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西湖大學”）在杭州舉行成立大會，西湖大學以博士研究生培養為起點，開創了民間籌資建校的先河。
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通過視頻祝賀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辭中表示：假如我年輕的話，我一定會加入他們的隊伍。
“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所民辦的、含理工生命等多個學科的小型、綜合性、劍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副校長、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長施一公說：“她寄托著社會各界的厚望，承載著一代人的夢想。”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王堅等七位西湖大學倡議人正式向中國國家領導人提交《關於試點創建新型民辦研究性的大學的建議》並獲得支持。2015年12月1日，西湖大學正式在杭州注冊成立。
西湖大學組建四個研究所，其中，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領銜生物學研究所，神經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饒毅領銜基礎醫學研究所，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領銜理學研究所，力學家、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十一領銜前沿技術研究所。
西湖大學已完成2次全球招聘，四個研究所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及其他頂尖人才領銜，預計將有200名教授，近2000名科研人員，在相關領域開展科學研究和博士生培養。
以下是施一公的故事：
他突然回到中國，讓美國所有人都震撼了！！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鄭州小郭莊。1984年畢業於河南省實驗中學，並獲全國高中數學聯賽一等獎（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係。施一公成為清華大學生物係複係後的首屆本科生。
清華園裏的施一公學習成績年年名列全年級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出色完成生物係課程的同時，他還獲得了數學係的學士學位。
1995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學位，隨後在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進行博士後研究。他成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係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係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他們有一對龍鳳胎兒女。
2008年，美國著名的馬裏蘭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向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家、美藉華人施一公頒發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資助。當時，從事細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療的研究上開展了一條新的研究路線。他的實驗室占據了整個大樓的一整層，並獲得每年二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但讓美國人震驚的是，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
為此，他回絕了美國人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
施一公回國後，任職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
現在，他已成為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清華大學副校長。
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實沒有太過直觀的印象。
通過Scopus數據庫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論著，發現施一公先生這些年來總共發表了167篇重量級論文，而其中發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頂尖期刊上的頂尖論文就高達76篇。（青塔）
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職回國後，以清華大學為第一單位發表的論文就高達60篇。
（圖片來源：青塔）
最後，附上兩篇演講：
施一公演講：不應該鼓勵科學家創業！
我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裏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呢？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施一公質樸動人演講：我們缺什麽？
如果今天的演講有一個標題的話，就是：我的科研動力。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地區汝南縣的一個小村莊 ── 小郭莊 ── 生活了三年多，然後在駐馬店鎮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駐馬店度過了十一個春秋，這裏有我人生中最親切、最難忘的一段經曆。雖然那裏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裏一直很滿足、很快樂。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能幹什麽。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62次，血壓130/80。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直到父親去世，我一直非常幸運。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麵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覺得我缺回報。父親去世後，我真的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謝謝大家！
這個人的回國預示了中國科技勢必崛起！
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擁有強大且眾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於國家利益和戰時需求，美國依靠以“阿爾索斯”命名的美軍偵察部隊，通過強製和非強製手段，把戰敗國德國、意大利的幾千名科學家工程師帶到了美國，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學、核物理學、化學和數學等軍工領域的專家。這些人才對美國二戰後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連續修訂、出台了《美國競爭力法案》、《加強自然科學技術工程學及數學教育法案》等一係列有關國家未來科技人才發展規劃的重要法案及政策，整體反映出美國政府的人才戰略和強烈的憂患意識。
如今，中國的科技雖然取得了重大發展，與美國卻依然有不小差距。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頂級科技人才問題。要向美國學習，吸收全球頂尖人才。
施一公曾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如今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他還回絕了美國人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
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科技上真正漸漸拉小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這樣的人才，不惜放棄自我的無限前途和個人夢想，而隻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紅旗在飄揚！
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對於明星藝人，這些人更值得獲得認同的地位和掌聲！
我們欠這些科學家一個由衷的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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