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胡德平宣稱“民營經濟是人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在中國推行全麵私有化尋找理論根據。
盡管胡德平一再貶低毛澤東，有時也會實用主義地搬出毛澤東的話，斷章取義地用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解。例如，他說：“須知解放戰爭的奇跡是源於人民戰爭，改革奇跡是“人民經濟”引發的奇跡。“人民經濟”一詞出於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期的毛澤東同誌之口。他看重公營經濟，更強調民營經濟，還鼓勵每個農民都要搞‘家庭計劃’，‘兄妹開荒’就是一個開發性的家庭致富計劃。他還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勞動模範的家中學習生產知識。”“在延安大生產運動期間，毛澤東談到‘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理念。可是在當時怎麽會提人民經濟?現在人民經濟有沒有它的價值?可不可以把它發揚起來?”最後，胡德平的結論是：“總之，理想的‘人民經濟’，既包括具體的公有製經濟，也包括群眾之中謀生或創業或追求自身價值的民營經濟。”說來說去，他就是要把私有製經濟放到與公有製經濟平起平坐的地位，打著“人民經濟”的旗號，為私有經濟自由發展找理論根據。其實，胡德平引用的毛澤東的另一段話正好泄露天機。毛澤東說：“我們的經濟是人民經濟，人民經濟最本質的一點就是搞土改，而且搞了土改以後，還要發展生產。” 毛澤東是談到了“人民經濟”，他說的“人民經濟”是指土改以後農民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製經濟，並不是指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他沒有“看重公營經濟，更強調民營經濟”，也得不出“人民經濟包括公有製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結論。
胡德平還轉引了毛澤東在1956年12月7日向民建、工商聯的領導人的一段講話。毛澤東說：“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隻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隻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隻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957年4月6日，周恩來從當時的小煤礦談起，他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其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意思很明確，就是指在公有製為主體的情況下，可以搞一點資本主義私有製企業，與胡德平要搞全麵私有化是兩碼事。接著他又提到劉少奇949年對民族資本家宋斐卿著名的天津講話，即那個鼓吹“剝削有功論”的講話，並說：“1956年末至1957年初，他又多次講到私人經濟問題，並認為私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競爭有好處，市場的存在對計劃有補充作用。”在這裏，他未曾引劉少奇的原話，是否真這樣講過也存在疑問，如當時隻有“國營經濟”並無“國有經濟”的名稱。如果劉少奇當時就說過，劉少奇豈不成了三十年後改革的總設計師了?最後，胡德平說：“可惜，這些充滿探索精神的思考和研究在1957年以後都未付諸實踐，隻是作為文獻保留在每個人的遺著中。如果當時我國的經濟體製能沿此方向走下去，成果如何不敢說，但肯定比“大躍進”好，比人民公社強。”顯然，全麵私有化才是他理想的天堂。
第四，胡德平承認民營經濟的私有性質，卻否定民營經濟急劇膨脹是私有化，反而認為國有企業追求自身權益和利益是一種事實上的私有化，故意混淆公有化和私有化的概念，掩護其推行全麵私有化的意圖。
胡德平發表了一個奇談怪論。他說：“我們現在發展的民營經濟，是不是私有性質的?民營經濟的就業人數、產值稅收都占了一半以上，這是不是叫私有化?我認為前者回答肯定，後者回答應否定。這是我們黨富民政策的極大成功。”既然非公有經濟已經在占據國民經濟總量上已經過半。從量變上看，私有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公有經濟;據統計，2000年底，我國的金融、企業、房屋建築等資產已達38萬億元，其中，私人資產占57%。從質變上看，由於內外投資的私有經濟共同作用，中國外向型經濟比例又不斷增加，喧賓奪主，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必然發生動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去努力做大做強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而是私有經濟自由發展，最終隻能是私有經濟坐大，公有經濟萎縮，私有製取代公有製取得主體地位，私有經濟取代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那不僅是私有化，而且是全麵私有化。基本經濟製度的性質也將會隨之由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與此相應的，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基尼係數已經超過發達國家和國際警戒線。“富民政策的極大成功”從何談起。
胡德平又說：“如果國有企業是權益、利益的集團化，成本的社會化，這也是一種事實上的私有化。”他的理由是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製、投資屬於全民，權益和利益也應當屬於全民，如果屬於企業，就 “集團化”了，國有企業的資源和環境條件等來自社會，其生產經營活動給社會和生態造成影響，所以成本是“社會化”的，這樣國有企業都由單個法人所有，也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私有化”了。這個觀點是荒誕不經的。企業和個人作為法人有共同性，但不是一回事，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製企業，是公有製的實現形式，是公有化的產物，與私有化不相幹。談到權益、利益和成本，即便是是國有獨資企業，其投資全部來自國家，但在生產中，企業通過員工勞動創造的價值，支付生產成本(即胡德平所說的“社會化”成本)後、上交各種稅金後形成的剩餘價值即稅後利潤，一部分上交給國家，按《決議》規定，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部分即用於企業擴大再生產的發展基金和職工集體福利基金，這部分就是屬於企業員工共有的，即胡德平所說的“集團化”的權益和利益。這裏哪來什麽“事實上的私有化”?
如果從資本再生產團的角度分析，國有企業獲得的國家投資往往是一次性的原始資本或有限次數的追加資本，在運行中產生的利潤是可以用同行業同類企業的平均利潤率計算的，這部分利潤應當屬於國家所有，企業產生的稅後利潤總額扣除屬於國家所有的利潤後的剩餘部分，就是企業員工共有的，其中用於企業擴大再生產的發展基金，就是企業職工創造的資本，在企業資本股份化的情況下，可以也應當以員工持股的形式按員工貢獻大小授予員工個人，這就是實現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所有製的第二步改革——在公有製基礎上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權的一個途徑。國有獨資企業也就逐漸變成了國有資本控股、員工持股的混合所有製企業，在此基礎上，這種混合所有製企業還可以吸納其他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或內外私有資本(包括社會公眾資本)。這種混合所有製企業不僅如《決議》所期望的成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而且由於勞動者同時成了資本所有者，真正成了企業的主人，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就會從雇傭勞動者變成以聯合勞動、自覺紀律和民主管理為特征的自主勞動者，勞動者的分配所得就會從單一的勞動收入變為勞動收入、經營收入、財產收入和保障收入組成的收入。這樣就能真正實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實現“有恒產者有恒心”，更有效地將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發揮出來，使最廣大的勞動者實現共同富裕，有機會從小康向中產階層發展，人民當家作主和人的全麵發展才有了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在混合所有製改革中，員工持股，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的做法，不僅適用於國有獨資企業，而且適用於國有控股企業，集體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私有企業。我們可以把建立這種混合所有製改革的方式簡稱為“共有化”。而按照胡德平的觀點，把公有化和私有化的概念搞成一團漿糊，按照他的思路去搞混合所有製改革中，隻可能是在國有企業中間不斷注入內外私有資本，而一旦私有資本取得控股地位，變成了私有控股企業，那倒是真正的私有化了。
第五，胡德平胡說 “破除壟斷，核心就是破除國有企業的壟斷。國有企業不能講‘利潤最大化’，否則就是與民爭利;國有壟斷企業要講市場法則，不能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收購、整合資源。”其目的是給國有經濟發展加上桎梏，將其置於不公平的競爭地位，以確保全麵私有化的實現。
胡德平的觀點涉及到兩個具體問題。
一是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決議》指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這也規定了國有企業的經營範圍，對這些重要行業、關鍵領域和重要產業必須保持控製力和影響力，對部分自然壟斷行業必須保持一定壟斷性，必須由國有資本控股經營，而不能由內外私有資本控股經營，成為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從而危及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危及國計民生大局。這一點胡德平自然明白。他提出：“國有壟斷企業要講市場法則，不能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收購、整合資源。”這也不錯。但他提出“破除壟斷，核心就是破除國有企業的壟斷”的心聲是什麽呢?他說：“真正要改革就是要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製，讓國有企業改革，讓民營企業成長，這是相輔相成的。”“‘國進民退’之爭實非國家之福”，“這幾年出現在很多領域的“國進民退”現象，完全不利於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我認為，國企就是應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要創造條件讓民營企業逐步進入壟斷行業，說到底就是鼓勵公平合法競爭，建立和規範開放平等的市場，讓一切市場主體各得其所，各遂其誌。” 原來他的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企業成長“相輔相成”是假，推動“國退民進”，喧賓奪主才是真。
二是國有企業的利潤問題。《決議》指出：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都應當提高活力和創造力。企業是經濟的細胞、市場的主體，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生產經營的主要目標之一，為什麽“國有企業不能講‘利潤最大化’，否則就是與民爭利”?前麵已經分析過，國有企業的利潤的創造和分配，實際上體現了到國家、企業和員工三者利益的統一。胡德平一再強調民營企業應當追求利潤最大化，實質上是要把國有企業放到與私有企業不平等的地位，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實現其加速推動國退民進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分許多國有企業正處在困局之中。由於中國經濟中私有製經濟成分不斷增加，外向型經濟比重持續提高，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嚴重，經濟結構性矛盾突現，國有企業首當其衝。目前，中國許多大型骨幹國有企業產能嚴重過剩，去產能的結果，不得不停止生產，造成生產力破壞，經濟效益下降，職工大量失業。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6.1%，其中，國有控股企業增長1.4%;集體企業增長1.2%，股份製企業增長7.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增長3.7%;私營企業增長8.6%。而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比上年下降2.3%。其中，國有控股企業下降21.9%;集體企業下降2.7%，股份製企業下降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下降1.5%;私營企業增長3.7%。同時中國國有企業還存在著技術裝備老化、供養退休員工多，安置下崗員工任務重、上交稅利多、社會負擔重等困難，出路隻能是做大做強，重鑄輝煌。在此關頭不，胡德平給國有企業發展套上“不能講利潤最大化”之類的桎梏，隻能讓國有企業舉步維艱。他說這是為了防止“與民爭利”實質上隻是為了防止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爭利，讓國有企業為私有企業的自由發展讓道，讓私有經濟為所欲為，稱王稱霸。
胡德平還大聲疾呼：“‘國進民退’之爭實非國家之福”，實際上是要鼓動“國退民進”，最終削弱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活力、控製力、影響力，從主次不分到喧賓奪主，實質上是要搞全麵私有化，從量變到質變，從根本上動搖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最終改變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從根本上動搖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支柱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根基。
第六，胡德平宣稱：“西方的一些發達國家之所以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指公有製經濟，在他們看來，全民所有、集體所有都不是自然人創立的企業，都是很虛幻的擬製人。如果公有製下的所有者總是不到位，就形不成一個天然的市場機製。所有者要到位，才能真正破解西方國家的疑慮。”
對於胡德平的說法，首先要說明的是，所謂“國家市場經濟地位”是個偽命題。原對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加入世貿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說：世貿談判隻涉及到“企業市場經濟地位”，根本沒有談到“國家市場經濟地位”。2016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5周年。按照當初簽訂的加入世貿組織協議，中國企業應當在此時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企業“市場經濟地位”會在國際貿易中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當美國想對從中國企業進口的某一商品進行反傾銷調查時，就隻能調查在中國企業的商品市場價格，如果比美國企業低，傾銷指控就不成立，美國也就沒有理由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而如果不認可中國企業“市場經濟地位”， 美國就可以任意選擇一個替代國，隻要替代國企業同一商品市場價格比美國企業高，傾銷指控就可成立，美國就有理由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由於以前針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調查，都是選擇以替代國企業為樣本的，因此中國產品被征收反傾銷稅的可能性就異常提高。更不公平的是，中國企業如果想進行反傾銷調查，不允許選擇替代國企業為樣本。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了搞貿易保護主義，提出了“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至於如何評判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歐盟和美國的認定標準有所區別。歐盟是從市場的作用、會計標準、商業自由程度、立法、匯率自由度等五個方麵來評判，而美國則以貨幣可兌換程度、設立外資企業自由度、國有經濟比重以及美國認為合適的其他判斷因素為標準。在實際應用中，這些標準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美國和歐盟找到的理由，很多是針對中國社會主義所有製結構的。很多時候是諸如“中國國企在經濟中占比太高”等。但即使在歐盟內部，如法國，它的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都是很高的，像法國電信、法國郵政、法國航空等行業巨頭皆為國有。而這是很明顯的“雙重標準”。2002年，美國和歐盟突然先後承認俄羅斯市場經濟地位。所以，所謂“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在很多時候並不單是一個經濟上的問題，它雖然披著一個經濟的外殼，卻有著一個政治的內核，並且反複成為各國勒在中國脖子上、隨時準備用來做交易的政治籌碼。美國在曆次中美戰略對話中，都會以這個問題作為關鍵的籌碼，逼迫中國在人民幣匯率、美國國債等問題上做出讓步。這也是為什麽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進行談判，美國也無數次聲明會盡快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卻最終都會無果的原因。歐盟則稱，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毀滅歐洲傳統產業，包括鋼鐵、陶瓷和紡織等。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無異於“單方麵解除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握有這麽好的能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它們不會輕言放棄。這就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5周年前後，美國、歐盟、日本一齊宣布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原因，也為美國當選總統特郞普就職後搞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打價格戰、搞貿易製裁埋下了伏筆。因此，從根本上說，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美國、歐盟、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來承認，這是天大的笑話，沒有必要。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這是一個偽命題。這個偽命題以認定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之名，行改變這個國家的經濟製度和搞貿易保護主義之實。所謂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實質是針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5周年後，所有中國企業都應當自動取得市場經濟地位的。這是一股反對經濟全球化，即生產社會化走向國際化，阻礙中國和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逆流。也是世界各國人民與壟斷資產階級及其國際同盟的矛盾在經濟領域的反映。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5周年，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給中國自身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創造巨大紅利。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01年，中國GDP對全球貢獻率為0.53%，2015年達到24.8%;同時，中國對全球實際GDP增長率的拉動度也從0.03%升至0.6%。中國已經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吸收外資國，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2001年我國進出口總額0.51萬億美元，2015年達到3.96萬億美元，約為加入世貿組織前的8倍。其中，出口額增長了約7.6倍;進口額增長了近6倍。已成為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預計未來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同時利用外資總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為世界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因此，我們不應當如胡德平那樣驚慌失措，把主要精力放在迎合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破解西方國家的疑慮”而對公有製經濟開刀，而應當放在如何推動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化，推動中國的人才更加國際化，進而在全世界推動全球化、為全球化發展做出貢獻。
其次，如何解決胡德平提出的全民所有、集體所有的企業的“所有者到位”問題?對此胡德平煞有其事地說：“如果說到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就必須在更加科學、嚴密的層麵上，研究我國的公有製經濟。在這一層麵上，國有企業、央企是不是全民性質的公有製企業呢?應該是吧。農村的土地所有製是不是集體公有的土地呢?是吧!但這兩類公有製的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和受益權是否都真正落實兌現了呢?我認為還是遠遠不夠的。擁護公有製，又不使公有製的所有者到位，那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呢?是‘葉公好龍’，還是‘愛美人而惡西施’呢?”在他的心目中隻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公有製經濟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使用權和受益權分開，結果隻會是他所說的“事實上的私有化”，一種就是讓公有製經濟直接私有化，其共同點都是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而我們前麵所提到按照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所有製的第二步改革——在公有製基礎上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權的思路，用混合所有製 “共有化”改革的方式，也許才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化解胡德平所說的全民所有、集體所有的企業的所有者是“虛幻的擬製人”“總是不到位”的問題可選擇的有效途徑之一。
第七，胡德平以民營企業沒有“原罪”為名，否認其剝削雇傭勞動者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本質;以“清查民營企業的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就”為借口，庇護私有企業主違法經營及與此相連的黨政官員權力腐敗行為。
在經濟體製改革中，支持非公有製經濟是有原則的。記得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倡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時候，還強調：一是要通過勤奮勞動、合法經營致富，二是要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前者是法律要求，即合法;後者是道德要求，即合理。支持發展非公有製企業，尤其私有企業，首先要求他們合法，這是原則，也是底線。由於資本主義所有製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是剩餘價值規律，利潤是剩餘價值的表現形式，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因此，追求利潤最大化是資本家的目標。這一點，胡德平也認可，他一再強調民營企業應當追求利潤最大化。馬克思說過:“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絞死的危險。”因此，衝破法律底線，違法經營往往是資本家的通病，由於中國具有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傳統沒有消除，加上對外開放後歐風美雨來到中國，如列寧所說：“做事就是為了拿錢，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兩者共同作用，就造成了一種物欲橫流、社會道德敗壞、價值觀扭曲的氛圍，黨政機關權力腐敗也會應運而生。私有企業主往往通過與黨政機關中的腐敗官員搞錢權交易，廉價獲取國家或集體所有的資源、資產或產品，再從國有銀行取得代替貸款或從社會公眾非法集資，或通過證券內幕交易，“空手套白狼”，取得“第一桶金”，投機暴發的可能性是隨時可能發生的，尤其是在經濟體製轉換過程中，黨和政府機構中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情況下。在平時經營中，也可能出現種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借市場體製的局限性和失效，謀取各種非法收入。因此，完全的市場自由化是不存在的。為了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國家通常通過法律、法規、政策，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形成法治化營商環境如通過各種企業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來規範包括資本主義所有製企業在內的各種市場主體的經營行為。如製止和懲處欺詐交易、人為壟斷、濫用行政權力、商業賄賂、虛假廣告、侵犯商業秘密、傾銷、搭售、違法有獎銷售、損害對方信譽、串通投標等不正當競爭行為，以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通過專利法和著作權法，保護知識產權的創造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通過消費者權保護法，規範消費者的權利、經營者的義務、消費者組織、爭議的解決、法律責任和國家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根據各種稅法向企業征收增值稅、資源稅、所得稅，向個人征收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遺產稅等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和再分配，使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護,過高收入得到合理調節,隱性收入得到有效規範,非法收入予以堅決取締。
2006年11月17日，在南京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論壇會場，《南方周末》報記者對胡德平進行專訪。他還說：在民營企業從誕生到成長到發揮作用的過程中?我們對待民營企業要像對待成長中的幼兒一樣。民營經濟的誕生非但沒有“原罪”，而且應該早生十年，二十年。我們的民營企業真正發展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你們這個問題敏感，確實抓住了國內輿論對改革開放的深層次的實踐和理論問題。然後大加斥責說：“‘原罪’這個說法，就是法外之法。現在應是什麽罪就是什麽罪嘛，怎麽有個‘原罪’呢?”，並說：這是“對民營企業歧視的一種意識形態。有個企業家說得好：我們是企業家，我們是最先吃到禁果的人，也是最早吃到甜果的人。我覺得他說得就非常好。”並反詰說：“上世紀80年代左右，民營企業偷吃的禁果，究竟是“原罪”還是原功呢?”其實當時並沒有多少人民營經濟有什麽“原罪”。他之所以借題發揮批判“原罪”，一是想製止揭露私有企業的本原，即其剝削雇傭勞動者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本質，對全麵私有化采取遷就忍讓的態度;二是借說民營經濟應該早生十年，二十年，發泄對社會主義公有化不滿;三是為了轉移人們注意的焦點，即對部分私有企業主原始積累“第一桶金”中的違法經營及與之相連的黨政官員權力腐敗行為的追究。
記者提起：隨著高層反腐力度的加大，個別不法商人和腐敗官員相互勾結的案例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又有人開始討論，要追究民營企業家“第一桶金”。胡德平說對於清算“第一桶金”的說法，說得不好，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績。我們還要反躬自問的是，就像孩子一樣，我們給予民營企業早期的奶水夠不夠?很多企業確實是在艱苦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在它幼年時候，我們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學前教育，應該像對待祖國的孩子那樣對待他們。記者問：記者：那怎麽看待民企初期的許多行為是否合法的問題?胡德平說： “文革”的教訓我們沒有吸取好，那些極左教訓付出的代價也沒吸取好。如果不考慮曆史的環境條件，一味用法律、用憲法大帽子扣下來，非常嚇人，但不能服人。記者提到震驚全國的“德隆案”、“顧雛軍案”就是兩個案例。德隆案主犯唐萬軍等人從2001年至2004年8月，采取承諾保底和以22%至18%不等的固定收益率與不特定社會公眾簽訂委托投資協議及補充協議3萬多份，變相吸收公眾存款450億元。案發時，不能為股民及蓄戶兌付資金餘額達172億元;而科龍公司的主犯顧雛軍等人由於做假帳、玩弄數字遊戲及大量壞、死賬等，在2005年造成科龍電器虧損約36.7億元，每股虧損約3.7元。在“營救”德隆、顧雛軍時，胡德平都衝鋒在前;此時是非曲直、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胡德平隻回答說：“情況出乎我們的意料”，輕輕撇開了自己應負的責任。
應當說，目前中國的私有企業主，其中大多數人，特別是中下層，主要是根據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製定的有關法規依法經營致富的，他們的財富主要來自合法收入，其中還包括一部分他們本人直接參加各種勞動的勞動收入。他們的原始積累“第一桶金”，可能是過去自己和家庭勞動收入的積累，也可能是個體工商戶或農村家庭承包戶收入的積累。但是，那些暴富起來的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和腐敗官員的 “第一桶金”，卻更有來路。少數黨政官員往往利用手中權力違背黨紀國法，以權謀私，或者本人貪汙盜竊、挪用公款，私下收受賄賂、回扣和幹股;或者違反黨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不得經商辦企業的規定，公然讓妻子、子女、情婦等經商辦企業，利用手中的權力，損公肥私，為他們及其他至親好友輸送利益。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高幹子女中的暴富階層。據披露：到2006年3月止，中國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占91%。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同時，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等可以謀取暴利的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到90%是高幹子女，他們往往是利用父輩手中的權力來達到自己的私利，甚至在商場上是橫行霸道，欺行霸市，打著父輩的旗號招搖撞騙。由於中國經濟不斷擴大對外開放，腐敗官員往往內外勾結，不惜出賣國家利益，謀取個人私利。還有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為了追求超額利潤，往往通過權錢交易，實現暴富。例如，從黨政官員手中批得廉價計劃內產品到市場上高價倒賣(即“官倒”);取得廉價國有資源(如土地和礦產)囤積居奇高價倒賣或者開發後高價出售;取得廉價國有資產(如有的國有企業管理層先將經營搞壞，再借銀行貸款將企業廉價收購化公為私，在私有企業正常經營後還貸，無本生利)等等。對這些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追究其“第一桶金”，往往會揭開黑幕，牽連到一大串貪髒枉法者。為了幫助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擺脫追究“第一桶金”的困境，胡德平提出了三種辦法。一是要人們采取“懷柔”態度，網開一麵。胡德平說：“對民營經濟持‘原罪’論的朋友來說，他們非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之前，在《憲法》肯定非公有製經濟合法地位之前，追究清算民營企業的 ‘第一桶金’，意圖何在呢?”並強調：“我們還要反躬自問的是，就像孩子一樣，我們給予民營企業早期的奶水夠不夠?”二是教唆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占法律上追溯期的空子。他說：“按我國法律的追溯期，可追前20年，那時黨的十三大還未召開，1988年的《憲法》關於私營企業的合法地位還未明確，我國的工商管理部門還沒有私營企業登記注冊的概念。”三是讓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參加捐助扶貧的“光彩事業”，再由“光彩事業促進會”主動出麵向有關部門說情讓他們將功折罪。這就是胡德平所說的：“現在，我們能否達到這麽一種共識：對於那些在參加光彩事出麵業之後，在共同富裕的旗幟下確實身體力行，為中西部地區、為老少邊窮地區的貧困人民動了真情、做了好事、作了貢獻的民營企業家，以後有關部門追究其以前的問題時，我們光彩事業促進會應主動說明這位企業家參加光彩事業以後在新的企業發展道路和人生道路上的所作所為，以供有關部門分析以往的積案。”前麵，我們已經說過胡德平夫婦管理的光彩事業和天諾慈善基金是怎麽回事，也說到天諾慈善基金會注冊資金一億元全部來自私有企業原四川漢龍集團主席、黑幫老大劉漢的捐助的，其中充滿著權錢交易。胡德平的第三種方法，不僅是要讓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逃脫法律製裁，而且是要借此作廣告，讓自已名利雙收，正是一箭雙雕。
正如有人評價：與其說胡德平在幫共產黨“統戰”資本家，不如說資本家“統戰”了胡德平。資本家能夠成功“統戰”，當然是因為這樣更符合胡德平的個人需要。對此，人們可以分別從他為攻取職務成就、個人影響力及實際利益等多個角度予以解讀。不如此，就難以理解為什麽胡德平總是站在為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保駕護航的最前列。顯示出在這類事件上，他早已不問是非，完全由屁股決定腦袋;而他的屁股，早就坐在了資本家的凳子上。
第八，胡德平作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對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並沒有負起積極而正確引導的責任，不斷鼓動全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在引導私有企業主堅守法律底線和道德紅線、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自覺履行社會責任、正視和解決私有企業主富起來後移民海外等方麵上存在不少問題。
在深化經濟體製改革中，對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應當全麵實行 “鼓勵、支持、引導”的方針，其中是“引導”最重要的，而且是有方向的，這關係到是否能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各種公有製經濟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關係到是否能將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納入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確軌道，而不至於方向逆轉，走上改旗易幟的資本主義邪路。《決定》中說：“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將非公有製經濟與公有製經濟並提，這對非公有製經濟人士是最大的鼓勵和支持。但是對於非公有製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所有製經濟來說，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自動可以實現的，全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更是背道而馳，貴在積極而正確的引導。胡德平曾經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後來又擔任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這方麵責無旁貸，可是其所作所為令人失望。
如前所述，胡德平念念不忘地從七個角度不斷鼓動全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從否認消滅私有製這個共產主義理論的精髓和共產主義的特征出發，將鼓勵、支持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的發展，變得自由放任、主次不分、不加節製，同時，鼓動“國退民進”，削弱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活力、控製力、影響力，改變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使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喧賓奪主、取得主體地位和起到主導作用，最終使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發生逆轉，從根本上動搖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支柱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根基。此外，就胡德平對引導私有製經濟發展上的問題，我們還想再談三點：
一是引導私有企業主堅守法律底線，同時堅守道德紅線的問題。私有製經濟發展才能自覺服從國家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麵的戰略布局，獲得最佳的發展空間。
關於堅守法律底線，引導私有企業主遵紀守法上，胡德平是失職的，我們在上麵已經說到。他不僅為非法經營者辯護，而且為他們逃避法律製裁想辦法開口子，本人也未能做到以身作則。
關於堅守道德紅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是我們黨凝聚全黨全社會價值共識作出的重要論斷。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麵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麵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麵的價值準則。在此之前，2006年3月在十屆全國政協四次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了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要求，社會主義榮辱觀簡稱“八榮八恥”即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相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都標明了道德紅線，是社會主義中國公民的基本遵循。私有企業主通過學習和線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首先做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好公民，才能克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中的消極因素，從心所欲不逾矩，為社會多作貢獻，不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而奇怪的是，胡德平作為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在他2013年才發表的《改革放言錄》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12個詞中隻記住了“自由”這個詞，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鳴炮”，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連個影子都沒有。
二是引導私有企業主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問題。這也促使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健康發展的重要環節。胡德平注意到了這一點。但他把引導私有企業主履行社會責任僅限於注意環境保護，即所謂“打造中國綠色火車頭”;參與慈善事業，即所謂“義利統一與光彩事業”和分給企業員工一點利潤上。而且由於被全麵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的思路的束縛，他在引導私有企業主履行社會責任時，把私有企業主看成 “給予者”，而將勞動者視為“索取者”。胡德平在《改革放言錄》中談到財富與責任時說：“講到責任，我講一個新教倫理的故事。上帝問兩個人，一個是索取者，一個是給予者，你們兩個人想選什麽人?一個人想，我選索取者，別人不能沾我的光，我向別人要，這個多好。上帝給了這個人索取者的身份。什麽樣的人是最不折不扣的索取者呢?要飯的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向別人要飯。另外一個人是給予者，創造了財富，辦了企業。”因此，他把私有企業主履行社會責任看成是的主仆間的一種恩賜。
例如，胡德平說：“民營企業有剩餘價值，企業主認識到這一問題，願把這部分價值與職工共享。我認為這是一種新境界。中國出現這樣的企業家，我覺得很好。民營企業有剩餘價值，國營企業有沒有剩餘價值?沒有?有吧。民營企業如此對待它的剩餘價值，國企應該怎麽做?社會責任是從企業家的本色、本質、本性中煥發出來的。”他認為，這樣做，就是私有企業最大的“功德”，並要國有企業也要這樣做。其實，這正反映出他眼光的狹小。
如果我們能真正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社會主義。那麽，我們就會理解《決定》所指出的，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的目的，是“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製力、影響力”，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激發非公有製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兩者在地位上有主從不同，但在目的上存在著交集，五種力可以擰成一股繩。將其化為現實的所有製經濟形式便是《決議》中倡導要積極發展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決議》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於各種所有製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製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目前，在混合所有製經濟發展中，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以這種新型的公私合營的形式，建立國有控股公司或私有控股公司居多，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和社會公眾大量持股，即確立勞動者所有權，即“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較少，這不僅僅是個缺陷。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所有製的第二步變革，是對資本主義所有製的“否定之否定”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利用混合所有製的股份公司的形式，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私有企業中確立勞動者的所有權，使之真正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以勞動者的所有權為基礎同，使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變成以聯合勞動、自覺紀律和民主管理為特征的自主勞動者，使對勞動者的分配方式由單一的勞動收入變為由勞動收入、經營收入、財產收入和保障收入組成的收入結構。這種“共有化”的所有製變革。它不僅能化解我國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的虛擬化現象，最大限度地調動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起來，將其活力和創造力充分調動起來，並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製力、影響力實現共同富裕。人民當家作主和人的全麵發展才有了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對私有企業來說，也是認清曆史趨勢，麵向未來，逐步進行所有製改革，真正對私有製進行揚棄，最終消滅私有製可選擇的途徑之一。
三是正視和解決私有企業主富起來後移民海外的問題。《南方日報》記者采訪胡德平時提到：現在有一個現象：許多民企老板賺了錢，就向外國移民、置業，是否欠缺安全感?胡德平回答說：“民營企業在GDP、稅收、就業方麵的貢獻已占了半壁江山。很多民營企業家也表示還是在中國市場賺錢最容易。但是，一考慮財產和人身安全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就選擇移民海外。這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果發展的環境不利，他就會選擇走。當然，也有他們自身及現行政策的問題。所以政府不能隻關注壟斷企業、國有企業，應對民營企業加以引導，量體裁衣地給新政策，這需要再解放思想。”他這樣講，牽涉到三個具體問題。一是這些私有企業主富起來後移民海外的真實原因是什麽?既然他們貢獻已占半壁江山，在中國市場賺錢最容易，為什麽要移民海外?按胡德平的說法是：“一考慮財產和人身安全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就選擇移民海外。” 移民海外是中國公民自由，但因“財產和人身安全需要”而移民海外就值得研究。這主要是兩種情況，一種是私有企業主在國內非法經營，甚至違法犯罪，暴富起來。為了違法收入形成的財產的安全需要並傳之後代而移民海外。目的是為了藏匿、洗錢，同時逃避中國法律的追究和懲處，以滿足人身安全的需要。另一種是黨政機關中的權力腐敗者為了保住他們自己竊取的國家財產或從私有企業主那裏非法獲取的財產，並往往將它們轉到海外，並且幹脆全家移民外國，使自己成為“裸官”，以保證自己和家庭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中國許多高官為防患於未然都有類似的情況。這兩種移民海外者根本不應當同情和姑息，而應當追究和懲處，近年來，中國開展的針對經濟犯罪外逃者的“天網行動”、“獵狐行動”和廉政建設中清理“裸官”舉措，就是針對他們的。二是有相當一部分私有企業者移民海外，其財產來源是合法的，在國內財產和人身是安全的，他們隻是想到國外尋找新的投資機會，這是應當肯定和支持的。至於其中有人相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想到外國任意揮霍而去置業，或者為了通過投資移民換取外國國籍而引以為榮，或者為了子女到國外留學鍍金，或者為了躲避國內尚未開征的房產稅和遺產稅等。這裏也有一個積極引導的問題，應當向他們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引導不成，也隻好由他去罷。三是胡德平認為：“如果發展的環境不利，他就會選擇走。當然，也有他們自身及現行政策的問題。所以政府不能隻關注壟斷企業、國有企業，應對民營企業加以引導，量體裁衣地給新政策，這需要再解放思想。”說來說去，還是要國家對私有企業優惠，讓國有企業退讓，但這是有限度的。要讓私有企業主感到“環境”最有利，隻能是全麵私有化、市場自由化，讓他們為所欲為，無法無天，那中國可就真的走上改旗易幟有資本主義邪路了。
下麵，我們再分析一下胡德平與指導政治體製改革有關著述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份，尤其是那些涉嫌走改旗易幟邪路的部分。
胡德平及其周圍的“公知”、“精英”在輿論界的活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會通過《決定》以前，他們以不同名目多次召開座談會，向中央高層呼籲立即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並發表他們的“憲政改革”主張，企圖影響中央高層決策。胡德平在2013年1月出版的《改革放言錄》中也發表了同樣觀點。《決定》發表以後，他們又利用各種公眾場合，在報刊和網絡上發表文章，以“憲政改革”為重點，試圖改變《決定》提出的深化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並改變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12月4日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以下簡稱《憲法》)的根本原則。胡德平以及他所讚同的 “公知”、“精英”們發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謬論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反對堅持黨的領導
欲奪其國，必篡其史，欲勝其軍，必奪其誌。《憲法》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胡德平的做法是從徹底否定文革出發，進而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
2011年8月27日，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製改革雜誌社、《南方周末》報社在北京主辦的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來自政治界、經濟界、理論界、法學界、新聞界人士100餘人，40多人作了主題發言。胡德平主持座談會，他說：《決議》對我們黨所犯的錯誤盡管說得很嚴肅，但是沒有任何過頭的話，隻有說得不夠的地方，很多地方說得是不夠的!在黨的一個文件中說，打倒劉少奇同誌，“四人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話讓人覺得是在看《雍正演義》。他們是“推波助瀾”，那起“主要作用”的是什麽呢?這都是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因此，這個《決議》沒有過頭的地方，隻有說得不夠、沒到位的地方。我們應該堅持《決議》的底線，絕對不能有任何動搖。這個底線就是對“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態度!這對我們今後的改革開放，回顧和總結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意義非常重大。近年來，不管是什麽原因，鼓吹“文革”的這種論調好像在“複活”。有人留戀它;有人盡管不信“文革”，但卻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覺得這個底線我們要守住!另外就是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是否“一分為二”，怎麽就不能一分為二呢?有些人反對《決議》的這條底線，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分析還是非常到位的。說他專斷，淩駕於中央之上，取代中央，原因之一是我們黨受到封建專製主義影響。全麵肯定毛澤東容易，全麵否定他也容易。肯定他推動曆史前進的功績，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識、空想社會主義的糟粕，才是客觀的唯物主義態度。毛澤東最後是以一個完全的階級鬥爭論者，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論者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的。切不能用“專政”理論概括國家、政府、祖國的全部內容，也不能用專政理論混淆三者的界限。在胡德平的鼓動下，楊繼繩作了題為《用集體認識記錄和評述不能反映真實曆史》的發言，全麵否定《決議》中對合作化、三大改造、反右、毛澤東時代巨大成就等曆史重大問題的正確結論。他認為，中國應該徹底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私人經濟，而毛澤東時代搞公有製，所以完全搞錯了，前30年是極權製度加統製經濟。把文革的罪惡推到林彪、四人幫、造反派身上是不對的，文革的罪惡根源是毛澤東，是社會主義極權製度。他的認識回到了啟蒙時代，因此，共產黨前60年的曆史完全脫離了人類發展的正確軌跡，脫軌時間正是兩個決議(指1945年和1981年的決議)所涵蓋的時間。他說，對原來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要重新認識。這個決議在很多方麵違背了曆史事實。30年前的《決議》是對當時麵臨政治問題的折中和妥協。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是“極權製度加統製經濟”，後30年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今後應該是“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2011年10月6日，由胡德平牽頭在北京召開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與會者包括高幹子女40多人和政治、經濟、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300多人。會上，胡德平和馬立誠兩人一唱一和，一個講徹底否定文革，一個吹“憲政改革”。胡德平說：1976年，三十五年前的今天，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反動集團，這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毛澤東發動“文革”，原因還是很複雜的。當時國內不是沒有矛盾，黨群關係、幹群關係，也不是完全和諧的，陰暗麵也是非常多的。怎麽解決積累了17年的矛盾?毛澤東用了“文革”這種極“左”的方法。應該更主動地推進我們的民主法治建設，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在這個問題上要多主動，不再用“文革”的方法來處理現在的矛盾，而是要更主動地用民主法治的辦法，用政治體製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矛盾。隻有這樣，在改革開放30年後，還會有更大的進步。馬立誠則說：“文革”是不是一個民主運動呢?不是，充其量是一種專製操縱下的民主運動。今年9月9號，在毛澤東的忌日這一天，在大約20個省份，舉行了人數不等的一些活動，以悼念毛澤東為名，抒發心中的塊壘。這些地方喊起了口號，如“打倒走資派”，這是“文革”標誌性口號。這些動向提醒我們，在我們慶祝人民的勝利之時，要思索一下當前中國麵臨的極為嚴峻的局麵。如果毛澤東晚年的一些錯誤主張，和當前中國社會中的民粹主義結合起來，中國可能會再次出現動亂。我們一定要認清現在的形勢，隻有走憲政的路，發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決種種問題的不二法門。我們不可能急迫地要求黨下周就如何，而是希望能夠有這個共識。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辦法，就是加快政治體製改革，這是徹底擺脫文革陰影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憲法》總綱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這實際上是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進了憲法。胡德平卻以“改善黨的領導”的名義，鼓吹共產黨要由革命黨成為執政黨，進而成為憲政黨，並鼓吹“憲政改革”，反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也是在2011年8月27日召開的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胡德平說：“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還不夠。我們僅僅成為執政黨是不夠的。共產黨怎麽領導、“憲政社會主義”等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共產黨合法性就是黨性必須和人民性相統一。關於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關係問題。以前看有關材料，我也被嚇懵了，如果你說“改善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那你就是自由化!堅持是目標，但前提是必須“改善”。不在內容上下功夫，隻在形式上喊口號，於黨不利。”在另一個場合，胡德平說“毛澤東最後是以一個完全的階級鬥爭論者，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論者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的。”並認為，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應當作為執政黨的理論。會上，接著胡德平的話把，郭道暉說：“共產黨要從革命黨轉型為憲政黨。執政黨的基本理論和任務是實行憲政社會主義。”章立凡說：“現在，繼續‘不爭論’是不現實的，當前迫切需要啟動反思和討論。不完成革命黨——執政黨——憲政黨的轉型，政權的合法性就會徹底喪失。不能總想回避執政理論的重大錯誤，永遠維持偉大光榮正確。”日籍華人馬立誠說：“那種認為經濟上取得了成就，就獲得了長期執政合法性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我們不能自欺欺人。當下中國，隻有用發展民主、憲政的辦法解決中國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陳波更是赤裸裸地說：“中國共產黨麵臨的一個重大的曆史任務就是要由專政黨轉成憲政黨，要用憲政的手段把我們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國際社會中的正常國家，那就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改製轉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那時中國就會被國際社會接納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了。”王占陽說：有中國特色的邏輯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胡德平在座談會總結時說： “今天的會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啟發。” 可見，他對於這些離堅持共產黨領導之經、叛社會主義之道的觀點，是讚同的。
第二，主張推行“憲政改革”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製的統一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決定》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為深化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任務，並指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深化司法體製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製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並首先強調：“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憲法是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權威。”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製和程序;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普遍建立法律顧問製度;建立科學的法治建設指標體係和考核標準;健全社會普法教育機製，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深化行政執法體製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製;完善人權司法保障製度。等等。
然而，胡德華卻口口聲聲要搞“憲政改革”，他甚至說：“繼續努力推進社會主義憲政的建設和落實，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基本任務之一，也是時代對於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基本要求。”我們有了《憲法》，並且正施行。他要搞什麽樣的“憲政”呢?也是在他主持的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陳有西的發言給他作了注解：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過程。62年執政下來，我們需要一次新的反思。政治體製改革要從司法改革突破。建立獨立超脫的司法機製，全權處理一切國家大事：經濟矛盾、政治矛盾、社會矛盾、勞資矛盾、政黨問題、民族問題。”
2011年12月22日，由胡德平主管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經濟觀察報》聯合主辦的“烏坎事件處理模式專家研討會”。“烏坎事件”發生在2011年9月21日，廣東省陸豐縣烏坎村當地村民反對村官違規賣地，要求清算村官腐敗行徑而導致群體性事件。當地政府與村官一起鎮壓民眾，致使事件一發不可收拾。12月初，村民代表薛錦波意外死亡，事件更加升級。12月10日，汕尾市領導強調該事件有“境外敵對勢力操控”。12月20日，廣東省委工作組認定“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21日，省工作組進駐烏坎村，受到村民歡迎，事件基本得到平穩解決。22日，《人民日報》發表時評：《“烏坎轉機”提示我們什麽》，文章中肯定了廣東省工作組解決烏坎事件的努力，同時指出：“這種有錯即糾的政治勇氣，體現了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宗旨：對群眾利益負責，就是對黨的事業負責。”可就是在當天下午，娛“烏坎事件處理模式專家研討會”。大力吹捧“烏坎模式”， 27日，這一研討會的發言內容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貼出，標題是《“烏坎轉機”的時代意義和國家樣本意義——北京專家學者高度評價“烏坎轉機”》。其中說到：三年前，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按手印搞包幹，揭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今天，在十八大即將召開，人們期盼新改革時期來臨之際，毫不誇張地說，“烏坎轉機”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烏坎之“坎”是我國邁向一個新時代必須跨越之“坎”，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主主義之路，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憲政建設的奠基之石。廣東處理烏坎事件的理念和決策，將為未來中國提供一件成功案例，一條康莊道路，一個良治模式。對於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來講，廣東遇到的問題是中國其他地區先後將會遇到的問題，絕不能用欠發展地區的局部問題代替發展中地區具有全局性的問題。胡德平在會上說：“烏坎村，好像政府對他們自己選的幹部，自己組織都承認了，希望他們自治，村民自治委員會，我覺得很有意義。全國都籠罩在一種階級鬥爭的思維，什麽好的主張用階級鬥爭的觀念一考察、一宣傳、一執行，全部完了。”他迫不及待吹捧所謂“烏坎事件處理模式”，是想借此鼓動“憲政改革”。
2012年1月18日，由胡德平組織在北京召開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座談會。這個座談會有知名學者、退休老幹部等200多人參加。在胡德平組織的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座談會。鄧小平南巡談話的要點包括六個部分：(一)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二)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就幹不出新的事業。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三)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四)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五)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六)我堅信，世界上讚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曆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其基本精神是要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前提下，加緊改革開放。這次座談會卻以紀念鄧小平南巡為名製造“憲政改革”輿論，在會上，胡德平強調，“中國核心利益是時間，保持改革開放”。有人當場呼籲中國實行多黨製、全民普選、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並利用鄧小平當年談改革，影射現當局僵化頑固，變成討伐當局的聲討大會，要求當局全麵啟動政治體製改革，接受普世價值觀，上演了一場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政治騷動，實際上希望推動中共發生質變。會後，他們還連續發文、接受訪談，鼓吹再來一次“新南巡”，希圖用“非正常手段”解決“文革餘孽”與“封建遺毒”，啟動“憲政改革”。
2013年8月10日，胡德平在經濟觀察網上發表《破解〈舊製度與大革命〉之問》一文，談了他閱讀法國托克維爾寫的《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學習心得，借題發揮談了他的“憲政改革”觀。他說：“今天中國又有人重讀此書，我覺得也是對那種“告別革命”思潮的一種反省和考問。”“我國革命在1949年已告結束，但絕不可忘記過去的革命!記憶加創造等於社會變革，為了不再發生革命，我們要以前輩的勇氣、決心和智慧，參加今日中國的改革。”馬克思國家學說的有四個要點：1、“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我國實行“人民主權論。我國未必采取全國性直接普選的民主。” “建國以來發起了不少運動，開展了若幹重大的批判鬥爭，其實都不如批判官僚主義的針對性強，但未把官僚主義提高到體製上認識。”2、“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英美資產階級民主製的國家機器並不包括在內”。美國“實行了三權分立的國家製度”，雖然“美國的兩黨製仍然運用輪流執政的方法，運用政權進行投機謀利。但馬克思仍然把資產階級的兩種政權組織形式(指王國和民主共和國)做了嚴格區分。“進行兩種區分不是一件小事，有其特殊意義。”“為什麽資本主義製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反而不能解決呢?”“我國政治體製中的‘封建專製主義的影響’，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建國後‘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製’、‘幹部終身’等等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些嚴重弊端的清理仍需通過改革解決。”3、 “無產階級專政絕非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曆史時期都要存在的。”應當實行“三權分立”和“憲政”，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最高的權力機關，掌握“立法權”，其製定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製定其他法律時也要“以憲製律”;“行政權”應恪守“以憲司政”的基本信條，規範公權自身，保護社會私權;“司法權”則應保障“以憲司法”這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保護公民權利，以法懲處一切犯罪分子。“以憲行政”、“以憲司法”，這就是憲法產生的憲政，如果我國的國家政權建設，真能向這一方向發展，何來“文革”?改革也就可以采取另一形式了。有憲法必有憲政，無憲政，憲法也不神聖。4、立法，不能過度集權，要由代議製的民主方式製定法律。司法也不能過度集權，司法權應交給公民社會。隻有行政是可以真正集權的，因為處理政務要講效率。隻有落實了選舉和自治，中國共產黨才是融入了社會，又引領了社會的進步，它在人大、政府、司法方麵才算起到了締造者的作用。” “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如果廣大公民有廣泛的個人自由，自由的公民又非自由原子而能構建起基層的民主組織，基層又有廣泛的自治權利，那麽國家的立法就是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立法，司法就可以自行消弭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行政才能形成權威。”最後，胡德平在結束語中說：“蘇聯以後實施偏激和過度的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製。這是蘇共失去政權的一條重要原因。” 中共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後，究竟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國家機器呢?1949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1954年製定的“五四憲法”，改革之初，中共所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都涉及社會主義國家學說這一問題。此問題，今天還未根本解決。”
2013年8月16日，胡德平在經濟觀察網上發表《英法吃人憲政”的真義》一文，批駁此前官方媒體連發三文對毛澤東所說“英法吃人憲政”的理解。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憲政促進會演講中說：“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 胡德平在某些人翻出此話，興高采烈地在權威報刊上發文，用以證明憲政隻屬於吃人的資本主義，所以憲政無法和社會主義兼容。隻可惜毛澤東的這句話，幫不了他們任何一點忙。為何?其理由是：“說英法憲政是吃人的憲政，是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統一指示下，最初對英法憲政一時的、過激的、欠妥的認識。不久即做修正。如果一味糾纏此話，就是無實事求是之心，而有嘩眾取寵之意了!進而還想以此話做為中國今日不能搞社會主義憲政的根據，那麽不管他有多大本事，他也是幹著一件風牛馬不相及的事情，怎麽還說別人緣木求魚?”從中可以看出，他維護自己以西方議會民主製為樣板，推動所謂 “憲政改革”的心情是何等迫不及待。其實，他的論據並不充分。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是帝國主義戰爭，如毛澤東所說：“德國和英法帝國主義戰爭的起因，是由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引起的”，“它們像瘋狗一樣，已經瘋了，被資本主義製度把它們弄得完全瘋了，它們就不得不向它們的敵人，向世界的壁牆，亂撞亂碰。這就是今天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實際生活。一群瘋狗打架——這就是今天的帝國主義戰爭。後來戰爭性質才轉變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而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特別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既非“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又還非社會主義的民主”。並沒有改變他認為英法憲政是吃人的憲政的觀點。事實上至今英法憲政反共反人民的吃人本質也沒有根本改變。
2014年10月24日，《炎黃春秋》召開全體會議,宣布由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出任社長;陸定一之子陸德任常務副社長兼法定代表人。副社長楊繼繩稱,由於麵臨被收編,請胡德平任社長是考慮到他“能跟上麵打交道”，雜誌方向“肯定不會變”。陸德曾表示:“我們黨的改革或者我們政治體製這個改革,再也不能在黨內來進行了,要讓人民群眾參與。我們黨有個傳統,當我們在一些運動上遇到阻礙的時候,如果廣大人民群眾支持改革,應該把人民的力量加進來,我不知道我們現在黨還有沒有這個能力和力量。”此處所指的“人民”，實際上是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公知”，與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相去甚遠。但無論如何，《炎黃春秋》將胡德平推出來當社長，就是想堅持雜誌“肯定不會變”的雜誌方向，繼續充當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和主要喉舌，並給中央高層以更大影響。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胡德平放下身段，親自接任雜誌社長。其中原故，可想而知。
2014年11月7日，在“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胡德平說：“我國爆發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盡管都和境外反動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些邪惡勢力必須依法打擊，但是這類突發性的矛盾也不會短時期消失，但是也不能完全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就解決。”“在改革開放時期，人民又豐富發展了它的內涵，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除了公民大眾以外又出現了多種利益群體，新的社會階層，這是人民範圍的變化和發展，這些新的社會階層都在我國憲法中有明確的地位，都受法律保護，他們之間的矛盾，其內部的矛盾都要依法解決處理。即便不排斥用階級的觀點分析我國的現實社會存在的社會關係，也根本無需再用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方法去解決，這是我黨治國理念的一大飛躍，是國家治理體係、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巨大進步，也為階級鬥爭和專政的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其意義特別重大。他認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依法治國的決定是一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新的社會關係，國家和公民關係的重大調整，其意義非常重要，也非常深遠。但是真正要落實這個決議，沒有一代人、兩代人是不行的。盡管《憲法》總綱指出：”“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胡德平卻在否認現實中存在的階級鬥爭，否認依靠群眾對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熱衷於用他的“憲政改革”“為階級鬥爭和專政的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
總而言之，胡德平的“憲政改革”的實質是按照西方議會民主製的模式改革我國政治體製，反對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反對“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製改革的原則。他主張實行“三權分立”、“兩黨製”，否認共產黨在國家政權和社會生活中成為政治、思想、組織上的領導核心，將其作用局限於“選舉和自治”，認為隻有這樣才算“融入社會和引領社會進步”。公開宣稱“我國革命在1949年已告結束”，“無產階級專政絕非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曆史時期都要存在的”，宣稱共產黨應當從革命轉變為憲政黨，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他不講人民當家作主，宣稱“我國未必采取全國性直接普選的民主”，隻談個人自由，實際是主張“精英政治”。這與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要求是相悖的。這種“憲政改革”思路，胡德平知道難以服眾，2014年11月11日，他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要真正建設成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我覺得沒有兩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話，兩代人就要50年。”但這一方麵表現了他對中國廣大黨員和群眾“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無奈，另一方麵表露出他執迷不悟要為推動“憲政改革”奮鬥終身的決心，並把改旗易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這正是我寫作這篇文章，揭露胡德華和胡德平在“大智慧、大氣魄、大胸懷、大慈悲、大無畏”的美麗詞藻下包藏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真實心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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