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失敗的國家缺了什麽？中國給出了答案
本文為清華大學講席教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文一在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助力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國家智庫論壇”的演講。
文︱文一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觀察者網”（ID：guanchacn），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我在演講裏麵主要還是想給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未來的走向，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遇到的很多問題一個新的視角和思考維度。因為工作單位的關係，要做一個聲明，這是我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所在工作單位。
我覺得對中國崛起這樣一個現象，無論怎樣評估都不為過。我把它看成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曆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簡單：
英國工業革命到現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為止隻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如果中國能夠完成自己的工業革命，就意味著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夠進入現代的工業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時間。英國工業革命用了好幾百年，我們目前為止隻用了30多年，再往下發展二、三十年，總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時間。
而且中國崛起不是靠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它帶給全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於當年大英帝國崛起的100倍，相當於當年美利堅合眾國崛起的20倍。
所以這個力量非常強大和偉大，它拉動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發達地區，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遇。另外，中國還有可能在人類文明現有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工業文明和文化。
我們大家知道30多年前，中國還非常的貧困，人均收入當時隻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國今天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生產全球一半的鋼鐵，是美國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車。中國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國，專利申請總數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一係列的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生產大國，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
中國超級工程之一：剛剛啟用的全球口徑最大的射電望遠鏡
從全球前五大工業生產國的製造業生產總值來看，1970年代中國完全在最底部。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一步一步上升，先後超越其他的老牌工業強國，2010年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且增長的趨勢很難再被扭回。我們再看專利申請總數，中國也是從世界排名非常底端開始起步，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開始把發達國家一個一個超越，目前專利申請總數遠遠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
但是中國是在一種特有政治製度下實現的超強的經濟增長。這個現實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吃驚，疑惑不解。以至於非常多的人，包括我們很多中國人自己，比如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還有學者，仍然認為這個增長奇跡不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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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中國奇跡的幾種觀點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在很多解釋中國過去增長奇跡的理論中，我找出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他們是兩個極端，其它的都可以看做介於兩者之間。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為止的超常增長不過是一個強政府利用各種行政資源和初步市場化改革紅利，以價廉勞動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國企投資為手段，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所製造的“振興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續。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短期增長與西方自文藝複興以後的全麵崛起有本質性的區別。原因很簡單：中國沒有西方自工業革命前就實現了的政治製度變革，沒有民主、法製、人權、言論自由的傳統， 沒有現代法律體製，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資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動，沒有西方式的知識產權，沒有真正的技術創新，隻能不斷複製甚至剽竊西方技術。
一句話，中國沒有一係列當年使得西方產生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政治、文化、經濟、宗教、和社會條件。因此，中國不過是一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蹩腳的，拙劣的，虛偽而不踏實的模仿者而已。中國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官本位，和裙帶資本主義就是很好證明。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向曆史的自然回歸。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先進文明，至少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後1800年領導世界文明近2000年，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係，隻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才開始落伍了。因此，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它再次崛起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正如拿破侖所說：“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覺醒就會再次震撼世界。”所以這個觀點認為中國崛起毫不奇怪，理所當然，是向其偉大曆史和文化傳統的自然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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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觀點經不起推敲
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都經不起推敲。首先，一個缺乏良性激勵機製，有效社會管理製度和包容型開放經濟結構的國家，是不可能在改革開放後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迅速轉變成一個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
這一點，資源富饒的非洲沒有做到，政治和金融製度更加“優越”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工業、科研、教育基礎更加雄厚的東歐和俄羅斯在引進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後也沒有做到。
其次，如果燦爛的古代文明和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為什麽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臘和奧斯曼帝國的重新崛起呢？因此這兩種觀點都是有問題的，我們需要新的觀點和理論。
新的理論觀點是什麽呢？首先我們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麵紗揭開。很多教科書和媒體誤導了我們。西方文明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我要引用曆史學家對西方文明的考察來證明。
《棉花：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以後，他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幹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看來大家一定要知道曆史，要多讀曆史。如果你覺得這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還不夠著名，我引用一個最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莫基爾(Joel Mokyr），他是美國西北大學的著名經濟史學家。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史教授莫基爾Joel Mokyr
他認為在工業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麽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係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製，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嚴肅地回答新製度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提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向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西方經濟學家的挑戰。他說：
“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麽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麽久，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麽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因此，僅僅靠指出中國的問題，不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和解釋中國的增長奇跡。中國的問題非常多，別的國家問題也很多。但是為什麽中國增長這麽快而別的國家做不到？因此一定要把中國做對了的東西找出來，才算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才能夠在今後繼續的改革開放中不至於犯顛覆性錯誤。
那很多人會說中國奇跡沒有什麽了不起，它做對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場經濟。但是一聽到這個解釋，菲律賓就笑了，它搞市場經濟比你中國時間長，為什麽沒有同樣的效果？烏克蘭和俄羅斯也笑了，他們搞市場經濟比你中國徹底，為什麽他們沒有起飛？拉丁美洲國家也笑了，他們獨立建國搞市場經濟時，你中國還在哪裏？所以，要找出中國做對了的地方看來還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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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國家引爆了工業革命 是因為民主政治嗎？
剛才林毅夫教授介紹的思想就是從一個非常新穎的視角來幫助找出中國做對了的事情。以下是我的觀點。我的觀點如果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中國終於在洋務運動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後，成功引爆了一場工業革命，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但問題就來了。什麽是工業革命的秘訣？如果這個秘訣存在，大家都可以如法炮製。那為什麽中國以前不知道這個秘訣？為什麽還有那麽多落後國家不知道這個秘訣？250年前英國究竟怎樣找到它的？
但可惜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長期以來為揭開工業革命之謎爭論不休，現在還搞不清楚工業革命為什麽發生，為什麽最早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和德國，為什麽沒有發生在同時期的中國和印度？就像美國經濟史學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解釋工業革命仍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我認為中國的經驗可以照亮這個曆史之謎，幫助揭開工業革命的秘密，因為中國正在經曆一場工業革命。
曆史上的工業革命，我們知道它對人類的生產力帶來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的飛躍。在工業革命產生之前，人類幾千年，不管哪個國家，不管什麽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馬爾薩斯陷阱的邊緣。
但是到1800年之後，產生了一個彭慕蘭說的“大分流”，少數國家因為引爆了工業革命，其收入不斷地增長，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而剩餘的國家卻留在馬爾薩斯陷阱裏麵徘徊，包括洋務運動時期和民國時期的中國。
為什麽隻有少數國家成功複製了英國的工業革命？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絕不是充分必要的條件。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隻有少數國家和地區成功地複製了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說不清它究竟是什麽東西。比如西歐地區，大概從1820年開始到1960年左右完成了工業化，美國也是大概同樣的時間段開啟和完成了工業革命。
日本開啟比較晚，大概晚了50年，然後用更短的時間在1960年代也完成了工業化，進入福利社會。亞洲四小龍戰後崛起，花更少的時間實現經濟起飛，但是他們不是每個都完全完成了工業化，比如台灣的人均收入目前隻有美國的60%左右。
我們把這些國家和地區加在一起，也不過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剩下的都沒有開啟或完成工業化。
為什麽目前為止隻有少數國家獲得成功呢？現在最流行的解釋經濟發展的理論，叫做新製度經濟學。這套理論很簡單，認為人類社會大概有兩種政治製度，一種是包容性的製度，比如說君主立憲和民主製。
這個製度意味著它能夠限製精英階層的權力，限製他榨取和剝奪他人成果的權利，因而意味著良好私有產權保護，人們從而有積累財富和發明創新的積極性，從而導致經濟增長。
另外一種是榨取性製度，比如說專製和獨裁。這個製度下沒有很好的私有產權保護，人民因而沒有勞動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因為積累了以後也被國王和專製政府搶去了，也不會去創新發明，這就意味著貧窮。
因此在這個理論看來，解決貧窮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這個理論在阿西莫各路和魯濱孫的《國家為什麽失敗》這本書裏麵得到了很好的闡述。
在我看來這個理論無法自圓其說。第一，它與曆史事實不符。比如英國不是在民主製度下崛起的，雖然有過光榮革命帶來的君主立憲，它的私有產權保護力度並沒有因為君主立憲而改變，它的法律製度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加完善，前麵已經引用了曆史學家們的論述。又比如德國和俄國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製度，而是在專製製度下崛起的。
第二， 這個理論與當代的實踐也不符。當代實踐表明，當我們把民主製度通過革命強加給發展中國家時，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采納了民主製度而富強，反而是不斷的內亂，比如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埃及、烏克蘭等。
第三，這個理論不能解釋很多其它現象，比如俄羅斯經濟改革後采納了民主製，但是並沒有因此變成超級經濟大國，和中國奇跡形成鮮明的對照。
又比如日本在19世紀末明治維新開始的崛起並不是在民主製下進行的，韓國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業化是在獨裁統治下實現的，新加坡的獨立後的經濟起飛也不是在民主製下實現的。
第四，我們也看到即使在同樣的政治和法律製度下，比如在美國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區，即便有同樣的製度、同樣的私有產權保護、同樣的法律，我們卻能看到一邊是大麵積貧民窟，另外一邊是富得冒油的財富；一邊是非法搶劫和無法無天，另外一邊是社會秩序和守法奉公。
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製度和產權保護在全國各地是一樣的，法律製度也是一樣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貧窮很多。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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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中國前三次工業化嚐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讓我們回到中國。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給我們很多啟示，來重新理解工業革命，也能重新幫我們很好的理解中國為什麽能崛起。中國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並不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業化嚐試，這至少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由洋務運動開啟的。
清朝晚期的那次嚐試用了半個世紀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後、國家無能問題，因此產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認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國工業化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政治製度落後，所以進行了政治製度的激進改革，而且相當的全麵和徹底。它不像英國光榮革命那樣僅僅限製了皇室的權力，而是幹脆徹底廢除了它，比英國光榮革命還要徹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基於西方憲法的“包容性”政府。新共和政府通過全麵模仿美國的民主、分權（即立法、行政、司法權力三分）的政治製度來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
中國那時最著名的口號是“民有，民治，民享”，和“隻有科學和民主才能救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認為清政府工業化失敗以及中國的長期落後是由於其缺乏民主和一個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新製度學派所主張的那樣）。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全麵的模仿了美國的政治製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後我們知道中國照樣經曆了長期的動亂，軍閥混戰，國力衰弱，無法抵禦外敵。40年以後，中仍然貧窮。雖然取得了好多社會進步，但是遠遠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正是因為民國期間中華大地持續的動蕩和貧窮，才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和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這開啟了中國的第三次工業化嚐試。
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中國采納的是計劃經濟，因為當時中國已經落後這麽多年，誤掉了這麽多的工業發展的機會，所以想以更加激進的方式實現工業化，模仿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這一時期，經過30年的努力中國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比如文盲數大大減少，人均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嬰兒死亡率從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發病率從5.55%降低到0.3%，人口從6億萬增長到10億，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有效行政能力的政府、一個初步完善（但高度虧損）的工業體係。
但是這些成績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而且，如果不改革開放，會是死路一條。你看所有那些搞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最後都垮了，而且他們當年的工業基礎比我們還雄厚。因此我們也不會獨善其身。
中國前麵三次工業化為什麽沒有成功引爆工業革命呢？是因為缺乏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保護嗎？不是的。現在國內外大量的曆史學家，尤其是美國和歐洲的曆史學家普遍認為，中國在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和市場經濟，比同時代的歐洲和英國還要好，還要發達，但並不因為如此清朝就有能力開啟工業革命。
那又是因為缺乏包容性的民主和政治製度嗎？你也許會說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很好，市場機製完善，但是政治製度非常的腐敗。然而辛亥革命就是改變了這點，一方麵保留了清朝留下來的土地私有製度和市場經濟，同時還從政治的上層建築實行了一係列的現代化變革，但是仍然沒有導致中國的工業革命。
讓我例舉一些簡單的曆史事實，看一看私有產權製度下市場機製是如何失靈的，從而理解為什麽單靠市場機製和私有產權不可能爆發工業革命。
一位法國天主教隨軍牧師於1839-1851年期間遊曆中國，在《中華帝國見聞》一書中記述到：
“毫無疑問，再也沒有一個國家像這個泱泱天朝上國一樣，深陷於如此多災多難周而複始的貧困。沒有哪一年，這個國家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饑荒。朝不保夕的人們不可計數。隻要來一場使一個省糧食歉收的幹旱、洪水或其他什麽災害，整個人口的三分之二會立馬挨餓。你會常常看見乞討的大軍，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們一起行進，隻為在什麽村鎮找到一點點給養。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抵達可能獲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會看到他們的屍體躺在田野和路邊，而你經過他們時大概都不會加以注意：畢竟這一恐怖的慘景在這裏實在是太平常而熟悉。”
中國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和土地私有製度沒能解決這樣的問題。1911年的辛亥革命沒能改變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悲慘圖景。革命在高層引進了多元化的政治體製，而在底層仍繼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產權製度。
1920年代末到訪過中國的一位英國經濟史學家就曾經再一次描繪了中國農民的悲慘處境： “在許多地方，農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隻要再起一點漣漪就足夠淹死他們了。在山西，最近幾年有三百多萬人饑餓致死，同時有約40萬婦女和兒童被人販子通過交易易手。”
一位美國作家和社會學家在1940年代研究了中國山西的狀況之後也寫到：“每年糧食儲備耗盡之後的春季饑荒，就會大量出現奴隸（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內戰，地方性黑手黨式的秘密組織，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獸行：這些就是中國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
這些景象隻是許多前工業社會所麵臨問題的一個縮影，不是中國獨有。這些景象同時也是共產主義在落後國家全麵興起和共產黨在中國發動激進土地改革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時代背景。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一個人在那裏號召，廣大工人農民就盲目跟從的，一定有其強大的社會背景和經濟基礎。因此我們在這裏可以理解為什麽毛澤東當年提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麵，中國雖然取得了很多的進步，但是也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以至於到了1970年代末，一場新的改革和工業化嚐試勢在必行。
而這一次嚐試卻意外成功，中國終於自洋務運動一百二十年後引爆了一場震撼世界的工業革命，使得中國踏上了工業化的坦途，迅速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全球製造業中心，而且很快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雖然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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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國引爆工業革命 並非否定前三十年
那麽中國第四次工業化的道路，與前三次有什麽不同呢？為什麽這次如此順利呢？我這裏無意想把後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們都是有機聯係在一起的，但是通過分開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而這絕不是簡單的第6個包子和前麵所吃的包子那麽簡單。
如果真是這麽簡單，那就意味著中國1980年不需要改革也能夠變成今天一樣的富裕和強大，但這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們也決不能忽略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它為後三十年的起飛奠定了很多看不見的卻十分紮實的地基，雖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理論告訴一個發展中國家怎樣開啟工業化，怎麽樣複製英國的工業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國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個極為謹慎保守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
我先介紹一下這些特征，等會兒我再將他們與工業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第一點，中國當時拒絕全盤西化，在維持即有政治結構穩定的前提下引進市場化改革。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先做實驗然後再推廣。
第二點，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國家、東歐國家、俄羅斯一樣全麵鋪開，而是從農村改革開始，不是從工業（國有企業改革）開始，也不是從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和自由化開始。而是讓農民和貧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這裏麵藏有深刻的經濟學道理。
鄉鎮企業大力發展，是開啟中國工業革命的關鍵點，圖片|大江網童小軍
第三點，鼓勵鄉鎮企業，盡管鄉鎮企業采用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而且和當年的國企都沒法相比，但既使是這樣，中國政府一旦發現鄉鎮企業賺錢，能夠幫助廣大基層人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斷的措施支持鄉鎮企業。
這是決定中國從此以後走上工業化坦途、開啟工業革命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經濟學理論界以前對這點認識不足。
第四點，鼓勵發展製造業，用日用製造品而非僅僅用原材料去換取外匯和機器；我們長期製定各種產業政策鼓勵製造業出口。
第五點，我們長期維持各級政府對招商引資的熱情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方麵越南向我們學習也取得了很好成績。
第六點，因為我們是轉型國家，我們不光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我們還是一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所以有很多當年遺留下來的缺乏經濟效率的國企。但是我們沒有像拉美、東歐、俄羅斯那樣把國企全麵地私有化。
全麵私有化國企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主張，甚至到今天來講還是非常錯誤的主張。國有企業對於國家發展戰略非常重要。當年我們國企的私有化是有條件逐步逐步進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納了雙軌製和混合型所有製。而且今天我們仍然重視培育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國企。這一點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經濟學。
第七點，我們進行的是漸進的產業升級，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由高儲蓄到高消費。這種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方式裏麵都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學原理，不僅符合林毅夫教授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資源稟賦原理，也符合我下麵將要提出的工業革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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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工業革命都經曆了“胚胎發育”式演化
我們現在來看看發達國家所經曆的工業革命的“胚胎發育”式的演化模式。工業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以前不太去研究，現在去研究才發現有一個非常驚人的模式，叫做“胚胎發育”的模式。它有五個階段。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成功工業化的國家都經曆了這些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原始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在歐洲經曆了幾百年的時間，也就是我們國家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階段。與我國的鄉鎮企業繁榮類似的鄉村企業，在16-18世紀的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和其它西歐國家繁榮了幾百年。
這些大批量歐洲鄉鎮企業也是在當時歐洲各國的重商主義政府的支持下繁榮的，不是自然爆發產生的。它們的特點是都以遠距離貿易為其生產的目的，而不是自給自足或滿足當地需求為目的。換句話說，它們都以農村剩餘勞動力為主力，以遠距離的全球貿易為目標。
這個鄉鎮企業繁榮階段由各國政府修建人工運河和原始公路網絡為契機，為引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統一國內外市場和營銷網絡奠定了基礎，為訓練一支產業大軍做好了準備。正是這個原始工業化階段最終在政府正確的產業政策（尤其是全麵扶持紡織業的產業政策）支持下啟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就是用勞動密集型的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工廠體製），來生產終端的輕工消費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紡織品，把它們傾銷到全球，但是機器和生產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規模化）生產的。
這個產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是因為英國曆代皇室和政府自16世紀起就開始以舉國之力為本國鄉鎮企業提供和創造了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市場和棉花原材料供應基地（比如殖民印度、美洲、非洲的棉花產地），而不是因為英國的光榮革命和君主立憲。
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不斷推進，就產生了對新的能源、新的動力、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的巨大市場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產和運輸，提高流通速度和單位總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動力-運輸體係成為經濟繼續發展的瓶頸。
這刺激了新型能源-動力-運輸新技術的發明和工業應用，產生了一個工業“三位一體”的大繁榮，比如像煤炭開采，蒸汽機發明和改進，鐵路和公路基礎設施的繁榮。
這個能源-動力-運輸“三位一體”繁榮是由市場需求驅動的，也是由強政府供給推動的。因為“三位一體”環節很大成分是公共產品，必須靠國家力量和有為政府來提供和提攜。這個三位一體繁榮就自然會導致重工業繁榮並誘發第二次工業革命。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製造蒸汽機需要規模化生產零部件和大量車床，大量鋪設鐵路軌道需要規模化煉鐵、煉鋼。
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就是對所有生產資料、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的規模化大生產，包括鋼鐵、煤炭、鐵路、機器、通訊設施、輪船、汽車等等運輸工具。這也使得采用新技術和量化生產方式來生產這些重工業產品有利可圖。所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就是一係列工業新技術的大爆發。
每一個國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都立刻進入一個新技術大爆發時代，不管他們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進英國先進紡織和鐵路技術的，因為重工業的產業鏈特別漫長，零部件和生產環節非常多且複雜，產品多樣化特別高，創新機會也就特別多，對本土國情又特別依賴，而且全部重工業體係如果完全依靠進口會十分昂貴，因此一定會刺激創新發明。
這是為什麽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還有目前的中國，都是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才開始逐步擺脫對外國技術的依賴並大量湧現出自己的創新發明的。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以後，一個經濟體就完成了一個回路，不僅是終端產品能量化生產，連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都能量化生產。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生產力大大躍進，人類社會就有條件進入第五個階段，即福利社會階段。
而這個階段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階段，因為農業不可能是一開始就現代化（機械化）的，而是要等到一個國家能夠規模化生產機器和生產工具的時代。
比如農業技術在美國長期落後，直到美國快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候，即1920年，農業人口仍然占總人口的50%。隻有等到資本變得廉價（也就是能夠規模化生產所有農業機械和其它生產工具），人力變得昂貴，一個國家才能夠全麵開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因為農業現代化需要大量資本，現代農業是資本密集型的。
福利社會階段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經濟福利，比如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社會安全網、退休和失業保險，等等。還有政治福利，比如各種各樣的天賦人權。
人權這個東西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前都隻是喊口號，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比如美國是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才開始由社會力量來推動各種政治福利的，包括婦女、兒童和黑人的各種基本人權，同性戀、殘疾人、甚至犯人的人權也得到保護，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才獲得真正實施。這些都是需要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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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業化國家的共同演化模式
描述了工業革命的演化模式以後，我們再來對比一下，所有的工業化國家都走過這些階段。
英國
英國是第一個開啟工業革命的。但是在這之前有一個長期的助跑階段，至少從1600年開始，一直到1760年，即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時候，鄉鎮企業在英國繁榮了一、二百年，滿山遍野的鄉村企業到處都是。
英國政府大量地鼓勵英國鄉鎮企業和比利時、荷蘭、愛爾蘭、法國等國家的鄉鎮企業競爭，製定一係列貿易保護法令幫助他們創造歐洲和全球市場。
而且這個鄉鎮企業的繁榮，是由一大批富裕的依靠全球殖民和奴隸貿易發財商人集團（階級）幫助融資、組織生產和銷售的，因為單門獨戶的農民不可能自己依靠勞動分工去組織企業、創造大市場，他們缺乏資金、原材料，也不知道銷售渠道在哪裏，知道了也無力控製和維持安全、懲罰欺詐。
是這些商人把原材料拿給農民，提供信用擔保，負責銷售。他們都是“持劍經商”，同時還依靠強大皇家海軍的武力保護。因此原始工業化階段的出現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和中介，這個中介就是一大批在政府的支持下，通過全球貿易致富的商人，由他們形成的。
這樣一個幾百年的原始工業化過程，終於在18世紀中期以後的英國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它首先發生在英國的紡織業，而不是別的國家或別的產業，因為隻有英國政府通過多代皇室的不懈努力和奮發圖強，為英國鄉鎮企業創造了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市場，羊毛和棉花原材料供應、生產基地，以及全球銷售網絡。
這一切都受到英國一係列航海法令和皇家強大海軍的保護。因為市場如此之大，依靠工廠體製和養活專業工人來實行規模化生產的技術才有利可圖，市場太小的話量化生產的方式是賺不到錢的。
所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是鄉鎮企業繁榮和農產品商業化，先讓廣大農民致富，向原始製造業就地輸出剩餘勞動時間，並為他們開辟和創造國內外統一大市場。
由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繁榮，在1830年到1850年，即馬克思寫政治經濟學手稿期間，造成了對新型能源、動力和運輸的巨大的需求，傳統的能源-動力-運輸方式遠遠不夠用了，因此在英國政府財政支持下爆發了煤炭-蒸汽機-鐵路“三位一體”的大繁榮，解決了瓶頸問題。
也由於對鋼鐵、機器和其它重工業產品的量化生產的需求，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其特征是對所有的中間產品，鋼鐵、水泥、機器、橋梁、隧道，進行規模化的量化生產。
第二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大概在1900年左右完成。每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會相互重疊一部分，時間界限不一定是非常清晰的。
1900年以後英國才真正的全麵進入福利社會。比如向社會全體成員提供經濟福利，失業保險，公費醫療教育，社會安全網，等等，還有每人一票的全民選舉在1928年開始實行。
美國
講完英國，現在我們來看美國。美國在地理大發現之後，各種歐洲移民，尤其是英國移民，把英國的鄉鎮企業技術和農村商業化思維帶到美國，使得美國的鄉鎮企業在1820年之前繁榮了一、二百年。1820年左右才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在這之前農村的商業化、以遠距離貿易為目的的工場手工業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
1820年到1860年左右，即到美國內戰期間，在重商主義強政府主導下，美國通過大量引進和剽竊英國的產業技術，在紡織業率先實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當時美國利用的主要驅動能源是畜牧、流水和木材，而不是煤炭和蒸汽機，美國東部的河流和木材很豐富，是它可以利用的比較優勢。
1830年到1870年期間美國迎來了第一次鐵路建設的高潮，在強政府的主導下進入克服能源-動力-交通運輸瓶頸為目標的一次全麵建設高潮，1830年前後全國的主要運河修建的資金有70%是由政府提供的。
1850年到1870年之間在政府招標和民間出資的方式下，給予鐵路公司以鐵路沿線獲取壟斷利潤為誘惑，美國爆發了鐵路建設的熱潮。
大規模鐵路建設熱潮和對其它生產工具的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自然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因為基礎設施所用所有中間材料都要進行量化生產，否則的話跟不上，也不合算。
所以通過跨洋鐵路係統和其它基礎設施建設，海外貿易的急劇擴張，還有美國領土的急劇擴大，美國於1870年左右成功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而且花了大約70年時間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鋼鐵、汽車、化工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和核心技術上對英國和歐洲的領先。
第二次工業革命高潮之後的1920年，美國仍然還有5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
接下來的二、三十年由於資本的不斷量化生產，才能夠迅速的推廣機械化的農業耕種，因此農業機械化要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高潮後才能開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的時候才能實現。
毛澤東時代我們一開始就要搞農業現代化，你搞不起，搞了也要破產。而我們目前已經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高潮，因此搞農業機械化的成本開始大大降低。
美國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主要是二戰以後，進入了福利國家階段。而且美國人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從第一個歐洲殖民者到美國落腳，一直到1900年沒有停止過。而且這個屠殺美國政府一直不承認，到了21世紀的2001年，美國印第安人事務局才在印第安人壓力下正式公開承認了曆史上對印第安人的有組織的驅趕和戰爭，是屬於種族滅絕和大屠殺。
美國1960年代爆發了全麵的人權和婦女解放運動，1965年才實現普選，即在美國人權宣言幾百年之後，在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一兩百年之後，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幾十年之後才實現了普選。
但是美國現在卻要求那些還沒有開啟原始工業化或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國家，搞民主製和全民選舉。美國1994年才通過反暴力侵害婦女法案，2015年通過同性戀婚姻法，而且美國到目前沒有廢除死刑。廢除死刑其實是所有福利國家的標誌，但美國還沒有做到。
日本
現在我們來談談日本。大家對日本的曆史也是有誤解，認為日本真正的現代化是明治維新開始，其實不對。日本在江戶時代經曆了將近300年的商業繁榮。因為與中國相比日本文明在亞洲是很落後的。到了江戶時代才真正開始複製我國的唐宋工商文明。但是日本運氣好，複製了我們的唐宋文明以後就直接接上了歐洲的工業革命。
而我們在唐宋工商繁榮以後貪圖市場經濟的享樂，政府和軍隊變小變弱了，被蒙古人打進來給滅了，明朝又重新回到重農主義時代。
日本它沒有經曆這些曲折。它在明治維新之前，實際上農村商業化和鄉鎮企業在日本就相當繁榮了，隻是那時候還沒有打開全球市場。明治維新開啟以後為他的鄉鎮企業打開了全球市場，經過明治前半期的孕育，1890年左右日本完成了原始工業工業化這個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助跑的早期階段。
然後，日本迅速在明治後期，即1890-1920年，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即以勞動密集型方式規模化生產紡織品和其它輕工業品的工業革命。
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
日本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90年到1920年期間，這個期間日本還打了兩次戰爭，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不僅用武力開拓殖民地和全球市場，而且利用戰爭賠款引進西方技術和從事基礎設施建設。
這也是一場在政府主導下引爆的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紡織工業，以出口世界市場（尤其中國和亞洲市場）為目的。所以日本的長期目標就是要和歐洲搶占亞洲市場，不惜以武力和戰爭為手段。
在1900年到1930年期間，日本也是在軍政府的主導下通過國家投資來克服能源、動力、交通工具“工業三位一體”的巨大瓶頸，大力引進發電技術和鐵路技術，國有化了全國的私有鐵路企業，實行全國統一的鐵路規則和軌距標準，為日本第二次工業革命做了準備。這個期間日本通過每年巨大的政府投資，基本實現全國鐵路電氣化。
1920年左右在工業三位一體建設高潮的推動下，日本開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也就是重工業革命。
重工業革命要求對幾乎所有工業產品，包括礦產、冶煉、化工、機械產品和其它生產工具實現規模化生產，當然也包括武器和軍工產品。
這使得日本有能力量化生產飛機、大炮和航母，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過程在二戰期間中斷，二戰以後日本繼續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和對新技術的趕超，包括農業現代化。1960年代日本才在美國占領下真正進入福利社會。
中國
我們現在再來看中國。盡管政治製度不同（實際上所有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政治製度很不一樣，有很大的差別的），中國第四次工業化很順利，原因在於其產業升級路徑和工業革命模式高度吻合，也符合自己的比較優勢。
但是，中國的第四次工業化也是靠政府主導，如果政府不主導，農民是沒法利用他的比較優勢去依靠專業分工來組織企業的。自給自足的農民很難組織起來，去形成企業，尤其是現代化大企業。
但是中國這次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夠順利引爆，是它沒有搞大的跳躍式發展，它老老實實地重新回去補課，從鄉鎮企業開始補課。可惜當時沒有任何人知道中國需要補課，補原始工業化的課，補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課，然後才能開啟重工業部門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就連鄧小平先生也不知道。
在下麵我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階段分成三個階段（三個十年）：
第一個十年是1978年到1988年，這個期間中國成功複製了英國曆史上用兩三百年走過的鄉村工業繁榮，也就是原始工業化階段，那十年也就是我們鄉鎮企業的爆發階段。重走原始工業化的道路，產生了大量的鄉鎮企業，而且我們的鄉鎮企業很有特點，是集體所有製，不是私有製。這也是我們的創新。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十年，鄉鎮企業數量增長了12倍，生產總值增長了將近14倍，它在GDP占比從14%上升到將近50%。
1988年的時候還沒人瞧得起中國，雖然中國已經迅速通過鄉鎮企業基本完成了原始工業化階段。其實英國在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時（1776年左右）也沒人瞧得起英國，拿破侖嘲笑它是個“小店主”之國，因為原始工業化階段達到的成果仍然很原始，但是卻對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十分關鍵。
中國在1988年僅鄉鎮企業就創造了將近1億個就業崗位，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長了12倍。由於消費品出現了爆炸性增長，中國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基本告別了短缺經濟，同時解決了麵臨所有計劃經濟國家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短缺經濟”和威脅所有農業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
八億農民是這個時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發展經濟和工業化要從農村開始，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
第二個十年，從1988年到1998年。這個階段中國終於在原始工業化的基礎上引爆（複製）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就是以規模化方式、勞動密集型方式生產和出口大批量日常消費品的革命。
這個期間遍布中國城鄉各地的勞動密集型工廠應運而生，農民工開始大規模流動，生產了大量輕工業產品，以滿足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求，但是高端生產設備主要靠進口。期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的出口國。抓住了紡織品這個最大的輕工產品市場，就占領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製高點。
很多人把中國發展到今天歸結為加入了世貿組織的結果，這是以偏概全。中國加入世貿六年前（1995年）就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和生產國，這才是中國能長期發展的關鍵，而這和中國政府的長期的紡織業政策密不可分。
加入WTO當然很好，不需要殖民和炮艦政策就能幫助我們進一步打開了國際市場，可印度和俄羅斯以及那麽多落後國家也加入了WTO，又有什麽結果呢？因此機遇永遠隻屬於有準備的人。
是中國通過原始工業化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其在入世之前就為占領全球紡織品市場做好了充分準備。在這段期間，中國的鄉鎮企業繼續高速發展，雇傭農村剩餘勞動力達到全國人口的三成，其產值在1978年和2000年間，平均每年增長28%，三年翻一番。
第三個階段，1998年至今。這個期間中國通過基礎設施升級和高鐵聯網順利了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在這條路上奔跑。利用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對能源-動力-運輸的巨大市場需求，和積累的社會高儲蓄，中國政府開始克服能源、動力、交通、通訊等瓶頸，由此引爆了中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這場革命是重工業領域實現對冶金、鋼鐵、礦產、大型機械設備、精密儀器、化工材料等的規模化大生產。換句話說，受到對機械設備、中間產品和交通工具等產品市場快速擴張的刺激，煤炭、鋼鐵、水泥、化纖等生產和技術迎來了高峰。
這一時期共有400多萬公裏現代公路建成通車，比曆史上美國工業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
記得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國家的高層政府官員從美國考察回來的時候，對美國佩服得五體投地，說我們不能指望趕上美國，隻是修美國的高速公路體係就要花我們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時間。
現在中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可能還會更多）建成的高速鐵路，總裏程達到1.6萬公裏，比全世界其餘地區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出一半。
高速鐵路涉及鋼鐵、冶金、複合材料、機車、新型動力、底盤、製動、電源、穩壓、感測、通訊、電訊、製動控製、信號集成、信號傳輸、安全控製等幾十個科研和工業部門和數百個製造門類，和數以萬計的產品種類，涉及工業和工程質量的整體提高和監管體製以及生產管理的完善，是“中國製造”整體水平急劇上升的標誌。
因此，對高鐵的量化生產涉及對所有零部件和上下遊產業鏈的規模化生產，而每個環節的固定資本投入和研發投入都十分巨大，沒有規模化大市場行嗎？沒有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的輕工業基礎和小商品規模化生產能力以及市場、通訊、電力和其它基礎設施網絡，行嗎？沒有政府的產業政策行嗎？
8
中國的快速工業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
反思一下：中國快速工業化是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呢？國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這樣認為的，說中國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不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引進了市場機製的結果，而且還很不徹底，如果進一步徹底把國企都私有化，土地都私有化，政府通通退出經濟領域，中國不僅還能夠增長更快，而且才有希望趕上美國。
這個觀點需要好好反省一下。首先市場肯定是一個關鍵因素，我們改革以後引進了市場要素。但是市場是不是充分呢？遠遠不充分。清朝時候的市場製度比歐洲還要好，怎麽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民國時代除了市場機製還有政治變革，也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市場有什麽作用呢？我們知道市場的作用是迫使參與者互相競爭，刺激生產商提高管理和技術水平，然後讓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毀滅性創造，來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國企和私企，這是市場力量起作用的地方。
但是中國崛起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這恰巧是這麽多采納市場經濟的國家試了一、二百年和這麽多次都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關鍵。
人類幾千年長期處於市場經濟和私有製狀態，為什麽就英國首先開啟工業革命？而計劃經濟這個實踐與幾千年的曆史相比不過一瞬間。那些采納計劃經濟的國家恰好是由於私有製度和市場經濟嚴重失靈，沒有給他們帶來經濟繁榮，反而使他們長期飽受西方列強的蹂躪和殖民，因此才決定用計劃經濟來實現工業化的。
很多拉美國家采納了很多年的市場經濟，也沒有成功引爆工業革命。東歐國家和俄羅斯改革後完全擁抱了市場經濟，也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反而去工業化嚴重，淪為農產品和原材料出口國。
9
被西方經濟學忽略的因素：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提供者
那是為什麽呢？關鍵就是表麵上看起來與“市場原理”衝突的很多非市場要素，比如產業政策，被西方經濟學忽略了。因此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國家，沒有一個成功的。我這裏再提三點被西方經濟學忽略的因素：
第一，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除非沒有戰爭並存在民間的廣泛的社會信任，讓那些自給自足、封閉、獨立、無序、未受教育的農民自己實現專業分工和創建企業，從事基於勞動分工原理的規模化生產和遠距離銷售活動，其組織成本是高不可攀的。誰能夠保障他們的糧食安全？
自由市場不是免費的，而是成本非常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強大的政府去提供
第二，統一大市場。為了使得建立於勞動分工基礎上的規模化大生產有利可圖，必須首先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
但是規模化大市場是一個“公共品”，其創建的社會成本非常高昂，沒有任何勞動者個體或單個企業甚至一個產業有此能力和意願去提供這個公共品；因而必須由某種統一的意誌和社會力量（比如國家和政府）出麵去組織和協調大市場的創造和建立。
第三，市場監管。為了使得市場能夠有效和安全運行，必須存在必要的相當複雜精致的國家監管機製，防止欺詐等不誠信行為。而這個監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沒有監管，以追求個人利益為目標的市場力量和貪婪一定會摧毀市場經濟本身（俄羅斯改革失敗就是最好證明）。
正是上述三種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礙了規模化製造業和大型企業在眾多農業社會和發展中國家的形成和發育，尤其是那些采納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的國家，和在工業化完成之前就嚐試西式民主製度的國家。
這也就解釋了，雖然私人產權保護製度和民主體製都已就位，但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並沒能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
一個國家貧窮的原因，就在於它沒有能力規模化生產各種消費品以及各種生產資料和工具。而消費品的規模化大生產又需要龐大的市場和商業物流網來支撐，以便使規模化大生產有利可圖。
注意，市場競爭與產權沒有必然聯係。私有產權可以從事市場競爭，集體和國有產權也可以從事市場競爭。
在決定國家利益走向的關鍵階段，國有產權比私有產權更有利於國家總體利益、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這是為什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臨之前美國政府毅然決然地國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訊和基礎設施產業，比如ATT。
這也是為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曆史上長期擁有許多戰略產業部門的國有企業。
也正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這三個高昂社會成本的存在，和隻有組織起來的國家才能夠去克服這些成本，使得很多國家被攔在了工業革命的門外。
因此我想重複林毅夫教授的話，“一個有為政府是有效市場得以出現和有效運作的前提和保障”，沒有這樣一個有為政府，市場不可能從天下掉下來，也不可能有效運作。
也正是上述三種高昂的創造市場的成本和克服這些成本的國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俄羅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這種理論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貧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更好的私有產權保護製度，但是卻不能像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那樣開啟他們的工業革命。
10
前三十年對於後三十年的意義
這也就解釋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對於後三十年的意義：毛澤東建立的獨立統一的國家，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文化，保障了中國的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
也是毛澤東領導的土地改革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教會了農民如何組織自己、形成社隊企業。而當年的社隊企業正是改革開放以後鄉鎮企業繁榮的基礎。也正是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基層政府組織為改革開放以後各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能夠成功扮演“公共商人”角色，即便沒有大英帝國當年通過殖民和奴隸販賣發財致富的一大批商人階級。
工業化意味著規模化企業的出現。那支撐規模化產業的規模化市場哪裏來？早期的歐洲列強都是在國家力量支持下采取重商主義政策來開拓和創造世界市場的，通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奴隸販賣。
著名的荷蘭商人和軍官Jan Coen為爭取荷蘭對亞洲貿易的壟斷權時向皇室指出：“陛下應該可以根據經驗知道，亞洲貿易必須由您自己的強大武力來維持和保護，而這武力本身又必須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以至於我們無法不用戰爭來進行貿易，也無法不用貿易來支付戰爭。”
值得一提的是，數代英國皇室和由她們引領的半國營的大型企業（如著名的東印度公司）為自己的國家在16至18世紀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市場、棉花供應鏈和貿易網絡——這才是引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秘訣（而不是製度經濟學家們所謳歌的君主立憲製和“光榮革命”）。
這個血淋淋的資本主義發家史馬克思沒有白寫。但是我們好多人忘記了，西方經濟學也不提。
哈佛大學史學家Sven Bekert指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麵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地，英國的工業化簡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凡采納英國式的、由強政府引領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來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階層，並為本國製造業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場的，都如法炮製了自己的工業革命，比如美國、法國、德國、俄國和亞洲的日本。凡是沒有走這條道路的，都是沒有成功的。
但是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依靠國家和堅船利炮，通過為本國製造業創造全球市場來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不僅給本國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帶來巨大痛苦，而且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導致幾千萬人死亡和更多的人流離失所。
那二戰結束以後的今日，發展中國家不再擁有這樣的“特權”、以這樣的方式來創造世界市場和開啟工業革命。因此，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必須發揮更大的作用，必須扮演好“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漸進的市場開拓和幫助窮人組織企業方麵起到更加強大的“催化劑”的作用。
在實驗室有了催化劑，很多大自然需要千萬年才能夠發生的化學反應，就能很快在人工條件下發生，也是同樣道理。
這也解釋了戰後亞洲發展型政府的出現，解釋了產業政策的作用。所以現代的經濟學家們空談小政府，這是誤國誤民誤自己。
因為時間關係，為什麽小農經濟無法自然產生工業革命的市場條件，我在這裏就省略掉不多講了，我的書裏引用了很多的曆史材料和經濟學分析。
亞當斯密專門談到過原始的農業社會的狀況，看得出那根本不可能創造現代化的市場來支撐現代化的企業，這些都可以在我的《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裏麵找到，由於時間關係我就跳過去不講了。
總結
中國奇跡符合“胚胎發育”規律
現在讓我總結一下今天的發言。經濟發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現象一樣，服從一個“胚胎發育”的基本原理。即，個體的發育需要在很多關鍵環節重複整個“類”的進化過程。
比如人類個體的胚胎，在母親身體裏發育的過程就重複了整個人類甚至生物進化的全部過程，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無脊椎到有脊椎，從低等脊椎動物到高等脊椎動物，再到嬰兒。為什麽會這樣，生物學家沒有搞清楚。
又比如人類社會知識產品的創造和個體對這個產品的學習也服從“胚胎發育”原理。人類的數學知識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又如何被新一代的個體繼承下去的？
人類社會各個文明幾千年共同創造了數學知識的大廈，怎麽創造的呢？先發現“數”的存在，又發現加減法，然後又發現代數，然後又發現微積分。印度人發明一點，阿拉伯人發明一點，歐洲人發明一點，中國發明一點，撮合起來。
但是這個漫長曆史有好多個階段在裏麵。最早的時候，不同的原始部落都先是發現數的概念，用手指頭數數。最後進一步抽象出加減乘除，然後變成代數，最後再有牛頓這樣的天才把它上升到微積分。
現在學微積分不需要天才了，大學一年級或有些高中生就可以學會，但是你不可能一開始就學微積分，還要從小開始，先學會搬起手指數數，向我們的古人一樣，然後在小學學習加減法，然後在初中學習代數，然後在高中學習幾何與微積分。
一個小孩生下來不管多聰明，扔到原始森林他不可能發現數學，是牛頓也不可能。他需要在學校經過強行訓練，而這個強化訓練過程，其實就是相當於經濟發展裏麵政府的作用和“產業政策”的作用，它要遵循人類數學知識（經濟）發展的曆史規律。
這些早期數學發展的主要階段，每個小孩要重新走一遍，才能夠學會數學，進入前沿。否則是不行的，長大以後肯定數學能力很差。但是在強化訓練的教育體製下，個體學習數學的過程可以大大縮短，不需要用當年人類發明數學時需要的時間。
就像經濟學裏麵講的“後發優勢”，這個過程人類曆史上用幾千年才走過，一個個體經過12-16年的學校教育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全部走過，學會數學。
中國奇跡也是如此。經濟發展也符合這個“胚胎發育”的規律。人類工業革命史走過的一些基本演化階段，後來的每一個國家都要重新走過，才能夠真正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半途而廢。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用第一個十年就複製了英國曆史上用兩三百年才走過的原始工業化階段，用第二個十年複製了英國曆史上用50年走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雖然目前的紡織機比英國當年先進，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產品的目的和麵向的市場也是一樣的。但是你必須重新走這些階段，不能跳過。
我們以前不懂，想把它們盡快跳過了，希望直接開啟重工業化階段和農業現代化階段，結果不行。拉美國家也是這樣，行不通。這也不怪他們，因為經濟學家一直沒有發現這個規律。這個規律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裏麵有很詳細的說明和闡述。
但是必須認識到哪怕落後國家具有“後發優勢”，如果沒有國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這些國家不可能實現工業化。
在沒有國家力量和正確產業政策的幫助下搞工業化，完全讓位於所謂市場力量，就等於讓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裏麵靠自己去發現數學知識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國家力量，遵循正確的產業升級政策，主導市場經濟發展，就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所以我就聯係到“一帶一路”了。要想富，先修路。貧窮、落後、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的產物。問題的根源在於，創建規模化的能讓現代產業盈利的市場，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而這一成本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略了。
“自由”市場並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動有效運作，更不是免費的。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一個強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工業革命，其源泉並非來自於技術升級本身，而是來自於一個有為的重商主義政府所引領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
規模化工業品市場難以通過一次性的大推進（無論是進口替代還是休克療法）來建立，而隻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確的順序來實現。無論一個國家多晚開啟工業化，重複早期發達國家的基本發展階段是必要的。
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這也是林毅夫老師最開始帶頭批判的，都把西方國家的屋頂當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國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頂和上麵的裝飾品和牆上貼的畫，但是後麵的複雜管道、電線和地麵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見），把結果當作原因，把西方工業化的成果當作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他們教導貧窮的農業國通過建立先進的資本密集工業（如化學、鋼鐵和汽車工業），或建立現代金融體係（例如浮動匯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以及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徹底私有化），或建立現代政治體製（如民主和普選製）來開啟工業化。
但是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曆史邏輯和如下一條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它自身的需求。
”這樣的經濟學理論因此造成很多國家政治不穩、發展停滯和無休止的金融和財政危機，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成為社會躁動不安和貧窮與收入陷阱的根源。
謝謝大家！
延伸閱讀：
跑了1135家中國製造企業，我終於明白什麽叫“自己玩死自己”
上個月，我受擔任顧問的研究院裏安排，擔任了一個政府調研項目課題組的現場組長，領著專家組調研了大概100家製造企業的智能製造發展情況，並給政府提供轉型升級的方案建議。
這一個月可給我忙的夠嗆，連座談帶參觀診斷，每天至少4家企業，多的時候有一天9家的。從汽車製造、裝備製造、生物醫藥、基礎材料，到食品飲料、服裝製造、圖書印刷、軟件電子，還有創業孵化器，基本跑了個遍。
我這麽多年來有個習慣，跑過的企業、讀過的書都會在小本本裏記上幾筆，偶爾提煉個小段子什麽的，否則拿什麽素材在這裏跟你們扯淡呢……
上周我數了一下，這些年跑過的製造企業不知不覺中居然已經有1135家了！老實說我自己也挺驚訝的，看來我學曆雖然沒老專家們高，但好歹比他們勤快，因為他們在空調間裏陪領導開會的時間，我都在工廠裏聽企業介紹經驗教訓。
走得多，見得多，感慨也不少，尤其是這幾年製造企業日子不好過，大家紛紛動起了“轉型升級”的腦筋，成功的有那麽一些，但更多的是把自己玩死的。
按照馬雲的說法，成功經驗各有不同，失敗教訓總是相似。
所以今天我就跟你們說說，製造企業都是怎麽在轉型升級中把自己玩死的。
文 |兔哥（闞雷），轉型工場CEO，工業區塊鏈實驗室首席研究員 。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兔哥94闞雷”（ID：tuuge123），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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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嬰病
當你是個乞丐的時代，千萬不要吹牛，假裝自己是皇上，給爺來個禦廚，因為它會給你在心裏構建一個虛幻而美好的未來。
吹得時間久了，別人沒信，你可能反而把自己騙信了。
我走過的1000多家製造企業裏，70%都是自己感覺四麵楚歌，渠道、店鋪全軍覆沒，人力、材料成本日日攀升，靠打雞血、跳勵誌操、給員工洗腦、給客戶送錢，拉著代理商加盟商吃吃喝喝，這些老辦法是沒啥希望了。想突圍呢？放眼一望，四麵八方都是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
於是土豪們紛紛開始“轉型”，做吸塵器的改作機器人，做農機的改做無人機，做衣服的改做定製互聯網平台，天下熙熙攘攘，皆為貼上互聯網。
很多人以為傳統企業不懂互聯網，其實按照我的經驗，工業4.0、CPS、C2M、互聯網+、智慧工廠、工業互聯網……說起這些新詞，其實土豪們比誰都明白，因為各種培訓班他們都去了嘛，跟你聊三個小時不帶重樣的。然而我轉進他們車間一看，亂七八糟一塌糊塗，連20年前的基本精益生產都沒有，你隻要問一句，他們就會說“國內這個行業都是這樣的，我們還是比較好的呢！”。
所以我覺得，傳統製造企業的困境與其說是因為外部環境的挑戰，還不如說是自己內部作死。他們是通過一次次美好而成功的戰術，讓自己最終陷入了戰略困境之網，現在是越掙紮，網子勒的越緊。所以現在也有越來越的製造企業發現，好像自己什麽都不做，反而活的還好一些，而這種看起來的“好一些”，麻痹了他們對於現狀和未來的判斷，這是另一種作死。
中國的傳統製造企業總是在兩個極端上來回擺動，當土豪們聽了某位大師的互聯網思維講座，熱血沸騰的時候，一拍腦袋可以豪擲千金，我就見過一個做鋼管的公司，給員工連個口罩都不舍得買，卻扔幾千萬去開發APP互聯網平台的。而這些“跨越式”發展的企業，一旦遇到挫折，又立刻縮回來，變得比任何人都保守，你跟他說什麽他都認為你是忽悠、扯淡、不切實際。然後開始怨天尤人，跟政府抱怨給員工上社保太貴啦、環保檢查太嚴啦之類的，高呼“實業難做”，企圖讓政府出手救他。
如果說愛國主義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那麽堅守實業就是爛企業最後的護身符。我見過一家企業根本沒有技術可言，靠買兩台設備、招一批人給別人造東西起家，當年靠著關係輝煌過一段，但是車間管理一塌糊塗，帖上個“堅守實業”的標簽，就把自己當成了國家民族的救星，站上了道德製高點。
我替國家謝謝您，求您千萬別再堅守了，您除了浪費國家的資源沒啥貢獻，趁早關門該幹嘛幹嘛去吧，國家其實沒有您堅守會更好……
中國的很多製造企業就像一個巨嬰，不是大笑就是大哭，要麽激進要麽蜷縮，總是不能根據自己的現狀製定一個行之有效的戰略。如今上至政府、下至企業，人人都在談轉型升級，但是我看到的是，真正能夠轉型升級的，少之又少。大多數都是“高舉紅旗，原地踏步”，要麽根本不動，要麽項目夭折，要麽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我這次調研的企業中，其中有兩家食品製造企業，管理體係很類似，進車間都要先換衣服、帶頭套鞋套，然後全身吹風，洗手消毒後才能進去。表麵上看起來管理都不錯，但是我在裏麵用手摸了幾處地方，一家讓我沾了一手灰，另一家一塵不染。前一家是咱們中國的龍頭企業，後一家是北京市順義區的一家日資企業，叫京日東大食品（注意是日籍華人，老板是60年代才去的日本，所以你千萬別說什麽日本人就是比我們認真比我們厲害，中國人不差啥）。
這就是我們製造業的差距，看起來什麽都有，但是照葫蘆畫出瓢總不是人家那麽回事。為什麽呢？
我們看看細節，那家日資企業，裏麵每一個地方，哪怕是維修車間的工具，都擺放的整整齊齊，廠裏每一個員工見麵都會微笑著互相問“你好”，你別小看這一句話，當員工有了主人翁意識的時候，每一項改進他都願意貢獻智慧。所以那家日資企業的每一個細節都做到了極致，這顯然是全員參與的結果，這就是企業文化的力量。
而咱們的企業往往覺得企業文化就是個虛的東西無所謂，管理就是領導一個人的事，領導當然隻能關注到大麵，細節他顧不上，而員工覺得管理跟自己完全沒關係，自然就是空有架子沒有實際。我們跟人家看起來什麽都不差，可就是差一點文化，這個一點，其實就是十萬八千裏了。
所以我一直呼籲，中國製造之振興，首先在於工業文化之振興，破除巨嬰情結，讓企業學會麵對現實，學會像成年人一樣思考問題。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場以“智能製造”為名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場全麵的製造業文藝複興。
2
文盲病
去年的一次走訪，去的一個老朋友的企業，做輪胎設備的，他給我介紹自己轉型升級的經驗。講了一堆“互聯網+”的理念，然後加上跨界顛覆生態化反理論，最後告訴我他準備進軍醫療行業，跟日本專家合作做一家高端的、牛叉的、帶有互聯網思維的……醫院。
醫院！
回來後我在網上買了本新華字典送給他，扉頁上寫了“轉型”兩個字，這兄弟不明就裏，我也沒多做解釋。今年他投了重金的醫院沒搞起來，虧了不少錢，再見麵說起這事來，我告訴他當時送你字典，就是想讓你自己查查那個詞是什麽寫的，是“轉型”，不是“轉行”。
一個企業冒然轉到全新的行業，既沒有行業的經驗，又沒有客戶的基礎，也沒有熟悉監管的團隊，失敗是大概率事件。而轉型是指在自己熟悉的行業和領域內闖出一條生路，在熟悉的軌道上做創新。轉行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轉型是要在自己最熟悉的領域中，跳出原來的框架去思考，從而改變現狀、求得生路。隻有在一個行業內專注地去經營，長期地去耕耘和積累，才能發現那個行業中的痛點問題是什麽，才能夠針對這些痛點的問題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
有人肯定會說，你也轉過好幾次行啊！
我必須得告訴你，首先我每次轉行都是因為有一些現實的原因，不得已而為之，是被迫的不是我積極主動去尋求的。其次你隻是看到我明麵上的行業變了，但是沒看到，其實我的內核始終沒變，所有看起來的“轉行”其實都是我自己核心能力的價值延伸。
比如穀歌做無人汽車，什麽跨界顛覆，中國互聯網公司也紛紛效仿之。可你不知道的是，無人駕駛技術本來就是穀歌的長項，它並沒有跨界，而是把它的核心技術延伸到了自動駕駛上。很多自動駕駛原本用的就是穀歌的圖象處理技術，圖像和數據處理的技術這正是穀歌搜索多年來積累的優勢所在。你不能把穀歌的汽車看成是一輛汽車，應該把它看成是一部強大的數據處理器，因為他通過聲光電各種各樣的傳感器在識別周圍的環境，把這一係列傳感器獲得的信號輸入到他的中央處理器當中去，判斷我這個車周圍都有幾輛車在開，這幾輛車的速度是多少，發生碰撞的概率是多少，進行快速地運轉。所以穀歌的自動駕駛汽車實際上不是傳統意義的汽車，他的核心是強大的數據和圖像的處理器，而這原本就是穀歌的核心技術。
德魯克說過：“創新未必需要高科技，創新在傳統行業中照樣可以進行。”美國的創新型企業有3/4來自傳統行業，隻有1/4是來自科技行業。
轉型和創新都需要專注執著的“笨人”，專注在自己的行業，要像華為那樣專注，幾十年來如一日做通信設備，不炒股、不賣樓、不做金融、不上市。傳統製造企業沒必要妄自菲薄，覺得自己所在這個行業沒什麽前途，一定要跨界到雲裏霧裏的高科技行業去。並不是所有人都非要去搞什麽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你是炸油條的，就把油條炸好，炸成全世界最好的油條，生意不見得比阿裏巴巴小。如果遇到瓶頸要轉型，可以跳出原有路邊炸油條的框架，看看能不能標準化，能不能做成寫字樓外賣，能不能配上特製豆漿，或者能不能聯合附近的油條攤、煎餅攤整個小吃一條街，這才是真正在轉型。
轉型的關鍵在於價值創新，為整個產業鏈賦予新的價值，沒有了價值創新，“轉型”隻能淪為“轉行”。中國製造企業要學會把這兩個詞區分清楚，如果實在不明白，我也可以賣你一本字典，回家慢慢研究。
3
模式病
這幾年互聯網行業急速發展，像一個幽靈一樣籠罩在中國經濟的上空，給我們的製造企業帶來了一些不好的影響，這就是迷信“模式創新”。
今天我們的傳統製造企業非常熱衷於搞各種各樣的“模式”，任何一個“大師”提出任何一種模式，都有製造業的土豪前赴後繼為之買單，去當大師的小白鼠。而這些模式說到底就一句話“找個新渠道賣貨”。
線下代理商不行了改電商，電商不行了換微商，再不行就做直播，做社群營銷，做IP營銷，C2C、C2B、C2M、O2O、OAO……動不動設個小目標，砸幾個億建個平台，最後發現，無論建了多少個平台，用了多少種模式，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產品還是不值錢。
其實無論是什麽模式，熱鬧的也就是那三兩年，最終能讓我們記住的，還是那些好的品牌，那些好的產品。哪怕這些品牌的價格高一點，我們也能忍著，因為他們能給我們信任。也就是，最終讓一個企業屹立不倒的，還是你的品牌，無論模式如何變遷，渠道如何改變，品牌都能平移、跨越這些障礙。而品牌的背後，歸根到底還是你的產品，能不能給客戶，給消費者以信任感。
比如這個月我走訪的另外一家德資企業，叫羅森伯格，一個典型的德國隱形冠軍。其實它就是個小企業，規模並沒有多大，而我去的這家亞太工廠就生產一種小東西，一個汽車上用的連接器。
老實說我並不認為這東西有多高的技術含量，模式也很簡單，生產——然後賣給汽車企業。如果在國內，這種不過就是個亂糟糟的五金加工廠，而這個德資企業，生產管理體係、人才培養體係、質量控製體係之完善，讓自認很有見識的我都要豎起大拇指。我去看車間的電鍍環節，這一般是汙染比較重的，在北京都要盡量疏解的環節，但是它那裏居然一絲異味的都沒有，而且連電鍍泥都要拉回德國二次提煉。它的負責人跟我很自豪的說，建廠十幾年，沒有汙染過中國一寸土。
你知道它的邏輯，它的模式是什麽嗎？沒錯，它做的就是個小東西，在整個汽車裏，它占的成本恐怕連千分之一都未必有，但是它的品牌認知度高，產品品質好，作為汽車廠商，不可能為了在這麽個小東西上省點小錢，就買一些爛廠商做的東西。所以它看起來是個門檻不高的行業，但事實上被替換的可能性極低。比如剛才說的這家企業，在如今車市不景氣的情況下，它還能維持每年百分之三四十的增長，靠的不是高科技、不是新模式，而是把小東西做到極致，讓你換無可換，這就是德國隱形冠軍的“模式”。
中國製造企業不要迷戀各種模式，在賣貨的道路上一往無前的狂奔，而忽視掉品牌和產品的建設，歸根到底，我們賣的是產品，不是模式。
4
牛人病
這幾年各種互聯網轉型培訓班的忽悠，也算讓傳統製造業的企業家們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搞互聯網轉型，靠自己原班人馬是不行的，那咱們就找牛人來替我幹吧！
如今的製造企業麵臨的一係列的困境，很多老板想到解決方法就是找牛人，找大神。上阿裏巴巴挖人、上同行業大企業挖人、再不行去美國挖人。
這還不光是製造企業，連互聯網公司也迷信這一套，比如前幾年某視頻網站就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牛人進來，敲鑼打鼓歡迎一番，在蜜月期打得火熱，但新鮮感一過去，發現好像沒什麽效果，於是馬上反攻倒算，數落別人的各種不是，接著就在企業內部穿小鞋，使絆子，搞批鬥，明裏暗裏各種敲打，最後，不歡而散。甚至有找各種借口欠工資不給錢的，於是接下來就是漫長的撕逼，互相指責。
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引進牛人大神，製造業的企業家們終於得出一個結論：這些家夥都是大忽悠、大騙子。我們的製造企業極少有在自己的身上和企業內部找問題根源的，客觀的講，牛人大神們可能是有不少大忽悠的，但為什麽偏偏都被你遇見了呢？當你迷信這些牛人大神能解決你所有問題的時候，這種結局就已經注定了。
因為你要明白，牛人到底是什麽產生的。
我們很多製造業企業家的邏輯是這樣的：一幫厲害的人（比如阿裏巴巴十八羅漢），湊到一起，才能做成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所以我隻要把這些厲害的人挖過來，就一定能把我的問題也解決了。
真相是，當年，在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一群普通人，組織到一起，通過協作，加上點運氣，做成了一件厲害的事，於是所有的這些普通人都成為了大神。
所以這些大神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機、平台和資源下功成名就的，而你的企業能夠匹配這些資源給他嗎？還有，你捫心自問，真的是想跟大神一起做一番事業嗎？你其實隻是看中他們在的資源，希望能夠榨幹這些資源後，把他們一腳踢開，空喊事業合夥人，都是嘴上說說。先不說這些牛人是不是真有本事，就算真是諸葛亮，到了你這裏，任何一個老油條都可以對他指手畫腳，動不動再打個小報告，他也免不了要成為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更壞的結果是，牛人來的太多，沒事爭個寵打個架，外麵的戰爭不好打，先整死隊友再說。
我們有多少製造企業，引入了牛人大神們之後，各種大會小會的開，一下子推動這個項目，一下子推動那個項目，各種發散各種腦風暴，結果哪個項目也討論出結果，會議結束，大家做鳥獸散，一切歸零，然後再來一輪。
你今天做企業麵對的困難，從來不是因為缺少牛人，不是因為你的人不行了，而是因為人的協作方式不行了，也就是你的內部組織架構和溝通機製出了問題。當你的體製不行的時候，用一群牛人，還不如用一群慫人，至少他們不打架。
5
老板病
前兩年，有一個製造業企業家想給幹股拉我入夥，老實說他的產品還不錯，我覺得挺有前途，企業規模也不算小，拿幹股總是不吃虧的。但是我去參加了一次他們公司的例會，回來後就決定不要他的股份，也不參與他的業務了——因為我覺得幫他做事是浪費時間。
我隻關注到一個細節，就是整個下午三個多小時的會議，除了我這個外人說了兩句，全是他一個人在講話，講業務想法，講發展方向，講人員分工，整個公司的高管團隊，居然沒有一個人說話。
這樣的公司你可想而知，除了老板一個人拚死拚活的幹活，其他人都是旁觀者，這個團隊肯定是沒有戰鬥力的。幫他做事，我自然覺得是浪費時間，有那功夫還不如我去看兩集電視劇。2年過去了，事實證明，這個公司發展果然不是很好，原來的轉型項目沒了下文，蜷縮回傳統業務苟延殘喘去了。
在我們很多傳統製造企業裏，老板、領導都是全能選手，無所不能。公司內大大小小的會議都可以成為老板個人成功經驗的交流會，成為他傳授成功致富秘笈的函授班，你還不敢提不同意見，要麽說你不切實際，要麽說你不服管，再給你穿點小鞋，保證你混不下去。這就是我們製造業企業家們對自己過往成功經驗深度迷信的結果。不可否認，傳統企業家很多都是篳路藍縷的發展，依靠個人的聰明才智、人脈關係逐漸壯大起來的。但悲劇就在於，這種成功對於企業家自身的束縛，已經成為了企業轉型升級最大的障礙。他們相信“道”，相信萬變不離其宗，以為自己三十幾年前的成功經驗可以指導如今新時代下的一切工作，所以，就導致他們既看不到變化，也不願意變化。
更可怕的是，這種成功的老板，會在企業內部培養出一個依賴於這種成功的生態係統，也就是跟著老板一起篳路藍縷開創成功的元老團隊，他們是這種成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質疑這種成功經驗，改變就意味著威脅他們的地位，這股強大的保守力量，足以扼殺任何外來的新鮮血液。
這個時候，就算老板們痛下決心想要變革，也隻能有兩種選擇，要麽內部進行大清洗，清楚元老，落下個無情無義的罵名。要麽內部進行妥協，在新晉者和元老中間和稀泥，這能解決眼前的問題，但長遠看必將引發更大的衝突。所以，對於這些帶著成功光環的製造業老板們而言，這就是一種騎虎難下、進退失據的局勢。
所以，對於傳統製造業企業家，尤其是曾經很成功的企業家，轉型升級的第一步，就是要學會破除自己的權威，摘掉自己的光環，這個過程很痛苦很艱難，但是必須去做。因為隻有突破過往成功的束縛，我們才能迎來更大的成功。
6
結語
其實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坑還有很多，隻是時間篇幅所限，也就不再一一列舉。
7
尾聲
這幾年走訪了這麽多家製造企業，感慨良多。
感慨我們和外資企業的製造水平差距還很大，真的很大。比如我拜訪鬆下電器，25年的老舊工廠，生產的早已沒有人買的非智能手機，業務連年下降。但是走進車間，整個工廠幹幹淨淨，精益管理體係十分完善，品質控製一絲不苟，讓我對日本的製造業水平有了深深的敬意。
感慨我們製造業轉型升級中的百態，糊裏糊塗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怨天尤人者有之，在死亡邊緣掙紮著更有之……
然後我也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亮點企業，車間裏播放著流行音樂的時尚工廠，樓道裏一塵不染的精益工廠，科研能力卓越的技術工廠，智能化水平極高的未來工廠……
緊挨著兩家服裝企業，用一大塊布料的西裝50元愁賣，一小塊材料的內衣1000元搶著買，同一個行業，同一個地區，冰火兩重天。
這就是一個時代的真實寫照，也是我經常會說的一句話：
“隻有產業的新陳代謝，沒有帝國的夕陽。”
中國製造轉型升級，我們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