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 毛澤東如何讓“一切權利屬於人民”
確保人民當家作主中共可否“五個絕不背叛”
國家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學說。推翻了“蔣家王朝”，新中國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麽政權?或者說，推翻了“蔣家王朝”，新中國為什麽一定要建立一個人民政權?如果將這個問題探討清晰，那麽，中國為什麽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國家模式，就會了然於胸。
1、建立人民的政權，這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和原則，中共絕不能背叛巴黎公社原則。1871年3月18日，也就是44年前的今天，法國的工人階級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雖然公社在很短的時間，就被國內外反動派勾結一起，血腥的鎮壓了，但馬克思激情四射的宣告：“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
巴黎公社“一再表現”出來的原則有四條：其一、它是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的無產階級專政。其二、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人民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其三、它是由人民選舉出的公仆組成的國家政權，人民群眾是權力主體，公職人員的權力由人民授予，且可以隨時撤換;其四、采取低廉的工人工資製(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
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人民求解放的中國革命，它無疑是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延續，為此，必須要遵從巴黎公社原則，建立起新生的人民政權。否則，就是對巴黎公社的背叛!
2、幾千萬人流血犧牲，就是為了人民求解放，中共絕不能背叛革命先烈。中國共產黨的最終奮鬥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盡管這漫長的奮鬥曆程中，需要提出各種階段性目標，但有一條卻貫穿始終，那就是除了解放人民，為人民謀利益外，共產黨沒有任何個人私利。就為了推翻“三座大山”，為人民求解放，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長達28年的前赴後繼中，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曾有幾千萬人血灑荒丘。僅毛澤東一家就獻出13位親人和六個兒女，幾乎獻出毛家的全部男人。“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麽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麽錯誤不能拋棄嗎?”
而且，共產黨是植根於人民，是領導人民奪取江山，在28年腥風血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若沒有人民流血犧牲舍生忘死的支持，共產黨絕對不能奪取天下;若沒有人民堅韌、堅忍、堅定的支持，中共也根本無法建立新中國。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離開人民將一事無成。中共協商建立的新中國，必須要體現出它是人民的國家!否則，就是對革命先烈的背叛!
3、“人民共和”的國體，就是要突出人民當家作主，中共絕不能背叛國體。經民主協商建立的新中國，這不是改朝換代所建立的一般國家政權。她是要建立一個實行“兩個決裂”的全新政權，這個政權有三個根本性標誌：必須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實行公有製;必須是人民當家作主!那麽，如何確定國名，直接體現建立什麽國體。
作為中國共產黨不是“兒子黨”，中國也不是被蘇聯解放的東歐各國。中國共產黨自“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為中共的領袖，中共就是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所有重大問題，獨立自主的奪取天下，獨立自主的建國，獨立自主的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政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從根本上就同世界上實行共和的國家做了區分，作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是總統共和製、美利堅合眾國是聯邦共和立憲製、德國是聯邦議會共和製、巴西是聯邦共和製等，這些實行共和的國家中，人民可以表達意見，但不能參與國家管理，不能幹預政府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也於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名有很大不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名，大都冠以“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而中國的國名則直接、簡潔的冠以“人民”，這是全世界共和國中實屬罕見(隻有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
這個“人民共和”的國體清楚地表明，受中國的特殊國情和階級成分的特殊性決定，新中國建立的建立國家政權，既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又不能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專政，無疑要突出人民政權，要由人民管理國家!既然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作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個國家性質的特殊性決定，新中國的政府組成必須要突出“工農治國”、“平民治國”、“百姓治國”。否則，就是對國體的背叛!
4、防止政權蛻變，就要加大人民監督，中共絕不能背叛人民。“人一闊，臉就變。”陳勝作為中國式大起義之開山祖師，攻略掠地，剛站穩腳跟，便大修宮闕，壯闊無比。秦二世的無道還未打倒，陳勝倒先無道起來，什麽“苟富貴，無相忘”，全都見鬼。黃炎培將奪取政權與取得政權的轉變，作為“周期律”提出。毛澤東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說找到了防止官員蛻化變質的新路，就是大民主!毛澤東用“整風運動”、群眾運動，不斷給“公仆洗澡”，就是實施極為有效的人民監督。而不斷地給幹部“洗澡”，不斷發動群眾監督幹部，幹部想墮落都難。試問：毛澤東時代的幹部，哪個能腐化?哪個敢腐化?哪個搞腐化沒顧忌?哪個搞腐化不付出沉重代價?
在曆次運動的教育監督下，毛澤東時代的各級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潔的政府!是沒有變色、說到做到的“人民政府”。真正做到了是人民當家作主不動搖，農聯盟的國家基石不改變。否則，中共就是對人民的背叛
5、為防止“和平演變”，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絕不能背叛共產主義。長期和平環境中，如何防止“和平演變”，如何“反修防修”製止背叛，這是中共麵臨的嚴峻考驗，也是令毛澤東最為憂慮的課題。老人家諄諄告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他是杞人憂天嗎?看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這預言沒被言中?為了“反修防修”，為了防止“和平演變”，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雖然像巴黎公社革命一樣的失敗了，這場開創性的革命盡管還有缺欠，但它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這場反修防修的創造性之舉，帶根本性之舉，它蕩滌了“四舊”，觸動了幹部，教育了人民，普及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對今天的“反修防修”，對今天的堅持“隻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對今天的中國不要走邪路，都有格外重大的意義!如果不堅持“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進行“繼續革命”，那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背叛!
所以，建立新中國絕不是建立一般意義的國家機器，中共要確保讓人民當家作主，就必須堅持這“五個絕不背叛”!或者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的新中國，必須要建立人民政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質所決定，這是中共的奮鬥宗旨所決定。可對照改開以來的實踐，中共不需要捫心自問：我們做到了堅持這“五個絕不背叛”了嗎?確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了嗎?
問：被改開的紅色江山還剩多少權利屬於人民？
推翻了“蔣家王朝”，如何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能確保人民當家作主，能確保人民有效地管理國家的，能讓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又能跳出“周期律”，防止“和平演變”的人民政府，這是毛澤東致死不渝的追求。若假使有一天，即使中國共產黨背叛或拋棄了他，但人民會永遠將他深情地摟在懷中，人民會千秋萬代的將他擁戴。因為，他是人民的領袖;因為，他無愧於“人民領袖毛澤東”!
1、毛澤東堅持以人民為建設新生政權的根本。任何封建主義國家,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受其私有製的社會性質決定，其國家機器的本質都排斥人民參與治理國家。耶魯大學校長在《喊美國是民主典範的都是“瘋狗”》一文： 美國憲法的一個重要特點：禁止人民參與治理國家。 美國政體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確保“行政部門敢於有力量、有決心按照自己意見行事的地位”，而不是按照民意來施政。人民可以表達自已的意見，但不允許民意幹擾政府的施政。
中共建立的新生政權，如何有別於這些舊的國家機器?《北京大接管》的紀錄片，真實的記錄了共產黨接管北平，在北京進行建國的往事。在探討新生政權如何有別於國民黨政權時，毛澤東大手一揮的講：蔣介石的民國名不副實，我們要建立人民的共和國，國家機器都要以人民命名，都要以人民的名義。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公安、人民司法等就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而且，其他的國家公器，也都冠以人民的名譽，諸如，人民公社、人民日報、人民幣……。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就是國家的主人!
2、毛澤東用憲法來規定人民政權的性質。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毛澤東在協商建國製定的《共同綱領》(代憲法)中，明確寫道“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總綱的第一條就明確寫到“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在1954年的第一部憲法的序言就明確了國體“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是總綱第一條就明確標明的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總綱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為體現人民在最高權利的地位，毛澤東時代的全國人大代表中，一直保證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來自基層，來自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代表，讓人民最大程度的廣泛參加國家政權，能讓人民政權真正表達代表人民的意誌。
3、毛澤東以《鞍鋼憲法》為人民管理國家的模式。然而，人大畢竟不能直接管理國家，政府才直接管理國家，那該采取什麽樣的具體有效形式，讓人民確確實實當家作主，讓人民確確實實能成為管理國家的主人，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直在深深思考的重大課題。他認為：蘇聯的政權模式沒有體現出勞動者的管理權，隻明確了“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力。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讀社會主義經濟的談話與批注》275頁)”。勞動者沒有管理權，就絕無其他權利的保證!工人沒有管理企業的權利，更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就絕不能成為領導階級。管理權，就是領導權!這不是毛澤東的睿智?這不是毛澤東的深邃?
就在蘇聯撤走專家這樣一個曆史時刻，鞍山市委向中央上報了鞍山鋼鐵公司《關於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做了長篇批示，特別指出：“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毛澤東將其比肩憲法，說明鞍鋼的管理模式多麽重要，其意義絕非尋常!“鞍鋼憲法”的基本內容為，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其中，“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這五條成了當時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基本原則，而最為核心一條就是參與管理，就是“三結合”的管理模式。既能發揮技術人員的才能，又能發揮領導幹部的組織作用，還能保證工人當家作主，保證政權防腐。
4、毛澤東堅持提拔大批工農幹部進入權力機關。按《鞍鋼憲法》的原則管理工廠，按這個原則建設政權，毛澤東時代提拔大批工農分子、基層幹部，進入各級政權，進入國家政權，那是一個時代最火紅的特色。僅在1975年全國四屆人大時，大寨的農民陳永貴，當上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擋車工吳桂賢，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副總理;北京永定機械廠鉗工倪誌福，已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北京市委第二書記;沈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營業員李素文，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到西安機械廠當車工的姚連蔚，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天津機械廠的一個翻砂工孫健，當上了副總理。當時，在中央和國務院部委辦中，還有尉鳳英、郝建秀等大批工農幹部任職，如，沈陽東北機器製造廠工人，選為中央委員和全國婦聯。至於各省市縣的政府領導班子按“三結合的原則”，更是大批提拔工農幹部進入各級權力機關。
而作為中共這個領導核心，更大批提拔工農幹部進中央。毛澤東接見“九大”部分代表時說：“我們中央委員會絕大多數是工農兵，應該是一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今後我們提拔幹部，要在工廠、農村中選拔積極分子。”就在1973年第十屆中央政治局中，就有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倪誌福；195名中央委員中，工農出身69人；124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工農出身73人，中委和候補中委至少占到中共中央的五分之二。而對照今天來看，別說在2012年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的中央委員和補委員中，見不到一位工農分子，想找一位副省以下級別的幹部都難!就是現在中共所有的省市縣委員會裏，可曾找到工人和農民？
隻是令人唏噓的是，“文革”一結束，連毛澤東的夫人、政治局委員江青都“莫須有”的被判了死緩（所判的罪名一條都不成立，甚至每一條罪名都是對改開的諷刺），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更無任何罪惡事實，卻被重判了18年，作為工農幹部自然都在劫難逃了。這些在“文革”中提拔起來的工農幹部，除倪誌福之外，幾乎全部被一擼到底，大部分還被“莫須有”的被送進監獄。
5、毛澤東防止公仆變主人實行低廉工人工資製。為實施和踐行巴黎公社公職人員低廉工資原則，“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毛澤東時代對提拔的大批管理國家的工農幹部，實行工人低工資。截止四屆人大時，所有到中央工作的同誌，一律由原單位發原來級別的工資。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原工資68元不變，他最大的腐敗，也不過是上海每月補貼他一百元錢;李素文當上人大副委員長的工資隻有62元，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吳桂賢工資67元2角。陳永貴當上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後，堅持在大寨拿工分，加上補助月收入不足200元，連城市戶口都沒有，無疑是一個全世界最窮的副總理等等。
毛澤東時代沒有高薪養廉，但這個政府非常清廉。人民大會堂把宴會喝剩的酒倒為整瓶後半價出售，批判王洪文的罪狀之一，就是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買了幾瓶自己喝。毛澤東的夫人、政治局委員江青愛攝影，竟借錢買膠卷;副總理吳桂賢得知國務院開會喝杯茶要交錢，就再不喝茶了等等。這一樁樁一件件，現在看來簡直是天大的笑話，簡直是匪夷所思，簡直是人間的奇聞，可毛澤東打造的人民政權卻做到了，還習以為常了，並成製度了，更成習慣了。
這些工農幹部，沒靠高薪養廉，沒有豪華官邸和私人豪宅，沒有子女特權的“官二代”，領導還要三分之一時間下基層，他們為什麽不腐敗?他們怎麽沒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6、毛澤東引導知識分子走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為保證紅色政權不變，要實行“兩個決裂”，就要改造世界觀(連習近平至今都稱，世界觀為“總開關”)。特別要改造幹部和知識分子的世界觀，而這個改造的核心一點，就是讓他們學習人民，懂得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為了人民，獻身人民，而這個立場和感情的轉變，恰恰是幹部和知識分子最需要做到的，也是對人民政權為人民的長遠保證。
可就像現在的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教易中天，就有一大困惑並耿耿於懷：毛澤東怎麽就讓這些大老粗、泥腿子管理國家。易中天的困惑和憤懣，也一直是很多知識分子的“誤區”。早在1927年，對那場湖南的農民運動，很多人不都咬牙切齒的認為“糟的很”，是“痞子運動”而獨毛澤東滿懷激情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大聲疾呼“好得很”，是偉大的革命!特別自改開以來，類似易中天的公知精英們，所做的種種惡劣表演，對工農群眾的種種輕蔑和汙蔑，更恰恰證明了知識分子走工農相結合之路的極其偉大。
毛主席引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引導幹部走“五七道路”中，轉變對人民的立場能增進同人民的感情，這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而且，毛澤東一直身先垂範，在延安就讓留蘇歸來，1939年就擔任團支部書記、已獲中尉軍銜的毛岸英，去當農民學會種地，又到工廠當工人，再讓兒子毛岸英與普通的誌願軍戰士一樣開赴前線，最後犧牲在異國他鄉。毛澤東對兩位寶貝女兒也進行“殘酷迫害”，1969年毛澤東特別為李敏上山下鄉挑選了艱苦的內蒙古阿拉善左旗，與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其它知識青年無任何區別。1970年，毛澤東將女兒李訥打發中央辦公廳井岡山“五七幹校”，李訥挑糞養豬種菜幹了三年農活。
“我當過農民，曾在農村基層工作多年”，也一直是習近平的自豪! 習近平的自述，習近平的回延安，這都已正式宣告走工農相結合之路的正確，都在充分肯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好!假設習近平若沒有走工農相結合，沒有在陝北下鄉的7年鍛煉，絕對打造不出中共的第二位人民領袖。 而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等四知青入常，更是毛主席當年號召知青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最大成果。
總之，為了讓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努力打造工農為主體的“人民治國”，千方百計的努力讓人民的江山絕不改變顏色，毛澤東不惜與他的很多戰友分道揚鑣，他老人家鞠躬盡瘁了，他老人家留下的很多很多“反修防修”的精神與原則永存！作為曾經的中共領袖，就是中共將他拋棄了，人民也會世世代代將他供奉在心底！因為，他真是無愧於“人民領袖毛澤東”！
?人民有非凡的能力建設管理好自己的國家
改開以來叫得很響的一句口號，不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那麽，看看毛澤東時代取得的輝煌成就，還不足以充分的證明：人民完全有非凡的能力建設和治理好自己的國家。
1、人民政府有極大的政治動員力。一個政府受不受百姓擁戴，是衡量這個政府優劣的根本性標誌。毛澤東時代的人民衷心擁護共產黨，衷心相信人民政府，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也當之無愧為全世界最有政治動員力的政黨和政府。它一聲號令，能讓數十萬大軍就地轉業，進行艱苦的屯墾戍邊，去建設新疆，開墾北大荒，保衛邊疆;它一聲號令，能從東南沿海和東北等地，調動幾百萬人到荒僻的西部，投入“三線建設”;它一聲號令，能調動幾千萬的知識青年，激情滿懷的投入上山下鄉，去與工農相結合;他能動員億萬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無私奉獻的做出無數的奇跡，迅速建設了新中國。他能吸引無數海外的知識分子衝破重重阻礙歸來，激情滿懷的建設新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在同工農相結合中，更加發揮了聰明才智，不為名利，搞出了無數世界級重大發明。試問：現在的中國政府不拿錢，能有多大的政治動員力?哈爾濱下場暴雪，都動員不出來市民掃雪，遑論其他!
2、人民政府打造出人人平等的社會。公平正義比什麽都重要!改開以來反複強調的一條，就是“平均不是平等”，在這個詮釋下，“合理合法”的打破了“鐵飯碗”，砸掉了“大鍋飯”，打掉了公費醫療等等，總而言之，凡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平均”都被砸爛!可這些改革都是將不平等越拉越大，都是將人民推到了極不平等的地步。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軍政一致，核心就是平均的平等。毛澤東從來不反對平均主義，隻是反對“絕對平均主義”，而且，毛澤東不僅沒有反對平均，反而千方百計的防止出現過大的不平均，包括文化大革命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都是在進行平均主義的探索。
不可否認，作為平等和平均雖有差異，但平等的本質就是平均，沒有平均，哪裏會有平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那是個人人有尊嚴的社會，那更是個激情燃燒的時代，還是一個火紅的時代，很重要的一條，那是個平均的社會，連機遇都是平均。試問：打破“鐵飯碗”，不搞平均主義，中石油李華林的年薪就達1800萬元，還不包括給他的近2億元股份(在香港賣掉)，也不包括他的其他收入和驚天的貪汙所得。李華林同年收入兩萬多元的工人，若有平等可言，那不是“天方夜譚”，也是胡扯!而且，今天的中國，已經毫無平等可言，巨大的不平等，從幼兒園就已凸顯，並處處顯現，甚至嚴重對立!
3、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斐然驚世。政府的效率、功能，很大程度體現在治國建國，為人民造福。僅從周恩來1975年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出，在1980年建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本世紀末(2000年)建成“四個現代化”強國(請看清楚了，不是建設小康)，而且，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既無失業，也無通貨膨脹。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政府，突出人民治國,讓人民治國，取得了的成就輝煌巨大。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中國已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完整工業體係，成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第十八大科技國!國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間增加4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房地產不計算其中)。建立起近50多萬個國有企業，1950年至1977年工業總產值增加38倍,年均13.5%速度增長，與世界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周期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都很快。1953—1978 年間， GDP年均增長速度6.5%，這也是不低的發展速度。就是10年“文化大革命”，工業生產仍以年均超10%的速度增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的一段話：“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4、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六億神州盡舜堯”。鄧小平：“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可見，倡導和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甚至比抓好經濟建設還重要。
而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政府領導下，“六億神州盡舜堯”，社會風氣的良好是空前的。對此，網上流傳的一段順口溜，其做出的表述是很貼切的：別忘了給孩子們說說毛澤東時代的事情，天是藍的水是綠的，工廠是大家的，讀書是不花錢的，住房是免費的，看病是不花錢的，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的，橋梁是安全的，食品是無毒的，節約是光榮的，勞動是光榮的，公知是愛國的，教師是教書育人的，醫生是救人的，幹部是為人民服務的，路直不用瞎摸的。沒聽說過裸官的，更杜絕了娼妓的，強奸校長、毒販子、人販子、土豪劣紳、黑社會，都是不存在的。
5、再給毛澤東30年全國都是南街村。現在一提起毛澤東時代，公知精英們就拿那時的生活低標準說事，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又經過了“抗美援朝”、“西南剿匪”、“抗擊蔣介石反攻大陸”、“中印反擊戰”、“珍寶島之戰”等戰爭的消耗，毛澤東領導億萬人民勒緊褲帶建設起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GDP年的增長率：1953年15.6%，1958年21.3%，1963年10.2%，1964年18.3%，1966年10.7%，1969年16.9%，1970年19.4%。1949年到1976年，中國GDP年平均遞增10%以上，尤其，房地產、醫療等是不計算在內的(改開後的房地產一項就占GDP近20%)。這個增長內涵實在，質量確保，沒有泡沫，是在有西方封鎖和禁運條件下，自力更生取得的。
按公知精英的說法，毛澤東時代就停止不前了?就不追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了?這樣靜止的看問題，不是形而上學猖獗?!如果繼續按毛澤東時代的腳步前進，2000年就建成四個現代化(不是小康)，再給毛澤東時代30年，全國的農村基本都是南街村!李敖認為：“如果當初我們按毛澤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今天已經是與美國並立，甚至是超過美國的現代化強國。”
毛澤東從謀劃建立新中國這個政權，到鞏固這個政權，再到防止這個政權的蛻變，他把握的一條主線，他凸顯的一道色彩，他緊抓不放的一個法寶，那就是“人民”！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政府具有鮮明的“人民”色彩，其所創造的“三結合”形式，既保證了反修防修、政權不發生蛻變，又保證了調動各個方麵的積極性，在“人民共和”中建設國家；既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有效地掌握政權管理國家，更保證了有效地組織人民建設國家和保衛國家。實踐證明：毛澤東建立的國家政權，無疑是人民的政權；毛澤東在追求“人民萬歲”中，去追求人民的江山萬代；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更無愧於“人民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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