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隻有極少數國家能完成工業化？中國給出了答案

前些時候張維迎和林毅夫曾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過爭論，張的觀點是接近完全市場派的，反對政府的介入；林的觀點傾向於有政府的產業政策引導。個人以為林的觀點更切實際。標題也是文一的，原文較長，鏈接和要點如下：

http://www.anyv.net/index.php/article-1305747

對中國崛起這樣一個現象，無論怎樣評估都不為過。我把它看成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曆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簡單：英國工業革命到現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為止隻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如果中國能夠完成自己的工業革命，就意味著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夠進入現代的工業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時間。英國工業革命用了好幾百年，我們目前為止隻用了30多年，再往下發展二、三十年，總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時間。而且中國崛起不是靠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它帶給全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於當年大英帝國崛起的100倍，相當於當年美利堅合眾國崛起的20倍。所以這個力量非常強大和偉大，它拉動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發達地區，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遇。另外，中國還有可能在人類文明現有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工業文明和文化。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以後，他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幹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默克爾，他是美國西北大學的著名經濟史學家。他認為在工業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麽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係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製，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很多人會說中國奇跡沒有什麽了不起，它做對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場經濟。但是一聽到這個解釋，菲律賓就笑了，它搞市場經濟比你中國時間長，為什麽沒有同樣的效果？烏克蘭和俄羅斯也笑了，他們搞市場經濟比你中國徹底，為什麽他們沒有起飛？拉丁美洲國家也笑了，他們獨立建國搞市場經濟時，你中國還在那裏？所以，要找出中國做對了的地方看來還真不容易。

現在最流行的解釋經濟發展的理論，叫做新製度經濟學，剛才林毅夫教授也有介紹。這套理論很簡單，認為人類社會大概有兩種政治製度，一種是包容性的製度，比如說君主立憲和民主製。這個製度意味著它能夠限製精英階層的權力，限製他榨取和剝奪他人成果的權利，因而意味著良好私有產權保護，人們從而有積累財富和發明創新的積極性，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另外一種是榨取性製度，比如說專製和獨裁。這個製度下沒有很好的私有產權保護，人民因而沒有勞動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因為積累了以後也被國王和專製政府搶去了，也不會去創新發明，這就意味著貧窮。因此在這個理論看來，解決貧窮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這個理論在阿西莫各路和魯濱孫的《國家為什麽失敗》這本書裏麵得到了很好的闡述。

在我看來這個理論無法自圓其說。第一，它與曆史事實不符。比如英國不是在民主製度下崛起的，雖然有過光榮革命帶來的君主立憲，它的私有產權保護力度並沒有因為君主立憲而改變，它的法律製度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加完善，前麵已經引用了曆史學家們的論述。又比如德國和俄國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製度，而是在專製製度下崛起的。

 

第二， 這個理論與當代的實踐也不符。當代實踐表明，當我們把民主製度通過革命強加給發展中國家時，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采納了民主製度而富強，反而是不斷的內亂，比如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埃及、烏克蘭等。

 

第三，這個理論不能解釋很多其它現象，比如俄羅斯經濟改革後采納了民主製，但是並沒有因此變成超級經濟大國，和中國奇跡形成鮮明的對照。又比如日本在19世紀末明治維新開始的崛起並不是在民主製下進行的，韓國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業化是在獨裁統治下實現的，新加坡的獨立後的經濟起飛也不是在民主製下實現的。

 

第四，我們也看到即使在同樣的政治和法律製度下，比如在美國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區，即便有同樣的製度、同樣的私有產權保護、同樣的法律，我們卻能看到一邊是大麵積貧民窟，另外一邊是富得冒油的財富；一邊是非法搶劫和無法無天，另外一邊是社會秩序和守法奉公。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製度和產權保護在全國各地是一樣的，法律製度也是一樣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貧窮很多。為什麽？

 

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理論告訴一個發展中國家怎樣開啟工業化，怎麽樣複製英國的工業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國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個極為謹慎保守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我先介紹一下這些特征，等會兒我再將他們與工業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第一，中國當時拒絕全盤西化，在維持即有政治結構穩定的前提下引進市場化改革。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先做實驗然後再推廣。

 

第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國家、東歐國家、俄羅斯一樣全麵鋪開，而是從農村改革開始，不是從工業（國有企業改革）開始，也不是從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和自由化開始。而是讓農民和貧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這裏麵藏有深刻的經濟學道理，

 

第三，鼓勵鄉鎮企業，盡管鄉鎮企業采用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而且和當年的國企都沒法相比，但既使是這樣，中國政府一旦發現鄉鎮企業賺錢，能夠幫助廣大基層人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斷的措施支持鄉鎮企業。這是決定中國從此以後走上工業化坦途、開啟工業革命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經濟學理論界以前對這點認識不足。

 

第四，鼓勵發展製造業，用日用製造品而非僅僅用原材料去換取外匯和機器；我們長期製定各種產業政策鼓勵製造業出口。

 

第五，我們長期維持各級政府對招商引資的熱情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方麵越南向我們學習也取得了很好成績。

 

第六，因為我們是轉型國家，我們不光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我們還是一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所以有很多當年遺留下來的缺乏經濟效率的國企。但是我們沒有像拉美、東歐、俄羅斯那樣把國企全麵地私有化。全麵私有化國企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主張，甚至到今天來講還是非常錯誤的主張。國有企業對於國家發展戰略非常重要。當年我們國企的私有化是有條件逐步逐步進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納了雙軌製和混合型所有製。而且今天我們仍然重視培育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國企。這一點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經濟學。

 

第七，我們進行的是漸進的產業升級，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由高儲蓄到高消費。這種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方式裏麵都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學原理，不僅符合林毅夫教授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資源稟賦原理，也符合我下麵將要提出的工業革命原理。

反思一下：中國快速工業化是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呢？國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這樣認為的，說中國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不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引進了市場機製的結果，而且還很不徹底，如果進一步徹底把國企都私有化，土地都私有化，政府通通退出經濟領域，中國不僅還能夠增長更快，而且才有希望趕上美國。這個觀點需要好好反省一下。首先市場肯定是一個關鍵因素，我們改革以後引進了市場要素。但是市場是不是充分呢？遠遠不充分。清朝時候的市場製度比歐洲還要好，怎麽沒有引爆工業革命？民國時代除了市場機製還有政治變革，也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市場有什麽作用呢？我們知道市場的作用是迫使參與者互相競爭，刺激生產商提高管理和技術水平，然後讓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毀滅性創造來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國企和私企，這是市場力量起作用的地方。

中國崛起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這恰巧是這麽多采納市場經濟的國家試了一、二百年和這麽多次都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關鍵。人類幾千年長期處於市場經濟和私有製狀態，為什麽就英國首先開啟工業革命？而計劃經濟這個實踐與幾千年的曆史相比不過一瞬間。那些采納計劃經濟的國家恰好是由於私有製度和市場經濟嚴重失靈，沒有給他們帶來經濟繁榮，反而使他們長期飽受西方列強的蹂躪和殖民，因此才決定用計劃經濟來實現工業化的。很多拉美國家采納了很多年的市場經濟，也沒有成功引爆工業革命。東歐國家和俄羅斯改革後完全擁抱了市場經濟，也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反而去工業化嚴重，淪為農產品和原材料出口國。那是為什麽呢？關鍵就是表麵上看起來與“市場原理”衝突的很多非市場要素，比如產業政策，被西方經濟學忽略了。因此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國家，沒有一個成功的。我這裏再提三點被西方經濟學忽略的因素：

 

第一，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除非沒有戰爭並存在民間的廣泛的社會信任，讓那些自給自足、封閉、獨立、無序、未受教育的農民自己實現專業分工和創建企業，從事基於勞動分工原理的規模化生產和遠距離銷售活動，其組織成本是高不可攀的。誰能夠保障他們的糧食安全？

 

第二，統一大市場。為了使得建立於勞動分工基礎上的規模化大生產有利可圖，必須首先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但是規模化大市場是一個“公共品”，其創建的社會成本非常高昂，沒有任何勞動者個體或單個企業甚至一個產業有此能力和意願去提供這個公共品；因而必須由某種統一的意誌和社會力量（比如國家和政府）出麵去組織和協調大市場的創造和建立。

 

第三，市場監管。為了使得市場能夠有效和安全運行，必須存在必要的相當複雜精致的國家監管機製，防止欺詐等不誠信行為。而這個監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沒有監管，以追求個人利益為目標的市場力量和貪婪一定會摧毀市場經濟本身（俄羅斯改革失敗就是最好證明）。

 

正是上述三種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礙了規模化製造業和大型企業在眾多農業社會和發展中國家的形成和發育，尤其是那些采納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的國家和在工業化完成之前就嚐試西式民主製度的國家。這也就解釋了，雖然私人產權保護製度和民主體製都已就位，但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並沒能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