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學時教育界沒有那麽勢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我最近碰到鄭也夫先生，他寫了很尖銳的一本書《吾國教育病理》，批評中國當前教育。
現在我孩子長大了，家裏沒有小孩在上學，因此我沒有切身的體會。但是我所聽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學的，都是糾結得不得了。究竟問題在什麽地方?我就回頭想我們上學的時候是什麽情況，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自然的情況。當然這裏需要特別說明一點的是，過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農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沒有機會上學的。城市裏的小孩大多數可以上學，起碼上小學，擇校問題沒有那麽嚴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區裏上學，如果到遠處，父母哪裏有時間老遠地去送孩子上學，所以都是在所謂的“弄堂小學”就近上學。
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應該回歸人性，應該引發孩子自然的創造力，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有些外國的教育機構就覺得我們特別奇怪，“三好學生”，哪有一個學生什麽都比別人好?別的學生，這個學生有這個長處，那個學生有那個長處，怎麽就有一個學生或者幾個學生什麽都比別人好?這是不符合人的發展規律的。我們那時候當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總的平均分這樣的統計，我們班也有學生特別棒，所有功課年年考第一，全麵發展。大多數學生是這科好，或是那科好。經常考前三名的學生是全麵發展的。但是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就那麽了不起了，比別人高出很多。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的學習方式是很自然的，當然碰見老師好的那堂課自然就特別喜歡。我當年碰到幾個特別好的數學老師，講得太好了，我們自然而然也被吸引進去，所以我中學六年最好的功課是數學。我當時上的學校是天津耀華中學，師資確實很好。因為校長(趙君達)很好，當時留美歸來，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後在北洋大學(今天的天津大學)做教授。後來自己願意辦中小學，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來辦學，然後他就應聘到耀華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學校，英工部局是英國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機關。解放以後說外國人辦學校是為了搞“文化侵略”，其實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國社會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見，說你拿了我們納稅人的錢，應該為這個租界做點兒好事。
什麽是好事兒呢，最好的事情就是辦一個學校!所以是他們出錢辦的學校。這個學校建築和設備確實比較好，磚都是從英國運來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厲害，就那個學校巍然不動。學校當時還設有實驗室、大禮堂、室內體育館。很少有中學有這樣的設備的，所以我們當時的全市運動會總拿第一名。學生是全麵發展的，但是我的體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長趙君達當時親自口試請來的教員，師資確實是一流的。但這位校長1938年被日本人暗殺了。學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領天津之後，不能進來。太平洋戰爭之後，英國也成了日本的敵國，日本勢力才進入租借。太平洋戰爭之前，英國和日本並不是交戰國，所以我們的學校不受日本、偽教育局的管製。但是日偽已經施加壓力，要校長改變教科書。趙君達校長還接手了南開中學的學生，辦了一個特殊班，我們下課後就把教室讓給南開學生來上學。因為當時南開中學不在租界內，被占領後，南開大學隨著西遷，中學還沒搬過去，那些學生就失學了。日本人借口裏麵有抗日分子，不允許他辦這個學校。怎麽威脅他都不服從，最後就真的派特務暗殺了他。我那時是小學二到三年級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這樣一個學校碰上這樣一位校長。他去世之後，繼任的校長也很不錯，原來的傳統還是繼承下去了。
這個學校還有一個特點(不僅僅是這一所學校的特點，我覺得過去的學校基本上都這樣)，沒有現在這麽勢利眼，對誰誰的孩子在哪個學校那麽關注，當時區別沒有那麽大。天津有一個特點，很多過去北洋軍閥政客下台以後都在那裏的租界上當寓公。我們學校有曹汝霖的孫女、袁世凱的孫女這一類的。徐世昌的侄女還有袁世凱的孫女都跟我同班，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大家隻是知道，有人這麽說，但也沒有人注意，沒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事。還有很有錢的大資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貧窮的孩子，衣服還有些補丁。都沒有什麽區別，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誰功課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時候的社會至少在教育界沒有那麽勢利。我特別不喜歡現在社會趨炎附勢的態度。那時老師也很敬業，從來沒有給老師送禮的，想都沒想過這樣的事情。
“幼兒園的費用比大學高很奇怪”
還有一個問題，一個小孩的教育費用如此之高，以至於允許生兩個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兩個孩子，覺得一個孩子已經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輩，從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個小孩在我的親戚朋友裏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階層，所謂的公教人員，幾個小孩也都能上學。不少人經濟有一點兒緊張，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學費的時候甚至會去借一點兒錢，是有這種情況存在的。但是還沒有像現在那麽負擔重。特別是在知識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學的。那時候大多數是私立學校要交學費。但公立學校真的不用交費，這個很清楚。比如一個縣、一個市都有縣立或市立中學、小學，都是完全不交學費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質量最好的。因此貧寒子弟隻要憑成績考進去，就可以上學。
我就覺得納悶，現在上學的費用怎麽那麽高。現在人的收入情況，從城市來講，平均應該比以前高。當然在抗戰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裏麵的中產階級收入還是比較高的。我記得好像是陳明遠寫過一本書，計算當時城市裏的中產收入，比如魯迅他們收入好像都還比較高。那是在抗戰以前，一九二幾年到一九三幾年，確實是這樣。抗戰開始以後就每況愈下，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階層的收入就相當低了，生活拮據。但小孩上學的問題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吃不消。現在幼兒園的費用都比大學高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需要像鄭也夫先生這樣的社會學家來尋找社會原因、製度原因。我們從前上學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等到上大學之後，如燕京大學、滬江大學這種私立學校學費確實比較高。這種學校，一般中產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學費。但是它們也有獎學金，成績好自然就可以免學費，另外家庭貧寒也可以申請。但是國立大學是絕對不要錢的，比如清華，一個子兒也不交，隻需交飯費。還設有助學金，家庭貧寒的學生飯費可以免，當然夥食非常糟糕。當然這裏麵把農村排除在外，必須說明這一點，那時貧困的農民是上不起學的。但也不是絕對，也有人到農村去辦學。那些有誌之士，像葉聖陶這樣的就到農村去辦學。現在我確實覺得很納悶，撫養一個孩子的費用怎麽就那麽高?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挑學校看升學率是本末倒置”
從前我們挑學校，說一個學校好，一般會說這個學校的師資力量好，教員很好，風氣很好，學生在裏麵都好好學習、不瞎鬧，管得比較嚴，是這樣看的。很少聽到“升學率”這個說法，沒有說挑學校是挑升學率的，因為好的學校出來的學生考大學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說先有升學率然後學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質量，將來學生出來才容易考上好學校。這整個觀念跟現在很不一樣。
開始的時候，我們學校老師的工資可能比其他學校高一點，可以聘來高質量的老師。但到抗戰後半期，以至於40年代打內戰的時候，通貨膨脹很厲害，所有教員，包括我們老師生活都非常苦，他們的工資基本上快吃不飽飯了。但他們還是非常敬業，很認真地教書。我記得有一位國文老師，單身女老師，她生病時，我們同學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蕭然!她進不起醫院，生病就扛著，稍微好點兒就來上課，但來上課時照樣精神抖擻，認真講課。四十年代末，老師確實非常艱苦，也有老師在課堂上發牢騷，說肚子裏麵空空如也，連窩頭都填不滿了。不是單身的話，家裏還有妻兒老小要撫養，確實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覺得老師懈怠，不好好教書，或者有錢人家的家長給老師送錢之類的。所以我覺得風氣和現在是不一樣的。
我們那時上學，功課沒有留的那麽緊。我記得一般三四點鍾下課，放學回家最多做一個鍾頭的作業，作業大多數是數學習題一類的，或者是國文老師留了一課書，下個禮拜背下來就好了。我也學鋼琴，再練一個或者半個鍾頭的琴。晚飯後是不做功課的，就是看閑書。睡覺也比較早。在求學期間，我看課外的書要遠遠多於課內的書，同學之間看書借來借去。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寬鬆很多。
我感覺孩子從小應該得到關懷和愛。我經常從報紙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兒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現在有的老師經常對孩子加以諷刺，完全沒有感情。因為老師自己的業績跟學生的成績聯係在一起，如果這個孩子扯了班級成績後腿，老師就會把成績不好的孩子看作仇人。這樣對孩子影響就太大了，將來長大以後要麽也變成這樣的人，要麽變得非常自卑。據說現在教師也是很難考的，但他們對學生的態度怎樣、有沒有善良的本質，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從前上學時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有些成績不好的學生，老師也會批評，但他是很負責任、很誠懇的，沒有與學生為敵的態度。而且我覺得，現在的製度，將升學率和老師的升職以及所有經濟利益相聯係是絕對錯誤的，這種製度本身製造了這些扭曲。
“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最大失敗”
我覺得也不用諱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毀之”，我說的就是清華。考清華確實非常難，考上清華的孩子大多數都是相當聰明的孩子。我說摧毀在什麽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勢利眼，因為當下清華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講出了什麽大官。當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說朱鎔基是我同年級的同學，跟我們一起畢業。那一年他是我們的學生會主席，我們當時也沒覺得特別了不起。我記得幾年前清華有一次開什麽紀念會，有一個人上去說部長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華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業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華。如果一個學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學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導的方向都是往這個方向走，我覺得就屬於精神上的摧毀。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清華學生都出國了。所以，清華從留美預備學校變成國立大學，然後又變成留美預備學校。至於它的教育水平怎樣，因為是工科大學，我沒有資格評價，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國際接軌，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從小學到大學，也不光是清華，好多學校都這樣)，培養的是一種趨炎附勢、嫌貧愛富的精神，這是我們教育最大的失敗。
至於說讚助費動輒幾十萬，這些絕對是教育腐敗，根本就不應該被允許。可是現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門的掌控之內，這一類的事情為什麽就不管。如果這樣的話，根本沒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文章被拿來分析‘作者意圖’很滑稽”
前幾天我在南京“親近母語”教育座談會上說，我們那時候上國文課，沒有一天到晚總分析作者意圖這些內容。老師很欣賞這篇文章，就帶著大家一起念，跟我們說這點怎麽好怎麽好，我們就跟著老師一起欣賞，也就對這篇文章或者這首詩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種熏陶和感染。現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歸納中心思想，又分這個是記敘文，那個是抒情文，這樣好像就很科學。古文向來不這樣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後覺得文氣特好，然後就記住了，經過融化和熏陶，最後變成一種文化底蘊，而不是實用工具。這是我自己學習中文的過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兒。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幾年，上海有一個教輔機構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輔教材，然後給我寄過來一份。上麵就寫“作者意圖”是什麽等等，我一想我哪有這意圖呀。裏麵還有問答，這一段說明什麽、第二段說明什麽。我就覺得特別滑稽，我還活著呢，他也不來問問我。過去古人寫的文章，就死無對證了，憑後人去分析。當然這作為某種學術研究可以，但不能作為整齊劃一的理解，硬灌輸給學生。我覺得特別是文學方麵，沒有必要非要那麽清晰地講清楚，甚至還要給它做一個判斷，比如這是進步的，那是有時代局限性的，等等。
“民族精神墮落與否，教育最關鍵”
清華大學的孫立平老師有一個說法：現在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我很認同這個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墮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關鍵的方麵。
現在知識爆炸，小孩聰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電腦，我玩不過十歲以下的小孩。他們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個精神，特別是教育精神，我們教給他們什麽?精神支柱是什麽?現在的孩子在學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覺得現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識學多少，而在於現在的嫌貧愛富、非常勢利的風氣，這是很糟糕的。
“教育不應該有讓人種退化的危險”
還有一個感覺，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麽方麵非常重要。我覺得很多家長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麵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數管得很厲害。所以，我覺得基本的教養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認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隻要讓他發展他自己的興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這小孩愛畫畫，但特別討厭數學，你就別逼他學數學了，讓他好好畫畫。杜威主張完全讓孩子發揮他自己的特長。
對於他的觀點，後來美國也有人批評，認為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還是需要管的。有些內容他暫時沒興趣，以後有可能會有興趣的。但總的原則是，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樣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覺得這樣比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彎過來。要讓孩子自然地茁壯成長，前提是老師和家長都要有正確的態度，適當地澆水、護理。但現在這種教育會有使人種退化的危險，好像經濟好了，老師的待遇也提高了，整個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這樣培養下去的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好像退化下去，我的擔心就在這兒。
問與答
1
以您的智慧，能否為今天的教育開點兒藥方?
資先生：我最怕開藥方。因為這是社會問題，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就沒法開。如果光是教育本身問題的話，就讓教育多樣化，不要全是教育部審定的教材。能允許私人辦學，我知道不少有誌於辦教育的人，但辦著辦著就辦不下去了。能允許有教育誌向的人，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拿出來辦教育，按照他們認為的方式辦，我認為這應該就有救。因為現在不乏有教育理念的人，我就認識好幾個。但是我不會，讓我辦我辦不成。現在製度卡在那兒了，必須這樣、必須那樣。南科大到現在算是成功還是不成功?我不知道。
2
您覺得當家長的怎麽在已經被汙染的教育環境下做我們能做的，在您當初家庭教育的滋養，有哪些您非常感恩、願意跟我們分享的?
資先生：我覺得現在的孩子跟過去不一樣，我們那一代絕對不敢違抗父母，對長輩高度的尊敬。據我了解，現在的孩子不一定是這樣。而且現在知識爆炸，他的新知識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我覺得學校、特別是他的玩伴甚至比家長更重要。家長隻能給他一個很基本的以身作則，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家裏講升官發財的事情，他自然而然耳濡目染隻想升官發財。或者父母談事時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是什麽樣的，這是耳濡目染。家長對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影響，要看情況，那是不一定的，因為現在的社會跟過去已經不一樣了。
另外一個是不能看死。我認識好幾個小孩，大概上初中的時候非常叛逆，逃學逃得一塌糊塗，家長拿他沒辦法，甚至一下子就跑到外地去了。但是後來就回歸了，成熟了，就好了，現在事業非常成功。有很多外國人跟我講，他們也是這種情況。所以也不用太擔心，一個孩子在青春期叛逆，或者功課滑坡，從教育專家來說，恐怕也是可以容忍的，是必然的一個過程。
兩代人不一定都要按你的方式來走。我也讚成不要總是追求名牌學校。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過去的學校，一直到文革，除了特色的幾個名牌學校之外，一般的學校都還過得去，一般是兩頭小中間大，是橄欖形的。那時候大部分都就近上學，也沒人知道幾十幾中學，都差不多。但是現在兩極分化特別厲害，我們的財富兩級分化，教育也兩級分化。好像沒有普普通通的學校了，普普通通的學校都放羊了，反正你考不上大學，也沒有升學率，老師也就不好好教了。這種自暴自棄的情況非常多，就是最好的重點學校也隻重視最好的那幾個班。
我的母校耀華中學現在在天津還是最好的中學，和南開附中兩個比升學率。但首先它小學部劃出去了，把初中和高中部分開，隻重點考慮有升學率的高中部。它依然是最好的學校，大家擠著要去，但它主要是靠升學率了。我也在想，為什麽非要上好學校，往海澱區的學校去擠?但我也聽其他人說，小學的教學質量確實非常不一樣。我沒有調查，不太知道過得去的學校的數量有多少。我們以前一般都是就近上學，我的孩子也都是我們住在哪兒，就上附近的學校，是一個不起眼的學校，但也是好好教，自己好好學就能學好，都是特別普通的，不知道現在為什麽就變成這樣了。
3
教育創新方麵的提升，如何衡量本身是多元化的東西，個性化的能力用什麽樣的標準去衡量?
資先生：就我了解，譬如美國的大學錄取，不光是看考大學的分數，還要看中學的各種各樣的成績，包括做誌願者的經曆。如果單看學校高中三年的分數和成績，這些成績往往不是真的，甚至一個很次的學校反而成績很高，這些都是可以作弊的。據我了解，美國是有各種各樣考察的，不是一考定終身的。但在中國靈活的東西是行不通的。現在唯一的還比較公平的仍是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可以改進的是考試的內容，內容不要這麽死，死摳唯一的答案。比如有一首詩作者是李白，有一個學生寫“李太白”，就不算他對。大概是憑電腦判卷。這種當然應該改進。
我想來想去，不知道還有其他什麽方式，還是一刀切比較公平。但就是一刀切還公平不了，因為現在作弊的方式太多了。我記得是去年有一個消息，一位監考老師比較認真，沒收了學生高科技的作弊東西，然後家長就去鬧，說他們唯一能得到的“公平”就是作弊，如果不允許他們作弊，就不公平了。這是一種非常滑稽的邏輯，意思是說那些有特權的人不需要作弊，不需要成績就可以進去。如果這點兒公平都沒有了的話，我不知道還有什麽可以公平。現在說應試教育多麽不好，我想不出來除了應試之外，還有其他什麽方法來選拔。
4
我的孩子在一所名校讀書，剛上小學一年級。這一年，我和他共同經曆了很多。我現在在考慮是否要把他轉入國際學校，還是送到美國去。對於這個問題您怎麽看?
資先生：這是你的選擇，我沒法回答。你嫌現在的中文教學不夠好，就幹脆不讓她學中文了?是這意思嗎?你得想明白，要他當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當中國人就必須學好中文。我父親是留學生，在日本、美國都留過學，他有很多留美的朋友。我們家都覺得他們挺“洋派”的，當時日本侵略中國以後，在英租界的家長們有的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當時天津有一所英國學校，據說上完那所學校就可以直接去英國。也有一所學校是法國人辦的。那個學校一切都是外文，當然也有中文課，但中文就非常差了。我母親就堅決反對，她認為中國人就要學好中文，堅持讓我上中國學校，我感到很幸運。這也是我的想法。你不滿意現在中國學校的中文教學內容，那讓他上外國學校不是就幹脆不學中文了?所以還是先得想明白你要讓他做哪國人。
至少要有一種母語學得特別深，思想的深度取決於母語的深度。母語學到什麽程度，整個文化底蘊及思想的深度就被決定了。現在歐洲有人說，拉丁文取消後，使得他們的文化水平降低了。就跟我們說，要學點古文和經典一樣。如果你的孩子要當中國人，他必須學好至少六年小學的中文。學校如果文學課不夠，你可以自己適當給他補充一點。國際學校的中文是很淺的，那種情況下，如果你在家再給他補中文，他一定會覺得特別麻煩，會抗拒。如果想讓他當第二代美國人，就去美國學習，好好學英文。文化水平其實就是母語的水平。比如你專業不是自然科學、數學，將來看這個人有沒有文化底蘊，主要是看母語的程度。
（來源：《民國文藝》，轉載自“壹學者”公眾號，本文係資先生2014年4月20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沙龍上的講話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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