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認識真正的毛澤東？
走進毛澤東的思想世界，對我這麽一位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女大學生來說，似乎是在做一件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天多高地多厚，水多深有多淺，那些恰恰不是我們想要去考慮的事情，因為有興趣，就去做了。不要什麽理由或者道理。比如疑惑，我隻需要表達出自己的困惑，並把這種困惑呈現出來，無知者無畏，但我想這應該也是一種學習的態度。既然是學習，我想大家是不會笑話的。
最初的接觸，困惑就來了：為什麽現在要區分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從研究生入學考試起，我當時就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這樣的答案記得一清二楚。但前提是：因為應付考試而準備的答案。後來困惑：毛澤東思想，那些先進的思想，就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就是代表黨和人民的最先進的利益的？為何毛澤東的思想，主要歸結為晚年的那些錯誤，就是他個人的思想？就是他晚年的錯誤？而不是集體犯下的錯誤？所謂晚年的錯誤，是那兩個影響中國政治命運的事件：一件是大躍進；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先來說大躍進，我們這個年代出生的人，還有誰願意去真正了解曆史。大都是從教科書裏知道所謂的曆史，他們講什麽，我們就是什麽。用這麽片麵的東東來框定我們的思想，來決定我們對一個事件的判斷。為什麽曆史不還原真實的麵貌？比如當初我在讀完大躍進的一些資料之後，就發現很多不對勁的地方，並且一個勁地對自己說：不對，不對，一定是哪裏不對。一個席卷中國的運動，怎麽說是毛澤東個人的事情？怎麽可以後來把責任全推給毛澤東一個人？即使是他在老的時候感概的一句話，承認自己犯下的錯。我們的那些領導人，就這麽順水推舟的，把責任全往他一個人身上推，特別是他老人家逝世以後，更把這個責任堂而皇之地帶進曆史的墳墓？我卻認為，毛澤東的魅力就是在於，他這樣的擔當精神。在那個時候，還隻有他有這個魄力，將事情擔當下來。我們設想，具體負責大躍進的，指揮那場運動的，又是誰？那麽多黨和中央領導人，誰出來擔當了？在此，我反而理解了毛澤東的心思：他的所謂的錯，是他認為這場大躍進進行的失敗，下麵的人並沒有按照他的思路去做；第二點他認為他自己的錯是他心明如鏡，知道自己用人用錯了！所以，毛主席在總結這個時期的錯誤後，得出這樣的結論：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是呀，路線確定後，是由支持的人，反對的人還是摸棱兩可的人去執行結果肯定是不一樣的！所以毛澤東一直倡導又紅又專的問題！
我們有這麽多做研究黨史的人，在做研究的時候，不知道怎麽去分析我們黨的精神，怎麽采取客觀公正的態度，怎麽從現時的的曆史環境和背景出發，從曆史的事實出發，而不是隨波逐流，或者憑借自己的主觀想象去代替科學分析。或為了迎合某種政治需要而串改曆史！我記得毛澤東曾經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親口說過這樣的話：“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曆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回過頭來看待大躍進，先不說那些浮誇風，那種精神，那種氣概，有誰可以在一片廢墟上以神奇的意誌和速度建設了新中國？有誰對蘇聯老大哥隻有尊敬和友誼決不俯首稱臣，挺直了民族脊梁？有誰在那三年的自然災害裏，依然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現在可能嗎？）——答案隻有一個：是毛澤東！那麽，讓我們站在曆史的風尖浪頭上繼續再問幾個曆史性事實的問題吧：
有誰用算盤和鉛筆讓火箭上天？有誰試製成功原子彈和氫彈？（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唯一的核心技術）
有誰把人民當人，視人民為推動曆史發展的真正英雄？
有誰把中國推向世界，讓世界認同中國？（包括加入聯合國及於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建交）
有誰提出“台灣及港奧地區可以在一定時期內繼續保持資本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願意並購想在國格平等、不卑不亢的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曆史的真實答案仍然是毛澤東！他還說：誰讓人民過不好，誰就別想過好！他為防止官員腐敗、防止紅色政權變色而發動一係列運動，包括發動被一些人攥在手裏當“把柄”的文化大革命。隻是後來這場革命被人革走掉了。
簡單地說，偉人不是自封或人為捧出的政治明星，是人民群眾用心衡量出來的。現在的毛澤東熱潮，不是官方立場，而更多的來自民間，相信大家有所意識。因為對於我們這個年代出生的人來說，對政治的關心早已經被經濟意識所取代。呼喚毛澤東精神，根本隻是一種‘政治淡出’和‘文化凸顯’的過程。如今關注毛澤東的，更多的是悼念與緬懷，而這種追思正是來自民間，來自底層，來自人們真實內心。就如同我這麽一個年代出生的女孩子來說，解讀毛澤東，更願意去收獲了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從人的角度，而不是神的角度，理清曆史真相，我想人民之所以認為毛澤東偉大，是因為他心裏隻有人民。心裏隻有人民的人，人民是永遠都抹不掉對他的思念和愛戀的！這就是毛澤東的巨大人格魅力。
二：對毛澤東偉大曆史功勳的深刻思考
每次下班回家，習慣把自己交給電腦。我喜歡手指在鍵盤上劃來劃去的感覺：讓自己纖細的手，與鍵盤進行一場不可能的回歸。外麵夜晚燈光的明媚以及酒吧喧嘩的刺激，似乎都與我無關，事實上我這樣一位喜歡安靜的女子，隻有把自己放在幹淨的空氣裏，麵對電腦，才能找回自己，才能在每個夜晚，或者每個晨昏，伴隨鍵盤的音符，與文字起舞。最近提的最多的是：重慶打黑，和毛澤東思想。在重慶生活，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關於重慶打黑的各種版本。其玄乎勁兒，越聽越玄。但對於薄熙來的那句話，我還是依然不爽，什麽“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有辦法”。這話說得，感覺眼前一片黑暗的樣子。拿出當年老毛打土匪的勁頭，來一句“打擊黑惡勢力是我們主動而為！盡管黑惡勢力並沒有把我們逼得沒有辦法！”，假如是這樣說，我想，即使像我這樣一位女流，都會聽得暢快淋漓。
這裏又提到了毛澤東，又來了困惑。想起在評價前麵的評論裏，網友有笑我的幼稚，說“當你吃過觀音土，被上山下鄉過，一直處在半饑餓狀態中才能理解毛澤東的思想，還是回家問問你的父輩，再來發帖吧，至少你沒有餓過飯。”發帖是清荷權利，清荷雖小，但會思想。至於思想深淺，清荷願意在網裏成長，這不是件丟人的事情。清荷雖然沒有上山下山過，也沒有吃過觀音土，但就這事確實問過父輩，老爸隻說這麽幾句話：“那個年代，是很苦，但精神很高，沒有黃堵毒，沒有妓女二奶，沒有兩極分化！”對老爸說的“精神”兩個字，我便一頭紮進了圖書館。才發現那個時代人民為何“高”的原因。也因此有話要說，說的是否正確，還是那句話，不怕取笑，做皇帝新裝裏的那位孩子，清荷不覺得幼稚。吃觀音土，是經濟建設方麵的事情。經濟建設撇開政治不說，從經濟改革和人才兩方麵來對比，我們來看看，這樣的責任，是不是屬於毛澤東的？有人說經濟改革方麵，毛澤東隻會建立江山，卻不會建設江山。把江山拿下來了，人無異議。而對於今日中國經濟建設，沒有多少人認為那是毛澤東的功勞。並且得出結論，說老毛隻會打天下，不會坐天下。例子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並且一提這兩事，就有人說，“大躍進”那個愚昧啊，“文革”那個慘啊。事實果真如此嗎？毛澤東真的不懂經濟嗎？毛澤東真的不會坐江山嗎？然而事實呢？我們先來看一下當時中國現狀：當我坐在圖書館裏，一頁一頁查閱史料的時候，那種震撼，依然叩痛心扉：那是一個什麽樣的年代？毛澤東是怎麽把這個爛攤子扶起來的？又是怎麽樣去交給我們後來人的？
農業上，完全“靠天吃飯”。當時江河水患頻發，旱、澇、蝗災害每年不斷，到處都有土匪出沒，到處都是逃荒要飯的農民，山崗上用破草席裹著的屍體也不鮮見，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都是問題。
工業上，用可憐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除了東部和內陸的中心城市有一些輕工業之外，基本上沒有什麽像樣的工業。國內使用的許多工業品幾乎清一色標注“洋”字：“洋車”、“洋房”、“洋麵”、“洋布”、“洋火”、“洋油”、“洋糖”、“洋釘”、“洋鞋”、“洋襪”等等，看到這些帶“洋”的字，我這個年代出身的人，用一個指頭都可以想象：連這些東西當時國內都沒有嗎？
再看國內情勢，當時國民黨離開大陸時帶走了多少資產：黃金277萬兩，銀元3526.9萬元等。這是一個什麽概念？也就是說這些金融資產雖然造就了後來台灣“經濟騰飛”的童話，但卻使大陸斷絕了經濟發展的資金這一重要條件，使建設不得不在真正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假如你是毛澤東，在麵臨農、工、商以及社會混亂的這樣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時候，你該怎麽做？你還要一麵領導廣大人民進行抗美援朝戰爭，還要開展土地改革；還要組織圍剿土匪，還要搞“三反五反”運動，還要大力恢複、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你該怎麽去做？那麽讓我們來看一下下麵的事實，看老毛在不足十年的時間裏（我們提改革開放基本時間也是20年）把我們的中國變成什麽樣兒：
工業方麵，12個第一。
1958年3月11日，第一台半導體收音機製成；1958年3月17日，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製成功；1958年4月12日，第一台40匹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1958年6月1日，第一台最大的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1958年7月17日，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1958年9月14日，第一台內燃電動機試製成功；1958年11月28日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製造的排水量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1959年1月1日，第一台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製成功；1959年1月1日，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建成投產；第一台液力傳動的內燃機車試製成功；1960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廠，試製首批氮肥；1962年，第一台1.2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製成。
以上在工業上的第一，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在鋼鐵、機械製造、交通運輸、電力、電視及航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沒有這些鋪墊，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要依托什麽基礎？
再看鐵路建設：
1958年1月，寶成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68.5公裏）；鷹廈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98公裏）；1958年3月1日，昆明鐵路通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1958年8月，包蘭鐵路通車（全長1000公裏）；1958年10月21日北京-包頭-銀川-蘭州航線正式通航；1959年2月7日，黔貴鐵路正式通車（全長605公裏）；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國際航線正式通航；1959年12月，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960年1月1日，蘭新鐵路通車（全長1315公裏）；1960年4月21日，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蘭新、寶成、黔貴、鷹廈、包蘭五條鐵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內陸交通，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58年6月，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同時建成回旋加速器；1959年9月，中國第一台每秒運算1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製成功；中國發展尖端科學邁出了重要一步，為國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農業方麵：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庫；1958年11月18日，海河攔河大壩合攏，使華北五條內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並使海水不再反溯內河，從此鹹淡分家；1958年12月9日，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結束；1960年1月1日，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1960年，河南省林縣，紅旗渠破土動工，曆時9年，於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為民辦。1960年2月24日，黃河青銅峽水庫攔河壩合攏截流；1961年3月17日，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排灌電力網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農田250萬畝；1961年12月22日，新華社報道出現一批新的電力灌溉區，其中有著名的產稻區廣東珠江三角洲；江蘇南部和北部地區。（現在這些地方哪裏還有農業）
大躍進期間，治理和黃河，自劉家峽、青銅峽和三門峽水庫的建成，黃河未發生大災大險，黃河基本被征服了。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科學家們，在這種一窮二白的實際情況下，靠的隻有大躍進的這種苦幹精神，推翻了一百多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貧油國”的錯誤結論，在大慶找到了石油。當大慶工人們高呼把“貧油國”的帽子甩到太平洋的時候，我們仿佛聽到了中國大地脈搏的跳動聲。人民的歡呼，與今天的這些喜歡，那一種更能振奮人心？寫到這裏，清荷早就熱淚滿麵，盡管在大躍進運動中，出現了浮誇風，但那些並不是毛澤東的初衷，他的初衷，一樣地是為人民。為後人造福。因為它是以人民公社為基礎，是動員億萬人民組成勞動大軍的。毛澤東並沒有為了自己的功績，也不是為尋求個人私利。僅僅這一點，我們現在的很多人民公仆就應該學習。清荷認為，曆史隻有存真才能存史、才能存信，或者隻是一紙謊言。而我們知道的大躍進所出現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煉鋼鐵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宣傳的並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在這段時間把精力主要放在革命上。有事實為證：1959年7月23日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已經做了說明，他說：“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澤東所說的革命主要指的是下麵這些事情：
由於蘇聯變修，世界革命的中心移至中國，當時毛澤東的主要把精力用於研究馬列主義理論，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當時，中東局勢緊張，伊拉克取得反帝勝利，美國不甘心失敗，出兵中東，同時和盤踞台灣的蔣介石勾結，訂立美蔣“共同防禦條約”企圖永久霸占台灣。蔣介石又叫囂反攻大陸。英帝國主義與印度反動派又何西藏達賴喇嘛相互勾結準備叛亂。毛澤東在這種情勢下，坐陣前線，指揮炮擊金門，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東的兵力引到台灣海峽來，從而減輕中東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壓力。另一方麵，還要考慮如何準備對付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農奴主反叛問題。
由此可知，當我們知道一個國家領導人，在那樣的一個實際情況下，所做到的努力。而我們應該依然從人的角度，而不是神的角度去作為批判標準。也不應該在人家去世後，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毛澤東在1974年寫了一首詞，叫作《訴衷情》：“父母忠貞為國酬。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讀這首詞，常淚流滿麵，在積貧積弱的新中國的誕生初期，在一無所有中帶領全國人民進行創造性的建設，靠的是什麽？靠的是團結一心，是我們國人的誌氣，是我們的骨氣和傲氣，是強大的精神動力，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用這種精神，最終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奠定了國際上強大的政治基礎。而我們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就，也不是空穴來風的，是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的。雖然到現在，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了，但看看我們的GDP，裏麵大部分是外資、外需，中國卻連先進的汽車發動機，先進的計算機核心，都造不出來，更別說震撼世界的成就了；wto帶來的，好像也隻有頂了一個“世界加工廠”的帽子而已，我們強大了嗎？我們成了真正的大國了嗎？我們有很強悍的支柱產業嗎？我們有厲害的製造業嗎？我們口口聲聲說是農業大國，現在我們在農業方麵“大”在哪裏呢？最重要的是，我們正在一步一步地喪失什麽呢？這樣的話，本不該我這麽一個小女發問，大家也心知肚明。
再看人才方麵，毛澤東時代，國外的科學家擠著回國報效祖國，他們在生活條件待遇都那麽低的情況下，毫無怨言。改革開放，別說是科學家沒有回來過，大批的人都擠著出去。就連現在的高校，幾個學生願意留在國內？這是事實，我們不能不否認這個事實。我的同學，除了我沒這想法之外，沒有一人不想出去的。而且他們想都不想就脫口而出：能出去當然要出去了，留在國內幹嘛啊？國家培養我們這麽多年，培養成了所謂的高學曆知識分子，結果卻是一句話：留在國內幹嘛？嗬嗬，難怪我媽說把我生得這麽笨？人家腦袋有筋，你連一根筋也沒有。可是就我這沒筋的人，也隻認一根筋：國家培養我們這麽高的學曆，我得留下來做點什麽。
毛主席講究的是愚公移山精神，這是一種團結友愛的大家庭精神，是集體主義精神！而我們現在，卻在試圖快餐消費，自己隻顧自己的感覺，愚公移山的速度雖然慢，但穩心；快餐消費雖然可以跟上步伐，但鬧心。穩心與鬧心，你願意選擇那一種？
三 對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革問題上的是非問題的探索 2009-10-23於鳳天閣
今天我特意去請教了兩位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老人，想更好的了解當時的真實曆史。但是他們說的話，讓我很驚訝，我真的茫然了。感覺他們從橫向看待一個人的成就，軍事上打倒國民黨，趕走日軍，文學上的詩歌成就，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對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不滿的。他們認為完全處於個人私利，讓我很茫然。對於這樣的茫然過去也曾一樣困惑。並對於教科書上的文革時期文化的一片荒漠，而認為不可思議。大躍進的浮誇風，也覺得隻要是人，一個手指頭都能想到違背常理。但為何我們不疑惑：這樣的常理，怎會發生在聰明的毛澤東的身上？人說是，那我們覺得就是？若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也一樣地犯了人雲亦雲的錯誤？帶著解開曆史真實的迷霧心裏，我開始在黨史的海洋裏衝浪，徹底弄清心中的茫然與迷惑！第一，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犯的錯嗎？第二，毛澤東真的是個人私利嗎？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都認為大躍進是錯的，因為大躍進搞浮誇風，可是是誰搞浮誇風，大家一致認為是毛澤東？在這裏，清荷的問題來了：是不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是毛澤東，沒有錯。並且他的號召幾乎沒有任何人反對，並且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既然沒有人反對，說明對了。怎麽會錯？要是錯了，就不是毛澤東一人錯，是所有人錯，對不對？大躍進沒有錯，大躍進搞浮誇風錯了，是毛澤東搞的嗎？毛澤東相信畝產幾萬斤嗎？清荷就是帶著這個問題去查閱史料，想考證毛澤東浮誇的事實。結果卻看到這些資料，我們從一個人最基本的思維去分析，就可以知道，我們作為80青年，需要的是學習，而不是道聽途說。下麵是我查到的資料，這是可以借鑒的真實的曆史資料！：
第一，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139頁這樣的說，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後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經登過一幅照片，就是5個小女娃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地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麽！”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他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麽產生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第二、當時時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吳冷西的《憶毛主席》95-103頁說過：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裏莊稼沒有收時，毛澤東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會鬧得天下大亂。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心裏是清楚的。我想，為什麽他心裏清楚，卻對於負責大躍進的領導不去製止呢？不去製止這種行為，本身是不是一種錯？這才是我要去思考的問題。後來我們從曆史都知道，大躍進發生的年代是1958年，那麽，我們再去看1958年毛澤東在做什麽，他是不是一種私利的行為？
從曆史可以知道，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起，毛澤東就有意退居二線，著重培養接班人。如果他是自私的，為何不自己世襲“王位”而有意退讓？為何提出國家主席、黨的主席不得超過兩任？再細想，我們今天來看，作為主席的毛澤東，在打下江山之後，他的親人他的親戚有沾了他的光的嗎？再看看現在的高幹子弟，誰不是子憑父貴？毛澤東在自然災害的那三年，不也是每月26斤糧嗎？而我們現在的某些人，不僅僅把自然災害的帳算在毛澤東的身上，而且一個國家主席，吃了兩餐肉，就那麽不依不饒。對於一個老人來說，他為我們新中國的嘔心瀝血，卻得到這樣的挑剔，我們忍心這麽苛刻於他麽？而作為我們80青年人，難道眼睛也要被這些東西遮蔽嗎？
回到正題，毛澤東在退居意思之後，也為他正式退出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不再作為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大會也一致通過這項提議。隨後，1958年4月18日—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劉少奇正式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就是說，大躍進期間，真正唱主角的，是誰？是毛澤東嗎？那些說毛澤東不知一畝多少斤糧食的人，應該記得《1956年—197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吧。這個《綱要》是毛澤東經過兩年實踐，多次修改提交的。並且在1958年5月5日——23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大會通過。1960年遞交二屆人大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綱要》要求從1956年起12年內，糧食畝產量黃河以北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河以南達到800斤，棉花（皮棉）畝產量按各地情況分別提高40斤、60斤、80斤和100斤，等等，在未來12年內各方麵有一個大的發展。這個綱要正是大躍進初始期間毛澤東製訂的，毛澤東通過了幾年的細心努力，兩次中央會議討論適才形成，可謂是慎重之慎重。那麽在5月通過的《綱要》，8月劉少奇就弄出了黃河以北的徐水縣，要求畝產小麥12萬斤，皮棉5000斤，為什麽我們後人不對劉少奇和負責把宣傳口的責任人問為什麽？卻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我們今天的人們，也跟著起哄？
吳冷西作為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他在寫《憶毛主席》的時候，是最好的發言人，毛澤東一再交代他一定要嚴格把關，搞浮誇風不好，但是吳冷西自己也隻聽了很短的毛的話，最後也隨之大流了，執行毛澤東的政策的人，可能當時已經不再把毛澤東的話放在心裏了。最後弄出了問題，又開始要毛澤東來處理，來擔當了。於是便有了後麵的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什麽的。我們不是曆史的親曆者，但是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凡事客觀分析，對於長輩的話，我們需要聆聽，但是判斷能力在於我們自己。隻有自己先有一顆清醒的頭腦，才可以不盲目隨從。就如同毛澤東在1958年11月9日《關於讀書的建議》中說到：“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種清醒的頭腦，以利於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後毛澤東召開一係列重要會議大力糾正“左”傾錯誤就可能予以澄清。毛澤東建議的兩本書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而在這裏，我們為什麽不去停下來琢磨一下老毛的憂思：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這個很多人，是誰？還有，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XXX從來不找我，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58年8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管他們說了算，弄得我也沒有辦法。”在這裏，清荷隻是一家之言，大家也隻是可以聽聽而已。但我認為，無論別人怎麽詆毀毛澤東，我們不能夠隨波逐流。我們要有自己的思想，獨立的思考問題的能力，要看到毛澤東他的胸懷以及處處從大局出發的苦心，為了黨的團結，為了在摸索中前進，為了穩定全國形勢，他一個老人，是如何去做的？清荷認為，一味地去責怪別人的人，是不會把世界看得美好的。“你是怎麽看待這個世界的，這個世界就怎麽看你”，清荷一直記住這句話，也希望與讀者朋友們共勉，我希望我們心裏裝著的是花園，而不是垃圾。
四：關於對“文革”的深層次思索 2009-11-1晚
中國人沒有不知道文革的。現代人聽文革，像聽故事；訴說人講文革，把故事渲染得出神入化。無論是親曆者還是道聽途說者的訴說，好像講得越離奇就越不離譜，真是說不盡的文革，說不完的故事。還有一些“文革”回憶錄的作者，總是喜歡把自己打扮成“落難英雄”，將責任往死去的人身上一推了事。當這些故事被輸入到我們這群80後青年的耳中，主題基本就是一個：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清荷不聽故事，看史料。清荷認為，曆史可不是馬戲團，也不能當快餐消費，更不能作茶餘飯後的點心。分析曆史問題的絕對要求，是依據史實，並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曆史條件下，才能分清。近來看了許多關於1966-1976年之間的材料，右的左的，上的下的都有，加上與親曆過文革時期的父輩們交流，有了一些自己的思索，與各位網友探討：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是滿足自己專製獨裁者的私欲，還是憂思當時的一群“社會承擔者”？還是為了什麽？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那10年弄得胡煙瘴氣，麵目全非，人心惶惶，這是人們對文革的印象。我們似乎也接受了這個觀念，認同那是一個無知野蠻的年代，群魔亂舞的10年。那麽，問題就來了：既然說文革暗無天日與民不聊生，完全是毛澤東權力欲望與獨裁者的私欲膨脹的象征。甚至一些研究者們特意渲染了很多黨內權力鬥爭的細節過程，將毛澤東描述成為一個權力欲望極大，整人不擇手段的陰謀家。那麽我們來分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中國共產黨執政短短17年，即使是文革結束，也就27年。27年時間竟有10年處在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為什麽人民就不起來推翻這個獨裁者的統治呢？如果共產黨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製造了這麽大的災難，那麽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又在哪裏呢？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是10年啊，10年的時間真的是水深火熱，將足夠把國民喚醒吧？可為什麽人民非但沒醒，反而認定毛澤東的領導？說毛澤東罪莫大焉，完全是一副獨裁者專製的姿態，那麽為什麽他在人民群眾中仍有那麽高的威望？還有這麽多人去為他辯護？甚至還有反對他的人也一度不得不打著他的旗號去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呢？有人說當時毛澤東在人民的心中已經完全神化了，已經是一種瘋狂的個人崇拜。既然毛澤東已經是一個神了，他還擔心他的權力會不穩定嗎？他還會擔心有人威脅他的位置嗎？他還需要用“文化大革命”來進行一場“權力鬥爭”嗎？憑清荷思考，當時候不可能有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毛澤東想打倒一個人根本不困難，也根本不需要“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結合這些情況，毛澤東的權力私欲的念頭，要去治一些人的說話，成立嗎？既然不成立，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什麽？清荷認為，最初，毛澤東是憂思於“社會承擔者”的現狀，將江山交給這群人來打理的放心度的問題。
“社會承擔者”指的就是我們的人民公仆。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年，毛澤東發現有些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革命開始特權享受，放鬆自己，膨脹了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顧。毛澤東在這裏，一直保持著最大的警惕性。比如腐敗問題。從史料可知，腐敗現象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多見的。但在當時已經露出了許多苗頭。這些苗頭有可能將他奮鬥了一生才建立的人民主權社會主義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他所絕不能接受的。當時黨和政府中就已經有人開始有了特權享受和物質享受的事情，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汙罪行被揭發，毛澤東對此事極為關注，親自過問和批準了對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汙案的處理，下決心對持權搶劫的腐化官員堅決予以嚴懲。對於毛澤東來說，腐化現象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是嚴重違背了人民的利益的，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麵的，見微知著，防微杜漸，這是古人講的，而毛澤東是想把所謂的腐敗消滅在萌芽狀態。毛澤東並不是一個有著嚴重私欲的統治者，如果是的話，他完全可以輕鬆地利用自己統治者的特權，做對己有利的事情，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現毛澤東做了什麽事情。而是看到了他自己的兒子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時候，國內請求毛澤東將兒子的遺體運回國，但是毛澤東懷著巨大的悲痛，沒有同意。而是將毛岸英與其他烈日一起安葬於異國他鄉。這是需要多大的胸懷與氣度！這次溫家寶總理在朝鮮赴誌願軍烈士陵園憑吊毛岸英等烈士的時候，我們清清楚楚地見到溫家寶總理眼含熱淚，對著毛岸英的墓碑三鞠躬。這三鞠躬裏，包含著多少語言，多少寓意？一位開國元首的兒子，這個時候並沒有享受到父親的任何特權，依然屍骨埋葬他鄉。我們再回過頭去想想，當初毛岸英與劉鬆林結婚，毛澤東參加了婚禮，隻送了一件穿過的大衣，並對兒媳說：“白天岸英穿，晚間你蓋，都有份。”誰讀到這裏，不會像溫家寶那樣，眼含淚水？從這一點看，毛澤東有特權思想嗎？他心裏裝的是個人嗎？
毛澤東正是從自己的個人做起，以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堅決不允許幹部與人民對立起來。毛澤東已經發現擁有資格的‘社會承擔者’許多官僚的一麵。毛澤東擔心的是，官僚機構有可能走到人民的對立麵，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196頁上說道：“毛澤東已經發現，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人員構成上還是在組織機構上，至少都不能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可能是指具有美德並擁有資格的‘社會承擔者’。在毛澤東觀念中，這種美德是指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艱苦樸素，目標遠大和嫉惡如仇等等的品德的集合”。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希望在中國按照畢生的理想建造一個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主權的國家，這個理想容不得別人半點汙染。所以，當他意識到這一點，認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從這個認識基點出發毛澤東立下了對黨內腐化行為嚴懲不貸?絕不手軟的堅強決心，並不為任何請求稍加寬恕的意見所動。
從舊中國走過來的中國人民的整體國民素質是令人堪憂的，毛澤東深知中國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中庸習性的毒害之深，深知中國的工人階級不但數量很幼稚，質量上也很幼稚，中國農民對自己的要求一直依然是魯迅筆下的那群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個黨如果變質，那一定會是先在思想變質，就會出現兩極分化等各種嚴重局麵。所以他一直從黨的生存理論進行思考，小心翼翼地導引著這個政治集體。他以曆史為鏡，一次次開展各種思想上的肅清運動，徹底地將人人不願出頭的中國人團結在一起。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中說：“幹部決定一切”，那麽“群眾呢？”有代表說：“跟著毛主席走，就不會犯錯誤。”毛主席說：“這句話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個人有對有不對，對就跟，不對就不跟。不要糊裏糊塗地跟。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即使掏大糞的、掃大街的。隻要他有真理。”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工人，我們的農民達到這一程度了沒有？我們的共產黨黨員，我們的人民勤務員、公仆們達到了這一程度了沒有？毛澤東提倡向雷鋒、門合學習，把陳永貴、吳桂賢等工人、農民請入中央委員會就是要改造中國人那種“非常頑固和保守”的壞習慣，造就勇於承擔社會責任者的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精神，文化大革命就包含有這一內容：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喊出：人民萬歲！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出發點是解決黨和國家肌體中存在的陰暗麵，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動這次革命的意圖，從毛澤東在陳正人1964年12月4日給薄一波的信上做了的批注可以看出，他已經意識到幹部蛻化變質的狀況有著相當大的普遍性，增強他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的緊迫感。同時，他認為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已經占領了優勢。他在對文藝工作批示中所說：“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所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鬥爭重點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是偶然的。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而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他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毛澤東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隻要把上麵的問題解決了，下麵的問題不難慢慢地收拾。上層的權力鬥爭向底層群眾的折射，上層的鬥爭思路和方向是很明白的，向外傳出的信息是很清晰明確的，但是這種鬥爭在反映到下層運動時，被極大地扭曲了，不再是一個高層派對應一個群眾派別，而是被某些階層和利益集團有意地攪成了渾水。所以毛澤東最初的意圖並沒有得到有效地執行，在運動最初五十多天裏，主動權掌握在走資派手裏，他們利用既得權力，打壓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實際上派性幹仗，武鬥死人的現象主要僅發生在 1967--1968年的幾個月中。其實，現在我們不少人都知道，製造武鬥的人中不少人就是故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煽動派性是他們的陰謀手段，這一現象很快就被黨中央製止了，文革並不像有人所說的是十年內亂。毛澤東隻是低估了對手的能力，曆史證明，人民的力量是最強大的，但也是最難控製的，原因在於底層的人民群眾不會都象毛澤東本人那樣擁有極高的政治分辯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確地誤導。
可以說，毛澤東的文革並未達到他的目的。相反，由於他對敵人的輕視，太多幕後指揮的方式，而少有正麵鮮明鬥爭，使他與他所依靠的群眾有了信息傳遞上的不暢，從而使對手有了周旋的空間，這也和他本人年老力衰有關。但是他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憂心，我們不能否認，更不能妄加結論詆毀毛澤東。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在《不停頓的革命者》一書中說：“毛澤東所關心的是確保8億人，到本紀很可能達到10億能有飯吃並使他們的住房、醫療和受教育的條件得以改善。當今社會上除了許多噪糟雜音外，毛澤東將會了了“夙願”嘛！”
我們今日提倡的和諧社會，提倡科學發展觀，都是在結合我國國情之下提出的，任何指導思想的提出，是一個方向，或者一個戰略舉措。不論執行過程中出現什麽新的問題以及挫折，我們都不能懷疑其本意的正確性？文化大革命在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甚至被誇大的問題，並不是毛澤東的初衷。雖然在文革10年經濟、文化以及政治上並沒有像傳說的那麽恐怖（事實上經濟一直在向前發展的，曆史也有明確地記載）如果我們隻記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殺？經濟又落後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的時候？那麽請問，文革之後的文人自殺現象還少嗎？海子、顧城、徐遲、三毛等等，我們生活的當今社會，哪天的新聞裏沒有人自殺？在我們現在提倡的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大學生畢業就失業的現象，文化產業化，文人市場化，工人下崗，醫療昂貴，還有我們這群80年代的人一個個背負著沉重的“房奴”的擔子奔波在生存的路上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將這一切的責任，要推在改革開放上麵？
震撼! 一個80後眼中的毛澤東竟然是這樣的!
這是一位扮演過很多角色的人物——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思想家、詩人、書法家。曆史上不凡有眾多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思想家、詩人、書法家，但能將如此眾多的角色集於一身，大概也是鳳毛麟角的。在這麽多的角色麵前，他卻謙虛地說：“其實我隻是個教員。”他，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
他是個偉大的戰略家、鼓動家和組織者。在天地混沌之際，他能夠看清楚事態發展的走向。在大革命失敗的關鍵時刻，他喊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口號，不顧以城市中心的俄國革命之“神聖經驗”，依然將秋收起義的殘部開往井岡山，當起了“山大王”。要知道，在共產國際遙控指揮的那個時代，拋棄大城市而把工作中心轉向農村，可以說是大逆不道之舉。當林彪質疑他井岡山的紅旗能打多久時，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加以回答。抗戰膠著時，國內輿論一片混雜，主戰者悲憤高呼，往往隻會以血薦國，怯戰者懦懦言行，從來無法自圓其說，隻有他以一部並不太厚的《論持久戰》，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國抗戰的出路。當老蔣氣勢洶洶地放言三個月內剿滅共產黨之時，他用蔑視的口吻回答：“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盡管他不是一個優秀的具體事務管理者，但他絕對是天才的製度設計人。當他發現自己的隊伍裏都是大字不識的農家子弟的時候，他不會用“之乎者也”的語言講什麽大道理，他聰明地發明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行動聽指揮”說起，還將它們編成一首歌——曲調也是從流傳已久的曾國藩的操練歌中改編過來的。他還是一個製造“典型”的高手，一個張思德，一個白求恩，一個雷鋒，一個王進喜，就足以規範一個時代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而在那個叫三灣的小山村，他把不足一千人的部隊加以整編，把黨支部建在了連上，形成有效的組織動員體係。他建立起士兵委員會，形成了獨創的軍事民主機製，在三灣改編30多年後，他依舊懷念自己所開創的這種草根民主機製並試圖將之運用於社會生活中。
他沒有上過大學，最高學曆也隻是上過中專師範，但這不影響到他擁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去重慶的時候，他以一首《沁園春?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就讓所有滿腹經綸的白胡子們傾倒。他是格言的發明人，這是一種無從學習到的天賦，他的思想具有天然的敏感，知道用怎樣生動的方式來表達，“農村包圍城市”，“敵疲我打，敵駐我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都不構成所謂深奧的理論體係，但是卻像天下最鋒利的寶劍一樣，輕靈，一擊能勝，光芒萬丈。
他是一個敢字當頭、天生不憚於冒險的人，危險越大，他的鬥誌將越是高昂。他相信“人定勝天”，所以他會讓同誌們反複誦讀《愚公移山》，以增強克服困難的勇氣。他不畏懼強者，當共和國剛剛建立，一切百廢待舉的時候，他也敢於派兵渡過鴨綠江，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硬碰硬打大仗。在1958年美國企圖製造台海分裂時，他下令炮打金門，與對岸同為民族主義者的蔣委員長合演了一出戲，打破了美國的陰謀。他言辭拒絕赫魯曉夫的威嚇，誓言“原子彈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在越戰時期，中國政府一句“不得越過17線”的聲明，讓美國五角大樓的高官們神經緊繃自始自終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霸氣，中國百年來僅此一人而已。
他是一個浪漫的人，卻決不會淪於空想。與那些隻會與經典亦步亦趨的書呆子們不同，他善於利用經典，而不是被經典利用，因為他不是一個計較於物質得失的人。老蔣要進攻延安，他丟給胡宗南一座空城，讓這位“西北王”空喜一場。他告訴那些認為不應當放棄延安的戰士們：“放棄一個延安，我們將得到整個中國。”果然不出所料，3年之後，毛澤東率領他的同誌們勝利開進北京城，建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一個天生的反對派，一個從來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但他從不為反對而反對，他的目的很明確——人民大眾的福祉與中華民族的利益。共和國即將建立之時，他就告誡他的同誌們：“奪權全國政權，這隻是萬裏長征的第一步。”他把進北京城戲稱為“進京趕考”，他思索著，怎樣才能不當隻做了18天皇帝就被趕出京城的李自成第二，怎樣才能防止人亡政息的“曆史周期律”重演。果然，建國沒多久，兩個貪汙了20多萬的幹部被揭發了出來，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在革命年代功勳卓著的幹部，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麵前他們沒有屈服，在那些糖衣炮彈麵前卻被擊垮了。“隻有槍斃他們，才能挽救更多的人!”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有人高唱凱歌，沉醉於這一決定性的勝利，認為革命已經結束。而毛澤東卻沒有這麽想，他認為革命才剛剛開始，“所有製”的問題並沒有解決，這種所有權與管理權、處分權相分離的斯大林主義模式建立起來之後，必然導致一個與人民利益相衝突的特權集團的產生。當別人把官僚主義僅僅作為作風問題時，他卻認識到，這是涉及到政權性質的嚴重政治問題。他號召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他批判蘇聯的“馬鋼經驗”，樹立起來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崔之元先生說，西方認為最先進的日本式管理，就與“鞍鋼憲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知道，革命政權的鞏固有賴於人民群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普遍參與，一旦這種參與被排除，處在國家管理崗位上的領導幹部就會失去製約，甚至為所欲為，權力就會異化，政權就會變質。
他是個永遠的青年。他告誡今天所有正在學習的年輕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因為沒有身體這個本錢，一切事業都隻能免談。他為他的後輩們鼓勁：“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他是中國曆史上除了孔子之外唯一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學說傳遍了亞非拉各地爭取人民解放與民族獨立的戰場。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來到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時，表情就像一個靦腆的小學生;莫桑比克人虔誠地把首都馬普托的一條大街命名為“毛澤東大街”;不久前有不少來自非洲的年輕政治家更是把對湖南的參訪稱為“朝聖之旅”。在四十年前的那個紅色五月，巴黎學生“把戴高樂送進檔案館、修道院!”的口號讓歐美政客們第一次感受到這位來自東方的思想家的猛烈衝擊。時至今日，尼泊爾的共產黨人沿著他曾經走過的道路，從一支隻有兩條破槍的隊伍，一躍成為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而委內瑞拉總統、拉美左翼力量的旗幟性人物查韋斯更是在北京毫不諱言地告訴前來迎接他的人們：“我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追隨者。”
他命中注定是一個萬眾矚目的明星。一個超級巨星的優勢在於：他能成為事業的象征，品牌的代言，以個人的魅力為事業塗抹上神秘的色彩。而劣勢也很明顯：事業形象維係於一人，俱榮俱毀，風險極大。晚年，他苦於未能找到一個合適的繼任者，一句“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道出了心中的無限憂思。
巴基斯坦前總理本·布托說：“毛澤東的名字將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事業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誌。”毛澤東已經遠離我們而去，而由於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紛爭和不同利益立足點，關於他的爭議遠遠不會平息，誠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原主席勃蘭特評價毛澤東時所言：“對一部分人來說，他是希望;對於另一部分人來說，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戰，兩種情況都將繼續存在。”
一個80後女生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 潮 水
首先申明，本文講到的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隻要局限於對毛澤東本人思想的認識。
作為沒有特殊經曆，沒有社會閱曆的學生，多年以來，我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一直停留在學校裏，書本上老師教的東西，那就是覺得毛主席很偉大，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也很遺憾，因為毛主席在晚年不可避免的犯了錯誤。而這樣的錯誤也讓幼小的我認為，毛主席畢竟不是完人，他也會犯錯誤，而且犯的是普通人基本都能理解的錯誤，也就是所謂的排除異己，保住地位等等。現在看來，我和大部分都犯了同樣的錯誤，也就是以小人之心，妒君子之腹。不知是誰說的，如果幾何公理違背了人們的利益，也會被視為謬誤。也就是說從來沒有獨立於利益和價值判斷之外的“社會事實”。因此所謂的“曆史記錄”很可能遠非曆史本身。
為什麽我會有這種看法的轉變呢？這和一個連續劇，一係列書和講座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連續劇就是《恰同學少年》，給我極大的感性認識和震撼。從來都隻把毛主席當個睿智的老人來看的我絕想不到毛澤東年輕時已是那麽意氣風發，嶄露頭角。他的博學廣識而善於思考的優良品性，他的看書時字典地圖不離手的認真而嚴謹的態度都使我佩服不已。要知道我們同學一般去圖書館都是空手去空手回的，看得除了娛樂八卦，科幻世界還有些什麽呢？毛澤東利用假期去遊學體驗勞苦大眾的生活，他帶領組織工人夜學提高工人素質，他大膽的嚶鳴求友，他帶頭組織讀書會促進同學共同提高，他做的這一切都是那麽有板有眼，足以讓我自慚形穢，悔過不已。回想自己在大學4年都幹了些什麽？我的同學和老師又都在關注什麽？毛澤東還提出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的修身之道，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焉。
在朋友的介紹下，我有幸讀到一本書《毛澤東的中國和後毛澤東的中國》。這是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的一位曆史係教授莫裏斯邁斯納寫的，讀這本書，你能感覺這位教授對中國是友善的，評價也比較客觀和公正。
事實上，我們很多人對毛主席耿耿於懷是因為長久以來，文革被說成一場萬劫不複地大災難。很多人都不理解毛主席，都被官方的評價主導著，都對毛主席犯的“錯誤”念念不忘。但按照莫裏斯的說法，是毛澤東的意圖與他遇到的環境之間的衝突，成為文革這場悲劇的核心。他還認為，無論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有多麽慘重，它確實把向當局造反是群眾的權利這一概念輸進了群眾的意識之中。當中國人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這種權利既非上麵所賜亦非上麵所能廢除而為它們固有地權利時，他們也許會再次實踐文化大革命所鼓吹地那一幕。因為唯一地方法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地方法。”這種說法是我第一次聽到，卻使我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的意義有了重新的思考。
誠然，對事務的認識多不是一個簡單的直線過程，當我聽了新左派的張宏良，韓德強，老田等老師的一係列講座，看了手頭能找到的更多的一係列的書（《熵，一種新的世界觀》，《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曆史進程》，《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投資賭博新經濟》，《薩繆爾森經濟學批判》等等），猛然發現資本主義正在帶領人類走的一條不歸路，資本主義以及萬惡的私有製是要將人類帶進萬劫不複的深淵的！當我認識到曾經的中國在人類曆史和世界史上獨特的地位，昨日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那不屈的傲骨和取得的輝煌，以及今日中國逐漸彎下來的脊梁和再次被奴役的危險命運，王小強老師說“察見淵魚者不祥”，而我那時那刻的心情隻能是心焦，心痛難以自持！當我看了曹錦清老師的《黃河邊的中國》，韓丁的《翻身》，《深翻》以及《毛澤東選集》，隱約看到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個中深意，認識到這種正義的事業的艱巨性，也就更佩服毛主席了。因為你越深入的了解，越會發現，毛主席的立場始終非常鮮明，就是他始終高舉著為人民服務的旗幟，始終站在勞苦大眾一邊，始終不偏不倚的帶領我們年輕的新中國和年輕的黨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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