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支持批駁“餓死三千萬”謠言 為孫經先《還曆史以真相》一書所作序言
推薦者按語：
我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暫時困難時期中(1960、1961、1962年)，關於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問題，是國內外反動勢力抹黑毛主席、攻擊中國共產黨，汙蔑社會主義和否定建國後前三十年的一個糾纏不休的問題，同時也是目前部分主流媒體，包括最高中央黨史研究權威機構對於自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中就這一問題的錯誤尚未糾正的一個嚴重問題。
李成瑞同誌幾年前曾經為得到山西大學研究生院原院長、數學家梁展東教授、中國數學學會理事和山西省數學學會理事長李勝家教授等多位專家、學者肯定、支持的、我國著名數學家孫經先教授的研究成果《還曆史以真相》寫序言。
誠然，李老過去曾經按照通常的以統計局發表的我們逐年人口增減數字為根據(與現在的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錯誤一樣)，發表過我國暫時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的數字的錯誤文章。當然，人口統計數字的減少並不是實際的人口死亡，孫經先教授的研究正是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雖然李老在這一問題上所犯錯誤是有情可原的。但是，錯誤畢竟是錯誤。可是錯誤是不是故意所犯，是有著性質區別的。
李老第一次得知孫經先教授的研究後，並未立即表態，隻是表示支持孫經先教授的研究，這正是一個嚴肅認真的學者的正確態度。後來，當孫經先的成果初稿寫成後，通過我請李老寫一個序言，李老欣然接受。
今天，孫經先教授來信如下：
鞏老師：您好!
驚聞李成瑞老先生逝世，心中十分悲悲痛。
李成瑞先生對我的批駁“餓死三千萬”的研究一直是支持的。他為我的專著寫的序言後來修改了一次，修改後的序言比原來的更好一些。我想是否把他修改後的序言通過某種形式先發表出去，作為對餓死三千萬的一種批駁，也作為對逝者的一種紀念。特征求您的意見。如可以，我準備同時寫一篇短文說明一下，也作為對李老的紀念。
祝好!
孫經先
我發表此文表示對李老的紀念!
鞏獻田2017年2月15日
序 言
(為孫經先《還曆史以真相》一書所作)
孫經先教授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寫出了專著《還曆史以真相——關於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報告》。我認為這本著作主要做出了下述三項貢獻。
第一，對“餓死三千萬人”的彌天大謊進行了深入的揭批
新中國的成立，使全國人民翻身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經過三年的團結奮鬥(1949—1952)，醫好了舊中國多年社會動亂和戰爭造成的嚴重創傷，使國民經濟恢複到戰前最高水平。又經過五年的團結奮鬥(1953—1957)，提前完成了國民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過了我國近100多年來的建設成就;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這些輝煌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廣大人民的鬥誌。在1958年大躍進中人民意氣風發、熱情高漲，在增產鋼鐵、興修水利工程和建立人民公社(鄉鎮)企業等方麵取得重要成就。但隨後遇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加上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的影響;也由於在工作中一度出現了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等問題，造成了1959-1961三年的經濟困難，特別是糧食供應的困難，有些地區出現了饑荒。毛主席及時發現了這些問題，先後召開了兩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予以糾正;接著又全麵施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全國人民的繼續奮鬥，克服了暫時的困難，使國民經濟從1962年起重新走上了順暢發展的軌道，不斷取得新的更大勝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中，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為了汙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詆毀社會主義製度，竟捏造造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人”的彌天大謊，並利用多種媒體和出版物，大肆炒作。對於這種謊言，已經有許多人進行了駁斥，而孫教授在他的這本專著中，通過細致的查證和研究，對這一謊言，進行了更加有力的揭發批判。以楊繼繩所寫的《墓碑》一書為例，書中所列舉的許多數字是憑空捏造的。如說：《常熟縣誌》載該縣“餓死11000多人”;《溧水縣誌》載該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載“餓死37000多人”;等等。孫教授經過逐一核查，這些地方的誌書根本沒有這樣的記載。《墓碑》中還有些數字是任意篡改而來的，如該書說甘肅省《臨夏市誌》載該市1959、1960兩年死亡人數41381人，經孫教授查證，《臨夏市誌》記載的這兩年死亡1230人，《墓碑》把這個數字誇大了32倍以上。《墓碑》還大搞偷換概念的把戲，即把死亡人數作為餓死人數。如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報告中稱：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人口總數為436882人，而《墓碑》中卻說“餓死436882人”;更荒謬的是楊繼繩後來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把這一數字進一步誇大為“餓死108萬人”!如此等等，這裏不必一一列舉。古人說：“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楊繼繩等人，就是要通過捏造“餓死3000萬”甚至餓死更多的人的謊言，刮起陣陣妖風，汙蔑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汙蔑社會主義，以實現他們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反動圖謀。孫教授的《還曆史以真相》一書以有根有據的資料和數字徹底揭穿了某些人無恥捏造的謊言，澄清了事實，起到了捍衛社會主義製度的積極作用。
第二，對“1960年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的數字是否符合實際，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1983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曆年人口數字中，顯示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這一數字引起國內外很多人的關注。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沿用1991年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這樣的話：“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麵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盡管這一數字沒有直接指明當時餓死了多少人，但它成為後來“餓死3000萬人”的說法一個重要的引用資料。
那麽，1960年總人口減少1000萬的數字是怎樣得來的呢?它是否客觀地反映了實際情況呢?這是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
我國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數字，來自公安部門的戶籍登記資料。關於1960年戶籍登記的人口總數比1959年淨減1000萬的問題，孫教授把它同1961年人口總數比1960年人口總數減少348萬聯係在一起，進行了深入的多方麵的的研究。他指出，這兩年戶籍人口總數減少，有以下五方麵的原因：第一，隨著新中國工業的迅速發展，從1956年到1960年初，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共有3010萬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但許多人原來的農村戶口並末注銷。到1959年底，這種重報的人口高達1162萬人。在1960—1961年整頓戶口中，這些重報人口大部分被注銷了。第二，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為了克服經濟困難，大規模精簡城鎮人口，要求2000萬人回鄉。在這些回鄉人口中，許多人注銷了城市戶口，卻並末及時辦理農村落戶手續。以上兩項造成全國戶籍人口數人為地“異常減少”1293萬人。第三，1953—1959年存在死亡漏報現象，在1960—1961年整頓戶口中補報675萬人，也“異常減少”了戶籍人口。第四，1960年和1961年出生人口減少，比此前三年平均增長人口分別少增長627萬人和827萬人。第五，1959—1960年人口死亡率增長，以1957年的死亡率(10.8‰)為基準，這三年困難時期的超線性死亡人數為350萬(饑餓死亡是超線性死亡的一部分)。
孫教授反複計算結果：1960戶籍登記年人口數中，扣除上述五方麵中前三個方麵由於特殊原因而發生的“異常減少”的數字，按後兩方麵反映人口出生和死亡實際情況的數字計算，全國人口總數比1959年不是減少了1000萬人，而是增加了371萬人。當然，這一數字與1955年至1957年平均每年增加1151萬人的數字相比，是少增了780萬人。這就是說，1960年的人口實際上並非絕對數減少，而是人口增長速度比過去顯著減緩了。這才是曆史的真相。孫經先教授對戶籍數字和人口變動實際情況的研究，回答了《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人口總數減少1000萬人的原因和由來，也進一步證明了“餓死三千萬人”謠言的荒謬性。
孫教授在闡述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上述五個方麵的原因中，有些數字是引用原有的可靠或基本可靠的數字，有些數字沒有現成的數字，隻好由作者自己測算。這些測算數字的準確性還有進一步研究的餘地。但是，我們應當肯定：孫教授研究問題的原則和方法是正確的。這就是說，研究1960年年戶籍人口總數的減少的問題，不僅要研究人口自然變動(出生、死亡)及其瞞報(漏報)和虛報(重報)的現象，而且要研究人口機械變動(遷出、遷入)及其瞞報和虛報的現象。國內外許多學者隻注意到人口的自然變動，而沒有注意到人口的機械變動;隻注意戶籍登記的人口變動與客觀事實相一致的方麵，而忽視兩者存在差距的方麵，這樣的思想方法是片麵的、不科學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書的作者把1960年總人數減少1000萬，簡單地歸因於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動，就是這種片麵性的具體表現。
應當看到，由於我國城市戶籍人口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明顯高於農村，因而由農村遷到城市的人口都要積極地登記城市戶口，而不會漏掉，但與此同時卻不一定銷掉農村戶口(這也與當時的有關法令中沒有規定由鄉遷城必須交驗注銷鄉村戶口證件的漏洞有關)。另一方麵，由城市遷到農村的人口，對於落戶農村卻不那麽積極。許多人認為精簡城市人口是暫時的，一旦經濟情況好轉就又回到城市，所以寧肯把戶口裝在自己口袋裏也不願在農村落戶口(群眾稱之為“口袋戶口”)，免得以後再到城市落戶口時遇到麻煩。1960年正處在農村人口大量遷往城市與城市人口大量遷回農村的交叉點上，同時又處在戶口管理較鬆與戶口管理較緊(整頓戶口)的交叉點上，各種矛盾現象(登記數字與實際情況脫節)也就十分集中地表現出來。
總之，孫教授的著作對我們的啟示是：研究這一問題也同研究其他問題一樣，在縱向上，要把當時的情況與以前和以後的情況聯係起來，不能靜止地進行研究;在橫向上，要把這種情況與有關的其他情況聯係起來，不能靜止的、孤立地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主觀反映的東西與客觀實際既聯係又區別開來，不能認為主觀反映的東西一定符合客觀實際。隻有以發展的、全麵的、客觀的方法來研究問題，才合乎辯證唯物論的要求。
這裏還要說明，我國上世紀50—70年代，由於戶籍製度建立不久，機構和製度尚不夠健全，再加上其他原因，使得許多年份的人口數字與實際情況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而也不能滿足人口平衡公式的要求。但在這一期間，國家統計局在國務院領導下，先後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這三次普查結果的真實性是中外公認的，這就保證了1953年到1982年這一時間段總體人口數字的質量。孫教授在書中對這些問題作了論證。從實際情況看，1982年以後，隨著戶籍製度的進一步加強，以及在統計工作中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和每年進行一次抽樣調查製度的建立，使得來自戶籍登記的年度人口數字接近或比較接近於實際情況，因而也接近或比較接近於滿足人口平衡公式的要求了。
第三，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的若幹論著提出了重要意見
孫教授在他的專著中不僅從正麵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而且對中外若幹專家學者——包括科爾(美國)、蔣正華、王維誌以及楊繼繩、金輝、曹樹基等人有關“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的論著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分別提出了質疑或批評意見。對於這些論著，我閱讀過的隻有科爾和蔣正華的論著。這裏簡要地談談我所了解的有關這兩位先生論著的一些情況。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是最早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在美國官方的資助下，他在1984年出版了《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書中估算，中國在1958——1963年的超線性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這一數字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大影響。1985年，我作為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辦公室主任，應邀參加了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合會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市召開的第二十屆大會。會上，我宣讀了題為《中國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的論文，各國學者對這次人口普查結果的質量給予了肯定和好評。關於科爾著作中關於中國超線性死亡的數字，會上有種種議論。有些學者表示支持，也有些學者表示質疑。法國人口學家卡洛提出：“無論如何，曆史學家需要這樣一個估算。我們建議中國同行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的調整，並說明調整方法。”
我參加會議回來，寫了《國際人口學會佛羅倫薩會議對我國1982年人口普查結果的評價和提出的問題》的報告。報告的最後提出幾條建議，其中一條是加強對我國建國以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口變動的研究。我要求這項研究能堅持嚴格的客觀性，不摻入任何主觀因素;並在人口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和方法上能達到較高的水平。這是一個難度較大的任務，提出後幾乎無人響應。最後由當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蔣正華教授承擔了這一任務。蔣教授和他的助手們經過反複研究，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1697萬)。對於這一初步的研究成果，曾由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中國人口學會與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在北京聯合召集專家開會，進行討論。國家統計局、公安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學研究所等單位的有關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者對蔣教授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給予了基本肯定，同時提出了若幹改進意見。會後蔣教授吸收這些意見進行了修訂，寫出了《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的學術論文，在《西安交通大學學報》上發表。蔣教授的研究，是在國家統計局的要求和支持下進行的，但國家統計局經過反複考慮，認為這一問題研究的難度較大，當時的研究成果尚不成熟，所以並未將此項研究列為正式科研課題，沒有撥付課題經費，沒有正式的“課題研究報告”及其“鑒定書”。蔣正華教授研究的初步成果始終是作為學者個人的學術論文，在本校學報和自行聯係的有關書刊上發表的。
1996年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誌約我為《中共黨史研究》(雙月刊)寫一篇文章，介紹中外專家學者關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研究的情況。我按照他們的要求撰寫了文章在《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發表。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國外有代表性的科爾的論著與國內當時唯一的係統性研究者蔣正華的論著。在介紹這兩位學者研究方法及其結論的同時，也提出了個人的一些意見。如對科爾教授的著作，肯定了他對我國人口普查數據經過反複驗算而對其“精度”和“一致性”作出的高度評價;另一方麵指出，書中對我國分年度人口死亡數的調整包括1958—1963年人口死亡數的調整，“是根據假設作出的”(科爾本人的說法)，缺乏科學根據。我還具體地指出：科爾所使用的作為計算起點的1957年人口數字，存在著技術性錯誤。我修正這一項技術性錯誤(其他有關資料和方法一律不變)重新計算的結果，1958-1963超線性死亡人口是2158萬，約數為2200萬，而不是2700萬。在這裏，應當指出，美國有關當局在科爾這部著作出版發行時，匆忙地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以擴大宣傳書中缺乏科學根據而提出的中國曾發生高達2700萬人“超線性死亡”的敏感性數字，顯然是包含了抹黑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企圖的。此外，在我國國內，有的人對於我修正科爾計算中一項技術性錯誤而得出的2200萬人的數字，硬說是“李成瑞認為中國非正常死亡2200萬人”，這完全是一種歪曲，必須加以糾正。對於蔣正華教授的研究成果，認為他根據我國三次人口普查的分性別、年齡的資料編製各年度的完全生命表作為估算年度人口數字的依據，這種方法是比較科學的;同時在研究中較多地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總的看，比科爾研究成果的科學性有所提高，但還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問題。我在文章的最後指出：“更深入的研究還有待今後的努力。”
孫教授作為數學專家，對各位學者有關論著所提的批評意見中，包括了大量數學模型等方法問題。由於我對數學沒有作過專門研究，對這些意見和問題難以置評。但我認為，孫教授對許多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不同意見是一件好事。有比較才能鑒別，真理愈辯愈明嘛!
總之，我認為孫經先教授的《還曆史以真相》一書，對於我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口情況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把研究的水平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當然，學無止境。希望孫教授和有關學者繼續努力，不斷推出更新的、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李 成 瑞
2015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