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W維博主“再見驢十八”的一篇題為“曆史的必然性看從反毛到反華”的網文在海外也許引起了一點小小的轟動，讓膽小一點的反毛人士可能變得噤若寒蟬。 如果你是反毛者，驢十八的警告讓你感到驚慌，有幾個事實可以當作安神鎮定的良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把毛發動的文革定性為禍國殃民的災難，是難以推翻的。毛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所發動的經濟大躍進所導致的大饑荒和餓死數千萬農民的事實還記錄在中共自己書寫的黨史之中。
與反人類罪比較，反領袖的罪過是微弱的，其後果在大陸目前還隻是局限於丟掉飯碗的範圍之內。希特勒的後麵是極端民族主義的狂潮，對於那時的德國人來說，反希特勒也就是反德國。就是在黑暗的文革歲月，人們經常聽到的也隻是“反毛就是反革命，” 還很少聽說“反毛就是反華”。中國難道會回到文革或被法西斯統治的那種黑暗歲月？
驢十八最近的“中國之路從抓革命促生產到改革開放”的網文是第二顆重磅炸彈，目的就在於通過掩蓋農民餓死幾千萬的災難，讓毛所謂的“自立更生的革命精神”再次成為中共和中國人民之中占住主導地位的思維, 使改革開放悄悄染上一層低級狹隘的民族主義色彩。
不可否認，作為一個老練的左派或封建派文人，驢十八所寫的網文具有一種張力，一種雄渾或扣人心弦的推進節奏，使有的讀者容易受到蠱惑，落入作者預先設置的狹隘民族主義情感的圈套之中。如何化解驢十八這種蠱惑人心的“高級手法”，唯一的辦法就是看清楚驢十八的整個思路中有意遺漏了什麽重大事實，看清楚他的世界觀或價值觀在哪些方麵有極其嚴重的缺陷。
如果是從維護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的角度出發來批判全球化或“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是無可厚非的。西方的左派學者早已把批判資本主義的全球一體化作為其主要議題，中國人當然也有權利進行批判。問題是批判的出發點不能是為了掩飾毛時代的中國所發生的種種災難，不能是為了恢複毛的思想路線來搞一種貌似理論探討實則是玩弄文字的詭辯。
驢十八的第一個詭辯是把中共在1949年之後所建立的工業體係說成是因為貫徹了毛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沒有從西方（包括蘇聯）得到什麽紅利，毛是在白紙上畫出了一副最美的圖畫。驢十八這種不顧事實自我陶醉的腔調，讓人穿越到極左時代的中國，給人一種久違的感覺。
眾所周知，現代化或工業化首先必須準備人才，必須有一個高度適應的教育基礎。在中國，這個教育基礎就是清朝末期發軔的“廢科舉興西學。”中國封建傳統教育統統是無用的四書五經，沒有數理化教育這種來自西方的紅利，工業化現代化顯然是紙上談兵。毛的第二個紅利就是來源於西方的“主權在民”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的人民共和國這種政治體製。中共常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中國的封建曆史中產生，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情況的結合。驢十八盡量規避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原因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包含了對驢十八的至愛—民族主義的蔑視。
毛接手的中國並不是一張白紙，受西方經濟文化的影響而繁榮起來的上海一直是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蘇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給中國援助的一百多個大型工業項目實際上構成了中共製造工業的基礎。可笑的是，當“進口替代”成了驢十八網文描寫在某一時間段中國經濟的關鍵詞的時候，驢十八竟然沒有察覺他所強調的“自力更生”與“進口替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互否定的邏輯關係。
像那位呆在秦城監獄的平西王一樣，驢十八睜眼不見西方給近代當代中國所帶來的裂變。毛的所謂在一窮二白基礎上的“自力更生”實際上包含了西方教育模式，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共和國體製和蘇聯大規模的工業技術援助等好幾個方麵的重大紅利。
懷著一種對改革開放和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敵視，驢十八控製不住自己，竟然用“投降戰略”一詞來表達他對改革開放實質性的思考：
“更高明的經濟學家們出來說，既然閉關鎖國沒效果，不如開放。可這顯然是一個投降戰略：承認和接受現有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安排。。。‘出口替代’實行起來實際效果要比‘進口替代’看上去好多了。但這種“戰略”卻無法有一個清晰地成功標誌，因為它不追求革命性地改變。”
所以，在驢十八看來改革開放不但是經濟上的危害之舉，而且還可能導致中共在致力於與國際資本分工格局的配合之中喪失自己的紅色或革命的特征，從而使整個國家淪為西方的附庸。對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現象，中國科學院院長王偉光的態度是要看到正反兩個方麵，看到對中國的好處也許大於壞處。開放帶來了資金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生產管理經驗，也使中國成為了出口大國帶動了中國製造業的蓬勃發展。
無視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正麵變化，驢十八網文的實質就是鼓吹中國必須回歸毛的思想路線，由是驢十八開始了對毛“偉人”不著邊際的吹捧：
“毛澤東之所以有無與倫比的曆史地位，不會僅僅是一個戰略狂人。他更是一個極其有能力有辦法的執行者，善於學習，善於調動，謹慎周密，步步為營。從而保證其成功。軍事上如 此，經濟上也是如此。。。所以一貫之的總對策就是：抓革命，促生產。”
要讓毛擁“有無與倫比的曆史地位”，驢十八隻好橫下一條心向讀者隱瞞重大曆史事實，尤其是那些證明毛的“大躍進”的經濟口號給中國帶來重大災難的悲痛事實。中共自己的權威黨史在第二卷下冊第十五章之中著重描述了毛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災難：“進入60年代，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麵對繼續‘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全麵緊張，全黨和中央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多年來一直是描述當時經濟狀況最流行的官方說法。
當然，最嚴重的後果是毛發動的“大躍進”大饑荒導致了三千多萬農民的死亡，一場人類曆史上少有的人道主義災難。中共黨史對此也在二卷下冊中用1959至1960一年的時間裏人口減少約一千萬的情況來間接承認三年大饑荒有三千多萬農民死於饑荒的事實（563頁）。當時名義上還是主管經濟的陳雲提醒毛澤東：“農民最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是吃飯還是吃粥”（581頁）。
難道驢十八對這場人道主義災難和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經濟危機毫無所知？在這樣的災難麵前，還在用什麽“謹慎周密，步步為營，從而保證其成功”這種空話大話來欲蓋彌彰，做人的基本良心和道德底線何在？
中共內部的有識之士當然知道要維護其紅色統治不能依靠驢十八的這種厚黑性質的詭辯，不能再回歸到毛的所謂“抓革命促生產”的窠臼之中。在毛的內心，革命或階級鬥爭總是優先於經濟。“促生產”對毛來說多少是有些迫不得已，是向人民經濟訴求的退讓。當中共明確提出國家的政治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黨必須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人民的基本利益和先進的文化之時，中華這個人類最大的民族才算是走上了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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