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經濟發展的低人權優勢
前年在哈佛，一個美國學者疑惑地問：今天的中國，究竟是左派得勢，還是右派得勢？
我對他說：按照你們的標準，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勢。因為你們的左派要追問統治者的責任；你們的右派要限製統治者的權力；這兩種人在中國都被打壓。但是，統治者也扶植他們需要的左、右派：他們需要“左派”為其擴張權力，需要“右派”為其推卸責任。所以也可以說，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勢。
可見今天中國，不能用西方語境中的“左右”眼光來先入為主。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如此。
今天國際學界、尤其是國際經濟學界對中國認識千奇百怪，但犖犖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國崩潰論。即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隻是浮誇造成的假相，實際則是內部危機與全球化壓力日益嚴重，難免崩潰。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認為中國經濟創造了增長與繁榮的奇跡，但對此則按西方經濟學兩大陣營的傳統學理形成兩種相反的解釋：古典自由經濟學把“中國奇跡”歸功於經濟自由化或市場化的成功，而左派經濟學或凱恩斯經濟學則歸功於“社會主義”或政府幹預、管控的成功。
我認為這三大主流認識都有嚴重偏差：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在全球化中應對自如是事實，“虛假論”、“崩潰論”不對。但這種增長既不像偏左的論者那樣可以解釋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論者所言可以解釋為“市場成功”，更與所謂“市場政府雙重成功”的“北京共識”不相幹。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製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采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當然如果不對外開放，這種衝動也不會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對外開放後，中國由於在“專製－非福利”體製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而這種方式造成的危機，則靠外部資源（資本流入、商品輸出）的增益來緩解，同時通過全球化把危機向外部稀釋：在中國的鐵腕強權壓住自己的內部矛盾而維持表麵“穩定”的同時，“中國因素”卻使他國的內部矛盾激化：中國因素導致的資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國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劇了勞資矛盾，在福利國家加劇了移民衝突，而在這兩類國家都加劇了就業和公共財政困境。
於是短短十餘年間，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全球化中“中國的競爭”勢不可擋，它既迫使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還使得不發達國家在吸納資金、獲得資源等方麵麵臨更大困難。
然而吊詭的是：由於先驗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圖對“中國的成功”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中國經濟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派欣賞，同時它又以窮國快速發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豔羨。於是本來對現代左派和右派、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構成嚴重挑戰的中國，卻同時受到上述各方的稱讚。然而稱讚歸稱讚，由於上述“中國優勢”不可複製（沒有中國式的鐵腕強權，任何國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實行自由市場政策還是凱恩斯式的乃至社會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這樣來搞原始積累），而“中國挑戰”又客觀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嚴重，各方的對華關係從長遠看都不樂觀。
而另一方麵，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也在其內部形成“尺蠖效應”：“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就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製民主參與卻同時限製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而不能像憲政民主體製中那樣，以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平衡。
因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並沒有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把餅做大”就能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現象。過去在1989年後鄧小平把統治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他常說東歐垮了而我們沒垮，就是因為我們經濟搞得好。但是現在，經濟高增長和社會不穩定同時發展的現象使人對此說日益懷疑，以至據說一些領導人開始羨慕起經濟凋敝而表麵上政治卻很“穩定”的古巴和北朝鮮來，要學習後者的政治高壓。但是這飲鴆止渴的做法最終隻能導致更嚴重的不穩定。胡溫政府的另一個趨勢是值得肯定的，這就是比過去更強調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務責任問題。然而“尺蠖效應”的機製不解決，隻怕是權易擴而責難問，現有體製下回複“大政府”隻會形成擴權－卸責的又一輪循環。而走出“尺蠖效應”，就需要進行權責對應的憲政改革。
而像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口，中國經濟這麽大的量，隨著將來作為全球商品供應者和資本吸納者的作用日益凸顯，一旦出問題可能比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對全球的衝擊更大。因此中國平穩順利地轉型不僅是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國因“尺蠖效應”而發生社會爆炸，或因現行原始積累方式與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的雙重衝突而導致國際秩序崩潰，則不僅是國人之禍，也是世界之禍。
在全球化形勢下，世界關切中國是必然的。如今發達國家壓中國把人民幣升值，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現行原始積累方式與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體製衝突的體現。但人民幣升值實際上不能解決問題：由於現行鐵腕體製下中國內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競爭力”的抑製很容易被強勢者向弱勢階層轉嫁壓力而緩解，因此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未必能像當年在日本那樣改善貿易平衡。而壓中國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國人反感。
事實上，中國製造業工資水平如今不低於印度，但競爭力仍高於印度，顯然靠的並非單純經濟性的低工資優勢，而是“低人權”的優勢。正是這種隻要官商勾結就可以任意圈占農地、役使勞工、耗用資源的“優勢”，使得中國成為舉世罕見的“投資樂園”，連印度的塔塔財團也想躲開工資雖低但工會農會很厲害的本國，而向中國轉移資本。何況其他？
顯然，中國的“優勢”既不在於其市場更“自由”，也不在於其國家更“福利”，而就在於其更專製。筆者反對專製的態度眾所周知，但從來不以“專製妨礙經濟增長”為理由。事實上，專製“刺激”經濟增長，在非市場條件下有斯大林和納粹德國的例子，在市場條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東歐“二度農奴化”使商品性農業大發展的例子，而美國經濟史家福格爾的研究也表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製經濟的“效率”不亞於、很可能還“優於”北方自由經濟。但是專製仍然應當反對，這不僅由於其不人道，也由於這種“效率”的畸形。別的國家不說，中國今天靠“低人權優勢”在全球吸納資本、輸出商品而形成驚人的高額“雙順差”，不僅讓別國頭疼，中國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價的勞力、土地、資源付出，形不成有效進口需求，隻換來巨額的“綠紙”（帳麵美元）。中國人埋怨美國開動印鈔機就卷走了咱們的血汗，美國人埋怨中國的廉價貨砸了他們的飯碗，而一旦美元狂貶，美國完了，我們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是別人希望的，也是我們中國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國升值人民幣改變不了它。隻有幫助中國改善人權，尤其是維護工農的權益，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之際如果沒有人權的全球化，“全球化”確實可能帶來弊病乃至災難。而消除了“低人權優勢”後，中國不可能維持如今的原始積累方式，靠官商勾結壓製工農吸引投資輸出廉價商品來擴大“雙順差”的“競爭力”將大打折扣。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體製的衝擊也將減少。
那麽中國經濟還能如此高速地增長嗎？或許不能了。但是這種畸形的高增長真那麽值得維持下去嗎？到了不可持續、難以為繼時內外危機爆發不更危險嗎？印度與民主轉軌國家的成就都表明，沒有了“低人權優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然會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優勢（隻是不會被人為壓低得那麽離譜）。加上體製改善與中國人勤奮而富於創造性的特點，中國經濟度過轉型期危機而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是完全可以預期的。當然可能沒有現在“快速”，但增長效益的內部與外部分配都會比如今合理，內外關係會比現在和諧，而給中國與世界人民帶來的福利增進更會遠勝於如今。
—— 原載：愛思想
央企海外巨虧反諷“低人權優勢”
| 作者：陳國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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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建（上市央企，下稱“中鐵建”）爆出沙特輕軌工程項目可能虧損41.53億元。這家央企巨頭的官方發言人認為虧損原因是工程采用議標方式，而非投標方式，即指定由“中鐵建”進行承建。具體而言，在項目分包過程中，有許多非中國企業在參與，而這些企業普遍按照8小時工作製度來推進工期，“一些工人都甚至執行不了8小時工作製”；項目推進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沙特方麵負責的地下管網和征地拆遷嚴重滯後，按“中鐵建”管理層的說法是“很多拆遷他們都不完成，一直幹到最後他們才拆遷”（據10月29日新華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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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載: 共識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