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所謂“大慈善”——如何踐行“富民為始”“藏富於民”
2013年1月，為了紀念父親胡耀邦，胡德華收集溫家寶、曾慶紅、胡啟立、費孝通等20多位作者追憶胡耀邦的文章，編寫《我心中的耀邦》一書，在5月5日的記者采訪中，胡德華說：作為新中國的過來人，父親經曆過很多痛苦，在他的觀念裏，先輩犧牲是為後輩生活得更好。我們改革的目的是什麽?很早以前，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很明確的:“藏富於民，讓人民富起來。” 1983年12月22日，父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提到管子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後來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句話改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 堅信富民為始。 ” 2006年11月17日，在南京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論壇會場，《南方周末》報記者對胡德平專訪時，問起：“你是胡耀邦先生的長子，你能用一句話概括他嗎?” 胡德平說：“改革開放，富民為先”。我們暫且將“富民為始” “藏富於民其看作是胡耀邦的家訓。如果真正能夠踐行，也可以稱得上胡德華所說的“大慈善”了。
胡耀邦有四個子女。長子胡德平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副主席、黨組書記。現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二子劉湖，華潤集團常務董事、副總經理;三子胡德華，曾任中科院軟件中心負責人，後下海，投資項目囊括科技開發、植樹造林、填海造地，並創辦私營企業泰利特科技發展公司，任董事長。女兒李恒，中華醫學會副秘書長、某外企高管。在這裏，我們隻分析一下胡德華和胡德平是如何看待和實踐 “富民為始” “藏富於民”的家訓的。
胡德平在仕途上開始一帆風順。這主要得益於中共中央某負責同誌從高幹子女中培養接班人的主張，因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輔相成的幹部選拔機製。製度化的“明規則”，就是鄧小平提出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有地方工作經曆”，選拔時要經過推薦、考察等一係列程序;非製度化的“潛規則”，就是高幹子女工。在提拔晉升上可以優先考慮。胡德平是黨內升官最快的紀錄保持者，1984年，他還在中國曆史博物館保管部當副主任、館負責人。之前，他一直在博物館工作，完全沒有整黨經驗，卻在當年就當上了中央整黨指導工作委員會湖北巡視組巡視員、華北聯絡組副組長、西北聯絡組組長，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時隔兩年之後的1986年，胡德平一躍成為中央統戰部秘書長、五局局長。兩年升到副部級，這種幾級連跳的速度幾乎無人可比。這兩年的巡視組工作，胡德平沒有任何突出成績。因為黨風變差，腐敗現象大量出現，黃、賭、毒、黑等社會醜惡現象死灰複燃，恰恰是從80年代開始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黨政領導幹部必須從基層幹起，有長期在基層工作的經驗，能夠更好地認識群眾的處境，解決群眾的困難，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此時，他的父親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前妻胡德平前妻安黎是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的女兒。其中原因，可以想知。1987年辭職、逝世後，胡德平的升遷暫時中斷，直至2003年才恢複，但一下子就直達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的高位。
習近平曾說，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這句話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針對改革幾十年來、很多官員利用國企私有化謀取暴利的事實。胡德平也不例外。他擔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副主席、黨組書記，這本來是一個承擔實現“富民為始”“藏富於民”的責任的重要職位，可是他是如何做的呢?
2005年，已經63歲的胡德平休掉前妻安黎，與比他小20歲的王豫穎結婚。安黎，是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人事部部長安子文的女兒，原商務部副部長安民的姐姐。王豫穎，現為中華慈善總會“美女慈善大使”、中國光彩事業國際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這是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直屬的投資銀行式的控股公司。而胡德平早在1996年就出任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光彩事業國際投資集團從事境內外融資。其資金來自於原大型國有企業——深圳南油(集團)有限公司。南油工業區是改革開發初期在深圳開辦的跟蛇口工業區齊名的工業區，曾經擁有大半個南頭半島上近百平方公裏的土地。南油集團成立於1984年，負責對南頭半島及西鄉一帶約38 平方公裏的區域負責全麵綜合開發建設和統籌經營管理。這些土地當年基本上是無償劃撥給南油集團的。現在這些土地的市場價值超過千億元。作為政企合一的中央企業，該集團曾經擁有名下土地的規劃審批權、市政管理權、人事調配權，不可一世。後來，與南油工業區一街之隔的蛇口工業區搞得很好，而南油集團卻搞得很糟，但老總們倒是都發財了。通過莫名奇妙的資本運作，南油集團旗下的優質資產——大量的土地資源，轉給了下屬的一家企業，即1989年經深圳市人民政府批準，在南油物業發展有限公司基礎上改組設立的光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是房地產的開發和經營。據光彩集團年度報告，光彩集團在1995年淨利潤隻有1943萬元，而1996年卻翻了一倍，達到4093萬元。1997年，光彩集團依舊盈利4065萬元。1997年12月30日，南油集團向光彩集團轉讓其所擁有的深圳市南頭半島201地塊5萬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可是到了1998年上半年，光彩集團卻淨虧損為681.8萬元，這半年的虧損就成為光彩集團私有化的重大理由。於是，由盧誌強出麵收購。南油集團將其對光彩集團的所有股份(52.5%)悉數轉讓給了私營企業主，並最終改名為光彩事業國際投資集團，在光彩集團轉讓給胡德平夫婦管理的光彩事業國際投資集團之後，真是迎來了“見證奇跡的時刻”，1998年上半年虧損的光彩集團，光彩事業國際投資集團1968年全年淨利潤竟然翻倍，達到9083萬元。私有化的油水悉數被私營企業主所撈取。是否涉嫌賤賣國有資產? 這是個謎。胡德平夫婦從中得了多少好處，也是個謎。
王豫穎還擔任天諾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天諾慈善基金會於2007年7月經國家民政部批準設立。天諾慈善基金會注冊資金為人民幣1億元，業務主管單位為民政部，是國內對少數民族地區扶貧領域唯一的國家級私立基金會。此時，胡德平與後妻王豫穎已成婚兩年。後來，反腐打黑鬥爭打掉了劉漢。劉漢是原四川漢龍集團主席、黑老大，被控組織黑幫、故意殺人等十五項罪行。劉漢之所以能夠在四川殺人放火、無惡不作，與其重金拉攏高層官員有關。而劉漢背後的靠山，其中之一就是周永康之子周濱。據查，天諾慈善基金會的注冊資金一億元就是劉漢給的，王豫穎是基金會理事長，胡德平的後妻，基金會的副理事長盧誌強，是出麵收購光彩集團股權的光彩事業國際投資集團董事長，是胡德平的親密戰友。劉漢給胡德平後妻和親密戰友的這筆捐款，是劉漢做慈善最大的一筆捐款，可見劉漢多麽重視打點經營與胡德平的關係網。這個“天諾慈善基金會”又是怎樣遵從“天諾”搞“慈善”的呢?基金會行業信息披露平台發布的一張表格曾引起細心的網友熱議， 2014年，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籌款4549萬，撥付捐款僅為0。對此，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在官方微博澄清，稱“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所籌集的四川雅安蘆山地震災後重建捐贈4787.26318萬元，早在今年1月就已向四川省光彩事業促進會撥付災後重建資金4549.38915萬元，根據協議尚有237.87403萬元未撥付。”然而，這個澄清隻是說明了捐款從上級轉到下級，究竟用於何種具體慈善項目，仍是去向不明，令人迷惑不解。麵對公眾的質疑，胡德平曾發表聲明，隻回應了幾句“沒印象”，並說：“我和劉漢兩人之間沒有一點不軌交易，沒有為劉漢的私利搞過一次關說。王豫穎女士係我的妻子，如王豫穎，基金會願意說明此事，當然很好;如願意保持沉默，我認為也是豫穎和基金會的權利。”事後，王豫穎沒有出來主動澄清，記者試圖聯係王豫穎與盧誌強，也得不到回複。其中的貓膩，就難以分析了。有人說，如果其中涉嫌侵吞國有資產，侵吞公眾捐款，與黑社會勾結，那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才會幹的事情。
因此，說到底，作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胡德平已經將“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實行共同富裕”置之腦後，也忘記了“富民為始”“藏富於民”的家訓，利用手中權勢，以“光彩事業”為名，庇蔭和支持妻子經商辦企業，搞“家族私有化”，以達到名利均占、權錢雙收的目的，其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富己為始”“藏富於己”，所搞的慈善基金並不慈善，光彩事業也不光彩。
胡德華在這方麵又如何呢?據網上介紹，胡德華1977年在南京的一所大學畢業後。沒有考上碩士研究生，就一直留在南京工作，並與當地一位軍隊幹部之女結婚。1986年底調至北京，回到父母身邊，在一所大學擔任普通教師。 後來，胡德華又調到中科院軟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不久便擔任中科院軟件中心負責人，並從中科院軟件中心下海，投資項目囊括科技開發、植樹造林、填海造地;1994年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從事金融、銀行和辦公室等軟件係統的開發。
這裏，僅看他下海後的在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的表現。這是個私營企業，由他擔任董事長。公司先在兩次讓員工出資，2001年8月，公司資金總額為6000萬元。胡德華個人出資730萬元，占6.2%。他和管理層8 人，共出資2120萬元，占35.4%;他和管理層辦的4個分公司，共出資2200萬元，占36.7%。普通員工36人，共出資1680萬元，占27.94%，可是就是不給出資正式證明。不久，公司便借口提高上市可能性，設立一家有限責任公司，由原公司普通員工股東36人組成，再以有限責任公司以法人名義投資公司。其實質上就是將普通員工股東變成了公司下屬法人的股東，持有的股份性質也由自然人股變成了法人股，剝奪了普通員工在公司作為原始股東應當享有的權利。這種做法是不合法的，既然簽訂了《出資人協議》，協議就是合同。根據《合同法》，公司不能憑一紙《通知》單方麵改變合同條款，改變原來的承諾和義務。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公司增加或減少注冊資本，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都有應由股東會才能作出決議。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如《通知》的方案那樣將出資轉讓給新設公司，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如果單純是為了減少發起人人數，簡化公司股權結構，提高上市的可能性。這理由也不成立。《公司法》規定，上市公司股東人數則要求在1000人以上。原公司的股東總數隻有48人。這種做法的實質是胡德華仗勢欺人。公司原有44自然人股東，他人普通員工股東36個人股東全部退出，卻單單將他和管理層8人保留。後來，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沒有能在國內上市，他又將公司弄到一個英國海外屬地某群島注冊，想在香港上市也沒有成功。從此公司一蹶不振，員工紛紛離去。公司成為他和管理層的玩物，相互利益輸送情況不明。而當年普通員工35人的投資如泥牛入海，科技人員辛辛苦苦的血汗錢就這樣被胡德華占用和遭塌了。這正如電視廣告上講的：“我不在乎你是不是血汗錢，我隻在乎你的錢!”在這種情況下，胡德華講要學胡耀邦的“富民為始，藏富於民”，還心安理得嗎?
在金錢第一、物欲橫流、社會道德敗壞、價值觀扭曲的環境下，能不能真正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牢記“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實現共同富裕”，做到“富民為始”“藏富於民”，關鍵在於確立正確的公私觀。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大公無私是基本要求。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提出“天下為公”，因此才有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才有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以及振興中華、平均地權、節製資本等建設方略。共產黨人更是提出“立黨為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也就是說，既然要同私有製決裂，又要同私有觀念決裂。毛主席一再強調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將為絕大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最重要的標準，並認為 “鬥私批修”確定為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在思想領域內的根本綱領。中共六中全會也明確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黨就會失去根基。必須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作為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全黨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當好人民公仆。同時提出，建設廉潔政治，堅決反對腐敗，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務。必須築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和製度防線，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製機製。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修養、講道德、講誠信、講廉恥。各級領導幹部是人民公仆，沒有搞特殊化的權利，要帶頭執行廉潔自律準則，自覺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作鬥爭，注重家庭、家教、家風，教育管理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禁止利用職權或影響力為家屬親友謀求特殊照顧，禁止領導幹部家屬親友插手領導幹部職權範圍內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要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黨內決不允許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而黨內出現腐敗的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領導幹部私字當頭，私心膨脹，私欲無限，最後導致以權謀私，化公為私，損公肥私。假公濟私。
其實，對胡德平、胡德華的所作所為，是可以找到其思想演變軌跡的。2002年，胡德平、張殿清曾在《民營經濟內參》第48、49期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對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製”的另解》，這篇文章公開挑戰《共產黨宣言》，否定“消滅私有製”這個“共產主義的特征”。在論述中就是從否定同私有觀念決裂開始，再進而否定同私有製決裂的。我們不妨將原文抄錄如下：“回想當時那一時期的大學生們，盡管在認識水平和政治思想覺悟上千差萬別，也不乏某些政治觀點上的對立，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幾乎都認為“私”字是萬惡之源。“私”可以使我國的資本主義複辟，也可以使黨內產生可怕的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隨著其進程的不斷演進，不少人對“文革”的方方麵麵開始產生懷疑，提出批評，甚至展開了不同程度的抵製和鬥爭。但同樣的是，對“私”字是萬惡之源的觀念卻很少產生懷疑。林彪提出的“狠鬥私字一閃念”，這種振聾發聵的豪邁語言是何等的“高尚”、“偉大”。當他葬身於戈壁荒原，人們也隻是對這種說法付之一笑，未加深入的思考。對所謂劉少奇的“吃小虧，占大便宜”的市儈哲學，在人們看來又是何等“庸俗”、“渺小”。現在劉少奇同誌早已恢複了他應有的名譽，但對他這一說法所反映的社會複雜現象，至今還缺乏應有的分析。七十年代初，其中一位作者曾聽到黨內有同誌告誡年輕人：“私”不是萬惡之源。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是一定經濟關係的反映。萬惡之源不是私有觀念，而是私有製。據現在我們看到的材料，那時黨內已有同誌私下寫出文章，認為：公和私是事物矛盾對立的統一，也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生活之中。可以說，這是文革後期，黨內有覺悟有思想的極少數同誌對公私問題認識上的最高水平。人們尤其是共產黨員，對“私”字的警惕之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婦孺皆知的名言：“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製。”(《馬恩全集》4卷480頁)這句簡明扼要，提綱享領，直訴共產黨宗旨的警句，似乎已把私有製、私有觀念完全徹底的否定了。如果共產黨員在社會主義時期還談論私字，這豈不是叛離共產黨的宗旨，喪失黨性，向資產階級投降嗎?”這段話的謬誤不難批駁，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是什麽精神境界。按照他們的思想邏輯，他們的一切以權謀私，化公為私，損公肥私。假公濟私行為也都變得理直氣壯了。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有數以百計的高幹家庭正在積累著巨大的財富。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一群有權勢的家庭和他們的食客卻靠著資本主義所有製，不遵守國家製定的法規，已經非常富有。有人說：“中國的腐敗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嚴重，我們現在是權力統治的市場經濟”。很多高幹子女受雇於西方銀行或其他跨國公司，以便享受通過親屬與高官建立密切關係所帶來的好處。一位資深外交官說：“你在中國呆的越久，你越意識到，一切都是由幾百個有權勢的家庭控製著。你還意識到，最大的外國公司都在試圖雇傭中國官員的子女，以便拉上關係做生意。” 胡德平與前妻安黎兩人育有一女胡知鷙，她畢業於劍橋大學，2005年從美林轉投瑞信，現任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高幹子女就一直在不斷聚斂財富，據統計，到2006年3月底，中國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占91%。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同時，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等可以謀取暴利的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到90%是高幹子女，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胡耀邦的子孫也是其成員。基於這種經濟地位，胡德平拚命否定消滅私有製，為私有觀念辯護，並不奇怪。2010年9月，《半月談》指出“紅色家族”成為新富豪的主體。有人說：共產黨前三十年，大公無私，把生產資料和國民財富變成了全體人民的公產，後三十年，化公為私，把生產資料和國民財富從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少數官員自己的私產。這話說得有點絕對，但值得引起警惕。這也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共十八屆三中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要提出“強化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係”，“堅持用製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製度籠子的根本之策。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係，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並特別規定要“完善並嚴格執行領導幹部親屬經商、擔任公職和社會組織職務、出國定居等相關製度規定，防止領導幹部利用公共權力或自身影響為親屬和其他特定關係人謀取私利，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作風。”
五、所謂“大無畏”——如何指導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
不斷創新、開拓思路，需要大無畏。胡德華說：“指導改革在理論上應該大無畏，思路上要更加開闊。”這話說得不錯，但大無畏是有前提的。就以改革來說，如前所述，戈爾巴喬夫也搞了一次改革，結果在很短時間內就造成蘇聯和蘇共解體，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全麵複辟資本主義，“辛辛苦苦七十三年，一下退到十月革命前。”這也是一種“大無畏”。現階段在中國改革中，社會主義改革派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圍繞改革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加強和完善共產黨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改革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模式，搞全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搞西方議會民主製，削弱和擺脫共產黨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讓改革走上改旗易幟的資本主義邪路的問題，在理論和思路上都表現出了大無畏。不幸的是，胡德華和胡德平屬於後者。
中國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的，全會在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同時，提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製進行改革。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了有係統地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任務。1981到1983三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內容主要是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責任製和廢除人民公社製度。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和公布《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改革的重點轉到城市。從實行價格雙規製和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而這一期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正是胡德華和胡德平的父親——胡耀邦，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正是在這次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他功不可沒。後來他在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引咎辭職。他的繼任者趙紫陽在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在1989年6月動亂後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被撤職。鄧小平說：“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現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觀點是：全盤否定毛澤東同誌的曆史作用，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揚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大陸不如台灣;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將社會主義等同於極權、專製甚至是法西斯主義抹煞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巨大成就;抨擊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觀點，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認同所謂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權、民主、自由，主張以西方議會民主製作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樣板;主張政治上的“多元化”、“多黨製”，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主張經濟上的“多元化”、“私有化”，反對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思想上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鼓吹全盤西化。其本質是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成為西方附庸。有人公然攻擊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甚至本來就是錯誤的，說將來到共產主義仍然是市場經濟，把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萬惡之源，而宣稱“人間正道：私有製”。等等。在胡耀邦引咎辭職後二個月後，1987年3月8日，鄧小平指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胡德平和胡德華在從政、從商的同時，念念不忘繼承父親胡耀邦的遺誌，下決心將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到底。
一方麵，他倆出書為胡耀邦歌功頌德。2011年1月，胡德平出了《中國為什麽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他對胡耀邦的評價是：“我父親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革命家。”“我覺得父親也重視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起來。胡耀邦主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就是對人的思想的一種解放，說到底，是對人的一種解放。如果不去解放人的思想，不去解放人，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改革開放就無法進行。”“胡耀邦也想把經營責任製引入國有企業，但這觸動了國有企業所有製的一些深層問題，也因此遇到不少阻力，出現許多新的問題，給改革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3年1月胡德華出了《我心中的耀邦》，並自我評價說：“這本書真實地記錄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等重大曆史事件的一些細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關於父親胡耀邦，胡德華說，“我父親這是用自己的生命換取真理。”這兩本書的共同特點是徹底肯定胡耀邦。包括他搞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這種做法來自他們對事物不是“徹底肯定”就是“徹底否定”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正是這種思維方式使他們不僅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要進行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徹底否定革命群眾運動，從而徹底翻案，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的領導幹部，不管本人是否有錯，都成了“一貫正確”，加以徹底肯定。與此同時，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積極響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起來革命的群眾則加以徹底否定。在胡德平的眼裏，胡耀邦比毛澤東還高明，因為，他對胡耀邦是“徹底肯定”，對毛澤東是“一分為二”。可是，他的“一分為二”是肯定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而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毛澤東。甚至說：“全麵肯定毛澤東容易，全麵否定他也容易。肯定他推動曆史前進的功績，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識、空想社會主義的糟粕，才是客觀的唯物主義態度。”
另一方麵，他倆就中國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發表了許多言論。他倆或者頻繁出現在內外公眾場合發表演講，或者接受記者采訪，或者主持和參加各種紀念座談會，活躍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公知”、“精英”中，發表種種“新潮”高論，試圖影響中央高層決策。為此，胡德平更是筆耕不輟，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瞭望》、《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論文百餘篇。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在總結了十大成就的同時，指出了六大不足、困難和問題：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突現，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社會道德失範、誠信缺失，黨的組織軟弱渙散，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等。明確要求：“必須堅持推進改革開放”，並鮮明地提出：“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之後，胡德平更加活躍起來。2013年2月，胡德平的《改革放言錄》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前言中說：“書名《改革放言錄》，是我自擬的。一些朋友認為不妥。何謂放言?放言，不是虛言，不是謊言，不是謗言，而是沒有恐懼感的暢所欲言。”並聲稱：“願為自由鳴放一炮，以求學術上徹底、明確地探討，並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遠成為一個避諱的字眼。”這本自稱是表達“對中國改革建言的真實心聲” 的書，使我們有機會一窺他近二十多年來在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問題上持有和散布的觀點的全貌。直到2016年11月，他還將14年前的舊話重提，發表了《鑒別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塊試金石——是‘揚棄’，而不是‘消滅’私有製》的主題演講。打著“不忘初心”的旗號要人們忘記共產黨人的初心——消滅私有製。等等。因為相比胡德華來說，胡德平公開發表的觀點更多，更為係統，身居高位，影響更大。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決定》下家分別提出了深化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改革的目標：“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製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係、宏觀調控體係、開放型經濟體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對於如何指導經濟體製，胡德平確實抓住了要害，即基本經濟製度的核心——所有製問題。他在書中宣稱要“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全力推進改革開放”，並特別強調：“必須從所有製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否則，社會主義就有被侵蝕、顛覆的危險。” “讓全黨、全國人民更加清晰地分清什麽是社會主義，及真假社會主義的區別。”但是他的主張是與《決定》對著幹的。針對《決定》強調“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根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製力、影響力。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製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要求，胡德平及其周圍的“公知”、“精英”，鼓吹全麵私有化、市場自由化，最終喧賓奪主，動搖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和改變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取而代之，從而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發生質變，
我們先分析一下胡德平與指導經濟體製有關著述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份，尤其是那些涉嫌走改旗易幟邪路的部分。可以大體歸納成八個方麵：
第一，胡德平公開挑戰《共產黨宣言》，否定共產主義理論的精髓和共產主義的特征——消滅私有製。
《共產黨宣言》指出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製。” “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製，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製。”顯然，“消滅私有製”，尤其是“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製”，是共產主義理論的精髓和“共產主義”的特征。
胡德平發揚大無畏精神，所做的最傑出的一件事，就是從2002年，2010年到2016年，與張殿清一起，先後三次拋出“揚棄私有製”論，從內部刊物、到公開刊物，再到公開演講，十四年如一日，企圖修正和否定《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製的觀點，公開挑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底線，為全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炮製理論根據。
如前所述，2002年，胡德平就和張殿清在內部刊物上發表《對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製”的另解》一文，針對《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製的論述，他倆提出了“對資本主義私有製揚棄的觀點”，在對揚棄的概念作了一番解釋以後，玩了一個文字遊戲，將消滅私有製的揚棄過程變成了“揚棄私有製”，進而用“揚棄私有製”來代替“消滅私有製”。
2010年，又由張殿清出麵在公開刊物上發表《對私有製是揚棄而不是消滅》一文，首次搬出論據：“消滅私有製”的“消滅”那個詞中文翻譯德文時錯了，應當是“揚棄”而不是“消滅”，並對此論據的產生過程作了詳細說明，他說，這個觀點是胡德平2000年12月22日提出的，言下之意發明權屬於胡德平。這篇文章還大量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發表前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來說明他們對於私有製的立場和態度是揚棄而不是消滅，其手法仍然是用消滅私有製過程中的揚棄來否定消滅私有製本身。此文最後的結論是：“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關於‘消滅私有製’的理論，而是關於‘揚棄私有製’的理論;同樣，它也不是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的理論，而是關於揚棄或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的理論。”沒有比這個結論更荒謬的了。馬克思的理論竟成了“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的理論!”圖窮匕首現，正好暴露了胡德平炮製“揚棄私有製論”的真實用心，是要在中國“揚”的是全麵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而“棄”的是改革開放中有利於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理論和實踐，最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變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2016年11月4日，在由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的開幕式上，胡德平做了題為《鑒別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塊試金石——是‘揚棄’，而不是‘消滅’私有製》的主題演講。他不僅老調重彈，而且上綱上線，將“消滅私有製”這個“共產主義的特征”說成是空想社會主義，更加係統地闡述了否定消滅私有製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發表這次公開演講的時間，是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提出了一係列全麵從嚴治黨的新觀點、新要求、新部署，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開啟全麵從嚴治黨的新階段，並首次正式提出要與“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一致，強調要提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之時。而目前的世情、國情則是：世界經濟複蘇乏力，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尚在，中國對外貿易萎縮，經濟增長速度處在下行通道，正在進行供應側和結構性調整，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麵的戰略布局正在全麵展開。而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成就和問題，正處於關鍵的節點。在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正在動搖，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和新的資產階級產生這兩條社會主義改革的底線已被衝破的情況下，在中央加快簡政放權、減輕稅負，搞活企業，並強調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鞏固其主體地位和發揮其主導作用，倡導混合所有製的情況下，胡德平重申否定消滅私有製，並說：“近40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私營企業已成為我國基本經濟製度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力度不謂不大，開放一事不謂不強，可是我國私營經濟的發展”“還有一個人們內心深處不托底的問題未說清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思想觀念上對我國現存的私有製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根本態度，不然私營企業喂了近四十年的定心丸仍然心神不定。”此話將胡德平的心結表露無遺。他是要為中國新的資產階級“喂定心丸”，為在中國繼續推動全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製度和市場經濟體製的社會主義性質而火上澆油。
對“揚棄私有製”論，本人已在《共產黨人就是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消滅私有製——胡德平的“揚棄私有製”論》一文中作了係統分析和批判，從2016年12月4日起在“烏有之鄉”等網站上發表，這裏不再詳述。
第二，胡德平千方百計為私有企業主“正名”，以掩蓋中國新的資產階級已經產生的現實和由此出現的矛盾。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說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晚年，他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開放觀，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設置了兩條底線：一是“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二是“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這後一條底線，使胡德平如骨骾在喉，因此，他千方百計為私有企業主正名，否定其屬於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
胡德平首先引用江澤民的話：“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麽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麽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他認為，這一論述對非公有製經濟人士提出了新的要求，對判斷他們的財產作出了新的闡述，並加以發揮說：“怎樣看待私營企業主的收入?至關重要的是分清企業資本和個人消費基金的區別，固定資產的所有權是私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我們國家中的這種私人所有權不但不和群眾利益矛盾，同時他還要承擔市場帶來的風險和管護的責任。則是成千上萬的人。這有何不好?對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性質也必須作具體分析，不能把他們同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一樣看待。怎樣看待中國的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私營經濟是在改革開放後產生的，有它產生的必然性、合理性。毫無疑問，中國太需要這種經濟成分了。中共中央有一個文件曾經指出，不要把現在的私營企業主和過去的民族工商業者、民族資產階級等同類比起來，不能沿用50年代那樣的方法，今後再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說明，我們黨對此問題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了。”他所說的這種“認識的深化”，就是要否定私有企業主的收入主要來自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這是他們屬於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的體現。不管他們本人承認與否，也不管別人給他們披上怎樣美麗的麵紗。私有企業主和過去的民族工商業者、民族資產階級同樣存在著兩麵性，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發展私有製企業鼓勵、支持和引導缺一不可。與私有企業主相對應的大多數員工則是雇傭勞動者，由經濟地位不同，出現矛盾甚至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整個社會也為由此造成階層矛盾以至階級矛盾，最終重燃階級鬥爭。為私有企業主“正名”，掩蓋中國新的資產階級已經產生的現實和由此出現的階層矛盾和階級矛盾，隻能是掩耳盜鈴，無濟於事。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正視現實和矛盾，采取恰當的方法解決矛盾。
胡德平還說：“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公眾資本大量湧現的基礎之上的，對純粹的私人企業不能簡單地用行政、法律、暴力手段消滅。在他們看來，既需要資本主義對之的揚棄，也需要科學社會主義對之的揚棄。在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時期，又是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獲得解放獨立的東方大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是一件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大好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題中應有之事，當以國策視之。”此話錯誤頗多。其一，馬克思、恩格斯從來認為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基礎之上的，他用“社會公眾資本大量湧現”偷換了“社會主義公有製”這個必要條件，前提錯了，結論也不會正確。其二。“社會公眾資本大量湧現”，隻有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製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其三，對“對純粹的私人企業不能簡單地用行政、法律、暴力手段消滅”，與事實不符，新中國成立時沒收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將其變為國有企業，就是使用暴力手段;而如今對於那些違法違規嚴重危害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也會用行政、法律手段取締。其四，私有企業是不可能用“資本主義對之揚棄”的，那樣隻會是一個資本家打倒多個資本家，使私有企業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對之揚棄”隻是對私有製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五，發展私有企業從事的私有經濟必須與公有製經濟共同發展，主從有別，不能喧賓奪主，搞全麵私有化，不應“當以國策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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