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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初中後流向哪裏？他們的教育和就業前景如何？宋映泉、曾育彪 、張林秀使用來自北京市10個區縣50所打工子弟學校1866名初中二年級學生連續5年的跟蹤調查數據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初步分析。分析發現：
（1）這個群體初中後教育成就整體不高。高中（含職業學校）升學率不足40%，大學升學率不到6%。在高中階段，就讀職業學校的比例高於普通高中。在大學階段，有近一半左右學生就讀獨立學院和高職高專院校。
（2）這個群體整體就業水平和就業質量不高。就業者中有三分之二在低端服務行業打工，平均月薪在2500到3500元之間；10%左右以自我雇傭的方式就業；有13-21%處於無業狀態。
（3）他們中大多數仍然留在北京。就讀職業學校的學生超過三分之二在京；上大學者中有近三成在京；不上學者中超過四分之三在京就業或無業。
（4）這個群體已經開始結婚生子養育下一代，這意味著流動兒童已經開始“再生產”。本文初步分析了導致這個群體破滅的“教育夢”、低廉的“職業夢”和執拗的“留京夢”的體製因素及政策含義。
打工子弟學校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因大量流動人口子女無法入讀城市公辦學校而產生的一種特殊辦學形式。起源於一種自發自救的教育提供，打工子弟學校首先是一種特殊的民辦學校，因其主要經費來自學生所繳納的學費。同時，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都有營利目的。此外，地方政府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政策措施有較大差異：有的地方打工子弟學校獲得了批準（比如廣東）；有的地方大量打工子弟學校並沒有被批準（比如北京），其中大多數屬於“非法”辦學；還有的地方打工子弟學校接受政府管理並獲得財政支持（比如上海和貴陽）。因此，各地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存在較大差異。作為一種特殊的辦學形式，一方麵，打工子弟學校客觀上為無法進入城市公辦學校的進城務工人口子女提供了教育機會；另一方麵，打工子弟學校往往教學設施較簡陋，教師素質不高，因而教學質量不高。
國內已經有不少研究關注流動兒童學生初中後的教育問題和挑戰。比如，有研究分析了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初中後教育選擇意向；也有研究估計上海市農民工子女初中後教育的需求與供給問題；有研究分析上海流動兒童學生初中後教育意願；還有研究比較廣州、深圳流動兒童和城市兒童入讀不同類型高中學校的差異；還有些分析農民工子女升學挑戰及策略。雖然上述研究分析了流動兒童初中後的教育意願和挑戰，但沒有一個研究使用實證數據展示這個群體初中後的具體流向，沒有一個實證研究分析他們的教育意願和實際教育選擇之間的差異。
因此，本文基於北京市10個區縣50所打工子弟學校1866名初中二年級學生自2010年以來連續5年的跟蹤調查數據，分析了流動兒童群體初中後流向問題及他們的教育和就業前景。
分析發現，這個群體的初中後教育和就業遭遇嚴重挑戰。在教育方麵，他們的高中入學率不足40%，大學入學率不到6%；在就業方麵，這個群體的大多數繼續留在北京，以不到這個城市職工月平均工資一半的月薪在各種低端服務行業就業；也有部分（10%左右）以自我雇傭的方式就業；還有部分（13-21%）處於無業狀態。此外，這個群體中已經開始第二代流動兒童“再生產”。上述發現至少有如下政策含義：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群體初中後教育和就業麵臨嚴峻挑戰，這一現實意味著巨大的人力資本損失；“兩為主”政策本身及在此框架下的打工子弟學校的地位需要調整；“以學控人”的政策效果有限。
下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數據來源和方法的說明；第二部分是主要發現和討論；第三部分是總結和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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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和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筆者主持的“流動人口子女資產建立計劃”實驗項目。該項目由香港青年發展基金資助，課題組由來自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學以及香港大學的研究人員組成。使用隨機控製實驗的方法，該課題旨在探討不同資助方式對流動兒童學生初中後教育選擇的影響。該研究從2010年10月開始在北京市10個區縣（朝陽、昌平、海澱、大興、房山、豐台、石景山、順義、通州和西城）。50所打工子弟學校中展開。課題組在項目學校中開展基線調研，抽取初中二年級學生1866名為樣本學生。樣本學生中60%是男生，85%是農村戶口，平均年齡14.4歲（標準差0.86歲）。樣本學生分別來自全國24個省市區（樣本中隻是沒有來自上海、天津、青海、西藏、寧夏和海南等六省市區的學生），其中來自河南、四川、安徽及河北四個省份的學生就占樣本學生七成以上（70.89%）：來自河南的學生占三分之一（33.19%），來自四川的學生占15.87%，來自安徽的占11.64%，來自河北的占10.19%。
課題組對這批初中二年級樣本學生進行了為期5年的跟蹤調查。跟蹤調查時間分別為2011年5月、2012年10月、2013年10月、2014年10月和2015年10月。到2015年10月，樣本學生應該是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第一次跟蹤采用的方式是調研人員到學校班級進行問卷調查，接下來四次調研都是由調研人員采用電話、QQ、微信等多種方式進行聯絡。五次跟蹤的成功率都超過80%。下表分別列出了各次跟蹤成功人數、成功率及調查方式。
基線調研和第一次跟蹤調研主要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情況以及學生初中後教育選擇意向。接下來的四次跟蹤調研主要是了解這批學生的實際去向，包括是否上學，上什麽類型的學校，在哪裏上學；如果已經不上學，就業情況如何，目前在哪裏從事何種工作，收入情況如何等等。本文是基於課題組所獲得的跟蹤調研數據而做的簡單描述統計分析。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在描述統計中筆者對樣本觀察值並沒有使用權重，這是因為不恰當的權重可能是武斷的和扭曲的。其次，對於跟蹤調查中的缺失值亦沒有使用插值法之類的方式處理。關於缺失的樣本學生，筆者的初步分析是他們與跟蹤到的學生之間在主要特征上似乎並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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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及討論
本文主要分析了樣本學生初中後的教育及就業基本情況。以下首先報告這兩個方麵的發現，然後就有關發現進行討論。
教育情況
有多少學生還在上學？
首先分析樣本學生在各個調研時點的在學情況。這裏“在學情況”包括初二年級第二學期在學情況（含轉學、留級和跳級情況）；高一到高三年級第一學期在普通高中、職業學校就讀以及在初中複讀情況；上大學階段繼續在學情況。分析發現：
（1）初二年級下學期，樣本學生在學率隻有八成左右（82.84%）。換言之，初二一學年的輟學率就接近二成（17.16%）。
（2）初中畢業後隻有不到一半的學生繼續在各類學校學習。樣本中隻有49.03%的學生在高一年級階段繼續在學。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高中升學率，因為其中包括仍然複讀初中的學生（2012年在初中補習的學生為110人，占在讀學生比例的15%左右）。
（3）在學人數和在學百分比逐年下降。到高二年級第一學期，隻有四成（40.27%）學生在學；到高三年級開始時，隻有不足三成（28.52%）的學生還在學。
（4）到了大學一年級階段，隻有不足兩成（17.62%）的學生在學。需要指出的是，這個百分比也不是大學升學率，而是在本應該上大學時候依然在各類學校教育機構中的學生比例，包括選擇繼續在普高和職業學校複讀的學生。下表是五次跟蹤調研時點樣本學生在學人數和百分比情況。
有多少學生上了高中？（普高／職校）
接著分析樣本學生就讀高中以及就讀不同類型高中的情況。這裏不同類型高中是指普通高中和職業學校之分。普通高中是指學術導向、以進入高校為主要目標的高中學校，而職業學校是指職業導向的各類高中學校，包括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技師學院、職業培訓學校以及職業高中學校等。分析發現：
（1）在高一年級第一學期，隻有不到四成（39.31%）的學生升入高中階段。這就是說高中升學率不到四成。
（2）就讀職業學校比例高於就讀普高比例。在高一、高二和高三的第一學期，職業學校就讀百分比分別為26.35%，22.25%，15.35%，而普高的就讀百分比隻有12.96%，14.96%，11.29%。
（3）在高中階段就讀的人數和百分比逐年下降。到高三年級第一學期隻有大約四分之一（26.64%）的學生在高中階段就讀。
（4）在本應該上大一的時候，還有大約一成（11.72%）的學生在高中階段就讀，在普高和職業學校的百分比分別為5.89%、5.83%。表3是2012-2015年樣本學生入讀普高和職業學校的人數及百分比情況。
有多少學生上了大學？上什麽樣的大學？
根據2015年秋季跟蹤數據，樣本學生中隻有88個上了大學。這在1493名被成功跟蹤的學生中隻占5.89%，換言之，有94.11%的學生沒有上大學。在統計學中，在5%的水平上發生的事件基本上算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因此，這個群體中隻有不到6%的大學升學率，說明這個群體上大學的比例實在是非常之低。
這些上了大學的學生都上的什麽類型的大學？在上大學的88個學生中，有73個學生透露了所上大學的名稱。筆者對這些大學進行了分類。結果顯示，一半（50.69%）左右是一本或者二本，另一半（49.31%）是三本或者高職高專院校。一本大學名單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吉林大學、重慶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中國林業大學、國防科技大學等。二本大學名單包括：安陽工學院、北京服裝學院、長江大學、成都理工大學、海口師範大學、河北北方學院、河北經貿大學、江漢大學、青島大學、熱帶海洋學院、山西財經大學、四川師範大學、新疆石河子大學、燕山大學、鄭州大學醫學院、重慶師範大學等。三本主要是一些獨立學院。剩下的是高職高專院校。
他們都在哪裏上學？
簡單地說，大多數就讀職業學校的學生在北京上學，而大多數就讀普通高中的學生則回到了老家，甚至在上大學的學生中，有近三成的學生在北京上大學。
（１）超過七成就讀職業學校學生在北京上學
表6是2012-2015年樣本學生在北京就讀職業學校的人數和百分比。有如下幾個特點：
1）樣本中超過七成的職業學校學生都在京就讀。2012年秋季（高一年級第一學期），在就讀職業學校的435個學生中，在京人數為327人，在京百分比超過四分之三（75.17%）。到2014年秋季（高三年級第一學期），在就讀職業學校的238個學生中，有175名學生在京，比例為73.53%。即使到2015年秋季，也還有超過六成就讀職業學校的學生在京。
2）職校在京就讀百分比逐年下降。
（2）就讀普通高中的學生大都回到家鄉
接近九成就讀普通高中的學生都回到了老家。如圖1所示，2012年秋季（即高一年級第一學期），就讀普高的學生中有89%回到了老家，隻有7%在北京就讀，餘下4%去了其他地方。筆者也分析了就讀普通高中所在具體省份的分布情況。毫不意外，河南、四川、河北和安徽是普高比例相對高的四個省份。在2013-2015年，在這四個省份就讀普高的百分比分別為64.19%、67.44%和88.50%。
圖1 就讀普通高中學校所在地區（2012）
（3）上大學的學生中有近三成在北京，其餘零星分布在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
在上大學的88名學生中，有84個學生透露了其大學所在地。其中有25個學生，即近三成（29.76%）大學所在地是北京。除了北京，這些學生分布在河南（9）、山東（9）、河北（7）、四川（5）、重慶（5）、湖北（4）、廣東（2）、廣西（2）、海南（2）、陝西（2）、天津（2）、安徽（1）、湖南（1）、吉林（1）、江蘇（1）、江西（1）、遼寧（1）、山西（1）、新疆（1）、雲南（1）等20個省（市、自治區）
小結及討論
根據前麵樣本流動兒童學生初中後教育流向分析，可以歸納以下三點：
第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初中後教育成就低下。一方麵，樣本打工子弟學校學生高中階段升學率是39.3%，這意味著這個群體入讀高中的機會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據教育部發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全國初中畢業生升學率88.4%，高中階段毛入學率85%。另一方麵，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大學入學率低得令人吃驚。在本研究中樣本學生大學入學率不到6%，與2015年全國高等學校毛入學率40%[9]相比，後者是前者6.7倍左右。
第二，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初中後所接受的教育類型低下。在高中階段，入讀職業學校的比例遠高於入讀普通高中的比例。在大學階段，差不多一半的學生所在大學為三本及高職高專院校。
第三，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大多數初中後並沒有回到家鄉，而是留在北京。除了上普通高中的學生外，上職業學校和上大學的學生都有較大比例繼續選擇留在北京。
就業情況
自2013年開始，課題組每年都調研了沒有上學學生的就業狀態、工作行業、收入情況及就業地點。
他們的就業狀態如何？
在2013-2015年三年的調研問卷中，課題組都設置了一個問題，“如果不上學了，你/你的孩子目前在做什麽？”有四個選項：（1）工作或者打工；（2）幫助家裏照看生意；（3）什麽也沒有做；（4）其他。筆者將有工作或者臨時打工當作“有工作”，“幫助家裏照看生意”當作“自雇者”，“什麽也沒有做”當成“無工作”。下表是2013-2015年不在學校的樣本學生的四種就業狀態人數情況。從三年的趨勢來看，就業人數（包括有工作者和自雇者）在逐年增加，而無工作者人數在減少。
下圖的柱形圖更為清楚地展示了這三年這個群體在各種就業狀態的百分比分布情況：差不多三分之二處於“有工作”狀態，大約11-12%處於“自雇狀態”，有13%-21%處於“無業”狀態。
圖2 樣本學生就業狀態百分比（2013-2015）
他們在哪些行業和場所就業？
關於就業行業和職業分類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因此課題組在調研中詢問了被調查者工作的具體內容。根據具體工作內容，筆者將2015年樣本學生就業行業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個行業分類進行了歸類整理。表7就是整理的結果。分析發現：
（1）樣本學生就業領域廣泛，除了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和國際組織三個行業外，在17個行業領域都有人就業。
（2）就業學生主要集中在三個“低端”服務行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在這三個行業的就業人數就接近六成（57.14%）。在批發和零售業就業的人數達到208人，占樣本中就業者的26.53%；在住宿業和餐飲業中的就業者為127人，占16.2%；在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行業中的就業者為113人，占14.41%。
（3）樣本學生在一些“知識”和“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就業的人數相對較少。比如，在教育、科技、衛生、社會工作、房地產等行業就業的人數較少。
筆者本來試圖分析這個群體就業的職業類型，但這是一個複雜而艱巨的工作。不過有一個發現可以在此報告。那就是這個群體的工作場所非常廣泛，涉及到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他們工作的場所包括但不限於：餐廳、酒店、咖啡廳、燒烤攤、美容美發店、超市、公交車、地鐵站、高鐵、機場、加油站、4S店、物流公司、保安公司、建築工地、服裝廠、電子廠、幼兒園、健身房、電影院、出版社、網絡公司、旅遊公司、書店、藥店、軍隊等等。
他們在哪些地區就業？
通過對樣本學生中2015年就業者就業地區的分析，一個非常明顯的發現就是，盡管就業地區涵蓋24個省（市、自治區），但超過四分之三（77.91%）的就業者都聚集在北京。表8按照分布百分比由高到低羅列了樣本學生就業的24個省份。在783個就業者當中，有610人在北京。其餘就業者分布在河南（30）、廣東（22）、四川（22）、河北（17）、江蘇（15）、上海（11）等23個省市區。不過，樣本學生到很多地區工作的人數不過是個位數。
就業者收入如何？
對於那些就業者，2013-2015年課題組都詢問了他們的月收入情況。表9是三個年份樣本學生就業者平均月收入的描述統計。2013年月平均工資是2657元，樣本數為527，標準差為1348；2014年月平均工資是3040元，樣本數為696，標準差是1340；2015年月平均工資是3528元，樣本數為751，標準差是1827。考慮到極值對平均值的影響，筆者也在此匯報了這個群體月收入的中位數。2013年中位數工資是2500元，2014和2015年都是3000元。
“自雇”就業者和無業者在哪些地區？
當分析“自雇”就業者和無業者這兩個群體所在地區時，有一個發現非常清楚。那就是這兩個群體中很高比例都沒有離開北京。換言之，他們中差不多60-80%仍然以“自雇”方式或者無業方式聚集在北京。表10展示了2013-2015年三次調研中這兩個群體在京百分比。2013-2015年，“自雇者”在京百分比分別為72.48%、68.60%和74.13%； 無業者在京百分比分別為72.97%、57.93%、68.29%。如果與“有工作”類型的就業者相比，這兩個群體“留京”比例似乎略低。2015年，“有工作”者留京比例高達77.91%。
關於就業情況小結
綜上所述，關於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就業情況可以總結為以下特點：
第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群體初中後就業率和就業質量不高。如果把樣本中沒有上學且無業者定義為“失業”，那麽2013- 2015年這個群體的失業率在13-21%。2015年全國城市登記失業率為4.05%[10]。這說明這個群體失業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5倍。樣本學生就業者中，有三分之二左右在“低端”服務業就業，其平均月工資在2500-3500元之間，不到北京市職工平均月收入的一半。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北京市職工平均月工資5793元，2014年為6463元，2015年為7086元，相應年份樣本學生就業者平均月收入分別為2657元、3040元和3528元。
第二，這個群體就業的行業和場所廣泛。他們工作的場所涉及到城市人生活的各個方麵，從吃、穿、住、行到娛樂、安全保障。
第三，這個群體中大多數都沒有離開北京。無論是“無業者”，還是在低端服務業的就業者，或者是“自雇”方式的就業者，他們中的60-80%都留在北京。
一個附帶的發現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值得提出。那就是第二代流動人口子女已經出現。 樣本流動兒童學生已經開始結婚生子。在樣本中，已經有13人結婚或懷孕生子（其中10個是女性）。其中，有8個（占61.5%）在北京。這就是說，流動兒童的“再生產”已經發生。
討論
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初中後教育和就業挑戰原因
為什麽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初中後教育成就低下？為什麽他們的就業水平和質量不高？為什麽他們中大多數繼續留在北京？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麵簡單予以討論。
破滅的“教育夢”
有一種觀點認為打工子弟學校學生本來就沒有太高的教育追求，筆者試圖用數據說明他們其實是有自己的“教育夢”的，包括“高中夢”和“大學夢”。
調查結果顯示，在樣本學生初中二年級時，當詢問他們初中後的教育意向時，隻有15%的學生打算初中畢業後即打工。換言之，85%的學生有“高中夢”，他們希望自己初中畢業後上高中（包括職業學校）（下圖1）。在同樣的調查中，課題組試圖從教育期望的角度了解他們希望自己能讀到的最高教育程度，其結果類似，隻有12%的學生希望最高教育程度是初中，而88%的學生希望自己至少讀到高中及以上。同時，有56%的學生有自己的“大學夢”，他們希望自己能夠讀到大學及以上（包括大專、本科和研究生以上）（下圖2）。這樣的發現與文獻中的發現也非常一致。比如，楊東平、王旗在北京17所打工子弟學校的調研發現，77%的學生有上高中的意願。
如果將這個群體的“教育夢”與他們實際達到的教育成就相比，人們便不難發現這個群體中大多數人的夢想實際上已經破滅。
是什麽導致他們的“高中夢”和“大學夢”破滅的？
學者們有很多假設，包括經濟原因、信息原因、教育質量原因、自我興趣和動力原因等等。
（1）經濟原因假設認為他們由於家庭經濟方麵的障礙而不能繼續上高中，進而不能上大學。
（2）信息原因假設認為他們對高等教育的回報率沒有正確認識，再加上“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媒體宣傳對他們的決策有消極影響，導致他們對大學教育沒有興趣。
（3）教育質量原因假設認為打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整體不高，這是讓這群學生過早對教育失去興趣的原因。
（4）自身興趣和動力原因假設認為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對學習就沒有興趣。但真正使這個群體教育夢想破滅的是以戶籍製度為主的一係列體製性障礙，包括中高考報名必須在戶籍所在地等。
樣本學生初二時教育與就業意向
樣本學生初二時教育期望
低廉的“職業夢”
如本文前麵所描述，這個群體以在低端服務行業就業為主，同時收入微薄。筆者稱之為低廉的“職業夢”，意思是想說明這個群體的就業夢想其實非常低廉，他們基本上處於有工作機會就幹的狀態。這首先跟他們教育程度不高有關，其次也跟他們具備的知識、經驗和技能不足有關。同時，還跟他們的家庭背景、父母教育程度、職業類型有關。他們的職業選擇很大程度上受他們父母的職業影響。他們中不少人的職業甚至是父母職業的複製。
執拗的“留京夢”
除了就讀普通高中的學生外，這個群體中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北京而不是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筆者稱之為“執拗的留京夢”。為什麽會有此“執拗的留京夢”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除了北京本身在資源、機會等方麵的吸引力外，筆者謹在此提出幾個可能的解釋。
第一，這個群體遠離“家鄉”，北京已經是他們成長的地方。有幾組基線數據予以說明：（1）樣本中有254人（占13.6%）出生於北京，北京是他們的出生地
（2）樣本學生到北京的平均年齡是8.14歲（N=1842，標準差為4.57）
（3）在初中二年級時，他們在北京的平均時間已經有6.24年（N=1849，標準差4.19）。
第二，這個群體的父母及家庭在北京已經有一定的“根基”，要拔起來不容易。有兩組調研數據予以說明：
（1）2010年樣本中父母在北京的平均年限為10.55年（N=1808，標準差6.04）
（2）2014年，父母雙方都在北京的百分比為82.5%； 2015年，父母雙方都在北京的百分比達到86.57%
（3）即使是關閉打工子弟學校這樣的行政方法，也不能輕易使父母離開北京。筆者曾做過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對父母是否離開北京的研究，結果顯示，有孩子在被關閉的打工子弟學校上學的父母似乎更有可能不離開北京。2011年夏天，北京市關閉24所打工子弟學校，其中涉及本研究中的7所項目學校。筆者研究發現，2014年秋季，被關閉學校中隻有7.19%的學生父母離開北京，而在未被關閉的學校中卻有11.22%的學生其父母雙方離開北京。
第三，漸趨文明的法製建設和城市管理執法。隨著2003年8月“城市收容遣送”製度被廢止以後，沒有任何城市政府和機構具有合法權力可以明目張膽地驅逐這個群體和他們的父母，這給他們選擇自己的生活所在地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根據基線調研，如果初中畢業打工，這個群體中打算留在北京打工的百分比是80%（願意回家鄉的隻有8%，願意去其他城市的有12%）。這個比例與目前留在北京打工的比例接近。這似乎說明，他們的“留京夢”並沒有被打破，因此他們可以繼續執拗地擁有“留京夢”。
本研究的局限
毋庸置疑，本研究還有諸多局限：
第一，本研究使用的樣本數據是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初中二年級學生，這個數據可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首先，由於樣本學生來自北京50所打工子弟學校，本研究的發現不一定可以推廣到其他城市。其次，打工子弟學校中的學生與在公辦學校中的流動兒童應該存在係統性差異，本研究的發現不見得可以推廣到普遍的流動兒童群體。同時，由於本項目跟蹤的是打工子弟學校初中二年級學生，他們可能也有別於打工子弟學校中的小學生。
第二，就方法來講，本研究僅使用描述統計，而沒有使用多元回歸或者其他經濟計量方法來分析不同變量之間的相關關係甚至因果關係。
第三，本文關於這個群體中的大部分人為什麽那麽“倔強”地選擇留在北京，為什麽有部分人還是選擇回到老家或者其他地方還缺少細致的實證分析。本文的研究僅分析了以省為單位的流向，事實上，如果能深入分析他們所回到家鄉的區縣特征也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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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和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來自北京市10個區縣50所打工子弟學校1866名初中二年級學生自2010年以來連續5年的跟蹤調查數據對這個群體初中後流向進行了初步分析。 分析發現這個群體的“教育夢”已經破滅，剩下低廉的“職業夢”和固執的“留京夢”。同時，這個群體中已經開始養育下一代，這意味著第二代流動兒童已經出現。
基於以上發現，筆者提出三個方麵的政策建議：
第一，有關部門應當重視打工子弟學校流動兒童學生初中後教育和就業的嚴酷現實。本研究揭示了我國在這個群體中存在巨大的人力資源損失。據教育部統計，2015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為1367.1萬人（按2010年人口普查估計，流動兒童總數為3580萬。如果按80%在公辦學校就讀，那麽有716萬學生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其中在初中就讀354萬人。如果按照教育部所公布的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例達到80%，[11]筆者粗略估計，全國至少還有273.4萬流動兒童學生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第二，重新審視“兩為主”政策，明確打工子弟學校地位。自2001年中央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兩為主”）解決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政策以來，這一問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決。鑒於如此大規模的打工子弟學校學生長期存在，“兩為主”政策框架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一個調整方向是公辦學校應責無旁貸地全部承擔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責任。另一個調整方向就是切實落實《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打工子弟學校的地位，並通過財政支持等多種策略提高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
第三，特大城市當停止“以學控人”這種錯誤、短視且效果不顯著的政策，尊重並保障流動人口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基本權利。建立兒童受教育權高於一切的基本價值觀，確保兒童受教育之基本權利不被地方政府城市管理、人口管控等目標所剝奪。因為，人的價值和尊嚴應該永遠高於城市發展！
作者簡介
1.宋映泉，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2.曾育彪，香港大學華正中國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3.張林秀，中國科學院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研究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國際合作項目資助（基金編號：7111010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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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
第一所專門致力於教育財政研究的學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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