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對話鄭永年：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下一步改革的試驗田）
[摘要] 今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
今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這被認為意味著民間討論多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設想已被列入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層麵。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設想覆蓋廣東省9座城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江門、惠州、中山、肇慶和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占地5.6萬平方公裏，人口6000多萬。
多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一直被提及。2016年6月，作為國家高端智庫成員之一的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正式向中央提交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共同執筆的政策報告，建議創設“環珠江口灣區”。
在鄭永年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加快區域整合，建立更大的自由貿易平台，在中國引領全球化方麵作出更大的貢獻。而無論粵港澳大灣區還是“一帶一路”，都可被視為中國全球化戰略中的一部分。
粵港澳大灣區讓廣東承擔更大責任
時代周報：你在《環珠江口大灣區與香港年輕人的出路》一文開頭就寫到，“如果沒有南方的開放，中國也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而美國前財長保爾森也在他去年的書《與中國打交道》中寫道：地方性的試驗常常演變為國家級的政策，最終改變了中國。對於改革開放將近40年的中國來說，南方（廣東）的價值就在於此，它必須不斷進行邊界拓展和試驗創新，以確保改革的可推廣性。經過近40年發展，你認為廣東改革先鋒的特性是否依舊？粵港澳大灣區是否可被視為中國下一步改革的試驗田？
鄭永年：廣東改革先鋒的特性當然依舊在，但不論是“排頭兵”還是“領頭羊”，廣東都需要更多創新和進步。
從經濟來說廣東是一個大省，深圳科技創新這幾年不錯，但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中國其他省份都進行了改革開放，有些地方的改革力度甚至超過廣東。所以廣東已經不再僅僅為了發展經濟而發展，而去尋找新的創新。
以前，廣東是國家發展的“排頭兵”，現在如何繼續扮演這個角色？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是一個非常大格局的、新的大手筆項目。
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是以廣東為中心的，但對它的定位很重要，這是做“領頭羊”的國家項目，而不僅僅是一個廣東項目。廣東需要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中國下一步改革的試驗田，並且是非常重要的試驗田，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概念，而且是體製創新、區域整合這個層麵的概念。
時代周報：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早在2010年，珠三角已經成為世界最大城市群，但珠三角實際上還是以製造業為主。和世界三大灣區紐約、舊金山、東京相比，粵港澳大灣區能怎樣幫助珠三角完成這種升級？
鄭永年：這實際就是目標。為什麽到現在還是以製造業為主？目前珠三角、粵港澳的城市分頭幹、重複建設，城市融合度不高。從經濟上說，粵港澳大灣區就是要在中央政府統籌下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緊密合作。
要多問問題。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有很好的金融條件，大灣區能不能整合起來，變成紐約那樣的金融中心？歐盟國家的就業市場已經搞得很好，那麽多主權國家的社會政策都互利互通了，粵港澳能不能聯通？香港、澳門的服務業水平非常高，去看看他們是怎麽做的。
不僅是經濟上互利互通，社會政策、金融、服務業要不要整合？能不能開放住房政策給香港、澳門人？要不要給他們提供就業和社會保障？這些都將是廣東要解決的問題，搞不定就找中央。
“一帶一路”不僅成型，而且在落實
時代周報：你曾寫道，“中國需要全球化，開放政策是一個國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徑，同時我覺得中國要推進全球化，這也是中國必須要有的大國責任”。你如何評價“一帶一路”提出這三年多以來，中國在世界格局中角色和地位的變化？
鄭永年：“一帶一路”是十八大以來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的，是中國外交尤其是經濟外交戰略的主體，非常重要，國家一心一意要把它做好。中國並不是說“一帶一路”是“我的項目”，而是大家一起參與的包容性的項目。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創意，現在已經轉變成具體的項目，它實際上就是整合周邊。中國有技術、產能和資本，這是周邊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老撾、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跟中國合作的項目已經啟動，開始慢慢出現經濟效益。三年時間不長，但從一個概念、創意轉換成了具體的項目，它的作用已經開始發揮，並將越來越好—“一帶一路”高峰論壇5月也要舉行了。
以前（走出去），主要是國有企業“打前站”，接下來，民營企業、私營企業要跟著走出去，跟沿線國家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合作。這是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不像美國那樣做世界警察，中國堅持睦鄰、安鄰、富鄰，自己發展了也推動其他國家發展，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哪怕從“一帶一路”的角度去看，粵港澳大灣區也非常有意思，整合了以後怎麽讓大家一起出去，是需要考慮的。
時代周報：特朗普上任後便終止了TPP，你是怎樣看TPP與“一帶一路”之間的差異？TPP的終止對於“一帶一路”戰略有什麽樣的影響呢？
鄭永年：TPP是排他性的，“一帶一路”是包容性的。TPP是規則導向的，“一帶一路”是發展導向的。TPP主要是搞標準、寫規則，“一帶一路”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項目，中國從沒有說要通過“一帶一路”寫規則，就像中國從來不會把自己的規則強加到別人身上。
AII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個開放體，是共同討論的結果，誰都可以加入，加入之後都有發言權。中國照顧其他國家，我想中國即使以後更強大了也要堅守這一點，不要像美國，隨便將自己的規則強加給他國。要因地製宜才能有效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大國不能太自私。
TPP終止對“一帶一路”沒什麽影響。中國可以做RCEP（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這是更開放、包容的經濟貿易。
時代周報：今年5月，中國將舉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是否標誌著“一帶一路”已經初步成型？
鄭永年：“一帶一路”不僅僅是成型了，而是已經在落實了。討論階段已經過去，各項目已經在落實階段，下一步要開始總結前一階段的經驗，推動“一帶一路”更有效地落實。
時代周報：接下來一年，中國的工作重心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據你的觀察，“一帶一路”和中國推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無互為影響？
鄭永年：影響有內外兩個方麵。“一帶一路”可以理解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部分，以及習近平以前提過的，“一帶一路”就是要重新使世界經濟再平衡。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結果，2008年以後美國、歐洲、日本都沒有完全蘇醒過來，世界經濟失去了動力。2008年以後，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承擔了最大的貢獻量，這幾年盡管中國經濟下行，但因為經濟基數大，中國仍然是對世界經濟貢獻最大的國家。通過“一帶一路”，中國承擔了世界經濟再平衡的一個抓手，開發發展中國家市場—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也是對世界經濟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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