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迄今所見的商代甲骨卜辭，未見有“中國”一詞。目前所知“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公元前11世紀西周早期成王時代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其銘文記載了成王繼承武王遺誌並營建東都成周的史實，其涉及“中國”部分銘文為“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或（國），自茲乂民。”這篇銘文把“中國”指為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
在上古文獻《尚書·梓材》中也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是指當時周朝統治下的全國而言。[3]自此，“中國”一詞被人們普遍使用。[來源請求]但是此時“中國”的含義僅僅是周朝人對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稱謂，他們認為自己位於大地的中央，而四周的民族則分別被他們稱為蠻、夷、戎、狄。
春秋戰國
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則自稱都城為“中國”，其中“國”就是各諸侯的封地，國字在古代有兩種含義，一是指國家，一是指都邑。後來中國作為京師的含義漸漸不用，而作為全國的含義卻通行起來。《孟子》記載了一次齊王的談話“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此“中國”為都城之意。
自戰國時期以來約兩千年間，“中國”在地理上指的是黃河中下遊地區，其他地區未包含[來源請求]。由於中國地區的王朝建立之時間最早，經濟、技術和文化水準較高，為外夷效仿的典範，是有所謂禮儀之邦；《戰國策·卷十九·趙策二》描述“中國”為：“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楚之所義行也。”孔子明春秋大義為：“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地區的不斷融合，中國涵蓋的地域和文化內涵也逐漸闊大。
漢朝以後
漢朝時則將其統治的中原地區稱為“中國”，如《史記·武帝本紀》中的“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漢朝以後，少數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國自居。“中國”一詞逐漸演變稱為正統的朝代的標誌。南北朝時期，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稱中國，將南朝叫作島夷；同時漢族建立的南朝雖然遷離了中原，仍以中國自居，稱北朝為索虜、北魏為魏虜，兩方均有非我族類的意思。“中國”一詞的政治意義在遼宋和金宋對峙時期更顯突出：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都曾自稱中國。這裏的中國一詞，是和王朝的正統性緊密相連的。
由於“中國”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關係甚小，古代中國人也沒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曆史上夏、商、周三代無不出自“蠻夷戎狄”，華夏族便是夷夏不斷融和的產物。
五胡亂華，晉室偏安江南，晉人仍稱中原為中國，“江左地促，不如中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鹹謂當太平複舊，謨獨謂不然”
五代時吳越王錢鏐臨終時要子孫“善事中國”，此“中國”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後唐。五代有三代（後唐、後晉、後漢）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新舊《五代史》都把他們視為正統，而把南方漢人政權放在次要地位，隻稱梁、唐、晉、漢、周為中國，卻不稱南方立國的各漢族政權為中國，北宋的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言“十國皆非中國之有也”。
南宋時，女真族控製中原地區，《宋史·儒林六》陳亮在上孝宗書中說，不能“置中國於度外”要經營荊襄“爭衡於中國”（其中的“中國”，前者指中原地區，後者指占據中原的金國）。因此，在很多人眼裏，中國不僅是漢族人的中國，還是個包含不同民族生活的國度， 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義覺迷錄》中宣稱：“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清朝
至清朝前期，“中國”一詞已經有著約三千年的使用曆史，一直隻是作為一種地域（指中原地區）或朝代正統的標誌，不曾將“中國”兩字作為政權的直接名稱。自清軍入主中原以來，統治者開始以“中國”自稱其全部統治區。1689年清朝與俄國簽訂的具有現代國際法水準的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中，首次將“中國”作為正式國號使用，與“俄羅斯”相對。[1]:27-28晚清時候清廷在與外國打交道或簽定條約時，“中國”一詞的使用非常普遍。許多官方正式文書上亦將“大清”與“中國”混合使用，作為同義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