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本書對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較有幫助，一本是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另一本則是鄭念寫的紀實小說《上海生死劫》。這兩本書在海外的影響可謂無遠弗屆，許多人就是從這兩本書中認識到了當時**統治下人們的生活狀態……接下來我們一起來解讀《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鄭念。
（曾經有人說年輕時候的她和章子怡好像，但是仔細看章子怡哪有她如此優雅的氣質。氣質的沉澱需要一個人本身的文化底蘊以及道德修養再加上時間的沉澱。）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於北平，中學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後升入燕京大學，而後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並與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的鄭康琪結婚。
隨著抗戰的爆發，兩人回到中國，其夫任職於國民政府外交部，後來被派到澳大利亞，他們在澳大利亞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麵臨留在大陸還是去台灣這一選擇時，他們選擇了留下，鄭康琪後來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經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後，鄭念任經理助理，協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後來，“文革”爆發，鄭念因其留學英國、丈夫曾是國民黨高官及服務於“帝國主義”的公司的經曆而遭非難，致其長達六年的牢獄之災，她的女兒則遭到造反派紅衛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隨著“文革”的結束及社會的日益開放，鄭念得以平反，並於1980年前往美國探親，最終定居美國。
《上海生死劫》就是鄭念在美國以其1966年到1980年這一特殊時期的經曆為題材寫成的紀實小說，其內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憶來敘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憶錄。這本書對那個荒謬年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無處不在的告密現象等都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別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隱隱望得見遠遠聳立的外灘1號亞細亞大樓乃至樓內我辦公室的窗口……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是個粉碎性的斷裂，上帝知道，我是多麽愛我的祖國……”
——摘自鄭念《上海生死劫》
鄭念的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外灘1號亞細亞大樓曾是鄭念夫婦工作的地方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鄭念不是一位職業作家，她的作品隻有一部，雖然此書的問世比內地文壇傷痕文學奠基人盧新華的《傷痕》要遲，但因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寫作，再加上她獨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矯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問世即引起轟動。要說傷痕文學的經典，筆者首推此書。
籍貫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一直以來，中國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貫為依據的，然近百年來隨著交通資訊的開拓和個人居住選擇權的開放，我們更以文化認知及人文價值的歸宿來認定我們的“根”，所謂“上海人”就是一個最典型的實例。
鄭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為留日海歸，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鄭念先後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受教育，後赴倫敦留學獲碩士學位。丈夫鄭康祺原籍濟南，為留英博士，雙雙學成回國後，丈夫出任民國時期駐澳大利亞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鄭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出任英資殼牌石油公司（即亞細亞石油公司，此為唯一與紅色中國保留貿易關係的西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鄭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詞厚幣懇請鄭念擔任總經理助理直至1966年殼牌結束在中國的業務。“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從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鄭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雖然她一口京片子，從不講上海話，但她的所有親友，喜愛她的讀者包括她本人，都認定她就是一個上海人。直至去美國後，她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請她相熟的上海裁縫做，再托人從上海帶去。1980年她離開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館收購她收藏的極其珍貴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遺囑，將文物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她的青春、她的事業、她滿腔的中華熱血、她對未來的殷切期望都無私地獻給她生活了37年的這座城市。她為書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為她早已認定自己的生命已與上海結成一段血緣共同體。1980年她的痛別上海，令她心中從此裂開一個很深的創口，永不會封口。她已預知不會再回來了，當時是因為特定的曆史條件，後來是因為年事已高，經不起長途飛行的折騰。
以鄭念女士的家世、經曆和教育，筆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種標榜為上層女子時尚雜誌中介紹的所謂新名媛，無非是美女加有錢丈夫或父親及名牌堆身，充斥著暴發戶的奢華，看在眼裏很為那曾經掠過時間回廊並投下高貴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貴族，她們的崛起和出現，為中國女界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風格。貴族的“貴”，不在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後擁，而在不用其一貫遵循的人文價值原則作交易，竭力維護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風範。猶如《桂河大橋》中那位英國軍官，雖然淪為俘虜、雖然已衣衫襤褸，但麵對敵戰國軍方的淫威所表現出的傲氣和貴氣，令人肅然！好像是福樓拜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鄭念，就是這樣一位名媛。
鄭念與張愛玲
寫到這裏，忽然憶起另外一位家世顯赫同樣以母語以外的英文寫作、同樣早年離開上海在美國孤獨終老的名媛——張愛玲。她們相差5歲。
張愛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對上海的愛和思戀之情，我們從她後來去美國後寫的或改寫的幾部小說中，仍強烈地感受到。與鄭念一樣，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婦從香港找上海裁縫做的。兩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執著，重視私人空間，但總覺得張愛玲的世界，還未走出白流蘇那個連鍾擺都比外麵慢一個時辰的幽黯的老公館。盡管一樣喝紅茶、講流利英文、對色彩搭配都有敏銳獨到的見解，但鄭念比張愛玲要大氣得多。張愛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鄭念則是少數勇於走出悠閑沙龍、置身於大時代舞台聚光燈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張愛玲最終與胡蘭成訣別，最關鍵的是因為他的不忠，此外什麽國土淪喪、民族氣節，她都不予關心。去美國大半輩子，嫁了個美國丈夫，但張愛玲卻似從來沒融入其主流社會，按說以她的英文程度應該完全不成問題的。而鄭念雖然去美時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雖然身在異邦，她也從不將自己與中國隔絕，“我還是關注著中國的一切，來自中國的種種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國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的空前繁榮，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對熱愛自己的讀者，哪怕“張迷”，張愛玲的反應也是十分冷淡的。與張愛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鄭念十分熱烈地回應她的讀者，她四處演講與讀者溝通交流，廣交中西朋友。她將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設立“梅平基金會”，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離開故國後，她們兩人都無比思念上海，卻又從此再也沒回過上海，哪怕已人到香港了。或者這就是“近鄉情怯”吧！張愛玲在中國文壇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鄭念行文中別具國際視野的對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眾多寫上海的作家中，是罕見的。
與張愛玲的孤淒晚景相比，鄭念的晚年要優渥充實得多。她在華盛頓高尚住宅區購有二房二廳四個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滿屋是書。但她與張愛玲都逃脫不了異鄉終老的無奈孤獨和落寞！數月前，她在浴缸裏摔倒起不來，因一人獨住，無人知曉。好在次日上午，她約好的一個朋友來訪，按鈴無人答應，特地叫來大廈管理員打開房門，鄭念才被及時送入醫院，但已元氣大傷，醫生告知她的壽命最多隻有一年——這大約就是美國文化吧！她聽了平靜地回答：“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文革”中鄭念身陷囹圄，長時雙手被反銬在背後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廁後欲拉上褲側的拉鏈都痛如刀割，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敞開褲鏈以至有可能閃露出裏麵的內褲……在牢獄中受盡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勸她放聲嚎哭來引起惡勢力發善心，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了……”
梅平之死
鄭念與女兒梅平
老友Y君，與鄭念的獨生女兒梅平青梅竹馬，後終因其太高的門戶，在“文革”前就理性地割舍了這段情愫。翩翩美少年現在也已七十來歲了。曾問過Y君有否後悔當年太理智斬斷此情？Y君沉吟了半天，緩緩說：“如果那時我還是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會讓梅平死！”
Y君記得最後一次見到梅平，是在上影廠門房裏，雖然母親被關押家產查抄，但畢竟青春總會給人希望。那時梅平手裏拿著一杯水靈靈的嫣紅的草莓，邊吃邊與人聊天，神情還可以。看這樣子不像數日後會從體委大樓跳樓自殺，因此Y君從來不相信梅平是自殺的定案。她告訴Y君，家裏錢財全部抄光（當時她仍是電影學校學生，沒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匯豐銀行還有戶頭，問Y君如何可以與銀行聯係，匯點錢來。這個生於海外，在暖房長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這樣不設防，Y君立時製止她:“你銅鈿沒有我幫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與香港聯係……”梅平有無聽他勸告不輕率妄動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即使沒有妄動，也注定她是逃不脫這場厄運的！
“文革”打砸搶高峰時，鄭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來敲周靈家門。其實她們素不相識，隻是看到周靈家門口貼的大字報——周靈是在俄羅斯基輔出生，父親是民國時代駐蘇大使，母親曾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俄語教師。“文革”中母親被關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認定，“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就找上門來：“我一個人實在太害怕了，我們兩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嗎？”
周靈畢竟成熟多了，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隻好硬著心腸回絕了她。由此可見，梅平當時是多麽無助！事後周靈多次自責，如果當時將鄭梅平“收留”下來，大家互相有個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過一劫吧？誰知道呢？在那人妖顛倒的時段，任何推測忖度都無濟於事！
澳大利亞出生的梅平自小英文流利，在少年宮就開始接待外賓，還是市女子劃艇隊隊長，彈得一手好鋼琴，還被選拔進上海電影學校表演係。當她青春的身軀從市體委大樓墜下，孤淒無助猶如一片落葉，迎著對麵人民公園綠叢中一抹殘陽，擁抱的是她從小就走熟的人來人往的南京路。她在高空中下墜時，會不會痛呼一聲“媽媽”？
匯聚浦江
1989年，筆者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女士零距離接觸。那時她應已七十好幾了，開著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著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發，很上海，與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樣是瘦削挺拔，隻是鄭女士更顯高挑。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曆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隻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她請我在一家講究的中餐館吃飯。有趣的是，她帶我走的是後門，從廚房穿進去，在一僻靜的角落裏，有張似是她專用的台子。她詼諧地說:“中國人就是會走後門，但美國的後門隻是通廚房。”後來我才明白，這家中餐廳在當地頗出名，且客人多為華人，從前門進來怕太注目吧。當我惴惴不安向她道歉未經她同意就與母親合作將她書譯成中文並在內地出版時，她爽朗地笑起來：“這不是很好嗎，讓內地人也能讀到我的書，我要謝謝你和你的母親。”她在餐桌邊翻看起來，馬上很認真地說:“這本書就是要上海人譯，比台灣人好。”我得到鼓勵，老實不客氣地說：“隻有我們才翻得出‘一打三反’，‘深挖洞，廣積糧’這些富‘文革’時代特色的名詞……”她深表同意。
她十分健談，講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常利用她在各地演講的機會，攛弄她講一些不利於中國的言語。比如，一次，有人遞紙條問她：“如果你有機會見到鄧小平，但隻允許你與他提一個忠告，以你的親曆，你會說什麽？”
說到這裏，鄭念如小女孩樣眨眨眼睛調皮地反問我：“你猜我怎麽回答他？”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來：“我對他說，我會給鄧小平一個忠告，那就是：No more smoking！(不要再吸煙了！)”
她告訴我，上海親人已將梅平的骨灰帶出來了，她要攜她去夏威夷海葬。她微笑著說：“是因為太平洋通中國，海水會將她帶回上海。”說到這裏，她有點哽咽，她又說，她已在遺囑中交待，自己身後骨灰同樣撒入太平洋。 現今，母女終可在黃浦江匯合了。上海張開溫暖的懷抱等著遠行女兒的還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