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在當今國際結構性變革中如何處理好雙邊關係，不僅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議題，更考驗著雙方高層的政治智慧。本文原載02期《多維CN》，原題為《曆史的脈動：中美關係的複雜記憶》。
尼克鬆訪華(圖源：Getty/VCG)
坐落華府國家廣場中央的華盛頓紀念碑是當地的一座地標性建築。鮮為人知的是，在紀念碑第十層的牆壁上鑲嵌著一塊用漢語文言文撰刻的花崗岩石碑，碑文落款為“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鹹豐三年六月初七日”。這塊石碑是1853年建造華盛頓紀念碑時中國贈送的禮物。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訪華，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專門提到過這塊石碑，借以稱讚中美交往的曆史源遠流長。
大清國的美國欽差
1868年4月1日，受大清帝國委派，一個中國外交使團抵達美國舊金山。令人驚奇的是，大清國的欽差大臣竟是一位黃頭發、藍眼睛、高鼻梁、白皮膚的西方人。看熱鬧的美國民眾議論紛紛，有人卻已經認了出來，“這不是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嗎？什麽時候從美國公使變成了中國欽差？”
1868年清朝政府派出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蒲安臣使團主要成員合影（圖源：VCG）
蒲安臣早年擔任律師並投身政治，是美國共和黨創始人。1861年由林肯總統任命為第一任美國駐華公使。在清政府眼裏，蒲安臣開展“公正的”外交活動，“既不要求也不占領租界”，“也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相對於俄、法、德等國駐華公使的橫暴，蒲安臣贏得了清政府格外的好感和信任。
1868年蒲安臣任期屆滿，當時清政府擔心各國趁修約之機（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10年後修約）肆意要挾，準備遣使出洋，“籠絡”各國，但苦於沒有適當人選，蒲安臣毛遂自薦，表示願代中國出使歐美。
美國政府對這個由美國人擔任團長的中國使團頗有好感，給予極高禮遇。舉行盛大招待會宴請。之後，安排使團前往美國各地參觀。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簽署《中美續增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又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美國承認中國是一個獨立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鐵路、電報等“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曆，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美國從此成為中國公派留學生的首選，1872年，詹天佑等30名中國幼童前往美國留學。
離開美國後，蒲安臣前往歐洲繼續敦睦之旅。在蒲安臣的努力下，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Earl of Clarendon）發表了一份照會宣布，“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與中國政府“以和濟事”，普魯士首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也發表了類似的對中國有利的聲明。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在出使俄羅斯時在聖彼得堡病逝。清政府追授蒲安臣一品官銜，贈撫恤銀一萬兩。當蒲安臣的遺體運回美國，在波士頓的法尼爾廳舉行葬禮時，大廳裏掛起了中美兩國國旗。
微笑的“豺狼”
蒲安臣去世30年後，早就圖謀瓜分中國的西方列強，借由義和團運動危及到其在華利益，於1900年發動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美國派出2，100餘人參戰，並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升起了星條旗。倉皇出逃的慈禧太後在掩人耳目的西狩途中授權李鴻章等和列強斡旋，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規定，中國賠款4.5億兩關平銀（約合時價3.294億美元），美國分到了7.32%，約2444.1萬美元。但是，和其他列強恨不得盡吞賠款並向清政府不斷提出更為苛刻要求相比，美國政府顯示出了不一樣的“仁義”精神。美政府審計部門發現，連同軍費在內，清政府應付給美國的賠款為1，165萬美元，再扣除各種費用以及已發行的債券利息，賠款存在1，079萬美元的結餘。
《辛醜條約》規定中國賠款數額明細（圖源：多維CN）
1905年，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在與美方商討賠款用黃金還是白銀支付時，偶然獲悉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Milton Hay）曾有“美國所收庚子賠款原屬過多”之語。於是，梁誠向美方提出“退還庚子賠款虛數的要求”，同時向清政府上書“請以此款設學育才”。此前，《辛醜條約》談判美國代表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在得知大批中國青年赴日留學後，就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減免部分拳亂賠款（Boxer Indemnity），資助清國留學美國》的建議書，獲得部分上層人士的讚成。他們認為，“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成功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麵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識上和商業上的影響獲得最大可能的報償。”
經過中美雙方三年的努力，美國核減賠款的文件在1908年7月11日由駐華公使柔克義遞交清政府，“美國決定以部分庚子賠款還贈中國，但貴國政府得遣學生來美留學”。美國將從1909年1月1日起，退還中國1，079萬美元賠款，用於資助中國的教育事業。
1908年10月28日，中美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即自退款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四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400人，則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留學，直到退款用盡為止。雙方還商定，在派遣留學生的同時，由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一所留美預備學校。1911年4月29日，該學校在清華園開學，定名“清華學堂”，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
美國人用心良苦的教育計劃成效卓然，許多考取庚子賠款留美的中國學生，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成為中國學術界與政界等各領域最閃亮的明星。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超過日本，成為接受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美國傳教士先後在中國建立了12所教會大學，這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
教育之外，醫療也是美國關注的重點。著名的北京協和醫院便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資助建立的。從1916年至1947年，資助金額高達44，652，490美元，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有史以來最大的單一資助項目。
現實的美利堅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開始了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由於受傳統孤立主義政策影響，以及在華利益多集中於東南沿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對日本侵華采取了完全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不承認主義”。“美國政府不能認可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也不擬承認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間所締訂的有損於美國或其在華國民的條約……”。1937年中國抗戰全麵爆發後，美國繼續采取中立政策，但仍向日本出口石油、鋼鐵等戰略物資。
然而隨著日本擴張的加速，美國日益受到威脅，兩國戰爭衝突已不可避免。為了拖住日本，中國的角色吃重，美國逐漸改變中立政策支持中國，開始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從易貨貿易、換取外援物資，到提供平準基金、幫助維持法幣匯率，再到提供5億美元貸款、穩定戰時物價，美國先後八次金援中國，共計7.95億美元。
抗戰時期美國對華援助（圖源：多維CN）
1941年4月，在蘇聯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停止援華後，為保障“先歐後亞”戰略計劃的順利實施，美國將中國納入《租借法案》受援國。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宣布正式援華。據統計，通過《租借法案》，美國共援助中國戰爭物資16.02億美元，占《租界法案》援助總額的3.2%，在38個受援國中僅次於英、蘇、法。
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後，美國陸軍航空隊少將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指揮“飛虎隊”創造了人類航空史上的奇跡--開辟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前往中國的“駝峰航線”（The Hump），該航線是世界戰爭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條件最艱苦、付出代價最高的空運。據統計，與日軍作戰三年， “飛虎隊”共墜毀飛機609架，犧牲和失蹤飛行員1，500多名。中國人迄今對“飛虎隊”成員在此期間作出的犧牲還充滿好感。
中國內地民眾從未見過鯊魚，誤將機頭塗成鯊魚形狀的美軍戰鬥機稱為“飛虎”，被昆明一家報紙引用，這就是“飛虎隊”由來（圖源：VCG）
1943年4月，為獲取東南太平洋的氣象和軍事情報，中美兩國簽訂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協定》。根據協定，同年7月1日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在重慶近郊歌樂山下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任主任，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Milton E. Miles）為副主任。除了情報工作外，中美合作所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幫助中國培訓特種作戰部隊，約5萬人接受了培訓，在敵後成立了別動軍、忠義救國軍、鐵路破壞隊等，從事破壞、收集情報等活動，破壞了黃河大橋、炸毀了錢塘江大橋等，遲滯了日本進攻。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好轉，美國開始為戰後國際局勢考慮，中國成為其西太平洋戰略的支柱--一個統一的中國向北可以抵禦蘇聯，向東可以壓製日本，美國開始抬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並介入調停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
1943年的開羅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力邀蔣介石參加，使中國躋身世界四強。在中國政府努力爭取和美國政府帶頭斡旋下，中國又與歐美各國廢止了一切不平等條約。
1943 年11 月25 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會議期間在開羅的米納飯店外合影，左起：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和宋美齡（圖源：Getty/VCG）
1944年，美國以撤銷援華相威脅，迫使蔣介石同意美國向延安派駐觀察組，美國第一次與中共建立了官方聯係。按照羅斯福的戰後安排，第一是“維持蔣介石的領袖地位”，第二是促成某種形式的國共聯合政府作為實現中國政治統一的途徑。1944年11月，羅斯福私人特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突訪延安，與中共達成《五項協議草案》，承諾中共可以保留軍隊、參加聯合政府。但是赫爾利返回重慶後，草案被蔣介石推翻，1945年4月美國派駐延安的觀察組也被迫撤離。
抗戰結束後，失去了日本這個共同敵人的國共兩黨徹底決裂，仍不死心的美國派遣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赴華調停，國共雙方曾一度達成停戰協議，然而最終協議還是成為廢紙，內戰全麵爆發。1947年1月18日，馬歇爾結束了一年零十八天的調解，黯然回國。
從《別了，司徒雷登》到“歡迎尼克鬆”
1949年4月21日，在內戰中乘勝追擊的100餘萬共產黨軍隊強渡長江，一舉攻克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陷落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拒絕了國民黨將大使館遷往廣州的建議，留在南京試圖與中共保持一定的接觸，而中共也希望了解美國的態度。在此背景下，司徒雷登與中共代表黃華進行了一係列會談。中共堅持要美國停止援助及斷絕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司徒雷登則強調新中國政府隻有願意並有能力維護公認的國際準則，才能獲得美國承認，雙方雞同鴨講，自說自話，根本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提出“一邊倒”的倒向蘇聯的外交方針，至此美國對中共失去興趣。此時，司徒雷登仍試圖訪問北京作最後努力，與中共高層接觸，但被美國國務院拒絕，共產黨方麵也已經心不在焉。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懷著複雜的心情登機回國，美國與中共政權建立正常關係的大門隨即被關上。8月5日，在司徒雷登途經檀香山的這一天，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為“失去中國”辯解，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則先後撰寫了《別了，司徒雷登》等5篇文章回應：“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以聯合國軍名義參戰，10月，中國以誌願軍名義出兵朝鮮，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惡戰三年。為遏製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美國一麵扶持日本、台灣國民黨政權，分別與日本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將協防台灣“合法化”；一麵則拒不承認中共政權，聯合歐美各國在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中成立中國委員會，對中國實行禁運，並撇開中國簽署《舊金山對日合約》，解決日本戰後問題。
然而中蘇關係的破裂，特別是蘇聯在亞洲乃至全球範圍的擴張，給中美兩國帶來了越來越大的現實壓力，兩國都迫切需要借助對方來遏製蘇聯。共同的利益使雙方產生了合作意願，通過台麵下的秘密運作，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訪華，破除了中美關係堅冰。次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Richard Milhous Nixon）對中國進行了曆史性訪問，在北京機場停機坪寒風中等候歡迎他的，除了中國總理周恩來等中方官員和身著冬裝的解放軍儀仗隊，還有機場旁諾大的號召“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口號式標語，以及滿大街張貼的“打倒美帝國主義”的紅衛兵誓語！
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鬆應周恩來邀請對中國進行訪問。這是美國總統曆史上第一次訪問中國。圖為尼克鬆與周恩來觀看乒乓球比賽（圖源：Getty/VCG）
北京中南海遊泳池，剛從重病中逐漸康複，腿腳還帶著浮腫的毛澤東和尼克鬆進行了海闊天空的曆史性的會談。雙方從哲學談到生死，談到彼此間的廝打罵戰，談到中美台、及日蘇關係，談到駐日美軍和世界局勢。會談後，尼克鬆等一路驅車登上長城，他還不知道，因為此前一天北京降雪，為了給他清掃出一條通往長城的道路，北京方麵連夜動員了十萬群眾。
在尼克鬆此次訪華期間，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從此結束了敵對關係，實現了和解。1979年1月1日，在美國承諾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後，中美建交，美國邀請鄧小平訪美，開啟了中美交往的新篇章。
旋風九日：鄧小平訪美
1979年1月28日，農曆正月初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已經開始執掌中共最高權柄的鄧小平率團出訪美國，中美高層首次實現互訪。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農曆大年初一是一家老少團聚，熱熱鬧鬧過年的日子。鄧小平選擇在中國的良辰吉日訪美，以表明他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美國總統卡特（James Earl Carter）對鄧小平的來訪也十分重視，作了精心準備。三個星期前，他已詳細地審查了所有接待計劃的細節，破例以接待國家元首的禮儀接待鄧小平。
遏製蘇聯擴張成為此次中美高層會晤的重點內容。1月29日抵美當天，鄧小平與卡特舉行了三次會談。鄧小平稱越南是東方的古巴，蘇聯、越南是所有周邊國家的威脅，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長期的和平，中美應該聯合行動遏製蘇聯。在小範圍的私下會談中，鄧小平又表達了教訓越南的意圖。卡特表示了擔心，但在鄧小平的堅持下默認了。“卡特注意到，鄧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嚴肅的任務之後，又變得輕鬆愉快起來”。
當晚歡迎宴會後，卡特專門在肯尼迪藝術中心為鄧小平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演出，最後一個節目是200名美國小學生用中文齊唱《我愛北京天安門》。歌聲響起時，鄧小平被深深打動。表演結束後，他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熱情擁抱、親吻這些美國孩子。卡特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當鄧副總理擁抱和親吻演唱中國歌曲的小演員時，流露了真誠的感情。後來記者們報道說，不少觀眾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1月30日，鄧小平應邀前往美國國會，會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伯德（Robert Carlyle Byrd）、眾議院議長奧尼爾（Tip O‘Neill），並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為他準備的午宴。由於1979年1月出版的《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年度新聞人物，將其畫像作為當期封麵，議員們紛紛拿出雜誌請鄧小平簽名留念。在更多人的記憶裏，鄧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頓小鎮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戴上寬邊牛仔帽的一幕，無疑是最為深刻的印象。這位年輕時曾留學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這種西方人最能欣然接受的方式，給美國人留下了難忘的影像。
1979年2月2日，鄧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頓小鎮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戴上寬邊牛仔帽瞬間（圖源：Getty/VCG）
在此次訪美的9天時間裏，鄧小平到達了四個城市，參加了八十多場活動，發表了二十多次講話，出席了二十多次宴會，十多次與記者麵對麵談話。中美雙方簽署了科技合作協議和文化合作協議，教育、農業、外層空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高能物理科技合作議定書，以及建立領事關係和互設總領館的協議等一攬子協議。2月5日，即將離開西雅圖結束訪美行程時，鄧小平深情地說：“我們親自看到了美國山川秀麗、土地富饒、經濟發達，但是最使我們難以忘懷的是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情。我們兩國是隔洋相望的鄰居。太平洋不應該是一道障礙，今後應當成為一條紐帶。”
新時期的中美關係
鄧小平訪美後，中美關係迅速升溫。為對抗蘇聯，美國放開了巴統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限製，製定了龐大的武裝援助中國計劃，準備將中國打造成對抗蘇聯的基地，還承諾逐步減少對台軍售，兩國關係進入了難得的蜜月期。
但是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後，美國總統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宣布停止向中國出售武器、暫停兩國軍事交流、延長中國留學生逗留時間、通過紅十字會向中國傷者提供醫療援助、檢討雙邊關係等五項對華製裁措施，中美之間的蜜月期戛然而止。
更重要的是在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背景下，中美的共同敵人消失，合作的重要條件不再，雙方的公開矛盾開始增多，衝突也日趨尖銳。
1995年5月22日，美國總統克林頓決定允許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於當年6月到美進行“非官方的、私人的訪問”，參加康奈爾大學的畢業典禮，打破了此前近17年未有台灣高層官員訪美的慣例。北京認為美方此舉助長台灣內部謀求獨立的政治勢力。作為響應，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簡稱二炮）和負責對台作戰的南京軍區於1995年至1996年分兩階段在台灣外海試射導彈及舉行大規模兩棲登陸作戰演習，美國也因而派遣了“尼米茲”號與“獨立”號航空母艦靠近台海進行應對，一時台海戰雲密布，中美雙方一度走到戰爭邊緣。
1993年7月，美國聲稱中國“銀河”號貨輪向伊朗運輸製造化學武器的原料，在公海截停“銀河”號長達三周。1999年5月8日，在南聯盟戰爭期間，美國又以使用過期地圖為借口，“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3名中國記者喪生，二十多名使館人員受傷，中國爆發全國性反美遊行。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國EP-3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海域與一架中國殲-8戰鬥機相撞，中國戰機機毀人亡，美國偵察機受損，未經允許迫降海南島，中國再次爆發反美遊行。
1999年5月13日，當地中國團體沿皇後街前往美國大使館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圖源：Getty/VCG）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中美之間經濟、文化、民間交往日益頻繁，在互聯網安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伊朗及朝鮮半島核問題等領域也達成廣泛共識，成為雙方持續交往的重要保障。1999年中國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美談判，掃除了中國入世最大的障礙。美國連續多年成為中國最大的單一出口市場與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國，2014年中國貿易順差3，825億美元，其中中美貿易順差達2，370.46億美元。同時，中國還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截至2015年4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高達1.26萬億美元。美國還是中國留學生的首選目的地，2013年中國留學生占美國國際學生的28.7%，位居第一。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在亞太的快速崛起，全球格局開始進行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一場範式轉移，世界中心開始向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和發展中國家轉移。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出台了“亞太再平衡”國家戰略，中國也提出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中美雙方開始在國家戰略層麵進入新一輪調整磨合，世界正迎來一場四百年未有之重大變革。一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在當今國際結構性變革中如何處理好雙邊關係，不僅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議題，更考驗著雙方高層的政治智慧。
(關嶺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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