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內經濟學界對“一帶一路”戰略闡釋的缺陷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弊端徹底暴露出來，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曾一度成為我國經濟政策製定和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但是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近3年來，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等問題的討論突然在政策製定、理論研究和媒體的報道中消失了，代之以自貿區和資本項目開放等熱點問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中央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提出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旨在解決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弊端，但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大搞自貿區和資本項目開放實際上又回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我國傳統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老路上。在這種情況下，“一帶一路”戰略就有可能打斷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它不僅無助於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還有可能成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因素。
首先讓我從發達國家崛起的曆史經驗談起。在曆史上，英美的經濟發展戰略家區分了“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英國在經濟崛起之前，經過長期摸索，終於認識到，“出口原材料並進口製成品”是“壞的貿易”，而“出口製成品並進口原材料”才是“好的貿易”，恰如1721年在英國議會開幕時，英國國王喬治一世在開幕詞中對英國這種經驗所作的概括：“輸出製成品並輸入原料，對於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李斯特曾將這種貿易模式稱之為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確鑿的曆史經驗說明，這種對外貿易的基本原則不僅是英國崛起，而且也是產業革命在英國爆發的前提條件。與英國一樣，美國在19世紀末的經濟崛起也同樣得益於從“出口原材料並進口製成品”的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向“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的轉變。美國在獨立後的30多年時間裏，實際上仍沒有擺脫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地位。美國為了轉變這種不利的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采取高關稅保護主義戰略，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了依靠內需的內向型經濟，並在1894年實現了經濟崛起。美國的經驗說明，對於發展中大國來說，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並非工業化的必由之路，內需市場可以為之轉向“好的貿易”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筆者提出，國家致富的原則就從“進口原材料並出口製成品”(李斯特原則)改變成“進口低端產品並出口高端產品”(新李斯特學派的新原則)，背離這一原則，一國在全球化時代是不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
而我國目前經濟結構的現實則是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2009年底，《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走訪我國沿海省市裝備製造業後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我國資本品工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了發達國家的高端組裝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術絕對壟斷的外資擠壓下，中國裝備製造業的發展呈現出“低端混戰、高端失守”的狀態，自主創新困難重重，資本品工業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礎元器件、大型鑄鍛件和自動化控製裝置發展滯後，關鍵配套受製於人，大型、精密、高效裝備仍依賴進口。
“低端混戰、高端失守”，不隻是我國資本品工業的現狀，而且也廣泛地存在於紡織、家電和汽車等國民經濟各部門之中，從而形成了我國“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這種“壞貿易”的經濟結構。因此，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是從“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向“進口低端產品並出口高端產品”的轉變，這是筆者從曆史經驗中總結出的轉變對外發展方式的實質，也是筆者對黨中央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提出的轉變對外發展方式的精神實質的解讀。 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特別是從“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向“進口低端產品並出口高端產品”的轉變，是“一帶一路”戰略成功的基礎。能否成功地實現從“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向“進口低端產品並出口高端產品”的轉變，是我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如果繼續沿著我國傳統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老路子走下去，那麽，“一帶一路”戰略對我國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就不會有任何促進作用，反而有可能強化“進口高端產品並出口低端產品”壞貿易的經濟結構，隻不過是我國從過去的“從發達國家進口高端產品並對之出口低端產品”的貿易結構演變成了“從發達國家進口高端產品並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低端產品”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就會陷入一種“漫天去趕鳥，家裏丟隻老母雞”的巨虧狀態：外資走進來占據我國價值鏈高端，而我們卻走出去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價值鏈中低端市場上拚個你死我活，這必將堵死這些國家轉型升級的道路，“一帶一路”戰略美好的“核心理念”(和平、合作、發展、共贏)和“共同體”願景(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怎麽有可能會實現呢? 曆史的教訓值得注意。“一帶一路”戰略特別要警惕如何避免重蹈19世紀下半葉英國全球化的覆轍：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工業力量衰落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其試圖通過全球化戰略，使其第一次工業革命領先的產品占領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從而導致對第二次工業革命新興產業的國內投資嚴重不足，其國內市場在相當大程度上卻因英國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政策被美國和德國新興產業的產品所占領。
我國目前的狀況與19世紀末英國的情況非常類似：如果“一帶一路”戰略不是以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為基礎，不是以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為基礎，不是以占據國內價值鏈高端為基礎，不是以在國內投資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和裝備製造業為重點，那麽，“一帶一路”戰略對我國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難道不會使我國在“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並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的低端發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嗎?如果我國仍對國內價值鏈高端市場實行自由貿易、自由投資政策，難道它不會像19世紀末英國那樣被發達國家所占領嗎?
筆者的研究說明，作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我國光伏和機器人產業的價值鏈高端仍被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所壟斷，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我國還能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為中華民族的複興所提供的曆史機遇嗎?因此，在筆者看來，這些問題構成了“一帶一路”戰略的“阿喀琉斯之踵”，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是其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二、“亞投行”的討論忽視了至關重要的主權信貸問題
筆者在前麵的綜述已經說明，幾乎所有學者都讚同化解巨額外匯儲備作為“一帶一路”和成立“亞投行”的戰略目標。記者在對中國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研究如何化解巨額外匯儲備存量進行報道時使用了“4萬億外儲‘下天山’”這樣的文章標題，認為“一帶一路”戰略付諸實施，亞投行、絲路基金啟動，彰顯了中國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加快“走出去”的戰略布局。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很多人認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東風。
中國的對外投資、資本輸出和人民幣國際化建立在外匯儲備基礎之上?隻要具備政治經濟學基本常識的人，都會對這種觀點持懷疑態度。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完全忽視了主權信貸作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基礎的根本性問題，如果按照這種觀點去做，它不僅會拖延巨額外匯儲備成因的解決，而且還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嚴重障礙，從而成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加快“走出去”確實要比購買美債更合理，但是，作為長期戰略卻是短視的，因為再不解決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製美元化的問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僅無法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反而卻很有可能演變為替外國資本打天下。
從2005年開始，人民幣基礎貨幣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為基礎發行的，形成了事實上的“美元本位製”，中國財政、貨幣和金融製度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民幣信用本位製被顛覆，美元本位製構成了中國貨幣金融製度的核心，人民幣成為美元的代用券，美元霸權完全支配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以2014年6月末為例，在央行負債方的基礎貨幣高達27.99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21.66萬億元存款準備金和6.33萬億元流通中的現金，在資產方外匯占款高達27.21萬億元人民幣，與基礎貨幣相差無幾，如果加上貨幣黃金等其他國際資產則高達28.02萬億元，甚至超過了基礎貨幣規模，這表明我國基礎貨幣發行已經基本上是以美元等外匯為保證，國內信貸渠道基本關閉。這說明巨額外匯儲備是由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製美元化所導致的，在人民幣成為美元代用券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使用美元等外匯儲備對外投資，難道不是在擴大美元的流通範圍和影響力嗎?這種做法難道不是在和人民幣國際化爭奪地盤嗎?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說“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將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難道不是在睜眼說瞎話嗎?
確實，亞投行不使用人民幣結算，對人民幣國際化沒有意義;但是，當人民幣都是以美元作為抵押發行出來的時候，即使使用人民幣作為“亞投行”的結算貨幣，人民幣結算難道不是徒有虛名嗎?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是國內信貸的自主權，如果人民幣的老窩都被抄了後路，放到國外的人民幣將是無根的浮萍，存在著被美元操縱和狙擊的巨大風險。
其次，在沒有解決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製美元化問題的情況下，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給他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廉價的資本融資，國內本身的資金供給問題並非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餘斌所認為的“不是問題”，而是大成問題。
近10年來，我國貨幣金融領域中的亂象，如貨幣信貸空轉、貨幣信貸快速擴張與流動性緊張、影子銀行和高利貸盛行，其原因就在於高利率和高利差，而高利率高利差的根源則是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製的美元化。央行為了回籠因為外匯儲備增加而超發的基礎貨幣，采取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在央行的存款準備金是商業銀行的一項資產，2014年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利率為1.62%，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利率為0.72%，平均在1.5%左右，遠低於商業銀行負債的綜合成本。因此，商業銀行隻有通過提高貸款利率，同時擴大資產負債規模，才能抵補繳存存款準備金的機會成本。這就形成了中國高儲蓄率和全球超低利率背景下的國內大規模貨幣信貸投放與利率利差居高難下並存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以超低利率為科技創新融資的同時，中國企業卻在比其高幾倍的資金成本條件下進行科技創新，這怎麽能夠競爭得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特別是在華的跨國公司?
再次，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製美元化導致了國內信貸渠道基本關閉，主權信貸的喪失不僅為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而且還成為扼殺我國民營企業的強有力的殺手。
美元流入導致中國人民銀行增發大量基礎貨幣，但是，這猶如海員在大海中航行中一樣，“水，水，到處都是水，但一滴也不能喝”，因為這些基礎貨幣掌握在擁有美元的外資和外貿企業手中。為了避免增發大量基礎貨幣導致通貨膨脹，央行不得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緊縮信貸，信貸緊縮導致大量民營企業特別是麵向內需的企業無法從正規銀行係統貸到資金，不得不依靠高利貸解燃眉之急(這是影子銀行產生的原因)，這猶如飲鴆止渴，其結果是民營企業大量倒閉，或者在生死存亡線上掙紮，而效益較好的企業也不得不被迫通過向外國銀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資、出售股權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經濟來規避信貸緊縮政策的扼殺。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外資可以倒入美元，因此不受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信貸緊縮措施的影響，其結果是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製的美元化就為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外資通過用美元換到手的人民幣發放高利貸、收購經營困難的中國企業，迅速擴大和加強了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製，我國的產業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最後，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製美元化使我國財政損失了高達20萬億的巨額鑄幣稅收入，這是導致我國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開支嚴重缺乏資金的基本原因，也是產生高鐵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紙幣製度下，由於印刷紙幣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新增基礎貨幣可以粗略視作鑄幣稅。鑄幣稅是如何產生的呢?這是因為，隨著經濟增長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基礎貨幣供應量也要相應增加，簡單地說，如果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10%，基礎貨幣供應量就要相應增加10%(實際上，我國的這個數據高於經濟增長率)，如果不新印鈔票，中國經濟就會通貨緊縮，這將導致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下跌，企業貸款利率上升，生產者將蒙受重大損失。因此，隻要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不超過生產規模擴大的程度，就不會產生通貨膨脹。換句話說，隻要一國勞動力沒有實現充分就業或資源利用不足，新印貨幣就不會造成通貨膨脹。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每年新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不需要回收的，這些新增的基礎貨幣就是鑄幣稅。一國央行可以通過該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將這些不需要回收的基礎貨幣注入經濟體係之中，從而使其成為國家財政巨額“免費午餐”的財源。但在人民幣基礎貨幣以外匯占款形式發行時，我國就無法使用這種巨額“免費午餐”的財源。200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隻有4032.51億美元，而到2013年底則達到3.82萬億美元，10年間增長8.5倍，外匯規模嚴重失控。按照國際經驗，外匯儲備隻要能夠滿足3個月進口需求就是正常的外匯儲備，按照這一標準，2013年我國正常外匯儲備應該是5500億美元左右，超過的部分即3.27萬億美元就是我國財政部損失的鑄幣稅收入，如果按1美元兌6.5元人民幣計算，則高達21.3萬億元人民幣。這21.3萬億元人民幣作為基礎貨幣是不需要清償的，是政府的一種“無中生有”的巨額“稅收”，既不需要歸還，也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它相當於2013年2.6萬億元人民幣高鐵債務的8倍，或者大致上等於2013年6月底我國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9萬億的兩倍，換言之，如果我國沒有損失這種“無中生有”的21.3萬億元人民幣的巨額“稅收”，在抵補了2013年的高鐵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後，還可以有7.8萬億元人民幣用於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教育經費開支和填補養老金虧空等。
三、如何破解“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曆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說明，落後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深度全球化必將導致其自身對發達國家的貿易、技術和金融的深度依附;相反，通過對本國高端產業、財政金融和國內市場的保護，並借道與自己發展水平相當或比自己更落後國家的價值鏈低端市場作為補充性市場空間，落後國家可以在國際上建立起自己的技術經濟領先地位，然後再去占領原先發達國家的高端產品市場，筆者曾把這種國家崛起的道路稱之為“外圍包圍中心”的道路。
“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將經濟全球化的重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偉大戰略構想，然而，它離不開筆者所謂“不對稱全球化戰略”的另一半作為互補，即針對發達國家保護我國高端產業和貨幣金融製度。
按照上述思路，要破解“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的“阿喀琉斯之踵”，關鍵在於解放思想。李斯特曾經指出，
“在與先進工業國家進行完全自由競爭的製度下，一個在工業上落後的國家，即使極端有資格發展工業，如果沒有保護關稅，就決不能使自己的工業力量獲得充分發展，也不能掙得圓滿無缺的獨立自主地位，流行學派沒有能看到這一點。”
許多人已經注意到一種令人疑惑不解的現象：在曆史上，都是發達國家提倡自由貿易，發展中國家強調貿易保護，但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卻一反這種曆史規律，成為自由貿易的堅定捍衛者。難道發達國家的製造業都衰落得不如中國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筆者認為，除了我國一些人被發達國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宣稱的自由貿易信條所欺騙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國要為一直以來就長期存在的低端產能過剩在世界市場上尋找出路，所以不得不高調倡導自由貿易。但是，我國自由貿易信條的信奉者並不明白，我國各產業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過剩”正是過去推行自由貿易、自由投資政策所產生的結果。然而，我國僅僅為了解決低端產能過剩問題而捍衛自由貿易政策是一種短視行為，它將使我國在“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並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的低端發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是不可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隻有保護價值鏈高端國內市場和建立獨立自主的金融體係，我國才能從根本上破解“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的“阿喀琉斯之踵”，從而使其獲得最終的成功。
那麽，如何通過根除基礎貨幣外匯占款發行機製建立獨立自主的金融體係呢?在這個條件下，又如何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呢?
問題的關鍵是破除美元霸權，而這首先要從停止增加外匯儲備入手，使外匯儲備下降到能夠滿足3～5個月進口需求的水平。在筆者看來，在不停止外匯儲備增加的情況下，隻是考慮如何將增加的外匯儲備運用出去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為此，早在2011年，筆者就提出了如何遏製外匯儲備增加的政策建議，這包括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禁止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和融資、打擊熱錢、逐步取消出口退稅、建立中國出口卡特爾、提高出口部門工人工資和擴大內需等，特別是要徹底拋棄導致貿易順差長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實行貿易平衡。至於如何化解現有巨額外匯儲備問題，筆者認為回購外資企業是最好的辦法，這不僅可以解決外匯儲備所帶來的諸多嚴峻問題，而且還可以同時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土地財政和民營企業大發展的問題，並引發一場為中國新工業革命提供廉價融資的“金融革命”。當人民幣基礎貨幣在國內完全實現自主發行之後，我國可以通過對“一帶一路”國家發放人民幣貸款，在這些國家使用人民幣進行投資，在國際貿易和“亞投行”中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通過這些措施，在這些國家穩步建立人民幣貨幣區。這是一個需要較長期才能完成的任務，隻有在這個任務完成後，我國才能考慮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當然，筆者在這裏提出的隻是一種粗淺的思路，目的就在於拋磚引玉，期待著智謀之士對此進行周密的總體戰略研究，包括對如何實行浮動匯率並加強資本項目管製等重大措施進行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