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幾十年前如雷貫耳的人
從未覺得他是個壞人
從來佩服這位先輩
名字就不俗，伯，自來就高你們一輩份~：）
近日好奇心 搞明白 當年 批俞平伯 究竟是咋回事兒
得出了梗概，清楚了， 明白了， 輕鬆，高興~：）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銘衡，字平伯。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
俞平伯祖籍浙江德清，1900年1月8日（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生於蘇州馬醫科巷曲園春在堂。乳名僧寶。其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學者，因此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
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17年與杭州才女許寶馴結婚，開始愛好昆曲。在校期間他投身新文化運動，
1918年5月他的第一首新詩《春水》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同年，他與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後陸續發表過《冬夜》等詩集。
1919年12月俞平伯畢業於北京大學。
1923年俞平伯出版《紅樓夢辯》，考證出《紅樓夢》原書隻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與胡適一同稱為新紅學的奠基人之一。
1925年任教於燕京大學。1928年去清華大學。
1935年在清華園成立“清華穀音社”，推廣昆曲。
1946年轉入北京大學任教授。
1953年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將舊著《紅樓夢辯》修訂後易名《紅樓夢研究》出版，
1954年毛澤東親自發動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全國性政治大批判，是當時的著名事件。“文革”中俞平伯受到更多迫害，去河南息縣幹校勞動。
1990年10月15日，以90高齡逝於北京三裏河南沙溝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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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俞平伯因照顧年邁雙親未能同清華大學一起南遷昆明，而留在北平淪陷區。1938年他婉拒周作人、錢稻蓀等邀往偽北京大學任教，隻應中國大學國學係教授聘，乃搬出清華園，蟄居朝陽門內大街老君堂舊居，雖生活貧苦，賣物度日亦不為之所動。他這種寧肯過著清苦的生活，也不與日偽政權合作的態度，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高貴的民族氣節。
抗戰勝利後，俞平伯重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了知識分子的進步團體“九三學社”，又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
這時，他對詞的研究仍未停止，又寫了《清真詞釋》，並在1948年7月由開明書店出版。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包圍北京期間，俞平伯與北京文化界民主人士及北大、北師大等校30名教授發表對全麵和平書麵意見，一致擁護共產黨。5月4日，正是“五四”運動30周年紀念日，他應《人民日報》之約，寫了充滿激情和希望的文章《回顧與前瞻》。北平解放後，迎來了中國共產黨的生日，7月1日晚，俞平伯參加了紀念大會後回到家中，心潮起伏，連夜寫了一首長詩《7月1日紅旗的雨》，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謳歌，其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俞平伯正式擔任北京大學教授。
1950年，棠棣出版社來人向他約稿，讓他把早年的《紅樓夢辨》加以整理出版。俞平伯同意了，並將原著作了認真仔細的修改整理。1952年9月，該書出版。同年他調入北大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次年，該所歸並中國科學院。俞平伯就成為中科院文研所古典文學研究員。在這裏，他集中精力進行《紅樓夢》八十回本的整理校勘工作。因為過去《紅樓夢》版本很多，零亂殘缺，也有些是被後人改過的，所以要從各種版本中校勘，找出盡可能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來麵目，使它的文字情節能夠比較完整可讀。
1954年，俞平伯被選為浙江省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也是在這一年，有李希凡、藍翎兩個青年在山東大學文史哲刊物上發表了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文章。23日，《人民日報》發表鍾洛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不久引發了全國轟轟烈烈烈的批判俞平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論的運動。俞平伯在運動中也真心地檢討了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錯誤，而同時也未有停止看書和紅樓夢八十回本的校勘工作。這年底，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當時的出版社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出了此書，並稱此書是作為一種資料供大家研究之用。
1955年2月，俞平伯寫了一份書麵檢討，並於3月15日在《文藝報》上發表。次年，他的研究方向轉向李白，並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此時此際，他心裏總想把自己從“紅學家”這個帽子下擺脫出來，所以有這個學術研究上的轉移。也在這一年，他在北京創辦了北京昆曲研習社。每逢星期四上午，俞平伯夫婦倆專門請笛師來伴唱。來了客人，也要堅持一曲唱罷才接待。每年夏天，他們夫妻都要去頤和園租人工搖的烏篷船，帶著笛師，帶了吃喝的東西，把船漂在後湖上唱曲子。讓一群遊客圍著聽，人們大感驚奇。隻到1964年現代戲出現後，曲社才宣布解散。
1956年俞平伯被評為一級研究員。（批判不擋高位高薪啊~）
50年代末，俞平伯的研究主要課題為選注《唐宋詞選》。至1962年，《唐宋詞選》脫稿，但未有出版，而是作為內部征求意見稿油印了200冊。直到1979年10月，該書才正式出版，書名改為《唐宋詞選釋》。
1966年“文革”開始後，俞平伯再次受到批判，1969年11月，俞平伯夫婦一同下放到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他的工作是種菜和搓麻繩。他們住在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農民用來堆放雜物的土房裏。雖然生活條件相當艱苦，而兩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心胸曠達，安之若素。
俞平伯與老伴兒
1971年，在周總理的關心下，俞氏夫婦回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建國門外永安南裏，日常生活以唱昆曲、打橋牌為主。時有友人來相陪，度過了那段寂寞的時光。1977年8月，俞平伯移居阜成門外三裏河南沙溝。
1978年他寫了《索隱與自傳說閑評》一文，重新評說了對《紅樓夢》的研究。
1979年，香港書譜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俞平伯早年寫的《古槐書屋詞》。書稿第一、二兩卷是俞平伯夫人許寶馴 將第一、二兩卷用小楷繕寫的，書中還收入了葉遐庵先生寫於1954年的序文。
1980年，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俞平伯被邀請為學會顧問。
1980年，俞平伯寫了致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的信和《舊時月色》等，對《紅樓夢》進行了較為深刻的論述。
1982年，俞平伯在朋友的幫助下將自己的論述詩詞曲方麵的論文匯集一冊，命名為《論詩詞雜著》，該書於次年出版。
1986年1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北京隆重召開“慶祝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大會”。北京各界百餘名學者、專家與會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在會上講話，充分肯定俞平伯幾十年來為發展我國文學創作和古典文學研究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會上，俞平伯將其一篇名為《舊時月色》的文字作為發言稿由人代讀。他在文章中說：“《紅樓夢》可從曆史、政治、社會各個角度來看，但它本身屬於文藝的範疇，畢竟是小說，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這應是主要的，而過去似乎說得較少。”又說，“數十年，對《紅樓夢》與曹雪芹多有褒無貶，推崇備至，中外同聲且估價愈來愈高，像這般一邊倒的讚美，並無助於正確的理解。……本書雖是傑作，終未完稿；若推崇過高則離大眾愈遠，曲為比附則真賞愈迷，良為無益。”文章表達他對當前紅學研究的看法，受到與會者的好評。同年11月19日至25日，俞平伯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香港三聯書店之邀赴港講演研究《紅樓夢》的新觀點。僅以“《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一語概括，表現了他的紅學研究生涯從燦爛至極到趨於平淡的思想境界。
1988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三聯出版社聯合出版了《俞平伯論紅樓夢》一書，全書77萬餘字，全麵展示了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曆程。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北京逝世，終年91歲。去世前半個月俞平伯神智不清，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紅樓夢》。逝世後，他的遺體立即被火化，這是他早年向家人所作的叮囑。
一代紅學大家、一代文學宗師，去除了一切繁文縟節，帶著一身堅韌不拔的傲骨，寂然地走了，離開了塵世。
幾天後，《人民日報》報道了俞平伯先生逝世的消息，並評價說：“我國現代著名文學家俞平伯先生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識分子，七十年來，他不倦地從事學術活動和文藝活動，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中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國際上一些國家的報紙也刊登了這一消息，並對俞平伯先生有很高的評價。
1993年11月8日在他的家鄉浙江省德清縣城關鎮建立的“俞平伯紀念館”隆重開館。海內外友人及社會各界人士參加了開館儀式。
1996年在德清縣“大家山公園”山巔上建立了俞平伯的銅像。
1998年《俞平伯全集》出版。
左起：許若昂、葉聖陶、朱自清、俞平伯
1979年文代會上，俞平伯與五十年代批俞平伯的兩個“小人物” 李希凡、藍翎 在一起。
“一九八七年，我調至人民日報，文藝部的主任藍翎先生，恰好是五十年代批判俞平伯的兩個“小人物”之一。我們辦公室相鄰，常常一起聊天。八十年代的藍翎，以雜文著稱，文字犀利，思想深刻。他為人坦誠直率，勇於解剖自己，從不媚上，有一代文人的風骨。“文革”之後，被打成右派的他重新回到報社，與當年的批判對象俞平伯來往頗多，他的辦公室永遠幹幹淨淨，牆上懸掛的是俞平伯為他題寫的條幅，遺憾當時沒有想到拍張照片。
一九八九年後，藍翎很快被免除職務。退休之後，我找到他，建議他寫寫“紅樓夢研究”批判的來龍去脈。後來他完成《龍卷風》一書，列入我主編的河南人民出版社“滄桑”文叢中出版。計劃中，他還將再續寫回憶錄，誰料想，二〇〇五年隻有七十四歲的他，因病去世，令人惋惜。”
成為紅學家之前俞平伯是詩人。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出版過一本詩集《憶》。
詩集均為手書影印，豐子愷插圖，朱自清書跋，俞平伯自書，精致可愛之極。
扉頁上寫有這麽一句：“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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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16日就《紅樓夢》研究問題毛主席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誌及其他有關同誌寫信，信中總體上談到這一問題的相關情況。
信中說：“ 各同誌，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然後敘述了李希凡、藍翎文章發表的過程：“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最後達成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然後說：“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被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主席在 “又及” 位置加了一段：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評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在主席的推動下，以此展開了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觀的批判和鬥爭。
——摘自《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2頁—353頁，見《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1954年新紅學派李希凡、藍翎在＜光明日報＞發文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
1954年毛澤東親自策動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全國性批判。
【雖然遭到大規模批判，1956年社科院文學所評職稱時，俞平伯還是被評委一致定為一級研究員。所長鄭振鐸、副所長何其芳向上頭匯報的理由有兩條：一是俞有真才實學，二是有社會影響。陸定一、胡喬木、周揚、陳伯達表示同意，並匯報給周恩來。其後，文學所黨支書記王平凡代表組織，向俞平伯通報評定結果，俞聽後平淡地說：“我想這是我該得的。”】
【1956年9月6日在進行昆曲彩串時，俞平伯登台扮演《喬醋》一劇中醜角彩鶴，作為北京昆曲研習社主任，這是他唯一一次正式演出，他畫了白鼻子，用抑揚頓挫地蘇白念道：＂好跌呀，此跌美跌，非凡之跌， 乃天下第一跌也！＂音量出奇的大，尤其＂乃天下第一跌也＂，似是呐喊，意味深長。】
【文革期間，俞平伯雖受衝擊但依然淡定。整日著中式布衣，去所裏讀馬列做筆記，回家經過小飯館順道買點熟食，住牛棚時每天給夫人寫一封信，造反派給他戴清代三角帽，敲鑼打鼓遊街，他不悲不怒。在《人民日報》對他的大批判文章背後，他用毛筆抄了不少曲譜。有人告訴他，李希凡把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信放大貼滿家中一麵牆，他聽後不置一語。】
紅樓夢批判上的兩位小人物：
藍翎
1954年，藍翎和山東大學中文係同學李希凡合著《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評〈紅樓夢研究〉》並發表。這兩篇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肯定。此後，藍翎被調入《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任職。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下放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4月，被召回《人民日報》社，不久被分配至河南商業部門任職。1978年，藍翎的右派問題獲得平反。
1980年5月，藍翎調回《人民日報》社，曆任文藝部編輯、評論組組長、黨支部書記、副主任、主任及《人民日報》社第二屆紀委副書記。1984年，藍翎在第四次全國文藝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後來還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86年，藍翎被評為高級編輯，1991年8月離職休養，1992年10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2005年2月8日，藍翎在北京病逝，享年74歲。
李希凡
1953年8月，李希凡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係。從1953年9月到1954年12月，李希凡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並畢業。1954年春假期間，李希凡、藍翎一起撰寫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對前不久《光明日報》刊登的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一些觀點提出不同看法。該文發表在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1954年第9期，後於《文藝報》1954冬第18期上轉載。不久，李希凡、藍翎共同撰寫的《評〈紅樓夢研究〉》發表在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欄目。他們的兩篇文章受到了毛澤東肯定。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及文化等有關部門領導人發出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此後掀起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1954年，李希凡當選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55年，出席了第一屆全國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大會並榮獲獎章。1955年1月，李希凡被調入《人民日報》社文藝部，曆任文藝評論編輯、文藝評論組組長、文藝部副主任、常務副主任。其間，1975年李希凡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6年，李希凡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任常務副院長，任職至1996年。他還兼任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紅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年鑒主編、紅樓夢學刊主編等職務。1988年，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92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91年起，李希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李希凡當選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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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
李希凡 藍翎
《紅樓夢》是我國近二百年來流行甚廣而且影響很大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傑作。去年(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這部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使優秀的祖國文學遺產“真正為全體人民所共有”①，成為全體人民的精神財富，這正是人民出版機關的光榮任務之一。
同時，對於文藝工作者來說，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說，我國古典文學發展到《紅樓夢》時代，在藝術成就上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因此，學習和繼承《紅樓夢》藝術創造上的成就，對於提高我們的創作也是有很大意義的。
那麽，對於《紅樓夢》的研究者來說，毫無疑問，新版本的出版，也起了有力的督促作用。現實向《紅樓夢》的研究者提出了最迫切的嚴肅而富有戰鬥性的要求：正確地分析評價《紅樓夢》，使它從各種謬說中解脫出來，讓廣大的人民更好地欣賞它，讓文藝工作者正確地學習它，這是他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紅樓夢》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近二百年，紅學家們不知浪費了多少筆墨，不僅他們自己虛擲了時間，而且也把這部現實主義傑作推入到五裏雲霧中。所以，直到現在，各種各樣的謬說還在影響著一部分讀者對《紅樓夢》的認識。新版《紅樓夢》出版後，在各個刊物上陸續地出現了評論文章，對舊紅學家們的種種謬說作了一些批判，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這種工作是及時的、有益的。但是，正因為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也就必須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和正確的觀點方法來對待。隻有這樣，才能有力地擊中舊紅學家們的要害，作出科學的結論來，否則，不但使戰鬥顯得軟弱無力，而且會產生新的不良影響。
《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三月號發表了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簡論》，就《紅樓夢》的“傳統性”“獨創性”和著書情況作了全麵的分析和介紹。其中某些見解較之他的《紅樓夢研究》一書是向前跨進了一步，但評價《紅樓夢》的基本觀點仍舊是前書的繼續與發揮。作為兩個年輕的《紅樓夢》的愛好者，我們願就《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有關問題提出一些意見。
二
《紅樓夢》出現在清代王朝的所謂“乾隆盛世”，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乾隆時期正是清代王朝的鼎盛時期，但也是它行將衰敗的前奏曲。在這曆史的轉變期中注定了封建貴族統治階級不可避免的衰亡命運。這“惡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貴族統治集團的內部崩潰開始表現出來了。曹雪芹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封建貴族家庭也是在這一巨變中崩潰了，使他不得不過著貧困的生活。曾在富貴榮華中生長起來的曹雪芹，在“貧窮難耐淒涼”的境遇中，對“已往”的“錦衣紈挎之時，飫甘饜肥之日”的盛世，自然是不無惋惜懷念的。作者通過書中許多人物的對白，時常流露出追懷往昔的哀感，這正是作者世界觀中的矛盾所在。象十九世紀法國偉大作家巴爾紮克一樣，曹雪芹的某些同情雖然是“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麵”②，但是，他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中，已經預感到本階級的必然滅亡。他將這種預感和封建貴族統治集團內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用典型的生活畫麵、完整的藝術形象熔鑄在《紅樓夢》中，真實地、深刻地暴露了它必然崩潰的曆史命運。盡管這是一首挽歌，也絲毫未減低它的價值。
要正確地評價《紅樓夢》的現實意義，不能單純地從書中所表現出的作者世界觀的落後因素以及他對某些問題的態度來作片麵的論斷，而應該從作者所表現的藝術形象的整體及其反映現實的真實性的程度來探討這一問題。因為有些傑出的古代作家所創作的現實主義作品往往和他的世界觀中某些消極因素不很相稱，甚至存在著極明顯的矛盾。但是，由於作者忠於現實生活的描寫，在藝術形象的創造中，有時也能不自覺地戰勝他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正如恩格斯評論巴爾紮克時所說的：“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③。曹雪芹也正是以這樣的勝利寫出了偉大的傑作《紅樓夢》。
因此，也隻有從現實主義創作的角度上來探討古典作品的傾向性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恩格斯論到文學的傾向性時寫道：“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麵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衝突的曆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如果一鄙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那末，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鄙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④
俞平伯未能從這種角度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隻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他在《紅樓夢簡論》中說：“他(指曹雪芹－－筆者)對這個家庭，或這樣這類的家庭抱什麽態度呢?擁護讚美，還是暴露批判?細看全書似不能用簡單的是否來回答。擁護讚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覺不夠。先世這樣的煊赫，他對過去自不能無所留戀；末世這樣的荒淫腐敗，自不能無所憤慨；所以對這答案的反正兩麵可以說都有一點。”又說：“他自然不曾背叛他所屬的階級，卻已能夠脫離了階級的傾向，批判雖然不夠，卻已有了初步的嚐試。”由此，“可見作者的態度，相當地客觀，也很公平的。
俞平伯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紅樓夢研究》一書否認《紅樓夢》傾向性論點的新的麵紗。他在該書《紅樓夢底風格》一章中，大大讚揚了所謂《紅樓夢》“怨而不怒”的風格之後，又把《紅樓夢》與《水滸》對比了一下，說：“我們看《水滸》，在有許多地方覺得有些過火似的，看《紅樓夢》雖不滿人意的地方也有，卻又較《水滸》的不滿少了些。換句話說，《紅樓夢》的風格比較溫厚，《水滸》則鋒芒畢露了。”這意思也就是說，《水滸》有顯明的反封建的傾向性，“憤激之情，溢於詞表”，因而惹起了俞平伯的不滿，而《紅樓夢》卻具有“怨而不怒”的溫柔敦厚之風。依照俞平伯的論斷，“怨而不怒的書，以前的小說界上僅有一部《紅樓夢》，怎樣的名貴啊!”從這種反現實主義時批評觀點出發，勢必得出那樣模棱兩可的結論。
《水滸》和《紅樓夢》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成就上各有其不可抹煞的價值。但從鮮明的政治傾向來看，無疑問的，《水滸》是一部描寫偉大農民戰爭的作品，它熱烈地歌頌了農民起義軍反抗封建統治者的英勇鬥爭，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統治者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罪惡，從尖銳對立的階級鬥爭中揭示出統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痛苦。它較之《紅樓夢》從封建貴族統治集團內部暴露其罪惡，卻是更加直接、更加沉重地打擊了封建製度。
毛主席告訴我們，“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在“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曆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⑤
俞平伯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從抽象的藝術觀點出發，本末倒置地把《水滸》貶為一部過火的“怒書”，並對他所謂的《紅樓夢》“怨而不怒”的風格大肆讚揚，實質上是力圖貶低《紅樓夢》反封建的現實意義。
但是，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於此，俞平伯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傾向性，同時也否認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在《紅樓夢簡論》中，他把《紅樓夢》的內容分作“現實的”、“理想的”與“批判的”三種成分，而“這些成分每每互相糾纏著，卻在基本的觀念下統一起來”。這所謂“基本的觀念”，也就是他在《<紅樓夢>的傳統性》一節中很明白的說過的：“《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既然《紅樓夢》是“色”“空”觀念的表現，那麽書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帶著豐富的現實生活色彩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隻能是圖解這個抽象觀念的影子。即象俞平伯所說：“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淨末醜腳色各異，卻大夥兒都來表演這整出戲叫《紅樓夢》”。這也就是說，《紅樓夢》不是現實主義作品，而是生旦淨末醜各種腳色所表演的一出“戲”，其中人物形象就成了這“戲”的客觀扮演者。
也許俞平伯會說，“色”“空”觀念是《紅樓夢》原有的，並非己創。是的，我們也承認此說有所本，甚至也承認作者的世界觀有著這種虛無命定的色彩。書中許多地方明顯地表現出了這—點。這也正是曹雪芹世界觀中矛盾之所在。但如前麵所述，評價一部古典文學作品，絕不能簡單化地以作者世界觀的某些落後因素為主要依據而下斷然的結論，而是要看作者的世界觀的整體對其創作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的程度，要看作者是否忠實於現實生活的描寫。
我們從這一原則出發來探討《紅樓夢》所得出的結論與俞平伯的結論恰恰相反。《紅樓夢》之所以能在創作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就在於曹雪芹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和世界觀中的落後因素並不完全一致。《紅樓夢》不是“色”“空”觀念的具體化，而是活生生的現實人生的悲劇。人們通過作者筆下的主人公的悲劇命運所獲得的認識不是墜入命定論的深淵，而是激發起對於封建社會製度和封建地主統治階級的深刻憎恨，對於大觀園被壓迫的女奴以及叛逆的貴族青年賈寶玉、林黛玉的熱烈同情。所以把《紅樓夢》解釋為“色”“空”觀念的表現，就是否認其為現實主義作品。
俞平伯既然把《紅樓夢》的內容歸結為“色”“空”觀念，因此，也就必然會引出對人物形象的唯心主義的理解。他在《紅樓夢簡論》中說，“書中人物要說代表作者那一個都能代表作者，要說不代表作者，即賈寶玉也不能代表他。”這意味著人物形象不是作者從現實生活中概括創造出來的，而是作者思想觀念的演化。這說法實際上也是《紅樓夢研究》中某些論點的重複。例如，該書以極大的篇幅討論釵黛問題，僅隻從表現形式上論證二者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無所偏愛的，都各自體現著作者所理解的美的一麵，合起來可以構成一個“綜合”的人物。即所謂“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盡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但俞平伯的根據除釵黛合為一圖合詠一詩和一些拚湊起來的形式主義的考證外，就隻有紅樓夢曲《引子》中的“悲金悼玉的紅樓夢”一句。俞平伯解釋說，“是曲既為十二釵而作，則金是釵玉是黛是很無可疑的。悲悼猶我們所說惋惜，既曰惋惜，當然與痛罵有些不同吧。”
很顯然，這種解釋未免牽強附會。依照冠於紅樓夢十二支曲之首的《紅樓夢引子》來判斷，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作者所要悲悼的是全體年輕一代的悲慘結局，而最主要的是賈寶玉、林黛玉，因此金玉之原非隻指釵黛，則甚明顯。
最充實的論據還是作品本身。就以紅樓夢十二支曲子而論，在俞平伯所引證的《紅樓夢引子》之後，明明有一首《終身誤》，清楚地說明了作者對釵黛的態度。
都道是金玉良緣，俺隻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第五回)
自然，俞平伯並未忽略此曲，然而他所感到有趣的卻不再是作者對林黛玉的態度問題，而是釵黛次序的先後問題，於是就輕輕地用“《終身誤》是釵黛合寫”一句話把內容回避了。
俞平伯想用這種形式主義的論據來否定舊紅學家們右黛左釵或左黛右釵之說。自然，舊紅學家們對《紅樓夢》這場戀愛糾紛說過很多齷齪的牽強附會的話。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中也表明了賈寶玉不愛薛寶釵而愛林黛玉，這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關於這個問題，俞平伯即使再費幾十頁文章的考據勉強把釵黛合為一人，也是不能說服讀者的。
我們並不想多從考據學的觀點來批評俞平伯，他這種觀點之所以不能立足，最主要的是對現實主義文學形象的曲解。
無疑的，賈寶玉和林黛玉是作者所創造的肯定的人物形象。他們是封建貴族家庭的叛逆者。他們反對禮教傳統，蔑視功名利祿。他們在這樣共同的精神生活中相愛起來。盡管他們的戀愛和生命的結局是悲劇的，但他們卻以此向封建製度和封建禮教表示了抗爭。他們的思想已開始從原階級的思想體係中分離出來，向封建禮教發出了抗議。
薛寶釵的形象則與前二者恰好相反，她是封建貴族家庭所需要的“正麵人物”。賈寶玉、林黛玉所叛逆所反對的正是薛寶釵所竭力肯定和擁護的。俞平伯用了許多考據工夫，企圖向讀者證明作者和賈寶玉都愛薛寶釵，從未貶過她。我們雖然沒有去考證這個問題，卻在三十二、三十六回碰到兩段非常生動的描寫與敘述。賈寶玉不僅明顯的貶薛寶釵，並且將她與林黛玉相對比。先看三十二回的一段對話：
……湘雲笑道：“……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作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 日後也有個朋友……”
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汙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裏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到怎麽樣，哭的怎麽樣呢。提起這個話來，真真的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赸了一會子去了。……誰知這一個(指寶玉——筆者)，反倒同他生分了。……”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
其次，再看三十六回的一段描寫：
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卻每每甘心為諸丫環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閑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隻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須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獨有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
這不用解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什麽是寶黛戀愛的思想基礎，什麽是釵黛兩個人物形象的本質差別。從文學形象內涵的意義來講，這是兩個對立的形象。可是經俞平伯一“綜合”，便調和了其中尖銳的矛盾，抹煞了每個形象所體現的社會內容，否定了二者本質上的界限和差別，使反麵典型與正麵典型合而為一。這充分暴露出俞平伯對現實主義人物創造問題的混亂見解。
如果說薛寶釵、林黛玉這兩個人物形象可以是作者理想的意中人的綜合表現，那麽，《紅樓夢》中全部生旦淨末醜的角色，也完全有可能是作者思想觀念的演化，既如此，也就怪不得可以統一在“色空”的基本觀念上了。
我們這樣表述俞平伯的論點固然過於粗糙，但卻符合他的論點的邏輯發展。總之，俞平伯是以反現實主義的唯心主義的觀點分析和批評了《紅樓夢》。
三
俞平伯的唯心主義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俞平伯也承認《紅樓夢》有其不可忽視的傳統性，認為它對“唐傳奇”與“宋話本”來說，是“接受了、綜合了、發展了這兩個古代的小說傳統”。這結論似乎很正確。可是，俞平伯又用什麽觀點並從哪些方麵來論證《紅樓夢》的傳統性呢?現在我們就“傳統性”一節中的論據逐條地加以分析一下。
一、在《紅樓夢研究》中，俞平伯認為“《紅樓夢》之脫胎於《金瓶》， 自無諱言”，而《紅樓夢簡論》正是從此出發來論證《紅樓夢》的傳統性。俞平伯認為“《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而“給它以最直接的影響的則為明代的白話長篇小說《金瓶梅》”，並說這“色空”觀念“明從《金瓶梅》來”。但我們以為《金瓶梅》是托宋朝事來暴露明朝新興商人兼惡霸地主的腐朽生活的作品，而《紅樓夢》則是封建社會走向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後者在創作上受前者的某些影響是可能的。但是，後者決不可能是脫胎於前者，這不僅從書中找不到任何根據，就連俞平伯自己不也考證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所謂自傳嗎?那麽，這“脫胎”又從何說起呢?不加具體的分析，而武斷地確定《紅樓夢》從《金瓶梅》那裏承繼了抽象的“色空”觀念，這首先就從理論上否定了二者是現實主義作品。這種所謂“繼承”根本不是什麽文學的傳統性。如果真有這樣的所謂“傳統性”，這些作品也就不成為現實主義傑作，而卻變成了表現抽象觀念的萬能法寶了。這對《紅樓夢》和《金瓶梅》以及中國古典文學現實主義的發展，都是極其明顯的曲解。
二、俞平伯又舉《紅樓夢》二三、二六、四九諸回，寶黛引用《西廂》來談情以及寫作方法上的某些相似為例，而認為這是《紅樓夢》“源本《西廂》”的文學傳統性。
我們承認《紅樓夢》的作者確實是受了《西廂記》的影響，但是不是就可以把這種影響認為“源本《西廂》”呢?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可能而且也必然綜合了前代優秀文學傳統的影響，但更根本地是它源於現實，而絕不是源於某一作品，因為現實才是源，傳統隻是流，否則，源流顛倒，也就無從稱它為現實主義作品。尤其是俞平伯在這裏所舉出的例證，雖然是“最特出的三節”，但是哪一節也不足以說明《西廂記》與《紅樓夢》的傳統關係。
《紅樓夢》有許多地方引用《西廂記》，這是事實。但這種引用以俞平伯所舉的例子來說，隻是為了豐富作品情節，強化人物性格，更深刻地層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更突出，使人物性格更豐滿、更鮮明。寶黛大談《西廂記》是為了表達他們被封建禮教禁錮在內心的愛。在他們的生活條件下，這種情感是不能用坦率的語言直接表達出來的。如果這就是文學的傳統性，那麽，一部最壞的作品假若能引用一些著名作品的原文，當然也就可以說它是繼承了這些名著的文學傳統了。果真如此，這種傳統性是沒有什麽價值的。
所謂“脫胎於《金瓶》”，所謂“源本《西廂》”，其傳統性的概念不過如此。
三、不但如此，俞平伯認為“《紅樓夢》還繼承了更古的文學傳統，並不限於說部，如《左傳》、《史記》之類，如樂府詩詞之類，而《莊子》《離騷》尤為特出”，並舉二一、二二、六三、七八諸回以證之。實際上象妙玉之讚《莊子》等例子，猶寶黛之談《西廂》，乃人物性格的鮮明表現，並非是作者的文學觀。俞平伯的這種說法，不知是在談作者的文學素養，還是談文學的傳統性。我們以為首先明確文學上的術語和概念，對俞平伯來說還是必要的。
四、此外，俞平伯還以《紅樓夢》中與《西廂記》、《西遊記》、《水滸》、《金瓶梅》等書某些在寫作方法上相似的情節，來論證《紅樓夢》的傳統性，認為它是從這些書“脫胎換骨”而來，或與某書是“一脈相連”的，甚至說僅從“隔花人遠天涯近”一句話就演化成一段情節。這實質上和上麵所分析的俞平伯的許多唯心主義的文學見解確是真正的“一脈相連”的。我們不想再多加分析。
總之，俞平伯在論證傳統性問題時一再解說：“它不是東拚西湊，抄襲前文，乃融合眾家之長，自成一家之言。”但從俞平伯的實際分析裏，卻隻能得出《紅樓夢》的作者是個抄襲專家的結論。至於什麽是《紅樓夢》的傳統性，卻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但究竟什麽是《紅樓夢》的“傳統性”呢?
我們認為：文學的傳統性意味著人民性的繼承與發揮，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繼承與發揚，民族風格的繼承、革新與創造；而最根本的是文學藝術的美學態度問題，即它與現實生活的關係。隻有從這些方麵去探討《紅樓夢》的傳統性，才能真正接觸到問題的本質。
《紅樓夢》的輝煌成就與它以前的古典文學傳統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
《紅樓夢》繼承並發展了由《詩經》、屈原、杜甫、關漢卿、王實甫、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等偉大作家所代表的古典文學特別是小說中的人民性傳統。《紅樓夢》以前的一些小說所暴露的封建社會的罪惡雖然也相當深刻，然而它的深度和廣度還顯得不夠，至少在反映封建統治階級生活的作品裏是如此。但是到了《紅樓夢》，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的生活腐朽，並進而涉及到幾乎封建製度的全部問題。作者真實地描寫了這一階級生活的基本特點：殘酷的剝削，無情的統治，偽裝的道學麵孔，荒淫無恥的心靈。人們通過這些揭露和批判了解了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的本質，認清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麵貌。但是俞平伯卻認為，“本書雖亦牽涉種族政治社會一些問題，但主要的對象還是家庭，行將崩潰的封建地主家庭。……簡單說來，《紅樓夢》的作意不過如此”。將“封建地主家庭”從社會的典型環境中孤立出來，而不是作為典型的現實生活現象來考察，必然要陷入片麵性和局限性。不僅如此，俞平伯還認為，作者對於這個家庭“雖褒，他幾時歌頌，雖貶，他何嚐無情暴露”。這樣就把曹雪芹看成是沒有愛憎缺乏是非的作家，《紅樓夢》也成了沒有愛憎缺乏是非的作品。很明顯，俞平伯的這個見解和他對待《紅樓夢》的傾向性的論點一樣，隻從作者世界觀的某些落後方麵去衡量他對本階級的態度，而不從完整的藝術形象去分析，這當然不是科學的藝術見解。
《紅樓夢》人民性的傳統，還表現在作者創造並歌頌了肯定的典型人物。他把封建製度的叛逆者與蔑視者寶黛作為理想的人物，通過對他們的愛情和生活理想的肯定，一方麵體現著作者對封建製度的蔑視與反抗，一方麵體現著作者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所以當他預感到自己的主人公的性格與當時環境的衝突隻可能出現悲劇的結局時，他的偏愛也就更明顯了。他準備遵照現實生活的必然規律，在作品裏給黛玉以死的下場，來顯示她為現實所不容，所毀滅；讓寶玉以出家來對抗毀滅了他理想和婚姻的殘酷現實，以表現這逆子不回頭的精神。當然，俞平伯對於這個問題是有另外—種看法的。在《紅樓夢研究》一書中，他對寶黛將來的結局曾作了很多考證，結論是黛玉因體弱而夭折，寶玉為貧窮而出家，表麵上是斥責高鶚續書筆法的拙劣，實際上仍是企圖貶低《紅樓夢》反封建的意義。我們認為寶黛的戀愛悲劇正是封建貴族家庭壓迫他們的必然結果，是他們的性格與社會衝突的必然結果。作者通過這個悲劇顯示了寶黛為婚姻自主和個性解放的不妥協的抗爭與追求。作者是以充沛的熱情讚頌他的主人公們的行動的。但是俞平伯在《紅樓夢簡論》中卻認為作者“對戀愛性欲，十分的肯定，如第五回警幻仙之訓寶玉；同時又極端的否定，如第十二回賈瑞之照風月鑒”。把戀愛性欲看成抽象的純生物主義的，將寶黛的戀愛悲劇與賈瑞的“戀愛”混為一談。實際上賈瑞那種蕩子式的無恥行為應該加以極端的否定。“賈瑞之照風月寶鑒”，正是作者借此暴露封建貴族家庭中男女關係的混亂和可鄙，這完全可以從作者對這個家庭統治者的代表人物賈赦、賈珍、賈璉等更深刻的暴露性的描寫中得到充分的證據。作者肯定寶黛的愛情悲劇，否定賈瑞式的“愛情”，正表現著是非清楚愛憎分明的嚴肅態度。而俞平伯將二者混為一談，似乎要同情都該同情，要否定都該否定，偏一則不公平，這實質上隻能是俞平伯自己的邏輯。
我們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通過曆史連續性的典型人物的創造，達到了他否定醜惡、歌頌新生的目的。林黛玉與崔鶯鶯、杜麗娘這些元明小說戲劇中的婦女形象是同類型的。她們都渴望著婚姻自主，倔強地反抗著封建禮教的束縛。這些典型人物是具有強烈的人民性的，時代愈近，其積極意義也就更充分，反抗性也就會更強。林黛玉正是這一曆史連續性典型更高的發展。因為林黛玉以前的那些典型，隻是在某些方麵顯示著與封建社會製度的不調協性，特別是婚姻問題。而林黛玉的悲劇性格，卻是全麵地顯示著與整個封建社會製度的不調協性和對美好理想的追求，《葬花詞》正是這個悲劇性格的頌歌。“……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豔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汙淖陷渠溝。”這些誓詞充分顯示出林黛玉的叛逆性格以及同腐朽的封建勢力不妥協的勇氣和決心。如果《紅樓夢》的作者對這類典型的傳統性缺乏了解，就不可能在林黛玉身上概括得更深、更廣、更高。
連續性的典型在文學發展的曆史上是不罕見的。如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從奧涅金、畢喬林、羅亭、奧勃洛摩夫、克裏姆·薩姆金等形象中，可以看出人民性發展的一方麵。對“多餘人”批判的愈深刻，人民性也就愈強。《紅樓夢》在創造曆史的連續性典型時，的確繼承了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肯定的典型人物形象創造的愈完美充實，它的人民性也就愈強。
《紅樓夢》的傳統性還體現在作者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繼承和發展上。一切真正偉大的藝術，其所以不朽的原因，絕不僅僅因為它在藝術方麵有所貢獻，更根本的是它對生活有很大貢獻，通過真實的生活形象的塑造，幫助人民在社會鬥爭中和精神上爭取解放。一部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也就是中國人民為爭取美好的生活理想同反動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反映，在鬥爭中形成了中國古典文學寶貴的現實主義傳統。曹雪芹的《紅樓夢》，正是繼承並發展了這傳統。
首先，《紅樓夢》真實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貴族階級腐朽透頂的生活麵貌，描繪了現實人生的悲劇，時代的、社會的、階級的人的悲劇，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征兆，體現了作者的民主主義的理想。曹雪芹在全書開始，以煉石補天的神話概括了全書的主題。頑石的不能補天，賈寶玉的出走，實際上象征著對封建統治者反抗的繼續。在這個悲劇性的結局裏，對於專橫殘酷的封建製度提出了挑戰。
其次，曹雪芹不僅在文學創作的實踐中忠實於現實主義的原則，要寫出他所理解的生活的真實麵貌來，而且對文學創作在理論上也有比較明確的獨到見解。《紅樓夢》第一回石頭與空空道人的對話就明顯地說出了這一點。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間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隻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癡耶!若雲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曆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隻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曆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幹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戲中之小醜然。……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我師意為如何?”
在這一段話裏，曹雪芹確切地表達了他深湛的現實主義的見解，同時，也給了那些反現實主義的和形式主義的文學作品以有力的總結性的批評。
《紅樓夢》豐富的人民性、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以及作者從這一根本前提出發為追求完美的藝術形式所作的努力，決定了《紅樓夢》獨特的文學風格：深沉的痛苦、憤怒的詛咒、健康的歡笑、絢麗的幻想、青春的氣息、生命的躍動。這成功除了社會的與作家個人的因素之外，又必然地與民族形式的傳統密切地聯係著。
正如前麵所述，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其中也反映著為了追求文學的美學理想的鬥爭，當然藝術形式的問題也包括在內。所有《紅樓夢》以前的偉大的古典作家，都是竭力地為自己進步的思想內容尋找完美的形式。追求語言的新穎、鮮明、深刻、準確、優美、健康、有力，追求結構形式的和諧、統一、完整，是他們共同的道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就是沿著這條道路前進著，並使它達到了新的高峰。
《紅樓夢》在民族語言運用上的成功是輝煌的。它繼承了古典詩歌、散文、小說的語言美，特別發展了後期的小說、戲劇中的口語化的語言，揚棄了其中原始形態的粗糙，鞏固了已獲得的成績，拜把北京話提高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充滿著音樂的聲響。
作為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如大家所知，章回小說是為了內容的需要由“平話”發展而來。在初期仍然雜有一些“平話”的原始形態。到了《紅樓夢》，作者在前代小說的基礎上為複雜的內容創造了最完美的形式。《紅樓夢》錯綜複雜的網狀式的結構是高度的統—完整而單純的，這就大大地提高了章回體的藝術形式，使它達到了真正成熟的階段。
正是由於這些成就，才使《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特殊的光輝地位。
俞平伯不是從這些方麵去探討《紅樓夢》的傳統性，而是單純地以考證其中某些情節、文字和古典作品的相似或受其影響來論斷其傳統性，這證明他並不了解什麽是文學傳統性的內容。
在這裏，俞平伯可能提出反駁的意見，認為他的論斷是以脂硯齋的評注為依據的。當然，我們也認為脂硯齋的評注是研究《紅樓夢》十分可貴的材料，然而脂硯齋是從文學類比的角度去評論《紅樓夢》，它根本不能當作曹雪芹的文學觀，何況“脂評”還有些不科學的成分在內呢。退一步講，即使脂硯齋所提供的材料都是非常好的，但以俞平伯的這種觀點去運用它，也很難在傳統性問題上有科學的闡發。
四
以上就是我們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提出了對《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有關問題的一些看法。
《紅樓夢研究》一書是俞平伯三十年來研究《紅樓夢》的結晶；而《紅樓夢簡論》一文則又是這“結晶”的進一步的提煉和加工，代表他最近對《紅樓夢》的見解。在這些著作裏對於舊紅學家和新考證學派進行了批評，這些批評自然有一定的價值。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指出，從《紅樓夢研究》到《紅樓夢簡論》，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和方法基本上仍舊沒有脫離舊紅學家們的窠臼，並且與新考證學派在某種程度上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特別是在《紅樓夢簡論》中繼承和發展了舊紅學家們形式主義的考證方法，把考證方法運用到藝術形象的分析上來了。考證方法隻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辨別時代的先後及真偽，提供作品的素材線索。俞平伯卻越出了這個範圍，用它代替了文藝批評的原則，其結果就是在形式主義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一九五四年五四前夕於北京
注釋：
① 《列·尼·托爾斯泰》，《列寧全集》第16卷321頁。
② 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63頁。
③ 同上。
④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54頁。
⑤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原載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月刊一九五四年第九期)
此文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發表後，九月中旬我們曾作過—次修改，除個別文字的校訂外，主要是增補了第三節有關“傳統性”問題。這是因為原文後附有一個小注：“此處並非專論《紅樓夢》之傳統性，隻為駁俞平伯先生的見解而寫，故內容從略，將另撰專文論述。”但這個“從略”卻過於簡單了，以致沒有把意見談完整。根據我們當時的觀點，關於“傳統性”的概念，應包括“人民性”、“現實主義”和“民族形式”三個方麵，實際上隻談了人民性和現實主義，沒有談民族形式，所以在修改稿中主要是補充了這—部分。
一九五六年六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問題詞論集》(一集)，采用了我們的修改稿。《紅樓夢評論集》第一、二版，也都排印的是修改稿。這次修訂，除個別地方有刪節，個別地方有修改，基本上恢複了《文史哲》發表時的原貌。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舊作協古典文學部召開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座談會上，何其芳同誌曾嘲諷我們這篇文章不過是在講“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對於何其芳同誌的這個“評價”，我們現在隻能做兩點答複。
第一，事情雖然過去十九年了，我們毫不懊悔當年的幼稚、淺薄。魯迅說得好：“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第二，值得我們認真地、沉痛地進行總結的，決不是何其芳同誌的這種嘲諷。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我們在鬥爭的道路上沒有牢牢記住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而且在這裏也沒有講透徹，沒有講準確，特別是沒有沿著這個“起點”走到底，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的思想，所以就不能識別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以致被他們牽著鼻子引上了偏離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錯誤方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揭露了劉少奇、周揚一夥在文藝界的罪行。回顧十七年來文藝戰線上的驚心動魄的路線鬥爭，究竟是什麽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上當受騙呢?難道是因為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太多了嗎?這是值得我們也包括何其芳同誌深長思之的!
—九七三年——
十九年後的一個 五四前夕 李希凡校後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