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白重恩發表演講，就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麵臨的挑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白重恩認為，為了維持過高的增長速度，中國目前可能會陷入由政府主導的刺激性投資所帶來的惡性循環。跳出這個惡性循環，需要我們放棄對過高增長速度的訴求，財政政策從投資轉向為企業服務，為企業減負、減費，幫助企業降低成本。
以下為白重恩發言實錄：
我們都知道，過去這些年來經濟增長的速度在不斷的向下調整，2016年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是6.7%，在之前是6.9%，再之前就更高一點。可能到了2017年，我們現在預測經濟增長速度大概是6.5%。到底是什麽樣的原因導致了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我們麵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應該做些什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方麵的一些想法。
我們知道，我們的經濟增長是定了增長目標的。比如說在我們的“十三五”規劃中，我們定的增長目標是增長速度要保持在6.5%以上。這樣一個增長目標，其實是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壓力，因為為了實現這樣的增長目標，我們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出現什麽樣的風險呢？就是在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前提之下，如果我們還要花很大的力氣去保持增長速度，可能會帶來什麽樣的問題？今天我想跟大家說，我們麵臨著一個潛在的問題，可能會走入一個惡性循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惡性循環是什麽。
為了講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就要考慮一係列的事件。我想說第一個事件導致第二個事件，第二個事件導致第三個事件，到了第五個事件，又會加強第一個事件。如果有五個事件是互相增強的，就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我們經濟到底會不會進入這樣的惡性循環呢？如果有這樣一些事件，這些事件是什麽呢？我們就從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開始。我們現在麵臨著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一旦有了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剛才我們說我們也有一定的增長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會做什麽呢？通常來說，幾乎每個國家遇到這樣的情況都要實行刺激性的政策。刺激性的政策有多種形式，但是在中國我們最得心應手的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引導的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的投資。所以第一個事件就是我們麵臨著經濟增長的壓力，第二個事件，因為麵臨著經濟增長的壓力，我們又要保增長，我們就會進行刺激性投資，主要是由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是第二個事件，第一個事件導致了第二個事件。
第二個事件帶來的後果又是什麽呢？當我們政府用很大的力氣做基礎設施投資的時候，它會使用很多資源。比如說2016年，我們平均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速度大概是9%多。但是我們基礎設施投資增長的速度是多少呢？是19%多。也就是說，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速度要比其他的投資增長速度快很多。這樣的情況下，基礎設施做了這麽多投資，它要占有資源，這些資源包括資本、勞動力、土地。當它占用了這些資源，如果這些資源沒有剩餘，都被比較充分的使用了，那麽一個部門占有更多資源的時候，就必然造成其他的部門獲得資源就更加困難。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比如說在我們經濟增長麵臨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的勞動力成本還增長得很快。大家是做企業的，肯定會有這樣的體會，勞動力成本是增加的非常快的。這個在一般的經濟體中是不大會出現的，在一般的經濟體中，當經濟增長麵臨下行壓力的時候，勞動力的成本增長會比較慢。但是在中國，我們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同時，勞動力成本增加的比較快。我們資本的成本也很高，我們的土地成本也很高。所以最近就有這樣一個企業家突然說，他的企業在中國麵臨的成本與美國比已經不占優勢了。所以他把他部分的製造搬到美國去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政府引導的投資占用了太多的資源，使得其他部門獲得資源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其他部門就變得很困難。這是第三個事件，我們說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使得政府要去做刺激性的投資，刺激性的投資會增加要素的成本，使得其他的市場中的這些企業要想獲得盈利就很困難。
如果政府引導的這些投資效力低於市場中的企業所做的投資的效率，那麽就會帶來一個後果。當效率比較低的這一部分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效率比較高的那一部分占的比重越來越小的時候，總體的效率就會下降。這是第四個事件，那麽我們總體的效率是不是下降呢？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衡量效率的指標，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效率指標就是總體的投資回報率。我們可以測算整個經濟總體的投資回報率，其實我跟我的合作者，我們從改革開放初期到現在，每年都會測算整體的回報率。我們發現從90年代中到現在，投資回報率都是下降的，尤其在2008年之後，投資回報率下降的速度很快，現在還沒有來得及計算2016年的數據。如果我們看2015年整體的投資回報率是相當低的，大概到4%，這是一個很低的數字。另外我們看銀行貸款的成本都高於4%，如果你投資僅能得到低於4%的回報，那麽就說明很多的企業是要虧損的。
我們現在講到整體經濟效率的下降，就會帶來進一步的經濟下行的壓力。我們回憶一下剛才講的這幾個環節，從經濟下行壓力到政府主導的投資。政府主導的投資占用了資源，增加了要素的成本，市場中的企業投資不積極，政府那一部分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市場占的比重越來越小，整體效率下降，又導致經濟下行的進一步壓力，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現在我們整體的經濟就麵臨著陷入這個惡性循環的一個風險。
剛才我說我想講一下經濟發展所麵臨的一些挑戰，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怎麽來避免陷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中，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新二元經濟陷阱，我們先不管這個名字是怎麽來的，它可能就成為一個陷阱。從經濟下行壓力到政府主導投資，到擠壓企業的活動，到效率下降，到進一步的經濟下行的壓力，形成一個陷阱。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避免這樣的陷阱，或者說如果我們陷入在這個陷阱當中，我們怎麽從這個陷阱裏麵跳出來，突圍走出來，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為了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我們就要看前麵各個環節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不是可以打破。如果我們前麵講的這一個鏈條的一個環節導致另一個環節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如果說這個鏈條從A到B的關係能夠打破，我們就可能走出這個惡性循環。我們來考慮，再回憶一下剛才的鏈條，有沒有辦法打破這個邏輯關係？我們從第一步開始，第一步開始是麵臨經濟下行壓力。有了經濟下行壓力了以後，我們說導致了下一個事件就是政府做很多的投資。為什麽政府做這麽多投資呢？是因為我們政府定了增長的目標，我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要拉動經濟，要做投資。如果我們把目標定得稍微低一點，政府可以讓市場去運行，可以不去幹預，可以不去做這麽多投資。尤其是當我們現在沒有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時候，我們何必去進行強度這麽大的幹預呢？這是第一個觀念上應該改變的，就是適應比較低的經濟增長成績。不要把經濟增長的目標和速度定得太高，這一點其實是有爭議的。有很多學者，包括我很尊敬的一些資深的學者，他們還仍然認為我們現在的增長速度沒有實現潛在的增長成績，所以我們要刺激。這個爭議的答案到底是什麽呢？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潛在的速度到底是多少呢？是6.5%還是像有的學者說的是7.5%，甚至有的學者說是8%。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長潛力是7.5%，我們隻實現了6.5%的增長速度，說明我們沒有實現潛力，所以我們要通過刺激拉動經濟增長，實現我們的潛力。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實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潛力真的沒那麽高。之所以有一些學者還認為我們的經濟增長潛力比較高，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有很大的空間，是因為他們把中國現在的情況和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過去曆史的經驗來做比較。比如說有這樣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很有說服力。他是說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跟它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有關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候，離發達國家追趕的空間還比較大，這個時候增長的潛力就會比較高。當你離發達國家已經很接近了，那個時候從他那裏學習的機會就少了，增長的潛力就會降低。所以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速度會不斷地下降。但是當你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的時候，是有比較高的經濟增長潛力的。
怎麽來衡量這個經濟發展水平呢？用的一個指標就是中國的人均GDP和世界上我們認為比較發達的國家，比如說拿美國作為參照係，中國的人均GDP和美國的人均GDP相比是多少呢？現在我們用購買力平價這樣一個指標來算，中國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國的五分之一。這個觀點就是說，如果說你的人均GDP隻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你應該還有很大的增長潛力。這個潛力是多大呢？我們來看，當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國人均GDP五分之一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是多少？大家知道日本哪一年GDP是美國的五分之一？是1951年。從1951年到1971年這20年間，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2%。這個觀點認為，當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國的五分之一的時候，他們有20年的9%多的增長。我們現在的GDP是美國的五分之一，為什麽我們不能有8%的增長率？聽上去很有道理。如果隻看日本，可能說日本特殊。那麽我們再看看韓國，韓國是哪一年人均GDP是美國的五分之一？是1977年，1977年到1997年這20年裏麵，韓國GDP的增長速度平均是7.6%，也不錯，也比我們現在好。再看新加坡，新加坡是1967年人均GDP是美國的五分之一，在1967年到1985年的20年間，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8.6%。
所以這個觀點認為，我們現在仍然有很高的經濟增長潛力。但是這個觀點沒有看到我們和這些經濟體有很大的差別，一個很重要的差別就是，當這些經濟體他們的人均GDP是美國五分之一的時候，他們都處於人口紅利最昌盛的階段。比如日本從1951年到1971年之間，他的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占的比重不斷的增加，韓國1977年到1997年，也是適齡勞動人口的比重不斷的增加，新加坡也是一樣。而中國從現在開始，適齡勞動人口占人口的比重是不斷下降的。
我和我的同事們做了一個分析，把人口結構的差異考慮進去，隻考慮這一個差異，其他所有的差異都不看。如果我們相信中國未來20年會和日本1951年之後的20年相似，和韓國1977年之後的20年相似，和新加坡1965年之後的20年相似，我們的增長率會是多少？我們把人口結構的差異所帶來的影響剔除掉來看，當時我們的預測是“十三五”期間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是6.3%，不是7.5%。那就說明，我們要實現6.5%的增長目標是非常有挑戰性的，我們定太高的目標，我們跟剛才比較的這幾個經濟體，不管是日本、新加坡、韓國，都是所謂的實現奇跡的經濟體，我們都是跟他最輝煌的時候相比。我們按照那個比較才能增長6.3%，定7%的目標就是很高的。隻有踮著腳才能夠著那個目標，那結果一定是不穩定的。
所以我剛才說，當有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了這個程度。另外我們的人口結構就是這樣，老齡化比別的國家都早，我們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占的比重在下降，適齡勞動人口每年減少三百多萬。在這種情況下，做得好就能實現6.3%的增長速度。所以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把我們的增長目標慢慢向下調，我們就不需要做這麽多刺激。一旦不需要做這個刺激，從第一個鏈條到第二個鏈條之間的邏輯關係就斷了，就有可能走出陷阱，這是第一個方麵。
其實這個說得容易，做起來不容易。因為我們在十八大的時候定了一個收入翻番的目標，十八大文件當中要求在2010年到2020年之間我們希望實現收入翻番，這個目標是當時定的，現在我們仍然很嚴肅的對待這個目標。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要未來增長6.5%才能實現。所以剛才我說的是我們希望能夠適應比較低的增長潛力，但是我們又受到了剛才我說的文件上這個目標的一個約束。
有沒有其他的辦法呢？我們再來看，從第二個環節到第三個環節這個邏輯鏈條到底是什麽樣。第二個環節到第三個環節的邏輯鏈條是，當政府做了這些刺激性的投資以後，就會導致它占用了很多資源，導致要素成本上升。這裏麵就有問題了，政府的刺激難道就必須是做投資嗎？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體現方式？這就是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問的問題。其實我們並不一定要用投資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有多種形式，一種形式就是政府不是去投資，而是政府用財力來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剛才說政府做了這麽多基建投資，它占用了資源，造成企業成本的上升。如果我們政府說我不把錢花在修這些沒用的道路上，當然並不是說我修的所有道路都是沒用的，我們修的很多道路是有用的，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我們會修多餘的設施。能不能把這些錢拿來給企業減負？怎麽給企業減負？減費是一個辦法。
我覺得在中國，可能我們企業麵臨的成本裏麵有很重要的一項是社會保障的繳費，五險一金占工資的比重是非常高的。比如說我們養老保險，做企業的知道，企業交20%，個人交8%，兩個加起來是28%。是不是必須得這樣高呢？我們把全世界大家認為福利最好的國家拿來比一比，我們挑一個北歐國家，北歐國家都是公認的福利好的，我們挑瑞典。瑞典的養老保險繳費率是多少呢？是19%，我們為什麽要28%？那是因為我們有曆史負擔，我們開始養老保險的時候，有很多國有企業退休職工一下子納入到養老保險體係，那個時候還沒有錢，隻好繳費率提高。所以如果政府用我們的財力不是去做多餘的基礎設施，而是用這些財力來解決這些曆史遺留的養老問題。如果曆史遺留問題解決，我們做過測算，18%的養老保險繳費是完全可以維持一個比較好的退休待遇的。所以如果我們把養老保險從企業交20%，個人交8%，整個28%降到18%，降10個百分點，我們企業的負擔就減輕了。企業的負擔減輕了，企業要搬到國外的需求就少了，我們就可以在中國做更多的投資來擴大生產。
所以從財政刺激到增加企業的負擔，這個邏輯關係並不是必然的，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財政刺激轉向，從做投資到為企業進行服務，這是一個方麵。我們城鎮化還不徹底，農民進城還麵臨著很多的困難，他們孩子在城市念書，麵臨著很多的障礙，享受各種城市的福利麵臨著很多的障礙。他們在農村的資產不能隨便賣給誰，需要賣給農村集體之內的人。如果這些問題都能解決，讓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流動，也許我們的勞動力的使用效率會變得更高。所以城鎮化也是要解決我們剛才說的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再往下走，如果這些問題都解決了，如果我們財政政策轉向，同時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效率，使得企業的成本降低。企業的成本降低，企業就會多做投資，擴大生產，尤其是做那種產業升級的投資，讓我們產品的質量更高，我們的經濟動力更強，效率更高。一旦效率更高，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可以維持在比較穩健的水平，我們就不需要再去不斷的做刺激性的投資。
剛才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是可以打破的，這裏麵就要求我們要放棄過高的增長速度的訴求，我們的財政刺激要轉向，不一定要做那麽多的投資，更多的需要幫助企業來降低成本，控製成本。把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城鎮化政策方麵，讓農民這個勞動力的那軍能夠更有效的配置到各個行業。另外在這個之上，如果國有企業的改革能夠進一步推進，使得政府驅動的部門效率更高，也可以幫忙我們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們現在的經濟形勢下，如果我們還按照老一套去走，我們就可能陷入這樣一個陷阱。所以我們要有新的思路，這個新的思路要求我們不僅僅看短期的增長，要看長期的增長，把短期的增長目標調得合適一點，要求我們財政政策轉向，要求我們城鎮化政策更加靈活，要求我們國企改革能夠有更大的力度。一旦我們做到了，我們是有非常好的經濟增長的前景的。即使我們“十三五”期間以6.5%的速度增長，以後速度逐漸下降也沒問題，我們也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收入上持續地接近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