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同學群裏熱議肖建華出事。1989年六四時他是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積極為當時很不受歡迎的政府做事，因此後來被重點栽培和獎賞。現在媒體披露他在香港為大貪官們管理投資，發了財。肖是我們的同齡人，所以我們有條件深層次理解他的經曆，比如他六四時麵對的抉擇。我自己在當時和後來的人生中，也曾經遇到類似的局麵：一種選擇隱含著巨大的個人利益，如在體製內的前途或個人財富，但同時也意味著會傷害別人或大眾利益，雖然有些傷害發生在遠離自己的地方、或遠離現在的未來；而另一種選擇不害別人，但自己將失去出人頭地的機會，隻能過平凡的一生，麵對平常人的艱辛。
六四時我大學四年級，也是學生幹部，已經成熟到足以看清眼前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人在關鍵時刻，頭腦經常會特別清楚。我那時第一次感到心中冥冥的一個聲音，告訴我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同時它也展示給我，那對的會不利於我個人，但那有利於我的卻是邪惡的。我明確地感到，那個聲音的源頭不是我自己的頭腦，它不屬於我。當時朋友間頻繁交流，我感到很多人也聽到類似的心聲，雖然他們自己沒有深究。這麽多人都感受到它，表明它真實存在。而雖然每個人的情況不同，那個心聲的根本意思卻都是一致的，都是向善和為公義，表明我們各自聽到的，本質上是同一個聲音。我當時思考很多。我越想，那個聲音就越清晰，使我感到如果違背它，我日後將會永遠自責和後悔，所以最後我不得不折服並聽從它，雖然我那時還不知道用什麽名字稱呼它，也不知道怎樣對別人描述它對我的作用。
六四過後，形勢大變，朋友四散。我經曆了預料之中的生活上的波折和內心的孤寂。於是我開始探尋那個“聲音”：它是什麽？在我和朋友的小圈子之外，它普遍地存在嗎？我已經聽從它，它將要帶我到哪裏去？它改變了我的生活，而我為什麽對它一無所知？為什麽身邊沒有人談論它？我已經大學畢業，自詡讀了很多書、研究過很多問題，但為什麽單單漏掉了這麽重要的它？之後，經過幾年急切的求索，我逐漸懂得，這個“聲音”就是神。
所謂“信神的人”，就是在重大問題上堅信心中這個“聲音”的人；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理解這個聲音並跟隨它的人。
所謂“人人有罪”，就是世界上所有人，包括那些竭盡全力忠於神的人，也不能做到完美地理解和跟隨它。
所謂“邪惡的人”，就是即使聽到這個聲音，還要在重大問題上違逆它。他們這樣做，經常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如肖建華之輩。
所謂“不信神的一般人”，是那些聽到了神的聲音，知道它是對的，也感覺自己應該跟隨它，但態度不堅定。他們不把神的指引當作大事；對神的聲音，有時聽從，有時不聽從。
所謂“善與惡的決鬥”，最關鍵的戰場在每個人的心裏。當一個人被私利誘惑，淡忘了自己對正義的責任，“善”就在這一場戰鬥中輸給了“惡”。在不尊崇神的國家，掌握最貴重的社會資源的少數人，常被自己的私欲控製。不信神的一般人，因為習慣於追逐功利，不得不迎合掌權的惡勢力。於是普羅大眾或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惡”的幫凶。
信神的人，發現自己犯錯後，會深深地懺悔，把自己以前的錯變成未來行善的動力。不信神的常人，把自己心中聽到的神的聲音稱為“良心”。相對於信神的人的堅定，“良心”這個詞隱含著不信的人“聽到它時的不重視”，和聽到後“我可能跟從它，也可能不跟從聽它”的含糊。即使竭盡全力地理解和跟隨神，人還經常犯錯，何況當人對神無所謂、搖擺不定時呢？有信仰的人對待良知，就像聰慧孝順的兒子對待睿智和仁愛的父親一樣，充滿敬畏和順從。而不信神的人對待良心，如同上海亂串馬路的人對待維護秩序的老太太，態度淡漠輕呷。
肖建華靠六四中作惡而平步青雲，而六四中跟隨良知、勇敢地支持公義的人，運氣好的現在隱跡於市井；而那些不幸的，則身陷囹圄，或已經埋入黃土。現實再次冷酷地表明，在不崇尚神的社會裏，跟隨良知的人經常遭受磨難。曆史上教徒受難的例子比比皆是，為什麽千百年來還有那麽多人堅信神呢？根本原因就是，那個在你心裏說真話的聲音，有不可磨滅的、跨越人種和時空的感召力！一個人選擇聽從它後，換來的內心和平和無聲的歡喜，太誘人。而違逆它後，引起的精神迷茫和恒久的內心折磨，太痛苦！
從國家興衰的角度，沒有信仰的民族，就是其中的大多數人輕視良知。公義在這樣的大環境裏，因為缺少人們的支持而變得弱小可欺，被那些不時出現的、為各種人欲而瘋狂的狠角色踐踏。睜眼看中國曆史和現實中，那些追求權力、金錢、美色而不顧老百姓生命、財產和福祉的弄潮兒們，如毛澤東、和珅、吳三桂等，他們的心誌是多麽堅定和冷酷！他的手段是多麽機巧和殘暴！當好人追求良知的勇氣和意誌，比不過壞人追求私利的大膽和殘忍，公義就會敗下陣來，邪惡的人就會登上高位，正直的人就會被排擠，這樣的民族就衰弱。
中華主流思想遠離公義已經很久了。遠古傳說中確有神農、大禹等舍己為公的領袖。但自漢以降，大眾崇拜的最高級對象是帝王。本來是凡人、卻被錯尊為神的帝王、或王位的覬覦者，就順勢把自己的一人、一家、一黨之“私”裝扮成天下之“公”。於是無論心知肚明的、還是被欺騙的國人，就把維護一小撮當權者、或謀權者的私利當作人生的最高目標。中華文明雖然起點高，但近兩千多年來進步相對慢，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國人漠視了我們整個民族真正的公利和公義。六四的後期，學生明確地要民主—國家的權力回歸全體國民；而鄧也明確地講，中國的江山就是權貴的（參見鄧對在京軍以上幹部講話）。麵對正邪分明，大多數中國人或因為內心的軟弱無知、或因為惡勢力的淫威，選擇了沉默和忘記。於是在之後的幾十年裏，“公平、正義”自然就被踐踏，而“一黨之私、幾個家族之私、附勢趨炎”當然就升騰。像肖建華那樣的，圓滑和精巧地為惡勢力謀財而傷害大眾利益的人，當然就充斥社會的各個重要位子。而中正為公的人，當然就被擠壓出社會精英階層。更年輕的人，滿眼看到的都是卑鄙奸猾之徒獲得成功，當然就照模學樣。如此違逆公義的民族，即使外表光鮮，也難隱敗絮其中。今日的中國，容不下內心有良知的人，正直的人也不願意居留。這樣的國家，未來之路怎能不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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