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所謂“大氣魄”——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
正視曆史，繼往開來，需要大氣魄。讓我們分析一下胡德華和胡德平是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的。
2013年1月6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講話，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曆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雖然這兩個曆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習近平講話中的這個觀點，後來簡稱為“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不應互相否定。”機時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的現象，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改革觀和資產階級改革觀之間爭論的焦點之一。
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者讚同習近平的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他們認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而堅持資產階級改革觀者則主張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其中極少數“精英”甚至對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也不滿意，也要否定。胡德華和胡德平就在認同這種觀點上表現出了“大氣魄”。
2013年4月13日，胡德華在《炎黃春秋》聚會時的發言，著重否定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他的邏輯是：“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後十年文革。”因此，他著重否定後十年文革開始，再從否定後十年文革，延伸到時否定前十七年。
如同否定文革論者的通常做法一樣，胡德華在講話中首先擇其所好描繪了一幅文革圖景，不分青紅皂白把矛頭指向毛主席。他說：“我想大家都不應該忘記，毛主席認為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黑司令部在共產黨內，與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鬥爭，而且在很多領域是資產階級權貴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所以要奪權，所以要搞文革。例如毛主席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文化部是洋人死人部，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人民解放軍是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以後羅瑞卿又搞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賀龍要搞二月兵變，多可怕。”“我們的教育，毛主席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中學革命小將為了徹底否定前17年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打死了卞仲耘校長、沙坪校長等，但她們是1938年打鬼子的英雄。大學的小將打死了彭康、李達，但他們是大革命時期和一大建黨的老革命。另外，共青團是修到家了，是全民團。外交部是三和一少，中聯部是三降一滅，全體中央委員一大半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所以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全被造反派奪了權，例如王洪文、陳阿大奪了陳丕顯為書記的上海市委的權，王效禹奪了譚啟龍為書記的山東省委的權，等等。全部奪權奪完了，劉、鄧黑司令部徹底打倒了、徹底否定了，這才實現了所謂祖國山河一遍紅。為此還出了紀念郵票，聽說現在一枚郵票還價值連城呢，是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然後他說：“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代表開始的撥亂反正，徹底為並不存在的所謂劉、鄧黑司令部平了反，為劉、鄧、陶平了反，為彭、羅、路、楊平了反，為薄一波等61個叛徒集團平了反，為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開國將領平了反，徹底否定了文革加在他們身上的反革命罪名。我們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懷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如果說都不能否定那我們否定的是什麽，否定的是三中全會以來的撥亂反正，否定的是改革開放，不就把我們自己給否定了嗎?所以我也鬧不清了，我但願它不是真的。”
胡德華這樣講，是基於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並提出要“堅決糾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口號的錯誤。”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總結曆史是為了開辟未來》的講話中，提出“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從那時到現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好像已經成為定論，因此，有人任意歪曲文革史實自以為理直氣壯。有人認為凡是文革中批判、衝擊過的一切都應當統統推倒，所有的黑白、是非都可以顛倒過來。
對於文革的看法至今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一直是有爭論的。就是文革的親身經曆者，由於當時和現在所處社會地位不同，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對曆史問題的認識，不僅要全麵了解有關史實，而且往往要經過一段時間實踐的檢驗才能看得很清楚。原先的看法也會發生變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對於一個客觀事物，應當一分為二，不能徹底肯定，也不能徹底否定。對於號稱十年的億萬群眾卷入的史無前例、錯綜複雜的文革，尤其是這樣。
1978年12月22日發布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說：“全會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曆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曆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曆史任務。”當時，鄧小平也承認：“毛主席發動文革是從反修防修角度出發的，用意是好的。” 可是，三年不到，《決議》就“匆忙地”地對文革作出了結論，而且根據改變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出發點及文革的性質的基本判斷。
對於文革，如果堅持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曆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它”，我們就會承認，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文革的性質是要探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途徑。毛主席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一件是創建新中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另一件就是發動文革，探索如何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是力圖為反修防修尋找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次演習，中國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現在看來，其原因主要是由於當時我國還處在全麵公有化和計劃經濟體製的條件下，少數黨政領導幹部存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但從政治到經濟上全麵腐敗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走資派)尚未完全成型。一場革命隻有在革命對象腐敗沒落、完全喪失民心的情況下才能取得勝利。中國民主革命就是這樣。因為文化大革命在發動的時機和政策選擇上操之過急、在用人方麵更出現重大差錯，這次革命沒有成功，最終隻能成為“演習”。但是其反修防修的目的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質不容否定。
《決議》作出否定文革結論的主要理由是： “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然而，曆史和現實都是無情的。
事實證明，毛主席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最為憂慮並試圖解決的黨變質、國變色，社會主義事業毀於一旦的危險並不是空穴來風，杞人憂天。就是在《決議》作出否定文革結論後8年，1991年，這種現象就在世界範圍內發生了。在“血雨腥風”中，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失去了執政地位。東歐一些國家以加入歐盟這個資本主義國家聯盟為榮，甚至尋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帝國主義軍事同盟的保護，充當美國侵略發展中國家的局部戰爭的幫凶。國際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不能不從中記取慘痛教訓。如今，《決議》作出否定文革結論已經34年了。應當說，經過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飛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許多社會矛盾仍然存在並且日益尖銳，處理得不好仍有激化為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危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仍在世界範圍推行新帝國主義政策。實施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中流砥柱，它們時刻沒有放鬆使中國和平演變，實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製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企圖和努力。如果說，毛主席發動文革時對當時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因麵發動文革時機選擇得過早。那麽，我們會發現，近年來，由於全麵私有化，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正在動搖，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在自由市場化的同時促使社會也在市場化，黨政機關的腐敗官員與社會上非法經營的私有企業主相結合，通過盜賣國有資源、侵占國有資產，已經形成一個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性質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新的資產階級不僅具備舊的資產階級的基本特征，而且更加貪婪和腐朽，如鄧小平晚年所擔心的：“如果風氣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與此同時，多數工人重新倫為雇傭勞動者、農民仍是小私有者、小生產者，他們當家作主的地位和話語權缺失，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趨勢愈演愈烈。物欲橫流、社會道德敗壞、價值觀扭曲的現象惡性滋長。中共十八大尖銳地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問題，實質上就是更現實地在新形勢下把文革中所要解決的反修防修問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矛盾擺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檢驗真理的實踐是革命的、群眾的、正確的實踐，是客觀的、社會的、曆史的實踐，而不是相反。如果我們真正承認實踐的觀點，那麽我們就會承認毛主席提出的以反修防修為目的，以鬥走資派、批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意識形態、改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為內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必要的，這種繼續革命可以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叫別的名稱。例如，在新的環境下，應當也可能選擇不同於當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工具進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上下結合，建立的強有力的社會主義民主監督體係，公開地、全麵地、進行常態化的反腐倡廉鬥爭來代替單純依靠群眾運動，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這種繼續革命可以與實施的“全麵建設小康、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有機結合起來。事實上，中共十八大以來的確三年多時間中，“打虎拍蠅”，重拳反腐，就打掉了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老虎，10名中央委員和13名中央候補委員“中老虎”和無數的小“老虎”及眾多的“蒼蠅”，被處理的黨員幹部達101萬人，其力度並不亞於文革，何況，現在從嚴治黨還剛剛開始，群眾還沒有充分發動和參與進來。總之，我們不能忘記，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進道路並不平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課題並未解決，“革命尚未完成，同誌仍須努力!” 我們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牢把握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同那些企圖把中國引向改旗易幟的邪路的敵對勢力作鬥爭，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的過程中，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推向前進。
在文革中受過衝擊的人後來對文革的認識最能說明問題。例如，1988年10月27日，王震就指出：“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麽厲害，將來我去見毛澤東時，我要對他講，你講搞不好要改變顏色，過去我不懂，現在懂了!” 1989年的政治風波兩個總書記下台，1991年前蘇聯和東歐劇變，國內改革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權力腐敗、崇洋媚外等種種現象，王震深感憂慮。1993年在臨終前，他曾感慨地說“毛主席比我們遠看了五十年!”。王光美晚年就說：文革有它的曆史必然性和複雜性，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必然會有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憑心而論，主席雖然對少奇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誌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整死。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北京航空學院第一任老院長、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武光，在反右傾時受過冤屈，在文革中又曆經磨難。2003年，在談到社會上很多人把毛主席晚年描述得一團漆黑，把文革被描述成了十年浩劫時，他說，看待文革應當一分為二，《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應該看到，文革的目的和願望是好的，即反修防修，防止黨變色。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鬥爭奪取了政權，1956年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的三大改造，這樣消滅了資產階級，消滅了剝削製度，但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並未就此消亡。資產階級沒有了，但階級鬥爭並未熄滅，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從未停止過，要堅持不斷革命，從意識形態領域中徹底消除資產階級的影響。在是否繼續革命的問題上，黨內是有分歧的。真正的走資派就是要借文革具體做法上的一些錯誤，徹底否定文革，徹底否定毛主席。在承認社會曆史的發展性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貢獻最大的就是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思想，它對中國、對世界、對未來的意義都是巨大的。毛主席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顯示了人民的力量。這些方麵，今天和以前是大不一樣了。
對於文革，毛主席預言：“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他也從來沒有徹底肯定文革，而是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麵內戰。”“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 這是對文化大革命一分為二的觀點。
胡德華可能是因為父親受過衝擊，就采取了毛主席批評的那類人的態度。他說：“隻上到高中。非常不幸，我們(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後，任何書都沒有了，想學也沒有的學。書店除了毛主席選集、毛主席語錄、甲種本、乙種本之外，其他一切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甚至連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都沒有了，多可怕，一片空白，學什麽呀。好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你們不讀書，上了陳伯達這一類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當了，大家還是要讀馬克思的原著。這才開出來六本書，有《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法蘭西內戰》，這會馬克思的書才能擺上新華書店，還不是全部，還隻是這可憐的六本書。所以你看文革期間連馬克思的書都沒有，這十年是空白，想學都沒得學。” 胡德華說的是真的嗎?當時，我正在北京上大學，也經常跑書店，根本不是這樣。許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正是在文革中讀到的。何況，一九六七年以後，當時北京大中學校都陸續複課鬧革命，學文化和科技知識是重要內容。我的專業課就是那時候上的。從胡德華的講話中，知道說他是 “北京最好的男校老三屆”高中生，不知那時他身在何處?
胡德華還說：“我記的文革中批判一個走資派，他說，同學們不要再爭先紅後專還是先專後紅了，不要再爭是政治上過得硬業務上過得去，還是政治上過得去業務上過的硬。我跟同學們說業務學習耽誤一年你十年都補不上，而政治學習耽誤十年我一年就給你們補上。我印象太深了，我深感十年文革，毀了我們一代或幾代人，幾乎成了文盲，當然，這隻是說我。另外，我反思我從小所念的十年書，文化教育是用階級觀點來看待一切的。例如我們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正確的，那麽其他唯心主義就是不正確的，那麽又有誰看過唯心主義的書籍呢?沒有看過沒研究過你又為什麽說它不正確呢?” 胡德華講這些話，一方麵是表明他反對提倡又紅又專，在學校搞政治學習和階級教育，懷疑辯證唯物主義而向往唯心主義;另一方麵是誇大其詞訴文革的苦，他說：“十年文革，毀了我們一代或幾代人”，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成就從何而來?他說：自己“幾乎成了文盲”，那他在1974年是怎樣“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學”，1977年畢業後又是怎樣“報考中國科學院碩士研究生，隻幾分之差未能錄取”的?
三、所謂“大胸懷”——如何看待對外開放後的中日關係
立足本國，放眼世界，需要大胸懷。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毛主席指出：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習近平倡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都表現出這種大胸懷。胡德華和胡德平的胸懷怎樣呢?我們不妨從胡德平出訪日本的表現和胡德華對此的配合分析一下他們是以怎樣的胸懷如何看待對外開放後的中日關係的。
2014年4月6日至13日，胡德平訪日。當時他的身份是全國政協常委，屬於中國高級官員，又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身份特殊。訪問是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事件之後、中日關係緊張之時，自然引人注目。據報道，此次胡德平的訪日行程由日本外務省安排，但媒體都猜測這是經過中國最高當局默許的。4月6日，胡德平抵達日本，先後會晤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眾議院前議長河野洋平，針對日本政府對中國的看法、中日關係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4月8日，胡德平前往日本首相官邸，在與官房長官菅義偉會談前後三次見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4月15日，菅義偉在記者會上證實，胡德平與安倍的會晤時，“對方提出了希望在安靜的環境下交換意見。會麵的具體經過不便透露。”在此前後，菅義偉與胡德平會談，此前，外相岸田文雄也在外務省與胡德平舉行了會談。菅義偉和岸田文雄通過與胡德平交換意見，意在向國內外凸顯安倍政府對與中方對話的積極姿態。菅義偉與胡德平的會談持續了約1小時，詳細內容沒有對外公開，但宣稱：雙方的會麵傳達了積極修複因釣魚島局勢等陷入僵局的日中關係的願望。菅義偉強調：中日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必須本著以擴大日中共同利益為目標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向胡德平表示了日方積極爭取與中國方麵進行對話、構築兩國關係的姿態，並就改善兩國關係問題，陳述了日本政府的意見。胡德平則表示：中日兩國的關係是剪不斷的，必須深化交流。認為有必要促進日中對話，並表示會把日方的想法轉達給中國的相關人士。在岸田文雄與胡德平約20分鍾的會談中，岸田文雄說：考慮到釣魚島局勢和曆史認識問題，呼籲“即使存在個別問題，推進兩國關係向前發展仍十分重要。應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
胡德平訪日時間，正好選擇在2014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5周年前夕。由於在80年代，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積極推動日中青年的交流，並在訪問日本時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建立了十分親密的友誼，被日本社會視為“中國最具開放精神的領導人”。因此，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對於胡耀邦印象十分良好。
而就是在4月15日，在江西九江共青城出席胡耀邦追悼儀式的胡耀邦兒子胡德華，在接受日本傳媒提問時表示，對中國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國家，不是美國，不是蘇聯，也不是歐洲，而是日本。並說，1945年時胡耀邦得了非常嚴重的肝病，幾乎喪命，但最後被一名日本醫生治好。
胡德平出訪，可能是中國高層安排的一次外交行動，我們不想妄加評論。但胡德平在出訪中的表現，以及胡德華緊密配合所說的話，至少涉及到在以下三個問題上的認識。
首先，中日關係惡化的症結何在?
目前，中日關係發展處於緊張和停滯狀態。胡德平出訪可能是中國打破僵局的一次嚐試，實際效果不大。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把握好目前中日關係惡化的症結。
困擾中日關係有五大問題，即曆史問題、台灣問題、防衛問題、領土問題、南海問題。一個都沒解決，也很難在短期內解決。圍繞這些問題的摩擦，中日政治關係還會出現波折。在曆史問題上，日本明治維新，沿襲了德國的發展道路，以鐵血政策為主導，走軍國主義強國的模式。以後，不斷侵略中國。如參與八國聯軍，中日甲午戰爭，全麵侵華戰爭等等。在世界各國中，日本對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傷害最大最深，中國在日本侵華期間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而日本軍國主義試圖抹殺曆史，否認其曆史行為給亞洲各國帶來的傷害，此舉嚴重地傷害了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日本首相頻繁參拜靖國神社和不承認曆史篡改曆史教科書的惡劣行為使得中日關係走進了冰河期。日本至今尚未形成足以承認侵略罪行的政治氣氛和道德價值觀。日本政界還有相當一些人認為否定曆史就是否定自民黨政治，否定戰爭就是否定他們自己。在台灣問題上，對於這個中美、中關係的關鍵問題，因日本政局動蕩，國內親台政治勢力膨脹。加上由於沒有反省侵略曆史，軍國主義傳統影響仍在，加上戰後出生的一代日本官僚中的傲氣與民族情緒等因素，使其遇到矛盾時對華態度較為強硬。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控製政府和議會後，又奉行親美媚日政策。日本欲以台灣長期牽製中國大陸，不願中國實現統一。在防衛問題上，日本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日美修訂防衛合作指針已將台灣納入其合作範圍，並已將中國作為圍堵的主要對象。在領土問題上，釣魚島問題、東海大陸架問題的主權爭議長期存在。在南海問題上，配合美國所謂保護南海航行自由，以保護日本外貿運輸生命線的名義插手中國南海，力圖使南海問題國際化，並在南海周邊國家與中國島礁歸屬爭端上挑事。
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關係開始正常化。2001年到2007年，自福田康夫就任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以後，中日關係曾出現很大改善。雙方關係轉暖。開始了在政治，經濟等多方麵的交流。目前中日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複活。安倍現政府尤其突出，采取了恢複武器出口、集體自衛權等政策，在沒有反省侵略曆史的情況下，以爭取實現“正常國家”為名，力圖取消和平憲法，否定二戰成果，乘機“軍事崛起”，變自衛隊為國防軍，重建擴張性的軍事大國，借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價值觀外交”，扶植各國親日媚日勢力，企圖稱霸亞洲，成為實行地區霸權主義的國家。
二是由於美國霸權主義支持。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仍在以雄厚的軍事與經濟實力為後盾，實施全球霸權主義， 2014年5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講，強調美國在未來100年要繼續“領導世界”。他說 “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這就是我的底線：美國必須永遠處於領導地位，如果我們不領導，沒有別人會來領導。”他說“未來最重要的問題是美國如何領導世界,”為此，他闡述了四個要素：第一，在美國核心利益受損或民眾生命受到威脅時動用武力;聲稱：地區爭端如果最終影響到美國盟友，“不管是烏克蘭還是南中國海，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會招致美國的軍事行動。第二，轉變反恐戰略;第三，繼續通過北約組織和聯合國等機構維護和強化國際秩序;第四，繼續在全球推銷所謂“民主”和“人權”。而日本與美國結成美日軍事同盟，原來就是美國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工具，在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也與美國結盟，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際衝突中，與美國密切配合或者單獨上陣表現出霸權主義行徑。以外，還有個別國家在美、日霸權主義的庇護下充當幫凶、乘機作亂。由於社會主義中國快速崛起和實施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喚起世界各國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於是便將矛頭主要指向中國，在經濟上控製和遏製，在政治上幹涉和攻擊，在軍事上結盟和圍堵，在思想上滲透和搞亂。這不僅對全球，也給中日關係帶來直接影響。日本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日本在戰後走美國路線使其在經濟上實現了罕見的騰飛，而富裕之後的日本加緊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決定了其國策在近期內不會改變親美傳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和戰略地位的維持一定程度上也依賴於日本的協助。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仍將堅持以日美關係為“基軸”的外交路線和安全政策，其對華政策仍將受到美國政策的製約，“中美關係感冒，中日關係發燒”的結構將依然存在。
第二，如何執行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中國在外事工作中，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從胡德平訪日中，我們發現他在與安倍會麵時，“提出了希望在安靜的環境下交換意見。” 與菅義偉會談時強調;”中日兩國的關係是剪不斷的，必須深化交流，認為有必要促進日中對話。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與他會談時則說：“即使存在個別問題，推進兩國關係向前發展仍十分重要。應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似乎都在強調“和平友好”。同時，胡德平訪日八天，會見的都是日本政府、議會的官員和前官員，卻沒有接觸一位日本民間人士。這就涉及到與執行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的兩個問題，一是在中日關係中隻講和平友好，不講原則鬥爭能否解決問題;二是如何在中日關係中處理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的關係。
中日關係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抓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同處東亞且緊鄰的兩個大國保持穩定的雙邊關係至關重要。“和平友好、合作雙贏”的戰略互惠關係是符合中日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實現中日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對中日兩國都具有重要意義。中日關係是今天國際關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亞洲和世界擁有重大影響的中日兩國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是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重要因素。雖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但中國政府始終把維護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係作為長期國策，置於對外關係的重要地位，並一向認為，中日友好關係的發展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在此希望中日關係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們中國和日本可以從此共同進步，共同發展，並相信中日的明天會是美好的。
但是，由於中日關係惡化的症結在於日本軍國主義複活和美國霸權主義支持，一再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底線，在處理中日關係中我們就不能單純隻講和平友好，而要講原則，以鬥爭求發展。我們一方麵要衝破美日對中國崛起的遏製和圍堵，繼續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提高中國在創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加重在處理兩國關係中的砝碼，另一方麵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為了維護長期以來曆經艱難形成的中日關係大局，應本著“以史為鑒、麵向未來”的方針，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不能退讓，必要時應當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樣才能構築健康、穩定的中日關係。這就是中國外事部門在處理中日關係時通常在講友好合作的同時又講原則的原因。胡德平訪日恰恰就沒有講原則。這正迎合了日本文化的特點和日本官員的扭曲心理。在中日關係中，中國方麵往往提出原則，而日本人則不這樣，即使提出也大都是附和中國的提議。提出某種原則本是處理複雜關係的有效方式，但往往使日本人為難，感到難以接受。在日本極為單一的民族關係中，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直接接觸的關係，沒有再提出什麽原則的必要，日本人在中國人眼裏的形象往往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而中國人在日本人眼裏的形象卻看成是頑固不化的。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紀子在接受記者關於對華外交問題采訪時就說過： “中國問題如果成為日本的威脅，日本應向中國表示出堅決的態度”，“日中建交已近30年，如還建立不起不看對方眼色，直言不諱的人際關係就太成問題了”。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中國古代老子和孔子的一場爭論。老子主張“以德報怨”。孔子則主張“當仁不讓”，他抨擊老子說：若不辨是非的對有怨於你的以德相報，那麽對有德於你的，“何以報德”?
中日關係的明天既掌握在兩國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兩國人民的手中。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毛澤東就指出，“要把帝國主義政府和這些國家的人民區別開來”。新中國成立之後，周恩來也明確地表示，“中日兩國人民永遠地友好下去，這是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是共同的，沒有衝突”，“中日兩國關係，從根本上說必須建立在兩國人民友好的基礎上”。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又指出：“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號。因此，在處理中日關係中，既然搞好政府外交，又要搞好民間外交。過去中日關係正常化，就是在戰後三十多年民間外交的基礎上實現的。排除中日關係障礙，重新走上正規，還是應當寄希望於人民。隻要中日雙方想要改善關係，又能夠通過某種措施抑製危機並逐步修複和擴大雙方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關係，尤其是持續擴大民間交流，中日關係的改善或至少向好的一麵緩慢平穩發展就是有可能的。今天推動中日友好的力量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動，老一代從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勢力和民間人士逐漸退出曆史舞台，而中日青年卻彼此缺乏了解，維係兩國關係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日本民眾中正被逐漸淡忘。所以，加強文化外交和民間交流，以文化為使者，以民間外交為紐帶，通過心與心的溝通和理解，彌合互不信賴的鴻溝，增進互相理解勢在必行，而這也是構建未來中日關係的對策之一。中日雙方還必須要注重培養大量具有未來思考型、開拓性的青年，因為青年睿智則國家關係睿智，才能以史為鑒、攜手麵向未來，共同走出中日關係的陰影，開創明朗、健康的兩國關係新局麵。作為中國民眾我們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中日關係。毛主席說過：“要把軍國主義分子與日本人民區分對待，日本人民對我們還是很友好的”。以雙方關係長遠發展的大局為重，我們應該牢記曆史，更應該以史為鑒，麵向未來。我們要以正確和發展的眼光看待日本。日本國民確實對真實的曆史了解不夠，特別是年輕一代，這與政府的教育有很大關係。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對一些確鑿的曆史，加以詆毀，確實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到憤怒。但我們要深知日本人民是無辜的，他們同樣是受害者。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是兩國人民的共同事業，任何忽視、破壞中日友好的行為歸根到底是違背了中日人民的長遠利益。
第三，如何正確看待中日之間合作雙贏的關係?
胡德平訪日說：中日關係是剪不斷的，必須深化交流。胡德華馬上遙相呼應說：“對中國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國家，不是美國，不是蘇聯，也不是歐洲，而是日本。”好像從中日關係獲得利益是中國單方麵的。這就涉及到對中日建立“和平友好、合作雙贏”的戰略互惠關係的理解，尤其是如何正確看待中日之間合作雙贏的關係問題。
中日兩國政治經濟製度根本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發展道路不同，但由於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如今世界又進入了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力求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和諧相處的時代，兩國在政治、經濟、安全上有各自的利益，但某些方麵有交集，存在共同利益，這就是中日之間能夠建立合作雙贏的關係的基礎。在這一點上，胡德平訪日時，日方官員說得十分明白。官房長官菅義偉強調： “必須本著以擴大日中共同利益為目標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外相岸田文雄說：考慮到釣魚島局勢和曆史認識問題，呼籲“即使存在個別問題，推進兩國關係向前發展仍十分重要。應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他們都把“共同利益”作為目標，將中日關係定性為“戰略互惠關係”。
而隻有胡德華才忘掉這一點，侈談什麽在日本是不顧自身利益“對中國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國家”。事實上，日本在中國得到的更多。就說二戰以後，中國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償。胡德平津津樂道地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到2009年的統計為止，我國總共獲得日本2248億元人民幣的開發貸款和各種形式的無償援助。其用途主要用於中國的基礎建設。其貸款額度大、周期長、利息低、不附加條件。”其實這與中國應得的戰爭賠償相比，隻是杯水車薪。中國以德報怨的行為，並沒有促使日本反省侵略曆史，反而使軍國主義複活。德國支付了大量戰爭賠款，反而促進了德國政府和人民深刻反省侵略曆史，防止法西斯主義複活。由於某種原因。蔣介石放棄了收回琉球主權，結果使日本至今能在釣魚島主權上挑事。至於說改革開放期間，日本正處在經濟大衰退期，與其說日本是“對中國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國家”，不如說中國對日本經濟發展貢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國家。
由於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彼此間有著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趨勢將進一步發展。從日本方麵來說，2016年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安倍在日本國會所作的施政演說中，將改善日中關係作為其外交目標之一，作為其施政重點的振興國內經濟則更是需要和中國的合作。首先，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是日本發展戰略的需要。中日經濟在亞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兩國GDP之和占亞洲GDP總和的3/4。21世紀合作的焦點是經濟安全，在維護亞洲的穩定與繁榮上中日兩國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中日兩國有著良好的貿易前景和深厚的貿易關係，雙方貿易頻繁，有很強的互補性。日本要擺脫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需要中國廣闊的市場、原料和勞動力。第二，在建立國際新秩序中，日本同樣需借助日中關係。目前，美國謀求單極世界，日本雖怕觸怒美國不敢明確支持多極世界，但麵對中俄等國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日本有失落感。冷戰結束初期，日本主張建立“日美歐”三極世界，但海灣戰爭後，美謀求獨霸世界和歐洲主張建立歐洲人的歐洲，使日本感到日中關係的重要性。第三，在處理國際政治事務中需要借助中國。在對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國的影響。在謀求大國地位方麵，日本將中國視為其推行聯合國外交的關鍵因素。日本聯合國外交的重點放在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上，希望得到中國的理解和支持。日本的亞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國的支柱作用，日本無論是在朝鮮半島還是在東南亞問題上要發揮作用，沒有中國的支持與合作都將是困難的。日本與韓國的竹島問題,朝核問題,與俄的北方四島問題等等,都要中國支持或不想與中國另生爭端。此外，現在看中美關係應該最差也是維持現在這樣,中美關係正常,日本也不會太出格。
從中國方麵來說，首先，在最近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的情況下，為實施經濟轉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日本既是重要的貿易夥伴，又是引進資金、技術的重要來源。，需要加強中日雙方在節能環保、綠遊、能源、金融等領域合作緊密。第二，中國要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周邊環境，尤其是南海、兩岸、朝核問題同時有所激化的情形下，更不願意同時出現中日關係的緊張。第三，更好應對美國政局變化。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可能實施“新實用主義”外交戰略，其主旨是在保持美國不受挑戰的軍事優勢和戰略主導地位的同時，在商業、金融和市場競爭力等方麵撈取實利。麵對製造業空心化和勞工階層大量失業的現實，對外搞貿易保護主義，對內搞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貿易製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集中力量來圍堵美國當前最大的挑戰者中國。中日關係又是國際關係中複雜的一環，充滿了許多變數。這些變數無疑給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帶來了不穩定因素。中日關係的走向，不僅是中日雙方所關心，也為世界各國政要所注目。因此，我們應當把發展同日本的“和平友好、合作雙贏”關係作為重要國策，堅持力行。但應當注意到有些因素不利於中日經濟關係的順利發展，其中最為突出的應是經貿合作的政治因素增大。由於中國經濟迅猛發展，而日本經濟持續滑坡，日本一些人大肆宣揚“21世紀是中國的時代”，擔心中國成為日本經濟上的對手，安全上的威脅，於是不願意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希望中日經貿關係順利進行，並企圖在對華經濟合作中附加政治條件，如把“支援中國的市場經濟化和民主化”作為重點，幹擾兩國經貿合作的正常發展。這勢必對中日關係的政治氛圍和兩國間經濟合作前景產生重要影響。文化傳統的相近性將繼續成為促進中日關係發展的積極因素，但社會文化背景，思維方法及行為模式各不相同、相互理解不深的負麵影響也將突顯出來。此外，中美日之間的相互關係、東盟的崛起和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亞太經濟合作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
第四，不能拋棄國際關係中的階級分析
對中日關係的分析離不開對世情的基本估計，黨的十八大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具備更多有利條件。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長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全球發展不平衡加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幹涉主義有所上升，局部動蕩頻繁發生，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這一估計離不開對國際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改革開放以後，有人把對中國社會現階段主要矛盾不是階級鬥爭的判斷延伸到世界，認為國際社會現階段主要矛盾也不是階級鬥爭，我們看到的國際時事評論，通常把一些國際事件歸因於某些國家領導人個人性格和好惡，或者歸因於曆史宿怨和民族劣性，就是不作階級分析，最終使人不得要領。在分析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時， “不要將經濟問題政治化”，“不要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影響經濟合作”也成了口頭禪。可以實踐卻一再提醒我們，即便世界從革命和戰爭的時代進入了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年代以後，“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國際社會具有階級社會性質並沒有改變。目前國際社會主要矛盾仍是世界各國人民與壟斷資產階級及其國際同盟的矛盾，世界各國人民的力量主要是由以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金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進步力量以及西方發達國家中尋求社會革命、改革和和諧以及支持世界和平、發展和合作的進步力量所組成的。而壟斷資產階級及其國際同盟的代表者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反動勢力，它們的代理人主要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充當其幫凶和走狗的反動勢力，充當其別動隊的還有它們培植和挑動的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等反動勢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具有列寧當年所指出的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征，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們依仗其作為發達經濟體的強大的綜合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對外擴張能力，在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所作所為，其實質都是帝國主義的行徑，有人稱之為“新帝國主義”，實力、利益、結盟成為它們處理國際關係的三大原則，與世界各國人民所追求的和平、發展、合作的三大目標相悖。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是經濟力和軍力的對比”的原理不會改變，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堅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加強經濟掠奪的本性和充當世界警察的意旨，加上它們的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日軍事同盟等還在，強大的戰爭機器——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足以毀滅地球多次的核武庫、導彈係統和其他常規武器設施還在，強大的軍事科技和工業體係以及武器貿易還在，世界就不會安寧。當它們認為無法通過經濟、政治、外交等手段實現自己的利益時，就會對發展中國家選擇的發展道路和內部事務進行軍事幹涉，公然入侵其他國家或支持在這些國家的代理人進行反政府內戰。它們與它們培植和挑動的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成為不斷引發戰爭的主要原因，而爭奪勢力範圍、挑動領土爭端、邊界糾紛、掠奪戰略資源、爭奪市場、推銷西方議會民主製和價值觀、煽動民族矛盾、宗教糾紛等因素，又成為各種戰爭的直接動因。1991年以來，世界上先後發生了100多場局部戰爭，有90多個國家卷入。隨著現代戰爭手段不斷向信息化、現代化，戰爭的突然性、破壞性、殘酷性、殺傷力和消耗都空前增大，戰爭危險也在相應增大。
《共產黨宣言》指出： “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政治是經濟基礎和利益的集中表現，意識形態則是經濟基礎和利益的反映。樹欲靜而風不止。當我們在處理國際經濟關係中，放棄階級分析方法和必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麵的鬥爭的時候，美國、日本、歐盟等資本主義國家一刻也沒有放棄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在經濟交往中推銷其全麵私有化、自由市場化的經濟發展模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努力。2013年1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與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舉行聯合記者會，闡明了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新的五項原則。安倍表示要擴大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觀，推進“價值觀外交”。2016年12月11日日聲稱，美國當選總統特普聲稱：美國既然未能就包括貿易在內等其他事情和中國達成協議為何要被“一個中國”政策限製住。就是證明。目前，國際社會主要矛盾的雙方的力量對比開始呈現此消彼長的變化。用毛澤東的描述方法，就是已經呈現出從“西風壓倒東風”回到“東風壓倒西風”的趨勢。中國將對外戰略從“韜光養晦”的偏防禦型的被動性戰略，調整為“積極作為”偏進攻型的主動性戰略，正值良好時機。這樣來處理中國對外關係包括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才是真正具有“大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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