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天昊
時代巨變，人心迷亂。
沸沸揚揚的特朗普“禁穆令”，凸顯了全球移民問題。近幾年，中國政商和知識精英中興起了一股移民潮，甚至“早發財早移民”成為部分人的流行語。據新世界財富（New World Wealth）的最新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富豪移民人數居全球第二，達9000人。大批財富被轉移到海外，明星英達在美國洗錢涉嫌被查，不過是冰山一角。
他們出走海外的原因是什麽？中國到底是人間棄土，還是人間熱土？國人的最佳出路，是仿效少數人移民海外，還是遵從多數人之路，堅守本土？這是時代需要我們迫切回答的問題。
來去自由，往來如風。或者外麵的世界更精彩，或者國家還有種種不足。我們理解離人的初心與苦衷，但是，激越的時代，需要的不是憂鬱的歎息，而是深沉的呐喊。
鏟除不義，清理曆史的牛圈；立下合約，確定當下的正道；深耕大地，創造未來的樂土。
中國未來的三部曲，每一步都需要走得深沉艱難，唯有留下來的人，能夠完成民族交付的重責與重任，贏得永世的榮耀。
移民並非最佳出路，堅守中國的10億人，才是未來的英雄。
（1）移民潮，悲觀的“棄船”論
大船將沉，智者先逃。這是當下中國部分移民的心理根基。雖是錯覺，卻頗有市場。
這些移民海外的人中，比例不小的是貪官及其家屬。2011年中國相關機構曾發布報告稱，1990年代以來有1.6萬名官員帶走合計8000億不義之財逃逸海外。後雖有機構指出外逃人數和金額有誤，但也一度引起轟動。此外，還有一批依靠政商勾結致富，充當權貴“白手套”的部分商人，移民可逃避未來的懲罰。
更多的是合法和自由的移民。這是一個龐雜的群體，有一大批先富起來的正規商人，眾多演藝明星，文化人士和專業知識分子。他們是改革的受益群體，本可作出更大貢獻，但卻選擇了離開，引發了廣泛的疑問和巨大的震動。
離開有多種原因，有的是為了更理想的生活環境，追逐藍天白雲，移民躲霧霾。有的是對國家感到不安，法治的缺失使精英階層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有的是灰色財富，轉移海外逃避懲罰，有的是為了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日益膨脹的海外移民大潮，不僅帶走了財富，更使中國流失了大批人才。據統計，僅2009年中國富豪帶到加拿大的財富就超過23億元，相當於一座世博會中國館。
為什麽他們拋棄父族的土地，避走異邦？部分國人信心不足，根源在於改革不到位，國家麵臨轉型困局。
當下中國麵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大的變局。以環境、公平、福利三大犧牲為代價的高速時代落下帷幕；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與弊端也開始凸顯。貧富分化嚴重，基尼係數接近動蕩線，階層之間利益矛盾重重；雖有“打虎”行動，腐敗問題仍然猖獗；同時，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極限，大片國土霧霾重重，汙染嚴重；社會不公開始加劇，缺少法治。凡此種種，國民不安全感加劇，悲觀情緒在部分人中蔓延。
信仰的迷失，使很多人持投機主義態度，缺乏責任感與家國情懷，一旦改革出現挫折，部分人就產生希望破滅感，欲棄中國這艘大船，尋找不沉的樂土。
（2）移民並非多數人的出路，大國大族需要自強自立
13億人的大國大族，能移民到哪裏？移民絕非最佳出路。
我們麵前有兩大邏輯。一是，移民隻占少數，非多數人的出路。二是，縱使國家有困局，大國大族，不可能通過移民獲得正道。
中國每年向外移民十幾萬，僅占人口的萬分之一，若以70年為一個人生周期，則終其一世，移民海外者，占總人口比重也不過1%。99%的國民，將注定留在父族。
就階層而言，移民主要集中於中產和權貴。關於中國中產的人數，據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測算，中國中產階層人口為2.17億，2015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為有3億人。無論哪種統計口徑，中產階層人數不超過3億，是相對少數。權貴豪門是絕對少數。居於絕大多數的是平民階層，總人口達10億之眾。
移民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並非國家的主體。作為大族，中國人不可能仿效猶太人，幾千年來在各個民族的縫隙之中求生存。
當下，中國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接收中國移民人數最多的是美國，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統計，從1980年至2012年，中國人獲得美國綠卡的人數總計為163萬。平均起來，每年也就數萬人，就算美國願意，全部中國人移民美國也需要上萬年，經曆無數世代。
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容納下如此大族，除了故土，別無樂土。希望在此岸，不在彼岸。
猶太人在全球兩千多年的悲慘命運，華人在印尼大騷亂中的悲慘遭遇均說明，海外並非一定是樂土。當下美國收緊移民政策，驅趕1100萬非法移民，歐盟和日本也加強了入境審查，移民海外的希望將更渺茫。
中國不僅是大族之國，也是廣土之國，人口全球第一，財富全球第二，領土全球第三。大國的內部性是決定性、戰略性、關鍵性因素。中國無法像小國那樣，通過外部調整來解決未來問題，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為中國負責。
小國敘利亞內戰，100多萬的難民就攪翻歐洲，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成為潰敗國家，必是全球災難，中國自強和富強，才可造福祉於全球。
走出埃及的猶太先民並非完美完善，卻有先知願意為其擔當責任，未來中國若真有困局，也需要有人出來擔當。
沒有哪個時代的興盛，不是熱血與汗水鑄就。留守中國的十億民眾的出路，才是中國最大的正道。
（3）堅守父族的人才是國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梁
移民海外，更像是精英和權貴階層中少數人的遊戲，但是對於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他們隻是極少數，留下來的人才是國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梁。一個正道的國家，必要為多數國人尋求未來，造就福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縱向比較，這是中國曆史上相對富足，也相對公平自由的時代。不少人將此歸功於政商和知識精英的力量，歸功於企業家，但是，這種評價是殘缺的。
過度強調企業家精神，卻忽視工匠精神，過度強調資本的價值，卻忽視勞動者的價值。中國勞動者的報酬占GDP的比例近十年長期徘徊在40%左右，而發達國家平均在60%以上。
瑞士信貸銀行研究所發布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1%的人擁有世上50.8%的財富。10%的人掌握了全球89.1%的財富。貧富懸殊在全球蔓延。在全球10億窮人中超過2億來自富國。富國的窮人也開始反思和覺悟，推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脫離歐洲。在全球範圍內，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格局發生巨變。平民已經登上全球舞台，人類將走向正知正覺。
當下中國提倡工匠精神，提倡“新愚公”精神，正是對精英主義的矯正。“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權貴精英對中國的主宰時間太久，確立平民主體地位的大時代亦已降臨。
作為全球唯一沒有中斷主體文明的國家，五千年來，一代又一代的“愚公”，奠基了國家深沉厚重的曆史。以熱血與汗水，作這國的基石，以誠實與信義，作這國的見證。
據經濟曆史專家麥迪森統計，中國在長達1000年時間中GDP全球領先，1840年之後開始衰落，20世紀初麵臨滅種危機，但不久又在1927—1937年迎來一個中期發展，經過建國初期的曲折後，1978年又重新崛起，當下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15%，僅次於美國。是十大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也是貢獻最大的，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達到33%，是全球經濟第一引擎。離開中國，失去的將是與未來大國共同成長的機會。一代又一代，無數的人出去了，堅忍不拔的留守者造就和改造了國家。他們是民族的脊梁。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和疆域大國，具備強大的內部調整和更新能力，經得起患難與挑戰，不會輕易沉沒。
天下大事，不成於機巧浮華，而成於樸誠勇毅。擁有億萬守望者，國家的繁榮，民族的強大，才有持久的續航能力。
（4）安定世道民心，就是國家的出路
當下，中國人遇到了三大挑戰，官商勾結是中國在社會領域的巨大挑戰，不僅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更導致貧富嚴重不均，社會公平失衡。階層矛盾頻發。2016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65，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環境汙染是第二大挑戰，霧霾區高峰期影響範圍達17個省市，超過國土麵積的7分之一；人心迷失是第三大挑戰，導致信仰坍塌，全民拜金，人心委頓，道德滑坡。三大挑戰，從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和精神信仰三個方麵，扼製了中華民族的發展空間。
一種憂患，兩種選擇。
移山填海，勝過移民。有誌向，有血性和擔當的民族，應仿效先賢，作新的移山之舉，而非移民逃避。
應對第一大挑戰，需要重建以公平為基石的社會。未來，需要以法律確立公平，保證多數人的利益。不輕易追溯過往原罪，但也不允許政商勾結，權力的當歸權力，市場的當歸市場。同時，約束既得利益階層。亂象既出，急需重典。反腐打虎，先行治標，複興民權，可以治本。在政策上確立以10多億人為主體的導向，確保未來財富更多向勞動者而非掠奪者傾斜，向實幹家而非投機者傾斜。同時，適當提高國家福利水平，為平民階層托底。避免中國成為又窮又亂的“潰敗國家”。
跨越第二大挑戰，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兼顧環境保護和治理，重新確立對自然的敬畏之心。
跨越第三大挑戰，需要重新朔造國民心之力。造就剛健強悍之國民，一掃萎靡之氣。中國與土耳其類似，是近代罕有的沒有淪為完全殖民地的兩大帝國後裔，隱藏了民族獨立自強的密碼，再加之對外開放與吸收，必可完成文明的涅槃，老樹發新芽。“曆史終結論”的破產，也給予中國創造新型文明以重大契機。
完善國家治理、促進改革深化與與收拾民心、重塑文明，皆不可偏廢 國道正直，必然人心安定，樂居故土。
（5）精英的責任
國家的迷失，首先在於精英的缺位。
民眾對精英階層有兩大期待，一是經濟領域，希望精英階層能創造更多財富，並帶動共富。二是社會改革領域，希望精英更有責任感，成為推動變革的關鍵力量。
雖然各階層都分享了改革紅利，但社會資源更多向精英階層傾斜。瑞信研究所《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百萬（美元）富翁財富總值達6.6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一半。經濟發展犧牲了部分公平，部分先富者利用不完善的製度攫取了大眾財富。尤其是在地產等政商結盟嚴重的領域更是如此。
責權對等，精英階層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但是在國家遭遇困局的時候，部分人卻開始逃避。美國2016財年發出9947張投資移民簽證，中國人就獲得了7512張、如果所有的財富精英都轉移海外，中國將出現巨大的財富黑洞，經濟一片荒蕪。這就是大眾疑懼財富精英移民的社會基礎。
在社會變革領域，中國的精英具備兩麵性。在價值訴求上追求自由，但現實中卻往往與既得利益曖昧不清。政治、商業與文化精英已完成了媾和。由於缺少獨立性，表現得浮躁軟弱，缺少堅決性。中產精英長期無法實現精神自由，部分源於權貴壓製，部分是其自私、懦弱和投機的惡果。
在亞洲，韓國從威權國家轉型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社會精英發揮了重要作用。韓國在1980年代創造了漢江奇跡，伴隨著現代、三星的崛起，更多人進入中產階層，逐步開眼看世界，提出民權乃至更高需求。知識精英則追求真理，勇毅無畏，敦促執政者，啟動了國家現代化之路。最終，韓國精英階層成為國家轉型陣營推動者，表現出巨大的擔當與勇氣。
中國當下的轉型困境，也需要精英階層有更多的擔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如華為等，入選世界五百強，開始在全球範圍崛起，曹德旺、宗慶後等財富精英，以振興實業奉獻社會。未來中國要讓超過一半的人進入中產階層，實業家的責任重大。前日京東總裁劉強東聲稱要讓每一位快遞員的收入超過縣長，這種態度就值得讚賞。
在改革方麵，精英雖然處於相對少數，卻是重要的社會力量。在經濟實力、知識和視野上具有獨到優勢，他們是社會不公的矯正力量，也是新思維的引領者。從道義和現實兩方麵講，精英與大眾結成命運共同體才會堅強有力，倒逼既得利益變革，推動國家轉型。
中產精英視野更廣，更有領導能力。需要主動求變，拋棄疑慮，從思想上、利益上告別既得利益，才能實現利益與德性的雙重超越。
移民並非唯一出路，留下來更能改變社會，成為曆史的創造者。擔當，責任與犧牲，永不過時。
（6）新的世代，呼喚新型領袖
歐風美雨飄搖，全球各國震蕩，新平民主義的衝擊，足以砸亂全球政壇，各國民眾均已覺醒和崛起，以主人的名義，呼喚新的世代。
中國更麵臨三十餘年來最劇烈的變局。全民亦滿懷熱望，概言之，民有九望。
民眾之望，首在公平。權錢聯姻腐蝕了公平，階層固化窒息社會生機。國家必要以公平為基石。個人前途歸於才華與努力，而不來於血統與依附，個人財富來自市場與競爭，而不來自踐踏規則，個人榮耀來自於貢獻與美德，而不來自權位與金錢。
次在民權。大批弱勢群體被國家遺忘和漠視，城鄉之間，體製內外之間，存在著巨大落差。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窮國都實現了免費教育與醫療，中國任重道遠。
三在法治。所謂的“上層逃離，中層逃稅，底層逃票”，正是天下失序所致。法治缺失，則社會崩潰，道德良俗，拋棄一邊，人倫廉恥，底線拉低，禍害深遠。
四在誠信。由於缺乏規則，舉國皆騙，人人惶恐，民心不安，民財不保。
五在安全。汙水橫行，毒米假酒害命，礦難頻頻，民眾的不安全感強烈。
六在製約權貴。部分官員貪暴，不少豪門炫富，唯平民缺位，人民的主體性何在？
七在富裕富足。中國人均收入尚在全球下遊，房價卻高聳入雲，大眾的生活與國家的繁華落差巨大。
八在實業振興。當下實體經濟萎靡，依靠市場競爭的行業步伐艱難，而地產和金融等權力幹預頻繁的行業畸形繁榮，地產商們擠跑了實業家曹德旺們。
九在包容開放，國家需要有包容個性的氣度，才可造就善於創新，剛健獨立的民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長為世界巨人，但這是個跛足巨人。經濟快速發展，公平卻失衡；物質逐步豐富，信仰卻坍塌。財富迅速增加，貧富分化嚴重。很多公民主權讓渡給政商精英，但先富者卻想拋棄窮人，大眾陷入雙重虛空之中。既失民權，又失民富。
新的世代，需要新型領袖。
當世有不少手握大權的人，謀私利，顧小家，卻罔顧天下人的疾苦，權柄、榮耀和金錢享受都要，貪婪且畏縮。這樣的傳統政客，必為新世代所拋棄。
深孚眾望的新型領袖，必有三大德性。
一是立心公正，求天下公平與人間法則，引導民眾走向德性。二是有擔當精神，敢闖敢破，不被利益集團圍獵，而要敢於圍獵利益集團。敢於為時代負責。三是有犧牲精神，成大事不必在己。把責任留給自己的一代人，把希望和應許的榮耀留給後輩。中國需要大能者，大智者和大勇者，但更需要甘於自我犧牲的領袖。
未來的中國領袖，肩負兩大使命。
一是清掃中國曆史的奧吉亞斯牛圈。對於大惡者，必加以懲治，反腐打虎不能停；對於曆史原罪，可結合時勢實現妥善軟著陸，或責其化為慈善，並警示其未來遵從正道；對於小過者，在訓誡的基數上加以寬宥。所有的權力，必須受到監督，所有的財富，必須來自陽光。
其二是與民立約，確立法治權威，與民立規，確立社會合約。與民立極，確立善惡邊界。如此則公平必至，誠信必樹，民心必安。
變局孕育的是希望。當下的中國，既存在種種不足，亦存在無限希望，精英逃離並非上策，留下才更恒久。走過今天的荊棘與荒原，才能看到身後廣袤的平地。
移民不如移山，各個階層，需要彌合裂痕，結成命運共同體，一起擔負起時代的重責，與艱險同行，與時代共成長。
在時代的節點，選擇決定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