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不守規則成了習慣，危險可能不會每次都隨之出現，但風險炸彈就埋在那。不幸的是，男子張某就遇上“炸彈”被引爆。
文/鄧學平（京衡律所律師）
寧波老虎咬人事件有了後續進展。寧波東錢湖旅遊度假區管委會1月29日晚證實，涉事男子張某事發當天下午未買門票，先後翻越兩堵3米高的圍牆，鑽過鐵絲網，進入老虎散放區後最終發生意外。死者家屬則稱，就算人是從後麵翻進去的，也是動物園管理不當。
張某被老虎襲擊的視頻傳出後，一陣“咬死活該”、“老虎可憐”的輿論風暴，也由此掀起。從輿情看，“偏激言論”不少，且把持著“批評不守規則”的道德據點，但很多觀點並未展現出服膺人心的力量。
在節日當口，麵對這樣的慘劇，哪怕內心有再多的“怒其不對”，也不宜摒棄基於人本原則的起碼悲憫。要知道，尊重逝者，哪怕隻是出於一種“儀式化的哀憫”，也是一條基本的公共行為規範。一個不能約束自己的言論邊際的人，即便揮舞著規則的大棒鞭撻別人，又如何讓人相信他自己會是規則的模範遵守者？
就輿情而言，那些“逃票該死”之類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同情人還是同情老虎，也是偽命題，將兩個問題人為對立，也是在有意無意地將怒火引向不幸者，增加其罪責。
這本是人類社會無需討論的問題：縱然老虎死得“冤”、值得同情，也不影響掉進“虎穴”的遇難者亦值得同情。
（圖源：交通之聲）
是的，挑戰規則要付出代價，但這代價跟“死”之間隔著太多的不可知與難控因素，比如翻牆翻進的是老虎散放區等。張某固有過失，但承受的代價夠沉重，雖然老虎凶猛是其本性，可張某終歸不幸，再用“作死”“該死”的審判式話語對其嘲諷，也是人性層麵的逾矩。
有責任歸有責任，它跟“該死”，不應輕易地畫上冷血的等號。
此時此刻，討論分析動物園的事前防範、事後救助是否存在過失疏漏，應當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仍在待解的問題集合之內，但或許已非最有價值的命題。張某存在逃票、擅闖的行為，理應為其後果承擔最大責任，其不幸主要源於對規則的漠視，如今已無爭議。而動物園方的管理責任是否應涵蓋對極端個例的安全無虞兜底，仍需探究。相信動物園管理方和張某親屬會在民法框架內，妥善解決好善後事宜。
但作為一起公共事件，不應滿足於民事爭議的解決，更不能止於“隔岸觀虎”，因為漠視規則、不守底線絕非張某一人獨有，作為慣常現象，此類弊習已深刻地塑造著我們這個社會的秩序形態。
這並非泛化的“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個逃票者”式的抽象擬喻，而是言指我們無法諱認的現實：很多人都認同要有規則意識，但可能隻是“嘴上認同，行為上很誠實”。
規則關乎文明。規則成為普遍行為規範和社會治理的基本架構，始於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基於儒家綱常倫理、農耕熟人社會和封建宗法秩序的“規則”，但現代文明語境中的規則，是一套完全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嶄新體係，對其製定和執行程序都有嚴格要求，必須具備內植於普羅大眾生活日常的平等、開放、包容等品格。
規則的落實要靠外在的強製和幹預，更依靠內在的信服和自覺，特別是內心的敬畏。如果規則的執行變成身份的博弈，規則的效力會隨著場景的差異而不同，那這樣的規則注定無法擔起勘定行為邊界、守護公序良俗、保障生命倫理的重責大任。因為規則治理是“平之如水”的整體，哪怕細微處的失守，都可能導致整個規則體係的蟻穴之潰。
一旦不守規則成了習慣，其風險就會呈現出墨菲定律般的規律，危險可能不會每次都隨之出現，但風險炸彈就埋在那。不幸的是，張某就遇上“炸彈”被引爆。
從網絡上激蕩的言論看，或許我們社會中的多數對遵守規則有很高期待。但如何突破對待規則的利己主義，讓規則成為全社會自覺的行為邊界，才將真正決定著以後類似悲劇是否還會再發生。
文/鄧學平（京衡律所律師）
寧波老虎咬人事件有了後續進展。寧波東錢湖旅遊度假區管委會1月29日晚證實，涉事男子張某事發當天下午未買門票，先後翻越兩堵3米高的圍牆，鑽過鐵絲網，進入老虎散放區後最終發生意外。死者家屬則稱，就算人是從後麵翻進去的，也是動物園管理不當。
張某被老虎襲擊的視頻傳出後，一陣“咬死活該”、“老虎可憐”的輿論風暴，也由此掀起。從輿情看，“偏激言論”不少，且把持著“批評不守規則”的道德據點，但很多觀點並未展現出服膺人心的力量。
在節日當口，麵對這樣的慘劇，哪怕內心有再多的“怒其不對”，也不宜摒棄基於人本原則的起碼悲憫。要知道，尊重逝者，哪怕隻是出於一種“儀式化的哀憫”，也是一條基本的公共行為規範。一個不能約束自己的言論邊際的人，即便揮舞著規則的大棒鞭撻別人，又如何讓人相信他自己會是規則的模範遵守者？
就輿情而言，那些“逃票該死”之類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同情人還是同情老虎，也是偽命題，將兩個問題人為對立，也是在有意無意地將怒火引向不幸者，增加其罪責。
這本是人類社會無需討論的問題：縱然老虎死得“冤”、值得同情，也不影響掉進“虎穴”的遇難者亦值得同情。
（圖源：交通之聲）
是的，挑戰規則要付出代價，但這代價跟“死”之間隔著太多的不可知與難控因素，比如翻牆翻進的是老虎散放區等。張某固有過失，但承受的代價夠沉重，雖然老虎凶猛是其本性，可張某終歸不幸，再用“作死”“該死”的審判式話語對其嘲諷，也是人性層麵的逾矩。
有責任歸有責任，它跟“該死”，不應輕易地畫上冷血的等號。
此時此刻，討論分析動物園的事前防範、事後救助是否存在過失疏漏，應當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仍在待解的問題集合之內，但或許已非最有價值的命題。張某存在逃票、擅闖的行為，理應為其後果承擔最大責任，其不幸主要源於對規則的漠視，如今已無爭議。而動物園方的管理責任是否應涵蓋對極端個例的安全無虞兜底，仍需探究。相信動物園管理方和張某親屬會在民法框架內，妥善解決好善後事宜。
但作為一起公共事件，不應滿足於民事爭議的解決，更不能止於“隔岸觀虎”，因為漠視規則、不守底線絕非張某一人獨有，作為慣常現象，此類弊習已深刻地塑造著我們這個社會的秩序形態。
這並非泛化的“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個逃票者”式的抽象擬喻，而是言指我們無法諱認的現實：很多人都認同要有規則意識，但可能隻是“嘴上認同，行為上很誠實”。
規則關乎文明。規則成為普遍行為規範和社會治理的基本架構，始於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基於儒家綱常倫理、農耕熟人社會和封建宗法秩序的“規則”，但現代文明語境中的規則，是一套完全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嶄新體係，對其製定和執行程序都有嚴格要求，必須具備內植於普羅大眾生活日常的平等、開放、包容等品格。
規則的落實要靠外在的強製和幹預，更依靠內在的信服和自覺，特別是內心的敬畏。如果規則的執行變成身份的博弈，規則的效力會隨著場景的差異而不同，那這樣的規則注定無法擔起勘定行為邊界、守護公序良俗、保障生命倫理的重責大任。因為規則治理是“平之如水”的整體，哪怕細微處的失守，都可能導致整個規則體係的蟻穴之潰。
一旦不守規則成了習慣，其風險就會呈現出墨菲定律般的規律，危險可能不會每次都隨之出現，但風險炸彈就埋在那。不幸的是，張某就遇上“炸彈”被引爆。
從網絡上激蕩的言論看，或許我們社會中的多數對遵守規則有很高期待。但如何突破對待規則的利己主義，讓規則成為全社會自覺的行為邊界，才將真正決定著以後類似悲劇是否還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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