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約道路: 共產黨不是造富翁的，要共同富裕
塘約村是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的一個山村，2014年夏季一場洪水讓這個省級二類貧困村雪上加霜。在上級黨委支持下，村支部發動群眾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體村民自願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進而做到“七權同確”，極大地鞏固了集體所有製，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走集體化道路，短短兩年時間，躍入小康村行列，變化和成效令人驚歎。
由中宣部《黨建》雜誌社、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2016年12月10日上午9時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舉行。
《塘約道路》一書由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報告文學家王宏甲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宏甲長期關注我國“三農”，一直思考如何鞏固農村集體所有製和加強黨支部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通過多次深入貴州省安順市及塘約村采訪，王宏甲找到了答案。
王宏甲在這次座談會上談到，我在離開農村40年以後，才真正從塘約農民的實踐中看到，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製度性財富。
王宏甲還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什麽是政績，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舉全村之力幫助最後一個貧困戶脫貧，這才是最大的政績。簡單說共產黨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決幫助窮人使他富起來，要關心的是窮人。
以下是王宏甲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全文實錄：
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報告文學家王宏甲發言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還有我的老師們，大家好。以往我們開一個報告文學作品，我通常都是最後一個講話，給大家感謝一下就好。現在要求我先介紹一下情況，我就先講講。在整個采寫作品的過程當中，我是一再感到這片土地上新的事情對我的教育和震動都很大，我在寫完最後一章的時候不知道結尾在哪裏，我開始最早就隻想寫一個短篇，可是一再突破出來，許多寫過和還沒有寫的事情還在我心裏，敲擊心扉。 今天春天，我應貴州省安順市委的邀請去做中國文化裏的人民觀講座，他們熱情的安排我去看他們很多美麗鄉村，塘約村並不在他們安排之列，因為他們大概覺得塘約村不夠美麗。那天是去看明代的一個典型屯堡天龍鎮，經過塘約，因為市委書記坐在邊上，他問塘約有沒有讓去看一下，他們說沒有。書記說順道拐進去看一下，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以後，走進村委樓的時候第一個走進我眼睛的是四個鮮紅的大字“窮則思變”，這四個字很多年沒有見到，突然到我眼睛裏了，當時我沒想寫這個村。但是回北京後這個村子一直在我心裏翻滾，我感覺有一個聲音在叫我，要再回去看一看。一個月後我回去了，這時候正逢中宣部布置2016中國報告中短篇報告文學重點作品扶持工程，這是由中國作協實施的，我向作協匯報了這個題材，當時文藝報的總編輯都鼓動我說把這個寫出來，作協副主席、報告文學學會的會長也鼓勵我們應該去把它寫出來，這個題材就這樣被列入了中國作協的重點項目。
到安順去，平常我們去一個地方采訪，我去了采訪完回來就可以寫了，但是去塘約村不行，它有太多新的事情，我要認識它很困難，我不得不多次去是因為比如說認識它的意義很不容易，比如它有很大的經濟成就嗎?說不上，它剛剛從貧困村裏把腿邁出來，這個村農民的承保地確權以後全部流轉到村社一體的合作社，他走重新組織起來的集體化道路，這是不是走回頭路?各種專業合作社早就有了，塘約的合作社有什麽優越性嗎?如果說集體化道路，華西村、南街村一直在堅持走集體化道路，何主席寫過華西村，寫得非常好。
一直有專家在說那是一個特例，不可複製。塘約村可複製嗎?如果塘約村不可複製，它的意義在哪裏?我又為什麽要去寫它呢?如果它不具備普遍意義，那意義在什麽地方?但是塘約村發生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審視自己頭腦裏原來儲存的記憶，我確實感到不是在采寫一篇文章，我需要去尋找和認識基層探索性建設的意義，我想簡約講兩點下決心一定促使我寫出來的原因。
第一，我雖然在農村插隊的時候在生產隊拿過八年的工分，我在離開農村40年以後，才真正從塘約農民的實踐中看到，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製度性財富。為什麽說是製度性財富?安順這個地方叫屯堡文化之鄉，因為朱元璋時期曾經派了20萬大軍到哪裏去屯墾，後來又有100多萬移民到那裏，移民去那裏的時候政府是給他們發土地的，每家每戶土地，你想想每家每戶都有土地耕種，但是到1951年土改前夕，這個村子所有的土地集中在兩戶地主手裏，他們還不是塘約村的人，是城裏的人，500多年過去，塘約村的農民窮到什麽程度呢?窮到生孩子，草紙是沒有的，孩子生在灰堆裏，擦一擦就包起來了。
《塘約道路》作者王宏甲接受媒體記者采訪
回顧這些有什麽意義?至少可以看到貫穿明朝和清朝和民國三個時期的五百多年間，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幾乎停滯，原因在哪裏?長期單家獨戶的勞作方式，一盤散沙般的小農經濟，是導致中國農業社會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曾經每戶都是有土地的，500年後這個土地都到兩家地主手裏。土改之前，塘約的佃農實際上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向東家租種土地，是按照有契約、有合同、有價格的買賣方式進行的。但是巨大的貧富差距出現了，土地問題在中國曆史上是悠久的問題，像漢書裏寫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新中國建立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製，之所以可以稱之為製度性財富，因為這是從製度上保障了有利於防止兩極分化。我們作家們，平常特別喜歡說我們追求自由、幸福、平等，但是隻有從製度上保障防止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去創造共同富裕，才可能創造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我開始由此理解對於當前農村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麽說不管怎麽改都不能把農民土地集體所有製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的利益損害了。
我把這個書寫完以後，書已經出版了，新華社2016年10月30日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文件裏說，三權分置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農村改革又一重大製度創新，這是文件裏的原話，我反複閱讀對照，我看到塘約村已經這麽做，就是這麽做的，不僅這麽做，還做到了。
中央文件講的是土地確權，塘約村做到七權同確，哪七權?還有山林權，人民公社化時期搞的小水利的權，都極大的鞏固了集體經濟，鞏固了農村所有製，這在貴州省是第一家，在全國目前也沒有第二家，如果我們講先進那是絕對的先進，如果把鞏固農村集體所有製視為先進的它就是先進，如果把私有化看做先進的話它就是最落後的，因為它完全鞏固集體經濟。這麽做的時候，將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村民，這是在基層築牢共產黨的執政之基，這是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定要寫出來的一個原因。
嘉賓認真閱讀《塘約道路》一書
第二，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兩個支部發揮了巨大作用，一個是支部建在連上，保障了共產黨員能夠在連隊裏發揮模範的作用，也保證了黨指揮下;第二是支部建在村裏，有利於凝聚起最廣大的農民，塘約村發生的變化就是在村黨支部、村委會的領導下和上級黨委的支持下做出來的。
現在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是，它重新組織起來，這個最核心的問題是重新組織起來，這個重新組織起來好不好?塘約的農民告訴我，你就看一下種菜，我們種糧食沒有錢，能夠吃飽，但是孩子讀書的錢哪裏來，看病的錢哪裏來，穿衣服的錢哪裏來，得想辦法賺錢，除了打工以外，留在家鄉幹什麽呢?賣菜。拿到城裏去，要走很遠的路，到鎮上都需要走一個小時。那裏沒有攤位，在路邊叫賣還不合法，到城裏去城管還得管你，就這樣吆喝著，跟別人五分、一毛錢討價還價根本賺不了多少錢。現在組織起來以後，全村種的菜一個人開一輛車就拉走，甚至種的菜是按照那種生態的方式來種。有人去監督，這個菜點對點的供應給學校的營養餐，直接拉到學校去，這不是單打獨鬥沒有優勢，集體化這個優勢顯而易見比個人挑個擔子去賣菜強多了，組織起來肯定是有好處的。
信息時代如果不能把農民從零散地塊裏解放出來就無法發展現代農業，不管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你隻要把組織起來就沒辦法進入現代農業，你就會被市場經濟拋棄，那就永遠都不可能改變貧窮，由於成立了村合作社，得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嶄新的格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開車的都回來了，一組織200多個駕駛員成立一個運輸公司，做木匠的、做泥水的、搞油漆的、搞裝修的這些回去了，組織一下800人，還有流水線上打工的婦女回去，350人，一個村莊的產業結構調整了，如果沒有組織起來，不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怎麽進行這樣的調整。
農業專業隊把全村先前撂荒了30%的土地全部種上，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煥然一新，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婦女們因丈夫的回來而精神煥發，這是不是農民自願的呢?采訪中我知道，因貧困欠著債的，他們塘約村有一個說法叫“債民”，債民在他們村有30%，一說成立合作社，這30%的債民是報名最踴躍的，越窮的人越報名參加，越擁護，覺得合作社是他的靠山。
與塘約相鄰的有一個大屯村曆史上自然條件和富裕條件都要比塘約村好，比如說新中國開始的時候，有小學的時候，這個塘約村是沒有小學的，大屯村有小學，他們要到大屯村去讀小學，而現在塘約村發展以後，大屯村的農民相約把他們的土地流轉到塘約，像投奔糧商一樣，就投奔到這個地方來，他們的鎮黨委書記說一句話，說農民是用眼睛選擇前途的，哪裏好就奔哪裏，你說他是不是自願的，這個村的黨支部管不到那個村，但是土地流轉可以自願把土地流轉到你這個地方來。
多年來農村有很多專業性合作社，安順也有，應該說專業性合作社不同程度把單家獨戶的農民聯合起來是進步，以往的扶貧通常會考慮扶貧資金投下去要見效益，那就要有項目，什麽人能做項目，就是能人，能人聯合比較有本事、有資金的人，這叫強強聯合，經過幾輪強強聯合以後，圈裏沒有人聯合的就更窮了，這種做法是幫護還是扶貧?習主席提出要精準扶貧，切實把扶貧資金用到真正窮困的人身上。
塘約村合作社走的是同步小康的道路，也就是習主席講的扶貧我們不能落下一戶人，不能落下一個人，這個合作社是村裏有多少人口，多少人口全部是合作社裏的。如果其它村這麽做有沒有阻力，能不能推廣，有阻力，專業合作社的領頭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兩委成員，其中也有村支書和村主任，如果像塘約那麽做，他們中大約有80%的人會不同程度成為推廣塘約道路的阻力，我說的是黨支部和村主任會成為阻力，因為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奶酪跑到別人那裏去了。
我於是看到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場觸及靈魂和利益的深刻的革命，它要求基層的共產黨的幹部們真正要關心窮人，才能夠做到，否則的話這裏也可以做很多手腳的，我開始清晰的看到，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什麽是政績，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舉全村之力幫助最後一個貧困戶脫貧，這才是最大的政績。簡單說共產黨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決幫助窮人使他富起來，要關心的是窮人。
媒體關注
塘約道路是不是走回頭路呢?因為我們一再遇到這樣的問題，讀這個書的人有很多資力很高，理論水平很強的，他會走回頭路嗎?什麽叫複興，什麽叫振興，振興是把不夠強大的振興起來，比如經濟振興，複興是把曾經優秀的、丟失掉的找回來，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是要繼承光榮傳統。
近年來一些企業不景氣，還有外企撤離中國，不少農民工返鄉，我們是等待著外國資本到中國來辦廠，再招收農民工打工，還是說黨支部要把這些回鄉的農民組織起來在自己的家鄉重建生活呢?不論塘約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看到最重要的就是兩條，一是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二是加強黨支部在農村當中的領導作用。包括上級黨委的支持，前者是經濟基礎，後者是上層建築，二者的統一就是當今迫切需要的。
正是看到了塘約道路中最普遍意義的兩點，我感到有責任把它寫出來，說到底是在農村加強黨建的過程，今天中宣部《黨建》雜誌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舉辦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我以為對全國農村基層建設和黨建工作都有重大和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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