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國明
【引發媒體高度關注的山東聊城“辱母殺人案”，既是高利貸“潛規則”的體現，又帶有一定的地域性特色。
從人均GDP看，聊城經濟的確偏弱，隻有全省平均值的70%，在山東十七個地級市中，排名第15。近年雖然承接了發達地區的一些產業轉移，但在實體經濟停滯、政府壓縮產能的大環境下，當地政府被迫轉向“旅遊經濟模式”，大批中小微實體製造企業很難得到足夠的金融支持來實施產業升級，稍有機會獲得訂單，往往不惜以高利貸獲得周轉資金。這是本次慘案的重要誘因。
但地方經濟畢竟隻是宏觀背景，在製度上說，當年高利貸“合理化”得到了許多理論支持，那些鳴鑼開道的學者、媒體，現在卻擺出一副痛斥高利貸和黑社會結盟的正義腔調。站在河邊不想濕鞋的學術圈人士和相關媒體，在麵對本案時既缺乏一貫的立場，也無法融合自己的經濟學說和道德立場。對於聊城這樣一個內地城市來說，學術界、媒體界和金融界聯手掀起的波浪實在難以承受。】
一個好的判決的判斷標準是什麽呢？除了看法律效果，還要看社會效果。因為法律的目的不是為了適用法律，還要對社會形成良性的引導。
從這個標準來看，聊城中院引起爭議的於歡一案的一審判決，就不是一個好判決。法律的價值在於懲惡揚善，不能隻考慮懲治，還要考慮如何揚善。這個案子引發廣泛的質疑，就在於沒有很好的考慮如何通過判決起到揚善的社會效果。脫離社會倫理的適用法律，會起到很壞的社會效果。
機械適用刑法關於正當防衛的限製條件，對於於歡傷人的前因，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忽略了法製隻是手段，目的是要引導社會向好。在一些媒體的推動下，這個案子，很容易引發社會對司法的不信任。司法是社會矛盾的最後救濟手段，如果司法不再被信任，那麽社會就因為失去了最後的穩定器而失去正常運行的基礎。
這個案子已經引起最高檢的重視，並已介入。聊城市市紀委、市委政法委牽頭的工作小組，針對案件涉及的警察不作為、高利貸、涉黑犯罪等問題，也已經全麵開展調查。公眾對這個案子的質疑和批判還在繼續。因為有些媒體披露的事實與判決書中的事實還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對這個案子最好的方式是等等更多的信息出來，再形成自己的判斷。畢竟是某媒體發起，需要多一份謹慎。
但如果對這個案子的批判和反思，僅僅陷於這個司法判決是否合理的層麵，那麽我可以說，這並不能從根本上防止類似的問題產生。這個案子的基礎事實，是因為發放高利貸而產生的暴力追債行為，案件的被告人和自己的母親遭到暴力追債人員的非法拘禁和淩辱，這是發生命案的前因。
自從高利貸不再被入刑，而隻是由法院來進行民事層麵的調整之後，高利貸就跟脫韁的野馬一樣，失去了控製。有高利貸，就會有暴力追債。高利貸和暴力追債相伴而生。光靠公安有限警力的打擊，暴力追債現象是不可能杜絕的，甚至是不會減少的。
高利貸為什麽能夠野蠻生長，是因為有暴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的那段話，此刻在我們耳邊飄蕩：“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高利貸頭頂原來懸著一頂非法經營罪的利劍，尚且不能杜絕。一旦把非法經營罪從高利貸頭上移開，那麽高利貸的泛濫成災，是一種必然。
高利貸走到哪，暴力性質的追債模式就會跟到哪。因為高利貸，都是在個人信用不足，無法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款的情況下，采取的無擔保方式的借款。這種借款因為沒有有效的擔保方式，你想想貸款人會用什麽樣的方式來保證他的貸款不被蒸發？答案隻有和黑社會的暴力結盟，把催債的環節交給黑社會去完成，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這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模式，高利貸延伸到哪，這個追債模式就跟蹤到哪。這已經不是一個秘密。
高利貸本來在中國是被嚴禁的。新中國除了消滅黃賭毒等現象，也消滅了高利貸現象，一段時間內，讓高利貸成為舊社會的符號。一直到2012年，高利貸，還在於非法經營罪的打擊範圍。那麽問題就來了，是誰在給高利貸正名，讓高利貸逃脫刑法的製裁呢？
2012年，溫州出現私人老板崩盤跑路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當時有領導去溫州考察的時候，提出讓民間資本有序進入市場。之後不久，最高院也在當年出台了司法解釋，對高利貸不再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隻是規定對高於銀行同期存款基準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不予保護。高利貸從此失去了約束，以燎原之勢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經濟活動中。
最高院取消高利貸入刑，並不是心血來潮，因為在那之前，早就有自由派學者，在為高利貸正名。某知名學者認為“我覺得高利貸很好，這是資金優化配置的結果。資金應該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項目上，也就是能夠支付最高利息的項目上。這和拍賣一樣，商品應該賣給出價最高的人，誰也沒有說商品應該賣給出價低的人”，“放高利貸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對繁榮經濟有非常大的作用。”自由派認為高利貸應該合法化，由市場自發調節，公權力應該退出。
自由派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沒說的，他們的建議後來果然被決策者采用。高利貸開始走到陽光下。本來刑法製裁加高了高利貸的風險成本，雖然不能完全杜絕有人鋌而走險，但尚且能夠讓高利貸不至於泛濫成陽光下到處存在的現象。
限製了高利貸業務，也就減少了暴力追債的發生率。反之，高利貸失去了刑法的限製，暴力追債的發生率就很高。
山東聊城的案子就發生在高利貸被合法化的背景下。如果追溯原因，這些為高利貸正名的學者功不可沒。因為高利貸而引發的暴力討債事件頻發，也應該給他們記上一功。
前麵說到，高利貸和黑社會是結伴而行的。沒有黑社會的支持，高利貸的模式無法持續。同樣，如果沒有高利貸，黑社會也少了一塊重要的利潤來源。要減少類似辱母殺人案這種悲劇發生，除了重新把高利貸置於刑法的打擊範圍之中，還要重拳打擊黑社會。12年之前，打黑一度被多地公安提上日程，但是後來打黑卻被汙名化，打黑被用以偏概全的方式說成是黑打，各地剛開始轟轟烈烈的打黑動作又偃旗息鼓了，黑社會又開始野蠻生長了。
那麽，誰在當年用以偏概全妖魔化的方式反對打黑呢？說起來很有意思，反對打黑的，也有自由派憲政學者們。同樣很諷刺的是，自由派憲政學者們，也是今天在辱母殺人案中，站在道德製高點上的那些人，以及他們控製的媒體。某媒體在當年對打黑的態度可謂是旗幟鮮明，這兩天唾沫星子四濺的公知意見領袖，哪個在當年沒有噴過打黑？可是，這些人當天對待黑社會的暖男態度，絲毫不影響他們今天在辱母殺人案上譴責黑社會追債行為時義正辭嚴的表演。
譴責黑社會野蠻追債行為，當然是對的。但如果是在反對打黑的前提下，譴責個案中的黑社會追債行為，怎麽看都有點自抽嘴巴的表演係味道。
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麽同一幫人，幾年前為高利貸和黑社會鬆綁的人，今天卻在高利貸和黑社會造成的暴力侮辱事件中擺出一副正義麵孔呢？
這就是奧妙所在。魔鬼有時候也會扮作正義的天使形象，活躍在我們身邊。他們先是製造了問題，然後又消費問題。製造問題，是為了消費問題，這樣的事情難道僅此一例嗎？
辱母殺人案需要繼續關注，我們表達我們的觀點，這都不是問題。但是要提醒的是，要警惕那些昔日魔鬼今日天使的自由派憲政人士，把針對這個案子判決的不滿引向對愛國主義的妖魔化，他們的小名叫公知。
辱母殺人案，是資本追求超級利潤過程中和黑社會暴力勾結的過程中出現的事件。關鍵詞是資本和暴力。高利貸脫離刑法的製約，當年就是體現了金融資本的要求。其實，隨著國家對金融的鬆綁，不光是高利貸以及相伴的黑社會催債現象井噴，各種非法集資和集資詐騙案件，也顯著增多。昔日的非法行為，今天都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這些原因不解決，光譴責司法不公和官商勾結有多大的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