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東大橋中紡部宿舍1960年代回憶（五）

---- 零星片斷的時光倒流

上接北京東大橋中紡部宿舍1960年代回憶（四）

平時去80中的操場玩除了抓各類昆蟲，還有練習騎自行車，用我父親的“28加重”男車，我就是在那兒學會的騎自行車， 剛學習騎時往往請人在車尾拉著後車座以防摔倒，然後才慢慢不用人扶也可自行騎一陣。那時院子裏很少有家庭沒有自行車的，如果是雙職工家境不錯的往往還有多於一輛， 比如鄰居老侯家。自行車可算各家庭第一大貴重物品，好像還要得到某種票證才可購買，上海品牌的諸如“飛鴿”什麽的口碑性能最好。一般分男型女型，前者在座下向前方向多一直杆估計有加固車身作用，但也使得騎上去前推車滑行時，無法以腿繞車座前方後全身向上坐上車座（女車可以這麽作），必須將大腿從車後方繞過車座方可上座開騎。當時我父親的自行車每天晚上要從樓下搬上來放在進家門後的走廊那裏，我們年齡小未能學車前總愛在那裏爬上車座登著腳蹬玩，想象著以後學會騎車有多威風。隔壁的男孩沈豐大我七/八歲，文革開始時已經在高三，是孩子裏麵一塊玩時歲數最長的之一（他哥哥那時已經在上大學基本不在院子裏玩）。 沈豐騎車技術很好，教過我們小孩子騎， 下圍棋也技術好，還在院子裏的石頭凳子上練舉重什麽的 --- 那時管這叫“練塊兒”即練肌肉， 男孩們在一起吹噓欽羨各類自行車時他也是主角。有一次他還拿我家的加重自行車演示如何邊騎邊雙手提起車頭顛動一下記不清其意義了，據說這樣挺毀車，所以之前他還反複問我真讓這樣做我說可以哇，最後似乎也沒什麽壞效果。自行車白天有時有人家就放在樓道裏進門後的走廊裏，上著車鎖，多為車後方的一個圓型金屬鎖，但走廊地方小也容不下幾輛，夜晚基本都弄回各家門內。當時有偷自行車的各種新聞，偷車屬於大罪，但60樓門內被偷車現象則不記得。

1968年9月我進入80中作中學生後，多數的學校活動仍然是“文化革命”內容，但文化課程有了些，包括學習俄文作為外文。奇怪那時中共政府正與蘇聯交惡，但80中的外文仍是俄文，大概那是他們唯一的外文師資，因為前十來年作為蘇俄仆從國時，中國大陸曾經舉國學習俄文，紡織部不少機關人員包括我父親都在學習。但80中的俄文我學得不起勁，如今隻記得一句半句，連那開門必習的“毛主席萬歲”也忘得幹淨。班裏的男孩武建學俄文特上癮也學得好，似乎被那男教員喜歡。真學得好的還包括女孩孟曉原，2013年聚會時她還能口出一長串俄語。

到80中後我在班裏變得不再積極上進，學習什麽毛主席著作，搞什麽大批判之類無精打采，具體原因不詳，大概就是小孩子情緒有波動，老裝得一本正經的太累。我和一直在學校表現中遊的男孩陳明外號饅頭，鄒京修外號鄒塊兒，新從東大橋來的王林運外號王大肚子等玩在一起，前兩位本來在小學和院子裏就一直是玩伴， 我家他們常來。王林運家在東大橋下三條那一帶的胡同院子裏，我們每次去他媽媽都特喜歡，還說要我也給她當兒子。在他家我還看到從土牆磚縫裏爬出來的土鱉蟲，又大又扁，倒不顯凶猛， 慢慢自己又鑽回土牆縫裏。那時我和王林運老一塊去工人體育場的泳池遊泳， 他在班裏也是中遊人物。同時從下三條一帶來到80中的還有瘦個的楊其和矮個的張寶生外號小眼，他倆老一起上下學。楊其畢業後據說去當了售貨員，後來聽說因為“貪汙”而被捕？

在80中班裏的學生幹部首推以前在白家莊小學便是學校學生“幹部”的男孩武建，那時他和我不在一個班。武建小時個子長得快顯高，我們稱他“電線杆子”，但成年後身材不太高，被我和鄒京修等超過不少。陳明一直個子不高， 似乎他家兄弟三人都如此。到80中後武建繼續同時是班級裏與年級裏的學生“幹部”，班裏繼續作“幹部”的有我從小學便開始的女同學梅菽雲，新從六裏屯來的男孩韓宏元及那裏來的一個女孩也是什麽班幹部。那時除所謂向老毛相片 “早請示晚匯報”類宗教儀式外，中學生們每早或什麽時候都要集體列隊按班級匯聚到學校操場，整整數千人烏壓壓一片倒也壯觀，內容包括什麽學校領導“工宣隊”領導訓話，唱共產黨歌曲，做廣播體操，等等。估計那時醜陋的“忠字舞”已式微否則也得扭動不少。每次各班排隊一本正經走到操場時，武建和鄰班的一個高個男孩等“班長”便在排頭像模像樣地作領隊。那鄰班男孩姓薑名字已忘，臉色較白皙，我和鄒京修贈其綽號“薑片兒蟲”。另一也是班級或年級級別“幹部”的女孩子名龐紅被我們起外號曰螃蟹。我一不正經地作積極學生便與鄒塊饅頭等嬉笑鬥鬧愛玩玩小渾戲，給人起外號是一大內容。當時教我們體育的是個中年男教員姓馬，稍有口吃，被我等呼為“馬結巴”，似乎馬老師自己也有所知，某次放學之後，我和鄒塊兒等在學校中閑逛，從與操場並排的那座樓內窗戶朝外望見馬老師在操場一帶，便從窗戶朝外大呼數聲“馬結巴”，待其向這邊怒望然後衝過來欲抓捕時迅速遛掉了。

在80中我的班主任是中年女教師蔣仲芬（大致音），教什麽課程已不確切， 似乎是語文或“政治”。有一次蔣老師到紡織部宿舍灰樓一帶“家訪”或什麽，站在院子裏與梅菽雲吳再菲幾個女孩說話，我和鄒塊兒饅頭便爬到樓頂往下扔從頂層地麵揀起的小砂子，還往下吐了幾口吐沫，大概對蔣老師有不滿情緒。灰樓和新大樓的平麵樓頂人可通過頂層的門走上去，記得幼兒園時代新大樓還有個叫“王剛剛”的男孩因為爬到那裏頂層的邊沿水泥護欄上行走，掉下樓去摔死了，被我媽反複拿來做例子教育我們不可冒險。

這蔣老師大概對我印象不好，最近在微信裏還有當時同班後來與樓上肖宏結婚的女同學郝楠說蔣老師被我什麽事情氣得很厲害，什麽事情呢？我想不起來，似乎也沒有必要，14歲的孩子能有什麽事情要讓中年女教師那麽生氣？當然若有機會我定要向老師道歉。我雖然在80中班裏有些不聽話，但不是打架鬥毆偷摸耍賴的壞孩子， 數學語文這樣的課程還是學習的，不會逃學曠課，在班級裏也沒有特別惡劣的出格行為。當時班裏從呼家樓那邊“3501”廠宿舍來的男孩張雙奎等，不知為什麽專門與家住紡織部宿舍西鄰軍隊宿舍裏的女孩劉亞沙作對，大肆散布有關劉的不良消息荒唐逸事， 主要內容有說其與男孩子鬼混啦，在家被軍人爸爸打啦，爸爸一打她她就大叫“爸你別打我給您做飯！”等等， 並且還曾合夥向劉的課桌裏偷放毛毛蟲嚇唬她  ---- 如今回憶起來陳明之類還認為這事我不會參與。據同班的女同學蔣夏萍後來說這劉亞沙住的那個大院很混亂，劉那時總懷疑有人跟蹤她，所以放學常請蔣夏萍陪她一起走回去等等。這劉亞沙似乎後來曠課不少， 最近從微信群聽來的消息是她後來去空軍當兵，現居南京等等。

當時教我們語文的女教師有秦淑珍和何慧華，秦老師有一次上課見我把幾個紙疊的繃弓槍“子彈”放在木頭課桌的前方，便把它們用手彈到地上去了。那時教師上課總會巡視課堂，哪個孩子沒坐好或是課桌上有什麽違禁物啦會被批評，秦老師沒說話隻是把紙子彈彈到地上去應該算給我麵子啦，可我也不知好歹或珍惜那好不容易疊成的子彈，等老師轉身走後又把它們放回桌上。後來大概又被秦老師再次搞掉了或怎麽樣已經記不清楚了。秦老師的語文講得挺好，黑板字也寫得好，後來我72年從幹校回北京後還和武建他們一起去大概西四那一帶胡同秦老師家拜訪過，似乎秦老師丈夫也在家。記得那天從那裏出來還在街上正好碰見我那住東直門職業是民航局飛機機械師的表叔。

另一位教過我們班語文的女教師何慧華，我印象不深了，似乎年紀比秦老師長些。何老師的黑板書寫和語文教得也很好，2013年在北京同學聚會時陳明還大談何老師如何幫他孩子補習功課考大學等等。那時語文教師 似乎黑板字都寫得挺好。

80中大概在1968~69年我在那裏的一年多似乎也有其它課程，但內容記憶不太清楚了。反倒記得當時夏天要全體學生被帶到郊區農村去“拉練”和參加“雙搶”。“拉練”當時為一時髦消耗體力的無聊內容，名義上好像有準備戰爭之類意思因為當時大有要與蘇俄開戰的勢態，什麽珍寶島衝突等等，所以孩子們被組織成去鍛煉以便熟悉戰爭時逃跑或什麽情況？那時無論中學小學一概將班級命名為軍隊式樣的連/排/班即一個年紀為一“連”，每個教學班為一“排”，等等，不清楚整個學校是否也順勢名為“營”或什麽？反正學生幹部也依次稱為“連長”，“排長”之類，似乎我班上的武建便是“連”級幹部， 亦或學校級別的也可能， 因為他一直是什麽幹部幹部的，甚至後來高中畢業後到北京郊區農村插隊時也是當了農村的幹部。

與家住六裏屯農村地區的同學韓宏元，劉鎮芳的接觸使我第一次走近農村家庭和他們的生產基地，包括養魚蝦的池塘，菜地，農田，等等。韓宏元劉鎮芳帶我們到自己家裏去玩，我還向韓的媽媽買過小雞， 剛孵化出來的毛茸茸小雞放在他家炕上的竹木簸箕裏啄食喝水。在他們村裏路過養蝦的池塘時，劉鎮芳突然彎腰朝下，從水裏抓出活的蝦直接放到嘴裏咀嚼幾下便吞咽下肚，看得我們目瞪口呆。劉還從大隊菜地裏摘下茄子生吃起來，也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我家裏從未生吃過茄子。北方農村睡覺的磚土炕我也是在那裏第一次看到，燒炕的灶往往同時用來做飯和燒豬食。2013年我回去大家聚會時，韓/劉二人都在，旁邊有人說劉家經濟困難大家各出飯錢後還順便把餘款給了他，韓宏元則據說在當司機，臨別送我一仿琥珀類紀念物。

到郊區“拉練”要學生們背著自製“背包”徒步走很遠很遠，意為學習軍人那樣到處“行軍”。背包都是家裏媽媽幫著收拾的，走路則很累。 記得到達一什麽村子，裏麵的共青團書記也是年輕男子自稱“張包”，而我便聯想起三國裏張飛的兒子張苞。但此張包不過因為臉上有些青春痘而在自嘲， 中國人能自嘲的很少，我們對他都印象深刻。到農村後我們曾經參加過割麥子，但具體情節已不大記得，大概因為後來幾年我又到順義農村插隊反複割過麥子給混淆了。80中的拉練給我的記憶還有農民給我們吃他們曬的白薯幹等過程，細節已模糊不清。拉練住宿一概在村中農戶家中，據說還要挑選“階級成分好的”即所謂“貧下中農”家庭，否則有被“階級敵人破壞”之虞。

一年多在80中的學生生活沒有給我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我對當時學校裏各類忙碌的政治活動似乎提不大起興趣，我當時把當學生幹部這類事情稱作“政治”，有時對自己到中學後墮落成非政治人物還感覺有點失落，尤其是碰到白小同班的“鬧”孩子嶽鐵生，聽他問我“聽說你也很鬧啊”，心中感覺複雜。 在中學裏當各類“幹部”的同學武建雖然紅得熱火，但大概由於我們在小學即已認識又同住中紡部宿舍，和他仍然來往，也沒有賤民對貴族的自卑。有一次在班級課堂上大概什麽有關政治什麽的討論會上，我還站起來“發言”講了什麽已經忘記，應該是班級裏政治事務的意見之類。總之我和饅頭鄒塊王林運等中遊男孩混在一起度過80中的初中一年多生活， 大概無聊得很。

在中紡部宿舍生活的日子裏難免生些疾病，我最嚴重的是小學3/4年級時得的“傳染性肝炎”，那時在北京不少孩子和成年人都得過同樣病，大概是飲食或水什麽傳染的，包括當時傳聞進口的“伊拉克蜜棗”含肝炎菌等等。得肝炎初期會發燒，惡心嘔吐，渾身無力，要去醫院隔離治療吃藥打針等等，約幾星期後可恢複，但痊愈後終生有抗體，我近年在悉尼醫院作手術等抽血檢驗也證明體內有肝炎抗體。我還記得基本恢複後有一次自己去朝陽醫院複查，隨後叫了三輪車回到60宿舍家中：那時人力騎的三輪車還很盛行，無論北京還是我老家福州都有很多。孩子生病時多叫三輪車拉到醫院，出租汽車應該沒有坐過大概也沒有那種服務。 當時我們孩子隻見過60宿舍東頭“部長汽車房”裏的三輛小轎車，分別屬於副部長榮毅仁，張副部長和紡織部政治部主任朱至平，後者據說是從赴朝鮮作戰的中國軍隊中一位副軍長複原而來，一直住在大約64號門棟2樓，家裏還隨駐一位男勤務員大概以前是副軍長的勤務兵，他兒子朱曹曹有時在院子裏跟大家玩，也在白小讀書，歲數比我略小。2015年我回宿舍樓觀看，那汽車房似乎還在，不知用途是什麽了，記得當年我們在院子裏玩耍走動時常趴著那裏的窗戶往裏看停放的轎車，孩子們聊天吹牛時有關什麽吉姆，吉斯，伏爾加等蘇聯產轎車也是內容之一， 一個流行的順口溜開頭便是“吉姆吉斯伏爾加，苯斯XX與華沙”，苯斯後麵車名記不清了，這苯斯也不知是不是指現在的德國奔馳車。

在中紡部宿舍居住時各家洗衣服一概手工，那時沒有聽說“洗衣機”一詞。手洗衣服時用一木製或塑料搓板，即板正麵銼刻成十來條橫向高低凹鼓的槽，搓板傾斜置於水盆或水池內，先在濕漉的衣服被單等纖維布料製品表麵塗抹肥皂--- 一般是黃色廉價的“洗衣皂”而非帶些芳香的洗臉皂，然後按住衣服布料在搓板的橫槽部位上下反複搓揉，尤其襯衣的領口袖口等容易積累泥濘等肮髒處往往多加力氣，就是說現在機械洗衣機的功能當時全靠人力實現。記得連那肥皂有一陣都曾限量供應。後來到湖北及北京郊區農村才知道中紡部宿舍水池中手洗還算先進， 農村則常在河流池塘等自然水中，搓板也少見，農婦先手掄木棒木槌照置於石頭等硬物上之濕漉漉衣服床單猛捶狠打，算是搓揉，然後浸泡於河水溪水池塘水內滌蕩， 肥皂更為奢侈品。而若逢嚴冬寒季，手會在水中凍得通紅。實際上不洗衣服，那時冬天我們孩子手背也時常會生凍瘡，即皮膚由於過分長時寒冷而受傷發紅腫脹，要在不繼續冷凍情況下許多天才可緩慢恢複，最後凍傷的皮膚會結疤脫落， 未痊愈時整個生凍瘡處經常發癢。若腳上穿的棉鞋不夠厚或根本無棉鞋，則腳指頭也同樣會生凍瘡。

逢春節時期，院子裏孩子們常放鞭炮，記得有小炮兒即紅色紙包裝的細小圓棍內置火藥，頂部伸出一紙製撚子，點燃後會發出砰的一聲爆炸。 另有個頭大些的原理類似，更有所謂“二踢腳”：比成年人手指略粗約二/三十公分高的圓形紙裹炮仗，藥撚在下方側麵，點燃後會先在原地爆炸砰的一聲，然後上半部炮仗會順 炮身方向飛出，達一定距離後在空中再次爆炸， 所以稱“二踢”。 當時膽子大的男孩兒會手持二踢腳上方頂部周邊，另一手或請別人用火柴點燃下方藥撚，將手盡量向外方伸出以免傷及自己，閉眼，砰的一聲，第一爆炸聲響瞬間手鬆開（其實不鬆也無妨）， 則第二截炮仗飛向天空或什麽方向然後爆炸，頗刺激也有危險，一是第一截爆炸有可能傷及自己，二是飛出的第二截炮仗可傷他人甚至自己， 似乎我也如此嚐試過一兩次。有搗亂的男孩以此嚇唬女孩的。大批成排的小型鞭炮用竹竿拴住抬高或懸掛著點燃後連續鳴放的也有，但那費用相當高。

到1969年下旬，突然高年級69屆（長我兩歲）以上的孩子們都被要求去“插隊”或去“兵團”，大約是皇帝毛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聖諭發表時刻，於是幾乎一夜之間，我們周圍的老侯，老周等等一概全走掉了，隔壁童年玩伴侯林生那年正16歲，被送去東北“生產建設兵團”，樓下老周17歲，去了山西農村“插隊”，他們走時我都不知道，隻是走後大家才發現多年來一直玩在一起的大孩子們幾乎通通都走光了。後來聽說山西插隊極苦，山高田貧，作物歉收，食品狂缺，連醬油都要從北京帶去，晚間解手自行走至田間眼望四野狼眼綠火手持棍棒等原始情景， 東北內蒙“生產建設兵團”也好不了哪去似乎危險事故更多。

年輕人被趕去遙遠農村， 紡織部裏的家長們也被轟到湖北省安陸縣和湖南的邵陽去“幹（部學）校”勞動，好像毛皇帝當時也有類似什麽聖諭關於機關幹部要如何滾蛋的意思。紡織部當時當權的是共黨“海軍”某師級幹部叫“軍代表”名“毛宏翔”（音），人稱“毛代表”，為一毫無知識粗魯兵痞，如其老主毛皇帝一樣在自己作威作福封地內胡鬧亂來，把全體被其趕至湖北湖南兩處幹校的部裏職員們一概注銷北京市戶口（又這可恨的戶口！），據說當時國務院各部被下放去各自“幹校”的職員們唯獨紡織部被這毛宏翔幹了銷戶口這一陰損招數，弄得幾年後大家調回北京困難重重，許多人最後隻好留在湖北湖南直到退休，比如我在院裏和湖北幹校的不少同學家長，包括樓下高冀家，前麵樓的由建新，蔣夏萍家等等。我父親約68或69年什麽時候和大家一起被趕去湖北安陸幹校，剩下身體虛弱的我媽媽一人在家照顧我們：我們當時不知道，我媽媽已經患子宮癌好幾年，不知為什麽父母一直沒有將病情告訴我們，大概認為我和弟弟還年少且都是男孩，對子宮癌這種婦女病無法講清還是如何，總之當時那幾年我一直認為媽媽身體弱要作“衝洗”，其實那是她治療後期的恢複一部分， 即用水大概還有什麽藥品經常衝洗子宮口一類，當時她還有一本如何使用醫療洗滌器械操作的載圖書籍，內畫女性生殖係統及衝洗圖示，我有時偷偷看到立覺麵紅耳赤因是第一次看見女性生殖器官的圖畫：當時學校完全無人類生理教育導致男孩對女性身體生理毫無知曉。我媽媽的子宮癌估計未作化療或作了也無明顯副作用，她那幾年在我們麵前表現得隻是身體虛弱，還經常說她生我們兄弟都是刨腹產所以身體不好，而我年幼無知隻知刨腹產流血多使母親痛苦，完全不懂她的病情。我媽媽是位膽怯無甚主張的婦女，49年前我外公為福州閩江輪渡公司董事長，家境優渥，母親家兄弟姐妹5人皆大學畢業。1949年以前我父母親曾在中國各處居住，包括父親在四川西南聯大讀書（高楊振寧兩屆），父母親在上海結婚，等等。1950年其實我父親在美國已經辦理好妻子赴美各項手續，甚至船票都買好了，但母親最終沒有勇氣離開中國，還是父親自己回來了（跟如今各五毛兒國賊宣揚的什麽在美留學生愛國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一類胡言沒有關係）---- 父親說當時船上還有也是從美國回來的數學家華羅庚。此次父親與大批同事被一起趕到湖北幹校，母親明顯慌亂沒了主意。當時紡織部裏來了兩個一高一矮男的，反複到60宿舍我家裏勸誘恐嚇母親，而據父親後來說他多次告訴母親不要同意去湖北，甚至打長途電話回來，但最終不知為何又決定離京，具體過程父母沒有講過。 但僅我母親身患癌症尚未恢複卻遭趕至幹校最終癌症複發去世一事，這紡織部當時主政大小上下頗為殘忍無情，當然比之文革全國四處迫害殺戮驅趕弄死人的無數淒慘狠毒，他們這樣也不過小巫一樁。估計我媽媽性情實是怯弱，因為宿舍裏一些同樣是男家長被趕去幹校母親帶著孩子的有人就硬頂著沒有走。我母親是位連對親生孩子都從未高聲喝斥的家庭婦女，大概被那兩個一高一矮的部裏來人恐嚇糾纏得實在沒有辦法，因為連我都感到她對反複來勸誘的兩個家夥的敵意。我父母親生於上世紀初20年代（母親1919年，父親1920年），30歲前均已大學畢業工作成家，對1949年後的急風暴雨瘋狂動蕩毫無融入也茫然無知，心存恐懼彷徨，屬於要被中國共產黨改造甚或滅除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又不是什麽頭角尖頂級別，隻一般中遊居民，荒唐的共產主義大流掃蕩而過對無數中間舊日平常人物無情清理滌蕩如風卷枝葉浪打散沙，一切苦難彷徨酸楚心痛盡在不言。再往前看，他們的長輩，我爺爺與外公家庭皆為舊日富戶，爺爺為軍中將官，外公為工商上層，另還有一個為中共地下黨高級幹部的大伯（1945年福州共黨市委書記，1948年遭共黨內部肅清慘死，後“平反”，所以才有我奶奶家樓門前額上那塊“烈士家屬”紅匾阻擋了紅衛兵抄家）。這樣的殘留知識分子即為毛澤東所謂“在改造中使用”的前朝遺物，難以像如今五毛兒愛國賊那樣被主子一唆便起倒頭跪拜日夜呼爹感恩戴德手狠心毒動輒殺人，他們能夠生存下來未慘死暴亡已屬幸運，但他們給我這樣的後代啟迪並留下了與周邊共產黨社會環境格格不入的生存景象，包括異域景象。

我媽媽雖為家庭婦女，但知書受教多年且有49年前的大學文憑（會計或經濟），她給我兄弟買的一人一個厚達數百頁（每日一頁）的日記本上印有中國曆代著名詩歌書畫甚多，我對白居易“離離原上草”“琵琶行”等古典詩歌的記憶最初就是從那個日記本上得來的，那日記本我用了多年一直到1980年代出國前才似乎找不到了。我父母大學畢業照， 皆攝於1940年代：

大約1969年底冬季時分，我們一家包括專程從湖北安陸回來接我們的父親一起坐火車， 離開北京赴湖北經武漢去安陸縣“五七棉紡廠”幹校。記得在武漢停留時父母親還曾有過一次極少有的爭吵，內容不詳，估計與此次行程有關。其實多年前我家曾經去過廣西的南寧，似乎是父親工作調動，我對南寧的短暫記憶隻有某次在公園內坐著看水裏的魚來回遊動，那似乎是全家在外麵吃飯，但後來很快我們又回到北京，那還是我們家搬到60宿舍之前的事情。這回去湖北安陸幹校則是相當清晰的記憶，在幾個寒冷的冬日，我記得火車上我們都著棉衣，漆黑的車窗外偶有燈火伴隨著咣當咣當的車輪震蕩閃過，夜空冰涼黝黑， 我在北京的童年出現一個截斷。回想有歎：

生兮長兮北京城

幼時少時事紛紜

悲喜泣慶朦朧遠

   半世回首說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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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來關於童年在北京朝陽區東大橋中紡部宿舍現稱“中紡裏”的回憶就此擱筆，想著寫寫我家到湖北安陸五七棉紡廠的生活。 恰逢每年三月文革期間北京中學生“出身論”作者遇羅克蒙難紀念日，我在“紡院發小”微信群裏送出本篇回憶文之前的（一）至（四）四篇後，先與原住50幾樓的同齡黃明利拉些舊識家常，包括他提到一同事“趙厚文”曾在北工大77屆上學與我同學而我卻想不起來等等，聽他大哥黃維奇說我所送回憶文章的 .pdf文件字體太小手機無法閱讀，便增大了字體再發，且隨黃大哥也轉了幾頁被大陸屏蔽的維基百科中文版上關於遇羅克介紹及其他人紀念詩歌。轉天便被同學告知那裏有人開口大罵，我去一看，有三流氓真名實為“王向桓，張和平與司馬城”者，正在蹦跳對我指名大罵要殺我全家“死光光”且要先“回來一次打一次”等，好一派街頭潑皮喧鬧打滾破口張狂暴躁不已。這後二人我並不認識，當然估計也是當年院內住戶否則不會出現且如此激動，那“王向桓”我可太熟悉啦：外號“王八團子”，小我一歲，家有一弟王向寧，幼年時常到我家玩耍，我媽媽特認識他哥倆，其母名金銀，即姓金名銀，父母似乎皆為紡織部內行政幹部。王向桓為人屬於“賴”主兒，即當時北京孩子形容某人稀鬆酸軟愛嬉皮笑臉辦事繞彎易折不求原則，約相當於成年人之雞鳴狗盜之輩，在孩子中常做些惡心事項博眾人一笑，比如那次為得賞一廉價糖塊甘願赤身裸體雞雞向外站立某戶門口，直至樓上女孩快出現才被望風者通知而逃竄回屋，足見一般不太賴皮主兒不會如此。 今日這向桓連夥幾同類潑皮大罵赤膊昏胡而來，其實我也不甚奇怪，所謂坯別半世當仰視相待。前幾日還曾驚訝紡織部宿舍內五毛兒不甚囂張對我回憶文章未置惡評，隻幾人說好。今日出現三員武五毛大將呼嘯生風（不知這王/張/司馬桃園結義過成三兄弟否），倒開五毛兒為黨共產主義奮鬥先例：原來五毛也分文武，紡織部宿舍武將多乎。亦或幼時三國水滸嶽飛傳還曾記得？所以殺伐砍頭手腳熟練也，70年3月遇羅克未被其手刃可能心存憤惱報國未成。當年王向桓爺爺名王寶貴，為一山東農家赴京投奔兒子住在一起(那時院內類似情況不少），他家就在從我家後窗望下去的右手一樓63宿舍犄角處，有一戶外陽台， 與我們60號樓北邊同樣位置處的50幾號樓下一樓的男孩“窩頭”（外號，正名已忘）家遙相對應，兩家都有一戶外白色帶傾斜扶手的石製陽台，奇怪的是我們60號門洞這排樓的一樓各戶卻沒有陽台！總之這王寶貴老爺爺每日閑來無事，到前麵“窩頭”家閑坐聊天時，常手揪“窩頭”弟弟“小文兒”的陰莖睾丸即雞雞下兩個小球揉弄之，是習慣還是解悶不太清楚， 當然此舉今日在西方定會遭至狎童指控但當時孩子們如何知道？那時幼兒一概穿開襠褲大概為換洗方便，那“小文兒”隻兩歲或更小，渾然無知也無反抗或反應大概隻顧玩耍，但這王老頭揉小文睾丸事在院裏男孩中人盡皆知口碑相傳，王向桓當然每逢人提起便惱怒異常，但似乎也無辦法因是事實嘛。50年過去此人長成一憤怒武將五毛兒張口便殺大有當年小人書內古代戰鬥風格，我算開眼， 也明白了國內五毛兒與其海外同誌類似，少人品私德正派端莊者， 與共產黨70年來扶持養育潑皮無賴踐貨流氓作接班人下一代宗旨一致。順手回了此三員憤怒武將幾句，正待詳細增加幾字，ID便被“紡院發小”微信群主“肖鬆宋新榮”給刪除了---- 這“宋新榮”應為當時我家前院男孩宋新民姐姐，小時玩打拋球之類還記得有她。對這三潑皮流氓的憤怒暴躁我很理解，特贈幾句安慰一番：

  仿鄧拓：

豈有文章毀舊土

從來佞妄汙故園

莫道耳語棄市在

    紡院五毛殺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