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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高調“打虎”
1948年8月，蔣介石為挽救因內戰而迅速加劇的巨大經濟危機，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等幾項法令和辦法，宣布發行金圓券，實行限價，規定各地物價必需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不得提高，同時限期收兌民間所藏金銀、外幣。上海區以曾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為經濟管製督導員，蔣經國為助理，其任務是到上海實行“經濟管製”。蔣經國雖名為助理，實際上負全責。9月9日，行政院頒布《實施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充要點》，規定個人和商家購買物品，其用量不得超過三個月，否則以囤積論。
蔣經國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動的商界大佬們的後台就是南京的黨國要人，任務艱難，赴任之前，就對乃父說：“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係，且作後盾，故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麵，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也。”到上海後，蔣經國即在中央銀行設置經濟管製督導員辦公室，調來1948年成立的國防部戡亂建國總隊作為基本幹部，以親信王升（少將）指揮，企圖雷厲風行，大刀闊斧，以鐵腕手段實行經濟管製，打擊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等行為。蔣經國聲稱，這是一種“社會性質的革命運動”，要“發動廣大的民眾來參加這偉大的工作”。
戡建隊宣稱：將“以伸張正義的作法，嚴懲囤積居奇的奸商、汙吏，穩定民生必需品的供應”，同時希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獲得廣大民眾的共鳴和支持”。8月下旬，王升從戡建隊員中選拔精明成員成立“經濟管理工作隊”，與新成立的經濟警察大隊聯合辦公，擁有檢查倉庫、貨棧、賬目，直接帶走違紀人員，查抄貨物等各種權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務站”，設立檢舉箱，鼓勵各界檢舉。其後，蔣經國先後扣押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鴻元及杜月笙之子、鴻興證券號負責人杜維屏等“老虎”，轉交法庭審理。
蔣經國和蔣介石
蔣介石支持蔣經國的鐵腕做法。9月4日，蔣介石召見上海市長吳國楨，吳擔心蔣經國的做法有問題，蔣介石不以為然，日記稱：“經兒將滬上最大紗商鴻元與杜月笙之子拿辦，移交法庭，可謂雷厲風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為民之事，隻有犧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顧忌，惟天父必能盡察也。”9月7日，蔣經國親自回南京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對上海官商勾結的嚴重狀況雖感到痛心，但對蔣經國的“戰果”卻聽得眉開眼笑，“興奮非常”。當日，蔣介石日記雲：“經兒由上海來報告經濟管製情形。往日所有黑市與囤積等弊多有我黨政當局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徹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發見，實堪欣幸。”11日，蔣介石得悉上海“物價平穩，黑市幾乎消滅”，認為蔣經國克服了經濟上的“滔天大禍”，為“戡亂”奠定基業，高興地感謝上帝的“保佑”，在日記中表示“不勝感禱之至”！14日，蔣經國奉命再次回南京報告。蔣介石告以“食鼠之貓不威”的古訓，要他“多做實事，少發議論”，以免他人指責。後來，行政院院長翁文灝轉告蔣介石，美國有人認為蔣經國在上海的作風，“全為俄共產主義之思想，而其行動真是打到大小資本家之力行者”，“美國人必強力反對，並將正式警告”，蔣介石得悉後，一笑置之。
由於滿意蔣經國的工作，9月19日晚，蔣介石在和宋美齡乘車到南京東郊兜風時，特別和妻子相約，支持蔣經國在上海的舉措，“同為經兒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無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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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報道的微妙變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隊號召上海年滿18歲至35歲的青年參加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與奸商、汙吏鬥爭。報名者25428人，獲批準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成立，舉行入隊宣誓，蔣經國為監誓人，要求隊員協助政府肅清上海的奸商。同日，蔣經國決定在上海實行物資總登記，限令各工廠及商家，於當月30日前將所存原料及製造品向同業公會登記，報告社會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經登記的商品、原料，一概沒收。
當時，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靄齡的兒子孔令侃及其所開設的揚子建業公司（簡稱揚子公司）。9月29日，盧家灣警察局向上海警察總局報告，茂名南路、長樂路口的英商利公司汽車行囤有大量物資。經濟警察大隊會同該局前往檢查，發現該處存有大量物資，均係揚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號及虹橋路倉庫中也發現該公司儲存的大量物資。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資。10月2日，上海《正言報》發表消息，標題為：《豪門驚人囤積案，揚子公司倉庫被封》，副標題有《新型汽車數近百輛，零件數百箱，西藥、呢絨，價值連城，何來巨額外匯，有關當局查究中》、《貨主孔令侃昨晚傳已赴京》等。其中提到：“據該庫及鄰近住居者語記者，經警曾於前日至該庫檢查，並查封該項物資。後因為數過多，乃續於昨日完成查封手續。”
該報未說明消息來源，但據其中“該庫及鄰近住居者語記者”一語，可知該消息出自該報記者自身的采訪。《正言報》創刊於1946年，創辦者為曾任上海市副市長、市黨部主任委員、社會局局長的吳紹澍。吳早年參加反帝、反軍閥運動，思想進步，後因與軍統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銷職務，創辦《正言報》，批評國民黨和政府。該報在上海各報中率先刊登揚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吳紹澍和國民黨當局矛盾的體現。
同日《正言報》所發消息中，還根據接近孔令侃的揚子公司職員談話，披露了公司被查封的後續情況：在揚子公司被查封後，孔令侃曾致函蔣經國交涉，說明揚子公司營業額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會局登記，孔令侃並已於事發後乘夜車離滬赴京。
揚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報》和當時上海各報都未說明緣由，但是，根據當事人程義寬事後透露，這是杜月笙在兒子被捕後對對蔣經國的“將軍”。
程義寬隸屬軍統，時任經濟檢察大隊長，每天都需要會見蔣經國，匯報情況。據他所說，蔣經國決定召集上海巨商開會，堅要杜月笙出席。杜在會上說：“我的小兒子囤積了6000多元的物資，違犯國家的規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資登記交出，而且把他交給蔣先生依法懲辦。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也可以說是今天到會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上海揚子公司的倉庫去檢查檢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盡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們的親友的物資登記封存交給國家處理，也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所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處理，這樣才服人心。我的身體有病，在這裏不能多呆，叫我的兒子維屏留在這裏聽候處理。”杜月笙的話，合情合理，無懈可擊，蔣經國不無尷尬地表示：“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後，蔣經國立即派程義寬赴揚子公司執行。
孔令侃不僅是孔祥熙、宋靄齡的大兒子，而且和宋美齡關係密切。宋由於早年小產，後來一直沒有生育，非常疼愛她的這個外甥，視同己出，精心培植、嗬護。杜月笙要求蔣經國去檢查揚子公司，這就等於在他的嘴裏硬塞了一塊硬骨頭。
繼《正言報》之後，10月3日，上海三家大報《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陸續報道揚子公司被查封的有關消息，但其態度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申報》的標題是《抄獲楊子建業物資，呈候經管局候示》，不僅較《正言報》平淡，其內容則一是強調“上項物資均已向主管機關呈報有案”；二是強調外傳相關報道不確，聲稱“至外傳查獲大批新汽車及呢絨等，則並非事實”。《新聞報》的報道根據上海警察局特別刑事處的官方文書，其內容大體與《申報》相仿，但其標題則為《揚子公司物資呈報當局有案》，說明該批查封物資“呈報”過，有案可查，意在告訴讀者，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報道還稱：“關於外傳警局抄獲大批汽車零件、呢絨等物，並非事實”。《大公報》的標題為《揚子建業公司查獲一批囤貨》，內容亦與《申報》、《新聞報》相近，完全未提查獲汽車問題。
僅僅相隔一天，但三報與《正言報》的報道卻相差很大。其故安在？
推其原，當和孔令侃的緊急赴寧與宋美齡的緊急上海之行有關。
據程義寬回憶，孔令侃在揚子公司被查封的當天，曾飛往南京，向宋美齡求救。《正言報》的報道則說，孔令侃係乘夜車赴寧。兩說在孔令侃赴寧所用交通工具上雖有不同，但9月30日確有南京之行則一致。注11 另據中央社消息：宋美齡於10月1日晨9時乘美齡號專機抵滬。《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的低調處理顯然和孔令侃、宋美齡抵滬之間的緊急互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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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進退維穀
按蔣經國的脾氣和一貫作風，在揚子公司查獲了如此巨額的囤積物資，自然隻有一個辦法——審查、扣押、查辦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蔣經國感到，抓不得。
《正言報》、《申報》、《新聞報》的報道都提到了一個共同的情節，這就是被查封的揚子公司物資在事前已向上海社會局呈報登記。據後來監察院的調查，在蔣經國發布“物資總登記”的命令後，揚子公司確曾向經濟管製督導員辦公室遞交過一份英文貨單，雖然手續上略有未合，應該以中文向上海社會局報告，但是，人家總是報告、登記過的呀！
10月2日，蔣經國日記雲：“前天發現的揚子公司倉庫裏麵所囤積的貨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麵則擴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處理，真是頭痛。”
10月9日，蔣經國《反省錄》雲：“本星期的工作環境，是工作以來最困難的一段，希望這是一個轉機。除了物價不易管製以外，再加上揚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揚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現在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總之，我必秉公辦理，問心無愧。但是，四處所造成的空氣，確實可怕。凡是不沉著的人，是擋不住的。”
揚子公司以孔令侃為董事長兼總經理，屬於權貴資本（當時稱為“豪門資本”）。成立於1946年4月，注冊資本1億元，1947年資本增加為10億元，分為100萬股，孔令侃占24.9萬股。該公司長期名聲極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匯事引起廣泛的社會反感。此次囤積大量物資一事被發現，自然更加激起各階層人士的不滿，甚至憤怒，不少人，主張立即逮捕孔令侃。
據蔣經國當時的親信賈亦斌回憶，某日，他問蔣經國：“孔令侃案辦不辦？”蔣經國裝作沒有聽見，不回答。賈亦斌再問：“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蔣經國便說：“塔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上海‘打老虎’，說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是危險的。”說完便不再吭聲。賈亦斌當時對蔣經國仍懷有希望，過了幾天，再到蔣經國的住處，對他提出：“你對孔令侃一案究竟辦不辦？如果不辦，那豈不真像報紙上所說‘隻拍蒼蠅，不打老虎’了嗎？”蔣經國本來情緒就不好，聽了賈亦斌的話，便將沙啞的喉嚨放得特別大，嚷道：“孔令侃又沒犯法，你叫我怎麽辦？”這時，一種從未有過的失望和憤怒從賈亦斌胸中湧起，一拳擊在桌上，大聲反駁說：“孔令侃沒有犯法，誰犯法？……你這個話不僅騙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騙不了我！”
從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上海的物價共上漲3728倍，每年平均上漲14倍。到1948年夏天，上海的經濟形勢已經嚴峻到一觸即崩的境地。圖為上海市民排隊領美國援助的糧食。
犯法還是不犯法，需要通過法律程序，以證據說話，孔令侃按蔣經國的規定，將揚子公司的囤積物資事先辦理了登記手續，這就讓蔣經國感到為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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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令《大眾夜報》等停報刊
東北戰局逐漸轉向有利於中共。林彪實行“關門打狗”方針，先圍錦州，企圖卡斷東北國民黨軍退往關內的通道。由於錦州危急，蔣介石於9月30日自南京飛北平。10月2日，自北平飛沈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由廖耀湘指揮西進兵團，與自葫蘆島北上的東進兵團匯合，增援錦州。10月3日，蔣介石自北平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請其轉致已到上海的宋美齡，告以“兄已由沈陽返平，約數日後回京”，可見，當時蔣介石原無自北平直飛上海的計劃。
此後，蔣介石逛頤和園，參觀盧溝橋，聽譚富英的戲，好整以暇，顯得並不十分緊迫。10月5日，蔣介石和傅作義同赴天津，至塘沽，登上重慶號軍艦，至葫蘆島視察，部署、指揮。10月7日，返回塘沽，重回北平。10月8日上午，蔣介石先後與侯鏡如、陳鐵、傅作義等將領研究東北作戰計劃，但是，當日下午，蔣介石卻突然乘“中美號”專機，飛抵上海，住進東平路官邸。
蔣介石突然飛抵上海，是蔣經國、孔令侃之間矛盾激化的結果。
據賈亦斌回憶，宋美齡到上海後，即乘中秋節之機召見蔣經國、孔令侃，企圖調解這兩個表兄弟之間的矛盾，蔣要孔“顧全大局”，孔則大吼：“什麽！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兩人大吵起來。蔣經國臨走時表示：“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孔則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布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當即氣得宋美齡麵色煞白，手腳發抖，急忙打電話給在北平的蔣介石，說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蔣介石火速乘飛機南下。
蔣介石和宋美齡
蔣介石到上海後，當夜與宋美齡“月下談心”。同晚見到上海出版的《大眾夜報》，其第一版報道為《揚子囤貨案，監委進行徹查，必要時並將傳訊孔令侃》。
該報稱：監察院為徹查該案真相，特派監委兩人來滬。該報並配發一篇社評：《請蔣督導為政府立信，為人民請命》，中雲：
轟動一時的滬上豪門大囤積案似有煙消雲散之勢，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對政府的一點“信仰”之幼芽，恐將因此而連根拔去，同時亦可能給當前的經管工作以致命的打擊，瞻望前途，不勝憂惶。
總理當初所夢想不到的，在革命的陣營中，竟有若幹人因緣際會，形成了所謂“豪門資本家”……在國內藉其政治上特殊的關係，經營一切戕賊民生之買賣，如攫取大量外匯以輸入口紅、尼龍絲襪等奢侈品，獲取暴利；囤積操縱，掀動經濟風潮；從事投機，擾亂金融等等，不一而足，從不見將其資本投向生產事業，做一絲一毫有益於國家人民之事。而政府一切經濟上的政策措施，往往被若輩略施小技，便已破壞無餘。
人所共知，其中最著名者為孔氏豪門，此次利 公司孔令侃大囤積案，不過是許多事件中被發現的一件。
政府究竟是要豪門呢？還是要人民？將此處決定。
社評表示：“吾人盼望蔣先生貫徹‘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主張‘大義滅親’，毫無顧忌的對孔令侃大囤積案迅予徹查，鐵麵無私，懲以應得之罪。”《大眾夜報》原名《大英夜報》，創刊於1946年8月，其後台是當時擔任上海警備司令的宣鐵吾。宣鐵吾和蔣經國關係密切，支持蔣經國實行“經濟管製”，報紙上的報道和社評，很可能反映蔣經國的態度。
蔣介石讀了《大眾夜報》的兩篇文章後，非常生氣，不過當晚還無法發作。
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宣鐵吾等辭出後，宋美齡卻於當日上午10時親自駕車將孔令侃帶進官邸，引見蔣介石。據報道：“夫人禦黑色旗袍，孔禦灰色西裝，神態怡然。”這無異在向上海各界示威了。
10月12日，《大眾夜報》發表《緊急啟事》，聲稱：“本報為改變組織，整理內部，自本月13日起，暫行停刊，敬希親愛讀者，賜以鑒諒。”一直到10月20日，該報才得以複刊，整整停辦了一個星期。
《正言報》最早報道揚子公司被查消息，但是，其後並未發表相關激烈言論。9月30日，地下共產黨員王孝和因領導楊樹浦發電廠工人運動，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正言報》發表消息，指責國民黨“特刑庭亂殺人！王孝和口眼不閉，一路喊冤。”第二天，在吳紹澍指示下，又發表社論《不要再製造第二個王孝和了》。10月13日，國民黨舉行“宣傳會報”，蔣介石日記雲：“對《正言報》吳紹澍等不法言行，氣憤不堪，暴怒峻斥，事後自覺無謂，而且吳本人並不在座，輕忽狂言，不惟傷神，且亦自鄙人格。”
大概蔣介石的脾氣發得太大，言詞過於粗魯，所以蔣介石自覺不當。但是，有關當局還是下令《正言報》停刊。不過，其主因是該報對王孝和事件所發言論，而揚子公司案則可能隻是次因。兩因並發，所以懲處分外嚴厲。前此相關著作將其與《大眾夜報》視為同受揚子公司案件之殃，顯然失之於簡單。
【來源：《炎黃春秋》雜誌 2013年第9期 文/楊天石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文中注釋因版麵有限略 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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