段，對官員的錯誤進行“檢查”，然後根據錯誤的輕重，給予不同的行政處分，輕的警告，重的撤職。例如1943年開始的延安整風，就典型地分為“批評教育”和“檢查處分”兩個階段，。

一個運動，如果隻有“批評教育”階段，往往就會變成一個“走過場”的形式，起不了實質性的作用。隻有通過“檢查處分”，才能把運動落到實處。比如反腐運動，如果隻是批評教育，肯定不會有什麽實質性的效果。

從1958年底，毛澤東開始發起“糾左”運動，召開了多次中央會議，一直強調“糾左”。但直到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這場“糾左”運動還隻是停留在“批評教育”階段，還沒有一個高官因為“左傾錯誤”而被撤職處分的。當然，也是因為這場“糾左”運動沒有深入到“檢查處分”階段，所以“糾左”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毛澤東認為這些犯了“左傾錯誤”的官員，主觀願望是好的，所以希望通過“批評教育”來解決“左傾”問題。直到廬山會議的時候，毛澤東也還沒有想到動用“檢查處分”的手法。

 

然而這時候，黨內一些人就開始有想法了。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希望毛澤東把“糾左”運動，推進到“檢查處分”階段，這樣才會有一批高官“倒下”，出現大量空缺，這時他們就有機會來“補缺”上來了。周小舟就是這種想法的人之一，他仗著毛澤東對自己的信任和重用，認為一旦“倒下”一批高官，肯定是自己升官的機會來了。因此，周小舟就試圖想要“推動”毛澤東，把運動推向“檢查處分”的階段，處分一批犯有“左傾錯誤”的高官。

周小舟通過毛澤東對他們私下談話的態度，揣摩出毛澤東有可能把“糾左”運動推進到“檢查處分”階段，但並沒有下決心。周小舟畢竟官職輕微，不便直接向毛澤東提出處分一批犯有“左傾錯誤”高官的建議。這時，周小舟就想到一個人：彭德懷。周小舟知道彭德懷是敢於提意見的，所以周小舟就想鼓動彭德懷去找毛澤東談談，促使毛澤東下決心，把“糾左”運動推進到“檢查處分”階段。

周小舟鼓動彭德懷找毛澤東談話的動機，可以說是出於某種“野心”。所以，彭德懷寫信的目的，也在於要追究“左傾錯誤”的責任，要處分一批高官。因此，彭德懷在寫信之後，對自己身邊的人說：“我這封信如果印發，就會傷一些人”。彭德懷所謂的“傷一些人”，就是讓一些高官丟官。

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信，在結尾說：【我覺得，係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誌，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

彭德懷這裏是“正話反說”，他故意說“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其實目的就是要“追究個人責任”。如果不追究個人責任，那麽彭德懷的信，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思想教育”毛澤東已經搞了半年多了。彭德懷的這封信，“向上”要追究到毛澤東的責任，“向下”要追究一批高官的責任。

 

 

【完】

 

 

 

 

 

 

 

 

 

 

 

 

 

 

 

 

所有跟帖： 

• 謝LZ。說的太對了：“視頻人 江森哲, 文作者 崇新嶽, 基本同腔同調同文字“。 ”是同一人”？ -白鏡天- ♂ (0 bytes) () 06/25/2017 postreply 12:04:44

• 老毛之下黨、政、軍各司其職，老彭是軍人撈過界了，動了不該動的。 -兩眼發直- ♂ (0 bytes) () 06/25/2017 postreply 12:19:00

• 單說過問經濟路線農業, 政治局委員 完全份內的事兒, 不越界, -弓尒- ♂ (0 bytes) () 06/25/2017 postreply 12:43:33

• 可老彭太直，給毛難堪。 -兩眼發直- ♂ (0 bytes) () 06/25/2017 postreply 13:00:55

• 直, 也 不直 , 不是那麽簡單的, -弓尒- ♂ (0 bytes) () 06/25/2017 postreply 13:09:58

• 老彭應問毛：要不要動軍隊？不要我就去下棋了。哈哈~ -兩眼發直- ♂ (0 bytes) () 06/25/2017 postreply 13:08:30

• 實在太長。但作者的意圖是明顯的，為毛在廬山會議上的所作所為辯護。實話說，不認同作者的觀點。 -相對強度- ♂ (0 bytes) () 06/25/2017 postreply 22:01:30

• 在這文章的立足點是毛是封建皇帝，毛對彭就是君對臣的關係。說明作者的思維和毛一樣，還是停留在封建的思想裏。 -Floden- ♂ (0 bytes) () 06/26/2017 postreply 0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