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傳教活動必須得到遏製
評論員梁浩明
二名中國傳教士被IS綁架殺害一事，揭開了韓國傳教的危害與黑幕。
大家可曾記得，2017年2月11日媒體曾報道，中國1月份驅逐了32名韓國傳教士，這32人都在中國靠近朝鮮邊境的延吉地區傳教，其中不少人已在當地工作十多年。這可是自新中國成立後第二次大規模驅逐傳教士(第一次是1950年至52年驅逐國內基督教與天主教等外國傳教士)，是一個警號，但社會並沒認清政府驅逐行動的目的，驅逐一事當時已經表明政府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若當時能乘勝追擊，近日中國傳教士在巴基斯坦被殺或可避免。
資料顯示，在中國傳教的韓國傳教士可能超過1000人，多數在中國東北地區活動。許多韓國傳教士還幫助朝鮮人逃到中國，並協助這些“脫北者”從中國前往韓國或其他國家。這些報道顯示，韓國傳教士並不局限本土，相當具侵略性及政治目的。這裏指的侵略性一是對別國進行精神文化侵略，二是擔當了西方宗教侵犯東方文明的急先鋒，三是帶有政治目的(涉中朝)，故屬於幹涉別國內政。
事實上，韓國傳教活動在東北地區比較猖獗，而且已經長達十幾年。韓國選擇在中國東北發展傳教事務，一是東北與朝鮮接壤，生活習性相近，更有朝鮮族聚居;二是東北地區這十幾年有大量工人失業，韓國教會乘虛而入。
中國特別是東北地區對韓國教會來說，不僅是一個傳教地，更是一個龐大市場。其傳教已觸目驚心，呈席卷之勢，在延邊等地，甚至整村整鄉整縣的民眾被裹挾其中。當地的基層政權幾乎被韓國教會所取代。中國年初曾驅逐32名韓國傳教士，但並沒令韓國教會收斂，而32名也隻是總體1000多名的一個零頭而已，沒有實質影響。中國更多是象征式驅逐，估計是考慮中韓關係的大局。
韓國是宗教犯濫的國度，各種基督教變種的異端發展得比基督教還要迅猛，比如文鮮明的統一教、崔順實父親崔泰敏的永生教(樸槿惠就是入此教，被崔順實控製)等。在一些韓國教會人士看來，在世界末日來臨時，信神的韓國人將領導整個世界，成為宇宙大國。當韓國國內教徒發展飽和之後，開始向外擴展，日本、中國、東南亞、西亞都留下韓國傳教士的身影。用邪教來形容這些宗教變種一點不誇張。用狂熱來形容這些宗教擴張也十分貼切。在巴基斯坦被極端勢力殺害的兩名中國人，是被韓國教會派往當地傳播宗教的教徒。若非被洗腦，這些中國年輕人會為那點微薄的薪金(3萬印度盧比，1 印度盧比約合0.0156 美元)離鄉別井傳教?中國人成為韓國全球傳播軟實力的炮灰，這將變成中國外交的一大棘手難題。
韓國的國際性跨地區傳教，自然引發了其他宗教的反擊，傳教活動充滿喋血情景。2007年7月，韓國盆唐泉水教會一行二十三人前往阿富汗坎大哈傳教，途中大巴被塔利班截劫。塔利班一邊處決人質，一邊提出要求，韓國為此付出二千萬英鎊的贖金，並撤出在阿富汗的後勤支援軍隊。這場傳教危機，韓國幾乎將美國和阿富汗政府拖入泥潭。中國必須以此為鑒。
但血腥沒有讓失去理智的韓國人停下傳教的步伐，反而想出卑鄙的招數--利用金錢誘惑中國人為炮灰，前往伊斯蘭極端勢力盤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中亞、中東地區，為韓國傳教打前站。今次被巴基斯坦極端勢力殺害的兩名中國東北人，便是韓國教會派往當地的義工。
眾所周知，巴基斯坦信奉伊斯蘭教，宗教勢力派係龐雜，更是基地組織的大本營。在這樣的環境中傳導基督教，無疑是跟死神跳貼麵舞，等於戰鬥在文明衝突的最前沿，生命完全沒保障。這一點韓國人全不理會。
韓國教會之所以利用中國人在當地傳教，有兩大原因。一方麵，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對華友好，對中國人一般都比較善待，中國人在當地傳教，目標較小而且更加深入;另一方麵，即使中國人被極端武裝劫持，責任也由中國政府承擔，無論外交斡旋也好，巨額罰金也罷，都由中方來負責，而韓國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觀虎鬥，小算盤打得當當響。韓國教會這一手相當陰險。
那為何還有中國人上當呢?
一是韓國教會布局東北十餘年之功;二是參與者多是90後，涉世不深，思想單純，在受到蠱惑後，缺乏判斷力。媒體報道，除這次遇難的二位中國“傳教士”，還另有11個中國人，都是受一名韓國人領導，以語言學校的名義用小組形式在當地傳教。
筆者前文已經提到，韓國的傳教極具侵略性，有證據顯示，韓國境外傳教是戰略性計劃，首爾有個「2030計劃」，他們吹噓，到時將在海外擁有46萬名傳教士，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外國人，不言而喻，韓國人指的外國人就是中國人，還是東北人。這個計劃肯定涉華，政府應及早未雨綢繆。可以說，韓國的傳教是韓國政府戰略的一部分，藉此輸出韓國軟實力，影響別國。
因此，中國有必要借近日中國二名受雇韓國教會的東北傳教士被IS組織所殺之機，大力宣傳傳教的危害，在東北地區進行一場去宗教化運動，清除韓國在東北的傳教士。徹底消除韓國教會及其他教會在中國的潛滋暗長，杜絕利用中國人做炮灰的隱患。外交上避免扯進宗教衝突中。全國立域外宗教傳播新規，立宗教人士出入境新規，同時大力宣傳無神論，體現信仰自由，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域外宗教勢力大舉“入侵”，打著“信仰自由”的旗號，中華文明應當奮起阻止。更應注意的是，在半島危機不時上演之際，韓國教會鼓動東北民眾上當幹損害中國利益之事。
必須強調的是，清除韓國在我國的傳教士，更多是考慮到國家政權根基穩固因素。梵蒂岡一直想與中國建交，看中的就是13億的“宗教市場”，這些是動搖中華萬世根基的文化外敵。中華始祖棄神本紀立人本紀，成功讓中華民族千年避開宗教殺戮，這一點，沒有任何人能逆變。誰想把中華大地變為宗教之國都是民族千古罪人!信仰可以自由，但民族文明的根基絕沒有更改的自由。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和宗教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每一個宗教的影響力在於它在宣揚自己的價值觀時也能尊重別的國家、民族、宗教的價值觀，也不能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現在問題是韓國涉及的是邪教，不能用宗教去掩飾。
就算是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衝突論”也是以西文價值觀為指導的，是對宗教文明衝突的原因和解決辦法在實質上的掩蓋，它出自基督教文明至上的理論，有著帝國主義強權的背景，並為美國政府推行霸權主義提供依據。可見宗教衝突的實質無一例外的都是為了權力、利益和擴張。有的學者和有的政治家把未來世界的衝突，界定為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東方儒教文明(包括佛教文明)的不同價值觀的衝突為“文明衝突論”，這並不是符合實際的深刻的分析，至少在導向上是錯誤的。東方文明千年來超越宗教之上。
大家可以看到，筆者通篇沒提薩德部署一事，確實，清除異教跟部署薩德是二回事，不可混為一談，更不可能變種為交易。
了解了二名中國人被恐怖主義組織綁殺的來龍去脈後，最後再看此事對“一帶一路”有何關(西方媒體借此潑冷水)。總體影響當然沒有，但仍有一事提醒。
此次發生劫殺事件的巴基斯坦，與中國構建了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戰略的示範工程，是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走廊。雖然沒有證據證明韓國人故意找中國人傳教，目的是破壞中巴二國民眾關係，繼續破壞中巴經濟走廊，但影響極壞。利用巴基斯坦對華友好的紅利，滿足邪教的目的，十分卑鄙和齷齪。
這單綁殺事件，跟宗教衝突有關係，跟一帶一路扯不上關係，但仍提醒大家對海外一帶一路的建設風險。這宗血案說明，「一帶一路」推行並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做文章，不能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必須警鍾長鳴。
中巴經濟走廊不僅要經過有獨立意向的巴國俾路支省地區，還要垮越複雜的喀什米爾地區，既麵臨巴國內部的極端勢力威脅，又遭到塔利班武裝的恐嚇，還受到印度的極力阻撓。可以說，這條經濟走廊機遇與風險同在。
雖然巴國總體上對華友好，但由於時局不穩，有關針對中資的襲擊卻是此起彼伏。二○○五年，恐怖分子以火箭彈襲擊中國在瓜德爾附近的工地。○六年有中國工程師在當地遇襲，三人死亡。而以「俾路支解放軍」為首的分離武裝，更在去年十月宣布針對中國企業展開襲擊，至今造成中企當地僱員至少四十四人死亡。為此，巴基斯坦當局專門向該省部署一萬五千名士兵，以保衛中資機構安全。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遭遇，是一帶一路戰略的縮影。事實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極少有政局穩定、法治健全、治安規範的國家，很多麵臨戰火、恐怖主義以及地緣政治之爭的威脅。比如，菲律賓有南部叛亂;印尼有伊斯蘭國分支機構的肆虐;馬來西亞有穆斯林族群與華人族群之爭;泰國有南部的伊斯蘭分離勢力;緬甸有地方割據武裝;斯裏蘭卡有伊斯蘭極端勢力重災區。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這也成為某國中情局要破壞一帶一路可以切入的亞洲部分。
巴基斯坦這宗血案說明一帶一路的安保工作刻不容緩，但似乎中國無論在頂層設計還是操作層麵都似乎缺乏安保部署。早前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迎來送往很熱鬧，談項目說合同不亦樂乎，卻沒有組織一個安保分論壇，就相關風險進行研討，可見安保意識薄弱。
另外，中國在外投資愈來愈多，但安保力量建設卻遠遠跟不上。美國的黑水公司固然臭名遠揚，但這家公司在美國海外利益保護方麵卻頗有成就。中國應召集退役軍人，組建幾個有戰鬥力的海外保安公司，進行海外安保，當然，不是為韓國傳教安保。中國利益日漸全球化，挑戰也是全球化，不能在很多問題上後知後覺了。
清除韓國邪教在東北的影響，破滅“首爾2030計劃”，化為危機，立宗教傳播新規，穩中華千年國基；同時為一帶一路安保立項，實現筆者前年提出的“帶劍經商”模式，這就是巴基斯坦血案帶來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