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中國人的第一個缺點是“奴隸性”，甘於忍受暴君異族的統治，不敢起來反抗；第二個缺點是一盤散沙，不團結，隻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個缺點是“民智低下”“智慧不開”，依賴成性，遇事退縮，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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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曆史：“國民性格”是大家很熟悉的詞，好像什麽壞事都有它的份，從反日遊行砸中國人的車，到在埃及神廟上刻字，都引起對國民性的討論。您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格”是什麽？中國國民性格最大的缺陷是什麽，有何表現？
張宏傑：關於國民性格的話題曆來眾說紛紜，甚至有沒有國民性格都是討論的話題之一。國民性格這個詞並不是中國人創造的，而是西方人首創。這些老外羅列了許多感性的詞匯，比如“麻木”“遲鈍”“欺瞞”“精明”“迷信”“不精確”……，用來表達他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這些描述失於雜亂感性，其中許多還自相矛盾。
梁啟超最先係統總結了他認識的中國國民性。他認為，中國人的第一個缺點是“奴隸性”，甘於忍受暴君異族的統治，不敢起來反抗；第二個缺點是一盤散沙，不團結，隻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個缺點是“民智低下”“智慧不開”，依賴成性，遇事退縮，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梁啟超的思維焦點很清楚，他所總結的這些，都是長期專製統治在中國人身上留下的與現代政治文明不適應的烙印。梁啟超說，中國要變成一個憲政國家，中國人就要從過去的“老百姓”變成“現代公民”，要培養起國家意識、公德意識和尚武精神。
張宏傑：其實走向現代過程中遇到國民素質問題，是“後發國家”的普遍現象。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知識分子也紛紛痛批傳統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關己、自私自利，那聲調聽起來和梁啟超們如出一轍：“人民……一切隻聽從政府，不關心國事。結果，一百萬人懷著一百萬顆心，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對一切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終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慮集會和議論！”在韓國等其他後發國家，對國民性的討論一度也非常熱烈，韓國人也曾經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勁、最沒希望的民族，許多知識分子都提出了國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國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後發國家需要麵對的共同問題。
鳳凰曆史：毛澤東認為宋襄公打仗的時候不肯半渡而擊，結果打輸了，是一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但是您的書裏認為這卻是一種貴族精神，為什麽這麽說？
張宏傑：《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說是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爭規則。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於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宋軍因寡不敵眾，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語錄，叫做“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由於這一最高指示，這個寓言被選進了中學課本，宋襄公成為全體中國人都知道的著名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確實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詮釋。
張宏傑：中國貴族文化的首要標誌是“禮”。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錢”的無所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衝向對方。這就是所謂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麵，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爭，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十分典型。雙方戰車在儲丘相遇，華豹張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卻偏離目標。華豹動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見，對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為鄙！”意思是戰爭的規則是雙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現在應該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規則，豈不太卑鄙了！華豹聞言，就放下弓，老老實實地等公子城搭弓。結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華豹。史書並沒有嘲笑華豹愚蠢，相反卻肯定他以生命維護了武士的尊嚴。
在今人看來，這些老祖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太迂闊了，其實不然。因為春秋以前的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與後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國（戰車？）而已，每次戰爭一般不超過一天。因此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鬥。貴族們在戰爭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傑令所說：“春秋戰爭禮最大的特點，在於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範。
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說：“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了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戰中宋襄公並非是心血來潮。作為殷朝貴族後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在戰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的“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於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其實不僅僅是儀式和禮節，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實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
鳳凰曆史：這種貴族精神什麽時候開始被“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觀所取代？為什麽貴族精神在中國很快就消亡而在歐洲卻形成傳統保留下來？
張宏傑：其實有很多史書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對此事的評價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認為即使周文王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就是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是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讚揚，他們感歎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
直到宋代蘇軾的《宋襄公論》，才開始以成敗論英雄。蘇軾以反傳統的姿態指出，不論如何，兵敗於楚，就是宋襄公的罪過：“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當然，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論以毛主席那句名言為登峰造極。後代中國人對宋襄公的唐突，其實證明了貴族傳統在中國大地的斷裂。
由於中國的貴族傳統中斷太久，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經很難理解先秦時代祖先們的內心世界。
張宏傑：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學影視使我們對歐洲的貴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許通過援引一些歐洲中世紀的曆史，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們的祖先，因為貴族社會的一些精神原則是一脈相通的。如果我們感覺宋襄公時代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過於古奧，那麽，打這麽個比方，也許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時代的戰爭規則，其實就是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
歐洲騎士的行為準則是：不傷害俘虜，不攻擊未披掛整齊的騎士。不攻擊非戰鬥人員，如婦女、兒童、商人、農民、教士等。
歐洲騎士間的戰爭，和春秋時代的貴族戰爭一樣，也是要擺好戰場之後，堂堂正正地對攻。搞突然襲擊，對真正的騎士來說，是一種可鄙的行為。騎士精神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不畏強者，作戰勇敢，不得貪生怕死，另一方麵則是同情弱者，對失敗者寬洪大量。當一名騎士俘虜了另一名騎士後，必須將俘虜待如上賓。英法戰爭期間在克裏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國騎士，在英國人的軍營中就經常受邀與勝利者英國人一起盛飲娛樂，活得安然舒適，直到被贖回為止。
這豈不正是我們嘲笑了幾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崇拜騎士精神，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它是“宋襄公主義”的歐洲版。為什麽貴族精神在中國很快就消亡而在歐洲卻形成傳統保留下來？很簡單，因為歐洲的貴族社會一直存在到中世紀之後。皇帝製度的出現，意味著貴族社會的終結。西方的貴族社會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而中國的貴族社會在公元前三世紀就結束了。也就是說，中國的貴族比西方早消失了兩千年。這對中西方曆史的發展影響是十分巨大的。長子繼承製使得貴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穩定性。英國大貴族往往能存在幾百年。1764 年，約翰·道爾利普爾估計，大約50 %的英格蘭地產是根據舊的財產繼承製代代相傳的。百年之後，法國學者希伯利特·泰納訪英後總結：“多數古老的地產是借助長子繼承製法則保存下來。”
鳳凰曆史：您在書中寫到了漢代能當大官的知識分子一般精明而滑頭，比如幾個同事私下裏商量好了怎麽辦，但上了朝，一聽皇帝的口風不對，馬上就有人背叛同事來討好皇帝。您認為是什麽原因導致漢代以後知識分子越來越依附於權力，在皇帝麵前爭寵？為什麽先秦士人能保持人格的獨立？
張宏傑：秦始皇以前，中國社會雖然動蕩、混亂、征戰不休，但是卻是自由、開放、多元的。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國家實現不了自己的抱負，感覺這個國王不尊重知識，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去施展。現在他沒的選擇了，他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他沒有了逃亡的自由。
如果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誅身”的話，那麽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是“誅心”。
元光元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在長安開會，討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議問題。儒家大學者董仲舒建議說，現在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覺沒有主心骨兒。他鄭重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漢武帝欣然接受。顯然，格式化全國人民的大腦，是這個控製欲極強的政治強人樂於做的。
這一決策對後世影響之深遠，隻有秦始皇建立皇帝製度和隋煬帝發明科舉製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競爭，杜絕了思想進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終止了發育和生長。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鷹變成了雞。從漢武帝開始，直到晚清，幾千年間中國再沒能出現一個堪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張宏傑：先秦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獨立不懼，瀟灑絕塵。
而漢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先秦士人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因為“獨尊儒術”，許多儒家大學者成了漢代的高官。匡衡、張禹、翟方進、公孫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說，因為學術地位高當上了宰相。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精明而滑頭。一舉一動，都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不怕別人的冷嘲熱諷。（“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比如公孫弘，他“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憑著這張“文憑”當上了公務員。入朝之前，他擺出一副鐵骨錚錚的架勢，動不動就批評幾句朝政，由此獲得了知名度。進入官場以後，卻很快“成熟”起來，以“曲學阿世”而聞名。每次召開禦前會議，他都順著皇帝心思，附合皇帝的決定，不肯堅持原則。有時候，幾個同僚私下裏商量好了怎麽辦，但上了朝，一聽皇帝的口風不對，他馬上就背叛同事，討好皇帝。（“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麵折廷爭”。“嚐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因為這樣兩麵三刀出賣朋友，他順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麽級別地位，想清清靜靜做學問，漢代也不是一個好的環境。漢武帝允許你思考，但是隻許用一種方式思考。“獨尊儒術”否認了認識的無限性，圈定了思想的範圍和方向。漢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教條迷信、思維僵化，缺乏個性和創造性。他們把孔子當成了頂峰和終極，漢代知識分子都“好褒古毀今”，奉孔子之言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終生囿於章句之學，老於雕蟲之術。
鳳凰曆史：一個日本人發帖說：“我們尊敬古代的中國人，看不起後來的中國人。因為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很不一樣。”您同意這種說法嗎？您認為古代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最大的不一樣體現在什麽地方？您認為是什麽原因讓中國人的國民性發生如此大的變化？
張宏傑：這話聽起來刺耳，細一想確實如此。如果仔細翻閱中國曆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曆程如同直跌下來的三疊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這裏可以隨手舉幾個例子。
先說尚武精神。春秋戰國時代，那些爭雄競長的大國，個個都強悍好戰。《詩經·秦風·無衣》的“注”中就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連今天說著吳儂軟語的吳越地區，在先秦時代也是一片氣質剛勁的土地。《淮南子·主術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班固這樣描寫這片土地的尚武遺風：“（吳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我們再來看看後來的中國人。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意外地發現，中國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帝國裏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象女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居留中國的幾十年裏，利瑪竇也看過上流社會的人打架，不過其情景卻讓他啞然失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隻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發。”“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麽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這些男人們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發，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閑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我們再來看看俠義精神。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的光芒最燦爛的時代。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他們如同珍視眼珠一樣珍視自己的個人尊嚴，對“平等”兩個字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嚐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即使在座位安排這樣的小事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春秋時代的俠客們天馬行空，無視法律規範，隻聽命於自己的良心。而《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卻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第四十五回鑽天鼠盧方初次見到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麽？”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
春秋時的俠客傲視王侯，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而《三俠五義》第四十八回寫五鼠麵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栗”，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類寵物式的命名，他們也都欣然接受。
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裏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
《詩經》裏麵有許多篇章，大膽地描寫愛情，甚至性愛。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淨地呈現在我們麵前。詩經裏麵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的原創力不再，但是文學藝術方麵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渾壯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開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和生活化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隻要中國人還說漢語，隻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麽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後，詩人們的才性、閱曆、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以詩寫得象唐或者象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他們以拾前人餘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詩壇，沒有一點激情和衝動，沒有一點真性情，甚至沒有一個真表情，除了納蘭容若外，居然沒再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張宏傑：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隻剩了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層到下層，人們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用湯因比的話來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隻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曆史研究》）如果說這幾百年中國人有什麽進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學和民間騙人造假術上的進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和一個變質罐頭的差別，或者說是石墨與鑽石的差別：雖然同是由炭原子構成，性狀卻已經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性格曆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遊，清澈見底，漢唐是中遊，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遊，經常斷流，奄奄一息了。
這個變化的過程，為什麽如此？因為專製製度的演進。
黑格爾說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湯因比說中國幾千年裏處於“僵化狀態”。如果因此而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沒有發展，那無疑是錯誤的。幾千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專製技術發展史。
專製製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種製度。為了讓這一家一姓能夠千秋萬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盡最大可能地壓縮社會其他人群的權利和利益，盡最大可能地消滅一切對專有權力的覬覦和挑戰，盡最大可能地維持穩定，保持現狀，防止社會發展變化。套用魯迅在《春末閑談》中的比喻，專製技術就是掠奪者刺在中國社會神經上的一根毒針，它使得中國社會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於它肆無忌憚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華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而是專製技術。這一技術，有高深的理論，有精密的設計，有龐大的體係。
從韓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後有許多理論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確立郡縣製度，是這一技術大規模應用的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給秦始皇創立的硬製度，配合上了非常適用的意識形態體係。
唐太宗完善了科舉製度，把社會的智力資源統一到“皓首窮經”這一條路上來，有力地從製度上控製住了知識分子的頭腦。清代諸君，則大興文字獄，在人們頭腦裏直接建立監獄，終於把專製製度推上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停滯”“僵化”，正是專製製度所要達到的目標，正反映了專製技術不斷發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鳩說：“中國是一個專製的國家，專製的原則是恐怖，專製的目的是平靜。”（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因此專製技術發展史的另一麵，或者說這種技術成果的體現，就是一部漫長曲折的國民性演變史。
鳳凰曆史：近代以來，梁啟超、魯迅、胡適都呼籲要改造國民性，您認為他們提出的改造方式有用嗎？您如何評價國民性改造運動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
張宏傑：從梁啟超到魯迅再到柏楊、龍應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認定中國人身體裏有一種難以治愈的“過濾性病毒”。報刊雜誌上，關於“國民性”的案例和報導每每引起全體中國人的熱烈討論。當然，也有人說，所謂中國人的“國民性”，是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對中國人“精神殖民”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打擊中國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們的殖民統治。不論如何，“國民性”已經成為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最熱衷討論的一個詞匯，殆無疑義。
在人類曆史上，似乎還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國民性深惡痛絕。也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晚清開始，中國人就堅信，隻有徹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國人才能浴火重生。魯迅、柏楊、龍應台，一代代精英杜鵑啼血，反思、批判、痛罵甚至詛咒國人的劣根性；從梁啟超、陳獨秀到胡適，各派知識分子們苦心積慮，提出種種國民性改造方案；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一代代掌權者更發起多次運動，或者“訓練民眾”，或者強製人民“新生活”，或者“狠鬥私心一閃念”，試圖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國人。可惜，迄今為止，梁啟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國民性缺點，大部分還鮮活地紮根在社會深處，而且在某些方麵還有愈演愈烈之勢。事實上，這反映出的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不成功，或者說現代化的久而無功。
張宏傑：從梁啟超到魯迅，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麵的問題。似乎隻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係：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複、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隻強調前者對後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籲，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後，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籲：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複活之義，以革我之麵，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毛澤東是清末以來“新民”說、“激進主義”“徹底解決論”的集大成者。他將思想改造手段運用到了極致。誰都不會懷疑毛澤東用心之良苦。然而結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國民性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某些方麵似乎還有所退步。梁啟超說過：“內亂者，最不詳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內亂時，民生六種惡性：僥幸性、殘忍性、傾軋性、狡偽性、涼薄性、苟且性；內亂後，亦生兩種惡性：恐怖性、浮動性。”
鳳凰曆史：您認為中國人應該如何改造國民性以適應現代社會？
張宏傑：梁啟超說，中國要變成一個憲政國家，中國人就要從過去的“老百姓”變成“現代公民”，要培養起國家意識、公德意識和尚武精神。這個任務，現在還沒有完成。在台灣社會進步過程中，一個重要啟示是重視對傳統文化的發掘和利用。
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告訴我們，任何一種變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礎，現代化與其說是一個摧毀傳統的“除舊布新”運動，毋寧說是一個將傳統資源轉化利用的“推陳出新”過程。或者說，文化隻可能在舊的基礎上升級換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間全盤更換。
胡適是以主張全盤西化聞名的。他說，“中國之所以未能在這個現代化世界中實現自我調整，主要是因為她的領袖們未能對現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然而，胡適的“全盤西化”並不是指毀滅中國舊有的一切。他說，全盤西化隻是一個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盤西化努力的結果，必然是兩種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開篇即提出了“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綱領。他說，中國傳統思想中也有科學與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據學，就是非常科學的學術方法。中國先哲提出的“實事求是”，也是不會過時的思維原則。因此，德先生和賽先生並非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來品”，它們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國這棵文化大樹上。因此挽救中國的文化基礎，是要以現代人的觀念，來“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再造文明”，使中國獲得新生。在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氛圍中，胡適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國故”，這反映出胡適思想與眾不同的深度。
與胡適的思路相類似的，是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領導者一直對傳統文化抱有敬意。他們都有意識地繼承中國文化遺產的正麵部分。孫中山多次說，必須去掉中國大地上的“陳土”。不過同時他也認為，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忠孝仁義是極為寶貴的資源，恢複這些品質是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麵。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也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優點和缺點都很突出，發揚優點是改革國民性的重要切入點。他說，中華民族“愛和平，尚忠信”，“忍辱負重，明廉知恥”，“重感情”，“勤勞刻苦”等等，都是我們的“天性”，“德性”。“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蔣介石最熱衷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格言。敗退台灣後，蔣介石宣稱要“保衛中國文化”，並宣稱國民黨要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為已任。這一決定的背景，一是要掃除日式教育遺存的需要，二是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因此，台灣社會的發展中，並沒有經過大陸“文革”式的對傳統文化進行激烈破壞的一環。台灣人的性格與麵貌因此與大陸人呈現出很大的不同。
（本文係鳳凰網曆史頻道對話曆史學者張宏傑文字實錄，采訪整理：唐智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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