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肅反運動（俄語：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也稱大清洗（Great Purge），或譯為“大整肅”,現今在俄國多被稱為 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即“大恐怖”時期），或稱“葉若夫時期”（Ежовщина），是指在1934年，蘇聯斯大林執政下，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以謝爾蓋·基洛夫被刺事件引發，它包括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清洗以及對無辜人員的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政治審查、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做秀公審、關押和死刑，使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狀態，同時也使蘇聯的黨、政、軍失去了一大批優秀骨幹，使社會主義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機會。
全麵展開
依據這個“特別程序”，審判開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審判的幾十個和基洛夫謀殺案沒有任何關係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審理，幾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當時斯大林的一名親信，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叫檢察官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在1937年3月一次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大家應該記住斯大林同誌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該撇到一邊。他又從學術上論證了一個前提：“即在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內務人民委員會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蘇聯政府發表偵查基洛夫案的通報，首次提到有一個名為“列寧格勒總部”的恐怖組織，說尼古拉·耶夫即是這個組織的成員，該組織主要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成員組成。12月27日，蘇聯政府公布關於“列寧格勒總部”的控告結論，確認基洛夫被殺是該組織指使所為，並說謀害基洛夫是該組織謀害斯大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長遠計劃的一部分。在立即處死尼古拉·耶夫後，1935年1月15日對“總部”主要成員進行了審判，季諾維也夫等人堅決否認自己與基洛夫案有任何牽連，盡管拿不出證據，法庭仍判處季諾維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l月18日，蘇聯共（布）中央向全國黨組織發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動員所有力量深挖敵人，由此開始了遍及全國的大逮捕，製造了無數冤案。清洗名單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據。保安機構要負責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單，並按照一定的標準把他們加以分類。根據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名單都是經過斯大林親自過目，由他或者他的最親密的同事，例如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或者伏羅希洛夫，來決定名單上那些人的死活。
在1935至1936年初，鎮壓與逮捕在國內與黨內並沒有遇到明顯的反抗。雖然這些鎮壓引起了一些黨員極大不安，但沒有發生任何有組織的抗議行動。這種情況使斯大林更加大膽地實行他的清洗計劃。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雅哥達的內務人民委員的職務。在這前一天，斯大林與日丹諾夫曾從索契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如下：“我們認為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誌為內務人民委員。雅哥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國家政治保安局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後四年。所有黨的幹部和大多數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這樣斯大林又多一個更凶殘陰險的劊子手。
隨著恐怖大清洗的加劇，作為鎮壓專政機關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變成為一個重要政治部門。斯大林把它變成自己的權力工具。葉若夫接管內務人民委員會後，它的機構擴大了人員編製。在1936年8月1日－24日審判“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30日所謂反對托派中心”案之後。斯大林於1937年2、3月的蘇共中央全會為他的鎮壓清洗製定了一個理論依據。
在這次全會上，斯大林提出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日益激化。他宣稱黨內仍有隱藏的日本、德國和托派奸細陰謀集團。在這次全會上，除已有的破壞分子“代理人”、“叛徒”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個新的涵義不清的字眼“兩麵派”，從此在處決黨幹部時，就常常使用這個字眼。大規模的鎮壓與恐怖很快降臨在蘇共與人民頭上。
公開審判
三次要案的公開審判：
為了給“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舉行了第一次公開審判，被告是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16人。審訊中，法庭沒有出示任何證據，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認”上，在沒有律師辯護的情況下，被告的“供詞”被作為定罪的依據。法庭最後宣布、季諾維也夫等與已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結，主使謀殺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處16名被告死刑並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判決後不到24小時，報紙即報道：死刑已經執行。這項審判稱之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G.E.季諾維也夫，L.B.加米涅夫。這項審訊對所有被告都處以極刑的作法導致了以後更大規模的鎮壓。
對“聯合總部”的審判帶動了新一輪逮捕浪潮，根據審訊中被告的“供詞”，又挖出了一個所謂的“托洛茨基平行總部”，其成員有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裏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劃恐怖行動（其中一條就是暗殺基洛夫），從事間諜活動，企圖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國，日本的戰爭並力求在這次戰爭中打敗仗。
1937年1月23－30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平行總部”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二次公開審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E.L.皮達可夫，K.S.拉狄克，索科爾尼科夫，L.P.謝列勃裏亞利夫。這些人過去是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國家出名的活動家，積極參加了十月革命和蘇聯國內戰爭。但在二十年代中期卻是托洛斯基的積極擁護者，為此被開除黨籍。在三十年代初，他們實際上和托洛斯基斷絕了關係，並恢複了黨籍，並在各人民委員部出版機構及其他單位中任領導職務，但還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國，從事偵察和軍事破壞工作，實行恐怖和暗害勾當”。與第一次公開審判的程序一樣，17名被告中皮達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處十年或八年監禁。
由於拉狄克在受審時交代他與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惡的聯係”，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會時被捕。3月初，聯共(布)召開中央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他兩麵派的辦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夥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凶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是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任務進行活動的。”
1937年2月23日，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開除出黨。次年3月2—13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所謂“右派托洛茨基聯盟”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三次公開審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謀害罪”和“叛國罪”起訴，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內的19人被判處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幾天給黨的幾位領導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就要離開人間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下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麵前是無能為力的，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大量地炮製有組織的造謠、誹謗。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粉末，把他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這個機構也會立即找到證據的。”
三次公開審判都是肅反運動中為欺騙國內外輿論而精心炮製的假案，這幾次審判所涉及的對象也隻是肅反運動中無數被冤屈者的極少數代表。實際上，肅反運動所製造的冤假錯案遠比公開審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對象從中央到基層幾乎包括所有的社會領域和各個階層。
“大清洗”究竟製造了多少冤案、殺害了多少無辜者？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但作為一場政治性鎮壓運動，其規模之大、涉及麵之廣、危害之深，在曆史上堪稱空前，它是斯大林領導蘇聯時期最黑暗的一頁。
斯大林死後，蘇聯開始重新審查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攻擊斯大林時報告說，過去兩年裏已有7679人被“恢複名譽”。他們中間大多數都已死去。最驚人的透露是，在1934年號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4名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員的70．9%，多數在1937-1938年期間被逮捕和槍斃。
“大清洗”
1936年－1938年間，蘇聯除四個大的審判案外，在整個肅反運動中，黨、政、軍各部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其中冤殺和錯殺了許多人，鑄成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從1922年至1928年，蘇聯公安和安全機關總共槍決了11271名各類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達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數字是326818人。1939年驟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蘇聯全國各勞動營的自然死亡人數為96.21萬人。1937年死亡2.5萬人，1938年死亡9.5萬人，1939年死亡5.5萬人，1940年死亡4.67萬人，1942年猛增到24.89萬人。
1953年斯大林剛去世，蘇共中央主席團（即蘇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門提供有關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數的詳盡資料。1954年2月，蘇總檢察長魯登科、公安部長克魯格洛夫、司法部長戈爾申寧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連名遞交了相關報告。報告中說，從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是3777380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勞改和監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強製遷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員中，對大約290萬人的判決是由政治保衛局工作組、“三人審判組”和特別專案組等非常規司法機關做出的。剩下的90萬人是由一般的法院、軍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當時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部的檔案登記處處長向輿論界通報了蘇聯時期的全部“政治犯”資料。這些資料證明，從1917年1990年，總計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國事罪）被判以各類刑罰，其中827995人被判處死刑。但是這裏有一小部分死刑判決沒有被執行，而是改判為其他刑罰。另外，對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處罰是以政治罪名進行的，這主要牽扯到國內的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搶份子。
1954年，蘇公安部製訂了一張詳細的曆年安全部門抓獲和隨後被判以各類刑罰人員表。按照這份表格，剛結束內戰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數是35800人，這裏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為初期的蘇俄公安、安全部門是不分開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應數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萬人。這裏麵含有部分刑事和經濟犯，如走私犯、貪汙、受賄分子，反映了當時蘇共黨內的劇烈鬥爭。大大小小十幾個派係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帶有火藥味，一些反對蘇共中央多數派政策的黨內幹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開始，政治保衛局逮捕了2.08萬人，創下了新的“紀錄”。這與剛剛開始的農業集體化有直接關係，許多農民因為反抗強製集體化，被當局遷往人煙稀少的地區，開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時，蘇共黨內的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應數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肅反運動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結果，到1937年1月1日為止，共有不少於180萬人關在監獄、勞改營或是住在強製定居點。1939年進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現示，相應數字達到260萬人，其中約100萬人是農村來的強製移民。
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領導層向公安部負責人以及後者向斯大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材料說，1940年，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的中央檔案裏保存了800萬人的個人資料。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員；刑滿釋放人員和死於服刑期間的人員。自1921至1953年間，總共有1000萬人曾於不同時間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蘇聯全國各勞動營在營人數為17500人，1933年達到33.4萬人。1937年達到119.6萬人，1940年達到166萬人。1941年達到了230萬人，新增加的犯人來自波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大批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蘇聯當局在三十年代末以嚴刑峻法對付工人，上班遲到或無故曠工會受到刑事處罰）。
從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至1944年12月止，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釋放了334萬人。僅從1941年6月12日至當年10月24日止，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就釋放了60萬人，其中17.5萬人被征招入伍。被釋放的人主要是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和不太嚴重的經濟犯，以及軍官和各類技術人員。1939至1944年止，在監獄的犯人數量徘徊於350.5萬人（1939年1月）和15.52萬人（1944年1月）之間。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曾出席過對右派分子的審判。據他親眼目睹大多數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極。這些人用機械的語言交代，沒有本人所特有的語調與風度。因此有人猜想，葉若夫可能利用藥物或其他極端手段才獲得了被告的口供，因為這些人畢竟是曾經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黨內清洗
由於存在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領袖的意誌可以淩駕於法製之上，在這次肅反運動中，許多人無辜遭到迫害。據估計，在誣陷為與人民敵人同謀，破壞間諜活動，預謀進行恐怖行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這次大清洗使500萬人受到牽連，30——40萬人被處決。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黨員，即120萬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黨代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數以上）被捕，聯共（布）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處決。17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殺。十一大上選舉的中央委員會的26名中央委員中有17名被處決或流放。
蘇維埃和政府機構也遭到“大清洗”運動的沉重打擊，1937——1938年間被捕並處決的部人民委員就有17人，加上他們的副手和下屬，數量還要翻幾倍。從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0人慘死。在中央委員地區和省一級的黨委書記以及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中，這類情況更是嚴重。被捕的大多數黨員未經公開審判，甚至未經任何審判，就被處死或流放。
清洗行動
1937—1938年國際形勢極其險惡，法西斯德國、意大利、日本氣焰囂張，已侵略了許多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竟指揮內務人民委員會開始清洗軍隊中紅軍的優秀幹部，在這兩年中有幾萬忠於蘇共的指揮員和政委被殺害了。
1937年6月12日蘇聯報紙公布一則消息，說揭露了一起軍事陰謀，罪犯組織反蘇軍事中心，充當德國間諜，其策劃者被處決。涉及此案有助理國防委員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基輔軍區司令雅基爾將軍，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鮑列維奇將軍以及其他許多高級將領。幾天後，這些人被指控犯有叛國罪，被逮捕並遭處決，隨即斯大林在軍隊中進行了全麵清洗。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紅軍政治幹部會議上發言號召在紅軍中根除“人民敵人”，並要求把他們的活動匯報上來。斯大林這番講話之後，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葉若夫對武裝力量向部隊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間諜多少有關係的人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懷疑別人有間諜活動的人要匯報。
根據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葉若夫的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間鎮壓機構對紅軍的基本骨幹給予了一個接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工農紅軍政治部，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軍區和海軍艦隊大部分軍、師、團的大多數重要領導班幹部都被捕了。國內戰爭時期最優秀最出色，最著名的紅軍將領幾乎全部清洗了。大清洗使蘇聯的軍事人才幾乎損失殆盡。
在這次運動中，共有3.5萬名軍官被鎮壓，其中包括高級軍官的80%，元帥的3/5，涉及所有的軍區司令和絕大部分集團軍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人中，有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葉戈羅夫3人被處死；15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有13名被殺；85名軍長中，處決57人；159名師長，110名被處決；4萬多名營級以上高中級軍官遭到迫害。
這一切都發生在人類曆史最殘酷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紅軍骨幹的喪失，使不久後的蘇聯衛國戰爭深受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揭露出來的材料證明，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等所謂“叛國罪行”是納粹德國蓄意製造的一起假案，而蘇聯在肅反運動中輕信了虛假情報，釀成了一個大錯案。1956年以後，蘇聯當局為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等人恢複了名譽。[1]
即使作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機構——內務人民委員會自身也無法幸免，其成員被不斷更新，以維持對領袖的忠誠或被當作替罪羊。肅反運動前期領導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亞哥達因不能滿足斯大林的要求而於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葉若夫取代，不久亞哥達被捕並於1938年被處決。葉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肅反運動推向最高潮後，也遭到同樣下場，1938年7月被貝利亞取代，並在1940年4月1日被毫無根據地以“鎮壓蘇聯人民”的罪名而槍斃。
此外這場鎮壓運動波及到各個領域。在知識界、曆史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藝術家，數以幾千計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這些民間藝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們的歌曲從來沒有文字記錄，得靠師徒代代相傳才能將歌曲傳下去。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斯大林的鎮壓同樣觸及到莫斯科的外國共產黨人。列寧的老戰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蘭的加涅茨基都被處決。波蘭共產黨因此解體，西烏克蘭和東白俄羅斯的共產黨也莫不如此。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等國共產黨都有受到鎮壓，還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中國、朝鮮、伊朗、印度、日本等國的一些共產黨人。
運動結束
1938年末，因考慮到蘇聯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極限，同時肅反運動的目的也已基本達到，所以大規模的捕殺浪潮總算逐漸平息下來，也在不同程度上糾正了一些錯誤做法。在第二年的第十八次黨代會上，斯大林終於承認，在大清洗運動中，他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然而，由於斯大林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肅反運動的錯誤，而是繼續把它當作鞏固集權體製的必要手段，因此肅反運動的餘波一直延續到戰爭前夕和戰爭初期，並在戰後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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