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憤青的產生原因
物質基礎：經過92年以後的深化改革，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使在九十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與他們的前輩在經曆、思想意識上存在偏差。也正是由於他們生活在物質生活比較優裕的時代，他們可以暫時性地不必為生計而發愁，就可以騰出時間來“愛國”了。另外，隨著中國大陸網絡科技的發展，互聯網已經走進千家萬戶。這為憤青的戰爭叫囂、謾罵、惡搞提供了舞台。
一元化教育：我國從小學到大學就一直存在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教育，並對世界主流文明進行批判。這就使憤青從小就“不知有漢，無知魏晉。”使大多數的憤青認識世界其他國家停留在對小時候的一元化教育的零散記憶和主流媒體的宣傳之上。
官方的主導和默許：在中國與外國發生外交事件以後，官方需要外國看到自己國內民眾是支持自己的立場的，反對中國官方意誌，就是在反對中國的民意。而憤青就是最能代表此類“民意”的最強有力的聲音。
高校的擴招：中國在上世紀末就開始高校擴招，並且各類雜牌民辦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今天中國人開始工作的平均年齡要大大推遲。這就為產生一大批“暫時性的吃飽了撐的無聊沒事幹的”群體創造了條件。而由於大學、各類中高等職業學校、民辦學校增多，“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大學生或者同等學曆的人已經普遍存在，所謂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成為大眾教育。這就決定了憤青這個階層注定是沒有知識的階層。也就是，今天的大學生不再像過去能代表一個社會的先進思想，而成為一種最激進的思想存在。試想，即使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教育下，如果一個人讀到碩士或者博士，仍然還是憤青的概率已經微乎其微了。（如果碩士、博士繼續大規模擴招，那麽憤青就有高學曆化的趨勢。）
資本家的需要：中國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家重新發展。但由於在資金、技術等各方麵與外國資本主義企業有較大差距，這就需要政府的保護。其實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國內的資本主義都是受到政府的保護的。例如法國的重商主義、美國的關稅保護等等。但由於中國已經加入了WTO，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中國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過去那樣進行保護自己的企業。這樣民族資本家就依靠民族主義來打擊國外的競爭對手。今天的中國民族品牌的口號樂於是“打造中國人的某某品牌”、“XXX，中國人的XXX”等等，以民族認同感作為宣傳品牌的一個重要手段。所以作為民族資本家來講，是樂於見到憤青抵製國外品牌的。
心理壓抑：這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也曾出現過。在物質生活優裕的條件下，人的精神世界反而趨於空虛。美國當年也曾出現“嬉皮士”一類的青年。不過他們選擇的是用吸毒、自殘、性亂來釋放自己壓抑扭曲的心理。而當代中國大陸的憤青，高中的時候受到高考的壓抑，精神瀕臨崩潰；大學的時候無所事事，精神異常空虛；工作以後壓力巨大，亟待釋放。在這一係列長期的壓抑或者空虛的情況下，憤青選擇了既安全又不需要多動腦筋的“愛國秀”來抒發自己的壓抑或者充實自己的生活，同時還可以滿足自己的個人英雄幻想，把自己當做民族英雄或者救世主來自我崇拜。
第二節 憤青的階級歸屬和本質
憤青在階級歸屬上是不穩定階層，以高中生、二三流大學大學生、各類技校職業學校學生、雜牌民辦學校學生為主力，也不乏已經工作的年輕人。年齡大概界定於15歲至30之間。其中以大學生（包括大專生）為最多。憤青其實根本沒有所謂政治立場。政治學認為，由於各個階層所處利益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政治立場以維護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憤青所處的集團是一個不穩定階層，他們的走向還不明確，難以有共同的利益，其政治觀點大多是教育、宣傳的結果，並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隻是發泄、舒緩心理情緒的結果。所以這也是為什麽憤青經常因某些具體問題（如非主流等）而內部火拚。如果非要把憤青劃分到一個階級裏去的話，那麽憤青應該算小資，暫時性的小資，也就前文提到的“暫時性的吃飽了撐的無聊沒事幹的階層”。因為大多數的憤青是父母供養，不必為生計發愁。他們不接觸社會也就不必關注社會，倒更願意關注虛無縹緲所謂的“愛國”問題。國家揪出一個貪汙犯，憤青的收入不會因此增長；但如果法國總統會見某些人，倒似乎讓憤青感覺顏麵盡失。憤青屬於不穩定階層，也就為憤青走入社會後向其他各種思潮轉化奠定了基礎。因此憤青思相對一個人來講，是不穩定的，是會隨著經曆、階級地位、年齡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憤青思想卻在一個固定的年齡層長期大規模泛濫。
憤青從宏觀上來講，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認為自己民族最優秀，凡是自己民族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凡是反對自己民族的所作所為都是敵對的。從微觀上來講，就是一種心理扭曲、心理發泄甚至是心理疾病（詳見本章第一節“心理壓抑”條目）。
由於憤青本身沒有政治立場，隻是受單方麵宣傳產生激烈言辭，因此傳統上批評中國當代主流憤青是“左憤”是不科學的。憤青並不關注社會，也不關注弱勢群體，更不會去要求社會公平。所謂“愛國”也是自身心理壓抑的抒發，“國”不過是憤青空洞的內心深處虛幻的稻草人。“國”在他們心中沒有具體的形象。其實質就是愛自己，就是自身扭曲心理的無限擴張，喜歡把觀點強加於人。在不能說服對方時，對對方實行人身攻擊。在政治上主張軍國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崇尚武力。在生活上，極端利己，在張揚個性自由時不惜侵犯剝奪他人自由（例如，因觀點不同，企圖剝奪他人話語權），在主張個人利益時不惜侵犯剝奪他人利益（例如，撿到同學飯卡，拿去大吃大喝。）。因此憤青屬於“極右”，某種程度上和文革時期的“極左”殊途同歸。他們就是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形，如果不進行有效控製，任其無限發展，後果不堪設想。
第三節 當代憤青與“五四”愛國青年的本質區別
憤青常自詡為“五四”愛國青年。憤青的常用理論是，正因為有憤青才有“五四”，正因為有“五四”才有現代中國（“五四”運動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水嶺）。因此憤青就間接地成為現代中國的締造者。雖然在形式上，比如抵製日貨、抗議示威等，當代憤青和“五四”愛國青年有相似之處。但二者的卻有著本質區別。
首先，二者的客觀曆史條件不同。“五四“時期，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北洋政府軟弱無能，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著手對世界進行瓜分。中國麵對列強的侵略有主權喪失的危險。“五四”愛國青年頂著當時北洋政府的壓力，上街打出了“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抵製日貨，反對“二十一條”是完全正確的，是拯救中華危亡的正義舉動。而今天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已經遠遠超過舊中國。正所謂“越強大，越寬容”，憤青的叫囂正是一種沒有自信的表現，是一種仍然認為自己國家積貧積弱需要自己挺身而出的自卑心理。另外冷戰以後，世界格局也朝著多極化發展。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而憤青的“戰爭叫囂”恰恰是逆世界潮流而動。
其次，二者的立足點不同。“五四”愛國青年的行動，是立足於中國社會的現實。他們是把行動落實在具體如何拯救國家的方案上來。當代憤青們關注過中國社會嗎？他們會拿出玩遊戲的時間去當義工嗎？為什麽都是憤青從農村往城市跑的多，少見有畢業的大學生回到農村的呢？憤青根本就沒有社會責任感，“愛國秀”就是滿足自身心理的膨脹。當代憤青的立足點是自己。當然在不侵害別人的前提下為自己沒錯，但如憤青一樣一麵為自己還一麵稱讚自己是為國家，為了滿足自己內心的膨脹而企圖剝奪他人話語權是要堅決反對的！
第三，二者的精神不同。“五四”的核心精神是什麽？民主與科學！當代憤青你們的精神又是什麽？除了無休止的謾罵、惡搞、意淫，你們有什麽理性的思考？你們對內要過民主，促進祖國的進一步強大嗎？“五四”愛國青年是一種民族主義精神，而憤青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憤青是被調動起來的動物，缺乏自己的思考，又何來精神可言？憤青的行為不僅不救國，反而是在亂國、禍國，如跳梁小醜般供人恥笑。
第四，二者對內的態度不同。“五四”運動是被官方打壓的，當年的青年的愛國舉動是有危險的。而當代憤青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得到官方的默許和縱容的。憤青們完全不用像當年的愛國青年一樣冒著坐牢進監獄的危險。而且如果上麵“下詔”要求冷靜，那麽大多數憤青就會立刻“奉旨冷靜”，是無原則的。
所以，憤青自詡自己是“五四”愛國青年完全是“老鼠上天平，自稱自讚”。
第四節 當代憤青和義和團運動的異同
有許多學者認為憤青就是當代義和團。原因在於二者都是極端仇外，且都有官方默許的因素在其中。這裏我提兩點當代憤青和義和團運動的不同點。第一就是憤青仇外但不排外（請參見第四章第一節）。義和團是排斥一切西方事物的，包括西方的文化、宗教和科學技術。而當代憤青不僅排斥，還很推崇。第二，憤青和義和團的階級屬性不同。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階級的運動，既有樸素的愛國感情又有愚昧的排外情緒。而憤青屬於“暫時性的吃飽了撐得的無聊沒事幹的階層”（詳見第五章第二節）。而且當代憤青的文化素質應該遠遠超過當年義和團運動的農民。義和團的農民某種程度上是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把對清政府的不滿轉嫁於外國人。而當代憤青的所作所為和其自身利益基本沒有關係，完全是人雲亦雲的“傳染病”，更多是為了張揚個性。
因此，把當代憤青完全比作義和團運動，是完全高估了當代憤青的智商，我以為是不科學的。
第二節 憤青對國家、民族以及世界的危害
前文所講，憤青推崇外國商品，追逐利益，樂於“愛國秀”，這些其實都是個人自由，本文沒有對此批判的意思，隻是把這種客觀現象羅列出來，和他們的所言所想形成鮮明對比。憤青的危害當然不在於表麵“愛國”，實際“愛外”了，這也完全是個人自由，他人無權幹涉。憤青的危害在於，在自我個性張揚的同時壓抑不同觀點，壓抑他人個性，甚至企圖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憤青既是一元化社會的產物，同時又是一元化社會的維護者。憤青的大量存在，不利於一個社會的百花齊放，欣欣向榮，有向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發展的苗頭。
憤青的思想根基立足於鬥爭甚至是戰爭。在憤青眼裏，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究其根本是零和遊戲，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競爭。這就導致憤青嚴重影響國家正常的外交政策。作為一個國家的外交來講是理性的，不可能像憤青一樣是情緒化的產物。國與國當然有競爭，有摩擦。但國家不會類似憤青一樣進行無休止的謾罵、侮辱，而缺乏有效的思考。國家的一係列外交政策是立足於國家利益而進行理性思考以後製定的，是長期穩定的。而憤青的情緒是感性的，是被調動的，是波瀾起伏的。如果憤青足夠多，多到影響國家政策的導向，那麽將是可怕的。參照世界近代史的二戰，尤其是令中國人民遭受最為嚴重的日本軍國主義，就是一批以極右翼憤青為基礎的軍部發動的。所以抵製、消滅憤青不僅是社會的責任，更應該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
第三節 憤青對自身的危害
中國古代中醫就有“怒則傷肝”的說法。現代醫學也表明，長期憤怒可能引發耳鳴產生幻覺、引發內分泌失調（有可能影響生育功能），甚至引發精神分裂症（參照六七十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犯罪率、自殺率的增加）。也就是說，憤青是一種心理扭曲，一種心理疾病，對自身健康會產生嚴重影響。所以現代醫學勸人保持平和、寬容的心態，是完全有利於身心健康的。
憤青的曆史終結
第一節 當代中國憤青發展的三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人員結構上的“低齡化”和“男女平均化”。當代憤青雖然以大學生、高中生為主力軍，但已經開始向初中生、小學生蔓延了。例如，去年冬天網絡上就流傳了題為“最牛小學生朗誦—《2009，中國加油！》”的視頻（視頻地址http://you.video.sina.com.cn/b/17999045-1267084551type=.html）。該視頻表現一個小學班級集體朗誦有關政治（涉及中法關係）的詩歌。究其原因，主要上一輩憤青（主要生於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已經開始為人父母或者走上了教師崗位。這代憤青已經開始著手培養下一代了。另外就是“女性比例變大”。憤青的構成比例女性有上升趨勢。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社會由於生活節奏的加快，人的心理、價值觀以至於審美觀都發生一定的變化或者扭曲。出現了“男性女性化”（以小沈陽為代表），“女性男性化”（以李宇春為代表），審美觀趨於中和的現象。在此基礎上，政治（特征“愛國秀”）也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女性憤青要求更多的表現。
第二個趨勢是“低級化”和“低俗化”。憤青從謾罵，到了無聊。罵煩了，就開始編寫有關外國人或者外國領導人的笑話。最典型的就是如果一個中國男性在英國上錯了廁所，正遭到別人質疑時，裝作是日本人，以此來損毀日本人形象。實際上這種所謂的笑話隻能體現憤青們自己的無知和可笑。
第三個趨勢是“高學曆化”。這在前文中已經有過討論（詳見第五章第一節）。即大學擴招，大學增多，導致了大學生已經不再是精英階層，而不過是大眾階層。但值得注意的是，憤青們仍然自以為是“天之驕子”，對於找工作的問題“眼高手低”。這也是當代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因素了。如果對於碩士研究生無原則的擴招，借此延遲就業矛盾，那麽憤青的“高學曆化”趨勢將進一步發展。
第二節 憤青的曆史終結
憤青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隨著時代的發展，憤青必然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隨著中國社會輿論的擴大開放，各種聲音百花齊放，各種思潮交流碰撞，就必然對於憤青思潮產生衝擊。一個國家強大了就要寬容，越寬容才能越強大。一個大國要寬容，一個健康的社會也必然容許不同的聲音。雖然憤青要進行負隅頑抗，但越來越多的憤青轉變為正常人的趨勢不可避免。大家試想一下，憤青再極端再激烈，但和當年的紅衛兵比較還是小巫見大巫。紅衛兵都已經隨著教育、政策的變化而消亡，那麽憤青作為一個整體也必然隨著中國社會的開放而逐漸消亡。當然，憤青的消亡需要一個過程，它依賴於國家教育的改觀，公共知識分子的循循善誘，以及家庭的更多關懷。憤青作為中國曆史中的特有現象也將如滾滾長江水一路東去，最終融入世界普世價值的汪洋大海之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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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化教育：我國從小學到大學就一直存在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教育，並對世界主流文明進行批判。這就使憤青從小就“不知有漢，無知魏晉。”使大多數的憤青認識世界其他國家停留在對小時候的一元化教育的零散記憶和主流媒體的宣傳之上。
官方的主導和默許：在中國與外國發生外交事件以後，官方需要外國看到自己國內民眾是支持自己的立場的，反對中國官方意誌，就是在反對中國的民意。而憤青就是最能代表此類“民意”的最強有力的聲音。
高校的擴招：中國在上世紀末就開始高校擴招，並且各類雜牌民辦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今天中國人開始工作的平均年齡要大大推遲。這就為產生一大批“暫時性的吃飽了撐的無聊沒事幹的”群體創造了條件。而由於大學、各類中高等職業學校、民辦學校增多，“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大學生或者同等學曆的人已經普遍存在，所謂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成為大眾教育。這就決定了憤青這個階層注定是沒有知識的階層。也就是，今天的大學生不再像過去能代表一個社會的先進思想，而成為一種最激進的思想存在。試想，即使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教育下，如果一個人讀到碩士或者博士，仍然還是憤青的概率已經微乎其微了。（如果碩士、博士繼續大規模擴招，那麽憤青就有高學曆化的趨勢。）
資本家的需要：中國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家重新發展。但由於在資金、技術等各方麵與外國資本主義企業有較大差距，這就需要政府的保護。其實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國內的資本主義都是受到政府的保護的。例如法國的重商主義、美國的關稅保護等等。但由於中國已經加入了WTO，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中國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過去那樣進行保護自己的企業。這樣民族資本家就依靠民族主義來打擊國外的競爭對手。今天的中國民族品牌的口號樂於是“打造中國人的某某品牌”、“XXX，中國人的XXX”等等，以民族認同感作為宣傳品牌的一個重要手段。所以作為民族資本家來講，是樂於見到憤青抵製國外品牌的。
心理壓抑：這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也曾出現過。在物質生活優裕的條件下，人的精神世界反而趨於空虛。美國當年也曾出現“嬉皮士”一類的青年。不過他們選擇的是用吸毒、自殘、性亂來釋放自己壓抑扭曲的心理。而當代中國大陸的憤青，高中的時候受到高考的壓抑，精神瀕臨崩潰；大學的時候無所事事，精神異常空虛；工作以後壓力巨大，亟待釋放。在這一係列長期的壓抑或者空虛的情況下，憤青選擇了既安全又不需要多動腦筋的“愛國秀”來抒發自己的壓抑或者充實自己的生活，同時還可以滿足自己的個人英雄幻想，把自己當做民族英雄或者救世主來自我崇拜。
第二節 憤青的階級歸屬和本質
憤青在階級歸屬上是不穩定階層，以高中生、二三流大學大學生、各類技校職業學校學生、雜牌民辦學校學生為主力，也不乏已經工作的年輕人。年齡大概界定於15歲至30之間。其中以大學生（包括大專生）為最多。憤青其實根本沒有所謂政治立場。政治學認為，由於各個階層所處利益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政治立場以維護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憤青所處的集團是一個不穩定階層，他們的走向還不明確，難以有共同的利益，其政治觀點大多是教育、宣傳的結果，並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隻是發泄、舒緩心理情緒的結果。所以這也是為什麽憤青經常因某些具體問題（如非主流等）而內部火拚。如果非要把憤青劃分到一個階級裏去的話，那麽憤青應該算小資，暫時性的小資，也就前文提到的“暫時性的吃飽了撐的無聊沒事幹的階層”。因為大多數的憤青是父母供養，不必為生計發愁。他們不接觸社會也就不必關注社會，倒更願意關注虛無縹緲所謂的“愛國”問題。國家揪出一個貪汙犯，憤青的收入不會因此增長；但如果法國總統會見某些人，倒似乎讓憤青感覺顏麵盡失。憤青屬於不穩定階層，也就為憤青走入社會後向其他各種思潮轉化奠定了基礎。因此憤青思相對一個人來講，是不穩定的，是會隨著經曆、階級地位、年齡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憤青思想卻在一個固定的年齡層長期大規模泛濫。
憤青從宏觀上來講，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認為自己民族最優秀，凡是自己民族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凡是反對自己民族的所作所為都是敵對的。從微觀上來講，就是一種心理扭曲、心理發泄甚至是心理疾病（詳見本章第一節“心理壓抑”條目）。
由於憤青本身沒有政治立場，隻是受單方麵宣傳產生激烈言辭，因此傳統上批評中國當代主流憤青是“左憤”是不科學的。憤青並不關注社會，也不關注弱勢群體，更不會去要求社會公平。所謂“愛國”也是自身心理壓抑的抒發，“國”不過是憤青空洞的內心深處虛幻的稻草人。“國”在他們心中沒有具體的形象。其實質就是愛自己，就是自身扭曲心理的無限擴張，喜歡把觀點強加於人。在不能說服對方時，對對方實行人身攻擊。在政治上主張軍國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崇尚武力。在生活上，極端利己，在張揚個性自由時不惜侵犯剝奪他人自由（例如，因觀點不同，企圖剝奪他人話語權），在主張個人利益時不惜侵犯剝奪他人利益（例如，撿到同學飯卡，拿去大吃大喝。）。因此憤青屬於“極右”，某種程度上和文革時期的“極左”殊途同歸。他們就是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形，如果不進行有效控製，任其無限發展，後果不堪設想。
第三節 當代憤青與“五四”愛國青年的本質區別
憤青常自詡為“五四”愛國青年。憤青的常用理論是，正因為有憤青才有“五四”，正因為有“五四”才有現代中國（“五四”運動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水嶺）。因此憤青就間接地成為現代中國的締造者。雖然在形式上，比如抵製日貨、抗議示威等，當代憤青和“五四”愛國青年有相似之處。但二者的卻有著本質區別。
首先，二者的客觀曆史條件不同。“五四“時期，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北洋政府軟弱無能，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著手對世界進行瓜分。中國麵對列強的侵略有主權喪失的危險。“五四”愛國青年頂著當時北洋政府的壓力，上街打出了“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抵製日貨，反對“二十一條”是完全正確的，是拯救中華危亡的正義舉動。而今天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已經遠遠超過舊中國。正所謂“越強大，越寬容”，憤青的叫囂正是一種沒有自信的表現，是一種仍然認為自己國家積貧積弱需要自己挺身而出的自卑心理。另外冷戰以後，世界格局也朝著多極化發展。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而憤青的“戰爭叫囂”恰恰是逆世界潮流而動。
其次，二者的立足點不同。“五四”愛國青年的行動，是立足於中國社會的現實。他們是把行動落實在具體如何拯救國家的方案上來。當代憤青們關注過中國社會嗎？他們會拿出玩遊戲的時間去當義工嗎？為什麽都是憤青從農村往城市跑的多，少見有畢業的大學生回到農村的呢？憤青根本就沒有社會責任感，“愛國秀”就是滿足自身心理的膨脹。當代憤青的立足點是自己。當然在不侵害別人的前提下為自己沒錯，但如憤青一樣一麵為自己還一麵稱讚自己是為國家，為了滿足自己內心的膨脹而企圖剝奪他人話語權是要堅決反對的！
第三，二者的精神不同。“五四”的核心精神是什麽？民主與科學！當代憤青你們的精神又是什麽？除了無休止的謾罵、惡搞、意淫，你們有什麽理性的思考？你們對內要過民主，促進祖國的進一步強大嗎？“五四”愛國青年是一種民族主義精神，而憤青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憤青是被調動起來的動物，缺乏自己的思考，又何來精神可言？憤青的行為不僅不救國，反而是在亂國、禍國，如跳梁小醜般供人恥笑。
第四，二者對內的態度不同。“五四”運動是被官方打壓的，當年的青年的愛國舉動是有危險的。而當代憤青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得到官方的默許和縱容的。憤青們完全不用像當年的愛國青年一樣冒著坐牢進監獄的危險。而且如果上麵“下詔”要求冷靜，那麽大多數憤青就會立刻“奉旨冷靜”，是無原則的。
所以，憤青自詡自己是“五四”愛國青年完全是“老鼠上天平，自稱自讚”。
第四節 當代憤青和義和團運動的異同
有許多學者認為憤青就是當代義和團。原因在於二者都是極端仇外，且都有官方默許的因素在其中。這裏我提兩點當代憤青和義和團運動的不同點。第一就是憤青仇外但不排外（請參見第四章第一節）。義和團是排斥一切西方事物的，包括西方的文化、宗教和科學技術。而當代憤青不僅排斥，還很推崇。第二，憤青和義和團的階級屬性不同。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階級的運動，既有樸素的愛國感情又有愚昧的排外情緒。而憤青屬於“暫時性的吃飽了撐得的無聊沒事幹的階層”（詳見第五章第二節）。而且當代憤青的文化素質應該遠遠超過當年義和團運動的農民。義和團的農民某種程度上是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把對清政府的不滿轉嫁於外國人。而當代憤青的所作所為和其自身利益基本沒有關係，完全是人雲亦雲的“傳染病”，更多是為了張揚個性。
因此，把當代憤青完全比作義和團運動，是完全高估了當代憤青的智商，我以為是不科學的。
第二節 憤青對國家、民族以及世界的危害
前文所講，憤青推崇外國商品，追逐利益，樂於“愛國秀”，這些其實都是個人自由，本文沒有對此批判的意思，隻是把這種客觀現象羅列出來，和他們的所言所想形成鮮明對比。憤青的危害當然不在於表麵“愛國”，實際“愛外”了，這也完全是個人自由，他人無權幹涉。憤青的危害在於，在自我個性張揚的同時壓抑不同觀點，壓抑他人個性，甚至企圖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憤青既是一元化社會的產物，同時又是一元化社會的維護者。憤青的大量存在，不利於一個社會的百花齊放，欣欣向榮，有向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發展的苗頭。
憤青的思想根基立足於鬥爭甚至是戰爭。在憤青眼裏，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究其根本是零和遊戲，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競爭。這就導致憤青嚴重影響國家正常的外交政策。作為一個國家的外交來講是理性的，不可能像憤青一樣是情緒化的產物。國與國當然有競爭，有摩擦。但國家不會類似憤青一樣進行無休止的謾罵、侮辱，而缺乏有效的思考。國家的一係列外交政策是立足於國家利益而進行理性思考以後製定的，是長期穩定的。而憤青的情緒是感性的，是被調動的，是波瀾起伏的。如果憤青足夠多，多到影響國家政策的導向，那麽將是可怕的。參照世界近代史的二戰，尤其是令中國人民遭受最為嚴重的日本軍國主義，就是一批以極右翼憤青為基礎的軍部發動的。所以抵製、消滅憤青不僅是社會的責任，更應該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
第三節 憤青對自身的危害
中國古代中醫就有“怒則傷肝”的說法。現代醫學也表明，長期憤怒可能引發耳鳴產生幻覺、引發內分泌失調（有可能影響生育功能），甚至引發精神分裂症（參照六七十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犯罪率、自殺率的增加）。也就是說，憤青是一種心理扭曲，一種心理疾病，對自身健康會產生嚴重影響。所以現代醫學勸人保持平和、寬容的心態，是完全有利於身心健康的。
憤青的曆史終結
第一節 當代中國憤青發展的三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人員結構上的“低齡化”和“男女平均化”。當代憤青雖然以大學生、高中生為主力軍，但已經開始向初中生、小學生蔓延了。例如，去年冬天網絡上就流傳了題為“最牛小學生朗誦—《2009，中國加油！》”的視頻（視頻地址http://you.video.sina.com.cn/b/17999045-1267084551type=.html）。該視頻表現一個小學班級集體朗誦有關政治（涉及中法關係）的詩歌。究其原因，主要上一輩憤青（主要生於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已經開始為人父母或者走上了教師崗位。這代憤青已經開始著手培養下一代了。另外就是“女性比例變大”。憤青的構成比例女性有上升趨勢。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社會由於生活節奏的加快，人的心理、價值觀以至於審美觀都發生一定的變化或者扭曲。出現了“男性女性化”（以小沈陽為代表），“女性男性化”（以李宇春為代表），審美觀趨於中和的現象。在此基礎上，政治（特征“愛國秀”）也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女性憤青要求更多的表現。
第二個趨勢是“低級化”和“低俗化”。憤青從謾罵，到了無聊。罵煩了，就開始編寫有關外國人或者外國領導人的笑話。最典型的就是如果一個中國男性在英國上錯了廁所，正遭到別人質疑時，裝作是日本人，以此來損毀日本人形象。實際上這種所謂的笑話隻能體現憤青們自己的無知和可笑。
第三個趨勢是“高學曆化”。這在前文中已經有過討論（詳見第五章第一節）。即大學擴招，大學增多，導致了大學生已經不再是精英階層，而不過是大眾階層。但值得注意的是，憤青們仍然自以為是“天之驕子”，對於找工作的問題“眼高手低”。這也是當代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因素了。如果對於碩士研究生無原則的擴招，借此延遲就業矛盾，那麽憤青的“高學曆化”趨勢將進一步發展。
第二節 憤青的曆史終結
憤青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隨著時代的發展，憤青必然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隨著中國社會輿論的擴大開放，各種聲音百花齊放，各種思潮交流碰撞，就必然對於憤青思潮產生衝擊。一個國家強大了就要寬容，越寬容才能越強大。一個大國要寬容，一個健康的社會也必然容許不同的聲音。雖然憤青要進行負隅頑抗，但越來越多的憤青轉變為正常人的趨勢不可避免。大家試想一下，憤青再極端再激烈，但和當年的紅衛兵比較還是小巫見大巫。紅衛兵都已經隨著教育、政策的變化而消亡，那麽憤青作為一個整體也必然隨著中國社會的開放而逐漸消亡。當然，憤青的消亡需要一個過程，它依賴於國家教育的改觀，公共知識分子的循循善誘，以及家庭的更多關懷。憤青作為中國曆史中的特有現象也將如滾滾長江水一路東去，最終融入世界普世價值的汪洋大海之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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