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六四紀念日，都會讀到一批關於反思，批判，紀念之類的文章。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反映出了中國人的一個普遍特征。首先，大陸政治教育的結果，把每個中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培養成了二杆子政治家。人人喜歡談政治，但人人又都是二杆子。當人人都學會了以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道德取代政治道德的時候，那麽這個國家必然是悲哀的。毛左和愛國賊們對六四的態度，是一如既往地幸災樂禍。而叢林派反思六四的套路，基本上是圍繞著僥幸和得意。例如，回憶當初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幼稚，冒著生命的危險為別人做嫁妝。而如今自己又是如何如何地成熟，終於懂得了悶聲發大財的道理。當年的六四鎮壓，終於換來了今天的大堆兒香蕉。。。
對於這類猴子的歡叫，一旦聽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因為我明白，同世界上所有民族相比，中華民族攜帶著最多的猴兒基因。好的方麵是，在媒體時代，這些猴子們所能做的，最多不過是製造點兒叢林噪音而已。當革命來臨的時候，它們絕對沒有拿起槍，與中共站在一道鎮壓人民的勇氣。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海外民運的“反思類”文章。我發現，二十八年下來，海外民運們的思維沒有大的長進。基本上是千篇一律。六四的問題，無非是“道義正義”和“手段正確”倆大類。關於六四的道義正義，是無需爭辯的。在這個意義上反思六四，是一個偽命題。
六四以來，海外民運人士對六四的反思，基本上是圍繞著“手段正確”來進行的。“手段”是一個功利主義概念。大體上說，二十八年來海外民運的反思，不過是給中共算了二十八年的命。這反映出中國人對功利主義思維的普遍鍾情。例如，卡瑪的那個三個多小時的六四紀錄片的解說詞，就充滿了功利主義和悲觀失望。幾位解說員都是在不自覺地用手段“不正確”，淡化，懷疑甚至否定道義的正義性。看到像戴晴等人在一群天真無邪的學生當中上串下跳的樣子，我除了反感之外別無其它。在理性主義的堅守方麵，知識份子其實不如學生。他們自認為的所謂智慧，不過是老猴子看小猴子的智慧。既然自己不如學生。那麽又有什麽資格指導廣場上的學生？我們隻需問一個問題，廣場上總共死了幾位指手畫腳的知識分子？
如今，就連王岐山都開始談論托克維爾了，而民運精英們自己，卻似乎掉進了中共的豬圈裏不能自拔。他們仍然熱衷於跟一幫中共僵屍較勁。例如，今天的媒體上，仍然充斥著關於鄧小平，李鵬，楊尚昆，趙紫洋，萬裏等人在六四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討論。在我看來，這一頁其實早就應當翻過去了。雖然當年中共用殘酷的手段，成功壓製了舊社會矛盾。但是如今新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適當放棄六四情節，有助於更好地與國內的新形勢和新矛盾接上“地氣。”
王丹在今年的反思中，仍然繞不開“手段正確”。在我看來，王丹對“見好就收”論的反駁，基本上是在浪費時間。見好就收的道理，是毛澤東遊擊戰的道理。問題是，六四學運的本質，是一場群眾運動，而不是毛澤東的一場遊擊戰。假如當年的學生個個都像老猴子一樣地老誠，他們壓根就不會上街遊行。如今的大學生倒是更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結果是他們更願意呆在家裏。
每當看到諸如“為什麽六四沒能成功”，“中共何時能夠垮台？”這類討論，都會讓我聯想到當年的中學政治課本，像什麽十次路線鬥爭啦，左傾盲動啦，右傾機會啦，逃跑主義了。。。不一而足。可見，中共的洗腦教育，對所有的中國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隻不過很多人沒有感覺而已。中國人非常習慣使用毛澤東思想的路子分析六四。不幸的是，這類分析看上去是那麽的教條和不倫不類。
政治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關於政治學的學問，一類是關於政治家的學問。在政治家眼中，政治就是關於機會的學問。一切政治運動的成功都離不開機會主義。同理，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功，同樣離不開機會主義。例如，很多海外民運人士，都做過中共的大牢。郭寶盛更是認為，判斷一個人的革命意誌是否堅定的一個標準，是看他是否做過中共的大牢。其實這個說法是不對的。我發現，越是做過中共大牢的人，越是患有民主潔癖，他們的“吳瓊花情節”越是強烈。
中國的民主運動，並不缺少一心想要殺南霸天報仇的吳瓊花，而是缺少具有機會主義意識的洪常青。建立機會主義意識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團結大多數可以團結的力量。例如，中共官員，中國商人，警察，公務員，知識分子當中的大多數，其實並非個個都是為了既得利益而擁共，而是機會主義者。一但中共大勢已去，機會主義者們便會迅速完成從擁共到反共的華麗轉身。在中國的民主還沒有實現之前，就天天大談特談什麽大清算，更容易將體製內的機會主義者們，恐嚇到中共的一邊。
經常看到一些民運人士，指責那些僅僅為了討薪目的而上街遊行的老百姓思想狹隘，缺少民主理念，並認為他們對未來中國民主沒什麽幫助。其實在我看來，情況剛好相反。過去各類群體事件的參與者加在一起，就是未來中國暴利革命的主力軍。問題是，到底誰應當接誰的地氣？是讓老百姓接民運的地氣，還是民運應當主動去接老百姓的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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