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麵臨的第二次“文革”應決定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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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麵臨的第二次“文革”應決定的出路
---- 在中國工黨堪培拉《紀念全紅總五十周年討論會》上的發言摘要

王希哲

（前略）

習近平的“反腐敗”，在其深刻意義上，實質是他的第二次文革。

毛澤東的第一次文革是幹什麽的呢？是反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化。
1949年3月進北平，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了一句驚天動地的話：“我們這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做李自成。”他實際預感了，奪得天下的中國共產黨，有“做李自成”的一種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是幾乎絕對的農民構成。其階級成分，與千年曆史上的造反勝利得天下的農民軍，沒有兩樣。這些得了天下的農民，在一種社會經濟的必然性驅動之下，無一不轉化成新的統治者，新的皇帝和各級官僚地主，也即無一不做了“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然後等待著農民新的革命將他們推翻。

熟稔中國曆史的毛澤東深刻明白這種必然性。但他要抵抗這種必然性。他認為他有辦法有能力抵抗這種必然性，跳出那曆史的循環。這就是他手中的“馬克思主義”。他認為，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雖仍是農民成分構成，但它被灌輸進了最先進的科學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於是這古老的農民隊伍，就成了新人，新的革命者，就本質不同了曆史悲劇的農民隊伍，就足以飛躍成為了可以創造一個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隊伍了。

但是他錯了。他不明白，他的得了天下的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農民們，撇棄特殊個人可能的操持，作為階級本能的趨向，他們的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轉化，他們對做各級官僚新統治者“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向往，在中國近代的經濟條件下，是一種水的向下流淌汩浸的必然性。你可以向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你可以在他們水的流淌前麵築起一座高聳入雲的馬克思主義三峽堤壩，但水還是要頑強向下向下，最終漫過堤壩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奔去，沒有根本的辦法！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來阻遏這個趨勢。他原以為這是“兩條道路”的問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老百姓會擁護的，他要群眾去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發現不對了。戚本禹回憶說：“我一直覺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個信念，他很想讓建國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鑄、譚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陳丕顯、劉瀾濤、陶魯笳、宋任窮、林乎加、李雪峰等，能夠讓他們和造反派站到一起來。可是他的願望卻沒能實現。一方麵這些人不知怎麽，對造反派總是很對立；另一方麵，造反派也堅決反對他們。”（《戚本禹回憶錄》）。說明什麽？說明文革中人民的造反，“反走資派”隻是一個借用的由頭，他們真正反對的是共產黨各級官員的官僚化，反對這日益蛻變成騎在他們頭上欺壓他們的新的特權統治階級。看透了這一點，哪怕毛主席認定的十七年“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陶鑄、譚震林、王任重等，他們的“對造反派總是很對立”和“造反派也堅決反對他們”，就不是什麽“不知怎麽”，而是可以恍然大悟的了！

由於中國共產黨黨政軍幹部隊伍，得天下後整體的都在向“李自成”緩緩轉化，向特權官僚化轉化，毛澤東欲以一己之力，去阻擋這一轉化，文革中的毛澤東，便與整個的共產黨官僚階級為敵了。文化大革命，說穿了，是“毛澤東反黨！”

不止文革，1957，1966，毛澤東兩次發動人民向共產黨的官僚化趨勢作鬥爭，但起來造反的又未必都是一般人民群眾，過去共產黨革命被推翻的敵人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受損害的社會階級勢力，反共右派，也總要乘毛澤東的號召而起，打著各色“紅旗”，來向共產黨進攻。這階級關係就非常複雜。毛澤東為保衛他的革命果實，反官僚之餘，又總不得不扭過頭來，組織力量，去反擊他們。共產黨官僚便又乘機抓住“最高指示”，向人民的造反實行報複，鎮壓他們，引起造反派不滿。於是，毛澤東就幾乎成為了全社會各派力量的“公敵”。

寡不敵眾。文革中的毛澤東最終不得不向官僚階級妥協。晚年，他無奈地以為隻要黨的幹部們“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隻要黨的幹部們懂得要去“限製”自己的“資產階級法權”，走他的“五七道路”，能上能下，能工能農，就能解決這個共產黨向特權官僚化轉化的問題。他沒能找到出路，也沒能接受人民已經向他建言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的出路，即建設起社會主義憲政民主的製度。這其實無他，正是毛澤東當年與黃炎培“窯洞對”所指出的：“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的出路。

毛澤東失敗了。他死了。右派官僚政變，鄧小平上來，終於順應水的向下流淌的趨勢，引導共產黨完成了從農民革命黨到特權官僚化黨的轉變。六四鎮壓，是他完成了這一質的轉變的裏程碑。他贏得了共產黨全黨官僚至今幾乎一致的擁護。

但“做李自成”的轉化還沒有完成。還差一步。

共產黨當年是號稱無產階級的黨。它的幹部從中央到基層，沒有人擁有和可以擁有資本性質的財產，即可以將財產投入經濟運作以獲得利潤增殖的財產。他們的官僚化，隻是向特權官僚的轉化，即不過多吃多占，特殊供應，走“後門”和搶男霸女的特權，但尚不擁有資本。他們仍然是“無產階級官僚”。他們必須走出第二步，獲取資產，“先富起來”，利用六四鎮壓後幾乎再無製約的官權，貪占社會資本或直接將權力尋租資本化，成為新的官僚資本大地主，官僚大資本家，最終走完“做李自成”的道路。

就是說，1949年後，共產黨“做李自成”，要走兩步：第一步官僚化，第二步資本化。共產黨特權官僚化，這一步，毛澤東阻擋它，失敗了，鄧小平完成了它；第二步，共產黨由特權官僚化再向前，官僚資本化。這一步，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去完成它。誰站出來阻擋它？薄熙來！習近平！
薄熙來失敗了，被資本化官僚送進監獄了。我們看習近平。

幾乎同樣的形勢出現了：由於中國共產黨黨政軍幹部隊伍，在鄧小平引導下完成了向特權官僚化的轉化，又在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們的引導下，急劇再向官僚資本化轉化，共產黨紅色王朝，已近“不臘”。事急矣。紅二代習近平登基，欲聯合王岐山以二木相砥，去阻擋這一塌方般泥石流般的轉化，名曰“反腐敗”。於是，“反腐敗”的習近平，重演了毛澤東，便與整個的急欲資本化的共產黨官僚階級為敵了。習近平反腐敗。說穿了，就是“習近平反黨！”。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實質，就是他麵臨的第二次文革！我們隻要看看今天多少的共產黨“老虎”大官僚被“打倒”，收監，多少的共產黨大小官僚人心惶惶，朝不慮夕，爭相去逃亡、跳樓，回憶文革一幕，就可以知道了。

但物極必反。困獸猶鬥被逼急了的資本化官僚們回過神來勢必結合，甚至再次聯合反共勢力向習近平反撲。所謂“魴魚赬尾，王室如燬”，習近平形勢，還是危機四伏的。

我們已經知道了，1949年後，得天下執政了的共產黨“革命幹部”隊伍整體的向“李自成”緩緩轉化，向特權官僚化轉化，是一種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趨勢，是無可阻擋的。它第一步已經完成了；同樣，第二步，共產黨由特權官僚化向官僚資本化轉化，也是一種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趨勢，特別在今日中國全麵資本主義化經濟和高昂消費的私有化社會生活環境下，它更是無可阻擋的。今天中共從中央到基層幹部，誰沒有資產？為何不敢公開財產？想象一下，要共產黨的官員們，哪怕習近平家族，王岐山家族回到“無產階級”狀態，那真是不可思議的，簡直不要官員們生活了！習近平能夠阻擋的，不是共產黨官僚階級的資本化，他要阻擋而且必須阻擋的，是共產黨各級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去獲取財產甚至貪占掠奪侵吞國家大宗財產，實現權貴大資本化。

麵對可能的大反撲，又是出路何在？隻能直接依靠人民，向民意的支持去獲得力量。習近平的從嚴黨內監督和酷吏般的紀律檢查自然有效，但不是根本。根本出路還是毛黃“窯洞對”所指出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讓人民真正有權和有辦法來監察共產黨各級官員。“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不應隻是一個空洞口號，必須是一個可行的製度。

一個老板對公司的所有權不必體現在他“選舉”經理人，而在他有權監督和撤換經理人；人民對共和國的主權不必體現在它“選舉”各級官員，而在它真實有權監督和罷免各級官員。這一切，首先就要讓人民擁有自由結社的權利。它是人民實現一切權利的前提。人民不能自由結社，十三億人就隻能是十三億散沙。隻有組織起來的人民才算是“人民”，才是具有的政治能量的人民。因此，給不給人民真實的自由結社的權利，是真“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還是假“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試金石。

“不搞多黨製”？可以同意。但人民自由結社，就一定要是開放政權競逐的“多黨製”嗎？為什麽不可以有共產黨執政下的人民各自由結社的依憲法政治監督呢？為什麽“不搞多黨製”，就不能把對共產黨及其各級官員的監督權，放手交到自由結社的人民手裏呢？毛澤東黃炎培窯洞對指出的“新路”，為什麽就是不肯真正去走呢？

“我們不做李自成”。毛澤東阻擋共產黨特權官僚化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空喊“革命”，大鬧十年，卻沒有按他自己的窯洞對“新路”，將一個可以由人民真實掌握民主武器監督官員的製度建設起來。前軫之覆後車之鑒，習近平“不做李自成”，他阻擋共產黨“李自成”化的第二步官僚資本化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命運如何？若他仍然不能下定決心走窯洞對“新路”，他的最終失敗，是洞若觀火，無俟龜卜的。為國家前途計，我們不希望習近平失敗。我們記得，抗日戰爭有兩條路線之爭：片麵抗戰還是全民抗戰？我們希望習近平認識到，反腐敗，在這場他與整個急欲資本化的共產黨官僚階級的殊死鬥爭中，他應該做出決斷：“全民抗戰”。直接依靠人民，動員人民，建設民主製度，向人民去尋求可以勝利的最堅強的支持力量。

2016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