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每一次重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都離不開軍人的深深卷入，實質上都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推翻清朝的主力並非是人民起義，其主要力量其實就是遍布在南方北方軍隊裏的中上層軍官，再加上南方的商人知識分子和士紳。武昌辛亥革命起義的兵力不過三千，滿清開赴武昌圍剿起義艦隊的兵力火力遠遠超過革命軍的實力。在這曆史性決戰的關頭，兩位武昌漢口的商會士紳登艦與將軍們麵談，曉以主權在民和民族解放的大義，清朝艦隊馬上退走，由滿人擔任的艦隊司令其實隻是個光杆，當然隻能是棄艦而逃。
隨後就是河北四川和山西等地的新軍揭竿響應，滿清小皇帝遜位，中國由此走向共和。
共產黨的偉大，一是有隻軍隊強大到足可以打敗國民黨由各地軍閥拚湊起來的“烏合之眾”，二是奪取政權之後有足夠的能力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組織嚴密鐵桶一般的社會管理和動員機構，非常有利於應付戰爭，非常有利於搞從上至下的政治經濟運動，於是國家顯得強大人民感到自豪。
馬克思主義尊重科學技術的力量，所以中共內部不少高層官員相信科學尊重科技人才。馬克思主義也強調民主和人民監督，所以中共也必須把人民經常地掛在嘴上，不得不有心無心或半心半意地高喊“人民萬歲。”
人民有了被解放和成為國家主人的的感覺,但卻沒有足夠的政治權力和機製上的保障。當幾千萬農民餓得奄奄一息時，除了等死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麵對一個組織控製如鐵桶一般的社會，大多數 餓死鬼在氣若遊絲之時大概還在相信災難是暫時的，他們隻是新社會中眾多幸福者中少數的不幸者而已，他們悲慘的結局還可以被某些別有用心的後人看為是前人為後代挖井的壯舉。
所以眼下有些封建左派的說法是，中國現在的盛世不是改革開放的成果，而是與毛澤東時代艱苦奮鬥餓死數千萬農民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發生了餓死數千萬農民的巨大災難，中共還穩坐釣魚台，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共還可以完全控製軍隊，軍隊仍然還相信這個政黨。黨是不會垮台的，但至於毛是否還能穩坐釣魚台那就是另外的一個議題了。
赫魯曉夫指控斯大林為暴君，因為他背後有戰神朱可夫元帥的支持。另一位指揮蘇軍在東北殲滅日寇主力的蘇軍元帥向彭德懷元帥和周相建議，中共應該迫使毛澤東讓賢，這樣中蘇在政治論戰之後可以馬上和好如初。
老毛開始真正地擔心，在餓死幾千萬農民這個背景之下，中蘇軍隊會不會裏應外合，迫使他本人遜位甚至可能被繩之以法。文革真正開始也許是林彪在1966年四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預防資產階級反革命政變的的長篇發言。林彪的軍中實力深厚，有了林彪的支持毛成功發動了文革打倒了包括劉少奇在內的所有政敵。
有趣的是，當林帥眼睜睜地看到文革轉化為一場實實在在的巨大災難，他的態度發生了逆轉，毛林之間於是出現衝突，文革實際上也就到了終點，最後的結局也就是毛撒手人寰之後軍人立馬逮捕了四人幫以及對他們的判決。
由於長期的封建傳統，中國對一位偉人的過於謎信把一個凡人轉化為一座尊神，其實是包含著這位”偉人“對軍權的掌控能力。軍隊反了，屁民們對偉人的迷信也就隨之土崩瓦解。
老鄧掌控中共和中國多年甚至包括他死後對中國和中共的巨大影響力，其實是取決於他對軍隊的掌控。沒有軍隊的支持，也就沒有近幾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現在這種模棱兩可的政治體製。
無論中國采用何種政治製度，都主要是看軍隊的態度。軍隊不亂沒有內戰，中國就一定可以穩定。除了軍隊，沒有任何人可以搞亂中國。
西方式民主當然不太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社會和文化基礎完全采用西方的做法。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政治上完全模仿西方也會招致軍隊的大力反彈，由此引起災難性的社會動亂。
中國軍人對於民主對於馬克思主義提倡的人民監督到底持什麽樣的態度， 至今好像還是一個迷語。中國政局的關鍵就是開明的政治家們如何說服軍爺們讓他們相信：搞點有些中國特色的民主與以前那些流血犧牲了的軍人心中的夢想其實是高度吻合。
用別國民主中的各種問題來否定在中國搞紅色民主的必要，確實是不少別有用心者的陰謀。
民主不是顏色革命，民主或人民監督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題中之義。
中國的軍人們能看穿那些別有用心者反民主的的陰謀詭計嗎？中國的軍人們到底懂得多少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本人對東方有些悲觀，中國也許是個例外。如果說北韓是一個典型悲觀的實例，越南的政治改革也許就是為中國提供的一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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